我被禁閉的三天裡，校內最大變化是，被大字報的已不是我的專利，學校領導控製得了幾個小綿羊，但指揮不了一群狼。也許是因搞不出新花樣而對我失去興趣，一些不肯安寧的學生緊隨全市乃至全國行情，將矛頭轉向校長和黨支書。我看了寫吳達泉的大字報，一張是揭發他母親是宋美齡的貼身娘姨，這不是什麼大案呀，主子再了不得，娘姨總是奴才。何況，做娘姨是實，“貼身”是作者為求效果顯著而虛構的。這嚇不到早過不惑之年的吳校長。還有一張更無聊，說他取名“達泉”是想“奪權”，這種諧音遊戲縱寫千百張，也無損一根毫毛。就這樣，吳校長竟玩起失蹤，並發展到投杭州西湖自盡。這個對葬身之地的選擇，倒很有些雅士之風。可惜眾多遊客不肯成就他，奮起將他拖上岸來，他也就順從地穿起整齊地安放在湖堤邊的鞋子，那鞋是布的還是皮的，沒留下檔案。我覺得校長的求死，在時間上選擇不當，倘不選大白天改選深夜無人時，其願望定能兌現，但旁觀者看不到轟轟烈烈場面，也是種欠缺。還有一點，我到現在仍感羨慕，投西湖，他可是史無前例，蘇東坡有＂欲將西湖比西子＂名句，由此知道，他是何等香艷之舉呀。

    當時，學校里所有人都認為吳校長是假自殺，我也曾認同。但是，細細一想，根據同他四年相處，綜合分析，他有懼怕的因素。他不是怕眼前兩張大字報，他怕縱深發展，挖及他的老底。這個老底如果挖出來，在當時，即使不屬犯罪，也會顏面丟盡，否則，根本無需演那出貞烈的鬧劇。但是我只能運筆至此。歷史求真，任何推理假設都屬不宜。十六日，他被帶回學校，因為“畏罪自殺”，已有定案，就此沒有揭他的新大字報。他的苦肉計得逞了。

   一個多月了，我只要踏進校門，就成了校內目光的聚焦點。吳達泉出事後，我便無人監管了。但是我不樂觀。我覺得，此時的安寧好比是颱風中心的寧靜，更強烈的風暴隨時都有可能颳起。大字報制就了劣跡斑斑的樂某人，能被忽略？做夢！同事們依舊不理不睬。我象一隻斷了線的風箏，不知道將飄落何方。

    那天，在大辦公室批鬥吳達泉，與會的除全體教師，還有些好鬥的學生。一個多月來，在那樣場合里，我只有站位，這次，我有幸獲准一席之地，有何感覺？你去問一個罪犯，當他突然聽到自己被無罪釋放，會是怎樣感覺？那就是我彼時心態。我臉無表情，心在馳騁。大會是怎麼開始的，有哪些議程，有人發言講些什麼，都毫無印象。直到呂蘭萍發言提及我的名字，心緒才閃電般歸位。

    呂蘭萍：“吳達泉迫害樂可常就是為了轉移目標，自己可以矇混過關。”

    那真是．．．我激動了，世界最美的樂曲也比不上蘭萍那句話！我仿佛看到血壓表上的水銀柱急劇上升。此話如果出於普通教師之口，我不會那麼興奮。蘭萍是誰？本校６４屆高中畢業留校的優秀學生，她是作為團委書記章欽宜的接班人來培養的，住宿在學校里。她說到吳達泉迫害我，決不是心血來潮。組織學生寫我的第一批大字報，周六（或周日）撬開我的辦公桌抽屜，偷走我的日記本，摘錄日記內容，泡製“反動日記”，很可能，她是知情人。蒼天有眼，我的冤情將大白於天下！可是，有人一句話又將我推進地獄門：

    “樂可常的問題還沒有查清楚，不要過早下結論。”

    一聲霹靂，水銀柱爆裂！

    從那以後，蘭萍經常特意來大辦公室，每見我，就會用木質報夾敲打辦公桌，對着我嚷嚷：“你的材料，我們都掌握了，你老實交代！”我理解她，她並無惡意，她是在糾錯。她單純，善良，沒學會作假，但有些膽小，深恐她那句話犯了喪失立場的錯誤。我就是犯過一次那樣錯誤，差些帶上“右派”帽子。她不敢拿自己的前程開玩笑。

    警報尚未解除，做人仍需小心。但是我生性樂觀，至少，我不再唱主角。我希望儘快淡出，被人遺忘。

    沒料想，高潮還在後面。

    為了避開監督，其時，我已從餘姚路三小的集體宿舍里遷出回家。自家的居室雖狹窄，總是安全。何況有母親的關懷，療平我心上的創傷．晚上也可以睡個安穩覺，不必提心弔膽防備有不速之客來尋釁鬧事。

    八月二十五日，一出家門，發現街道兩邊商鋪面貌大變：玻璃櫥窗里展示的商品全線撤櫃，一律以紅色宣傳品代之，店面門框和招牌一律的紅色，店鋪的名也改了，撞車最頻繁的是“東方紅”店招，飯店、綢布店、皮鞋店，直至售胸罩的也東方紅了。西藏中路上兩家電影院的名字也改了，不要“和平”要“戰鬥”；不要“大上海”要“遵義”。上海街道全線漂紅，兵不血刃，一夜之際，革命成功。

    那天，氣溫特高，辦公室里桌椅發燙。這世象，連天老爺也不正常了。

    教學大樓上上下下，樓前黃沙鋪蓋的操場上，人聲鼎沸，擴音器里傳播的語錄歌震耳欲聾：“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什麼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我渴望站到革命人民方面，可我領不到通行證。我是阿Ｑ子孫，還是“不准革命”！

    斷線的風箏落在最不該落的地方。

    一群女將來辦公室要押我去操場，我說我自己走。腳步沉重，我希望那樓梯永遠走不完。我是在走向刑場。

    操場四周，人頭簇擁。操場中心空落落，一個平台，高約６０公分。台上跪着鄭啟如，吳達泉，章欽宜，譚梅。樓西女廁所前，６７屆高中學生章秀華在話筒前大喊大叫。這位文革高人文化學習不怎麼樣，平時表現給我印象是自謙自卑，見了老師總是熱情過頭。我不清楚這次她以什麼身份任總指揮，導演這場鬧劇。她就輝煌了那一次，畢業分配去了元件五廠。後來聽說在廠里偷竊被拿。那是後事。

    不清楚怎樣被推上平台，有人吆喝着叫我跪下。此生我還沒有向任何人屈過膝。我掙扎，將身子繃緊，僵直不動。她們踢我，在沙地上拖我，我的皮肉不痛，心在顫抖（我寫不下去了．．．）。

    從台上滾下，又被數人扛上去。我大哭大叫，心裡清楚，今天，她們不達目的絕不會罷休。我屈服了。我感到羞恥，一臉怨淚。

    什麼都看不清，什麼都聽不明，頭腦里一片空白。直到有人在身邊大喝一聲：“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一把飽蘸墨汁的掃帚從背上滑過，一陣涼意，我才有了感覺，疲軟地癱瘓在平台上。

    空曠的黃沙操場上只留下我一人。對我的懲罰還在繼續：給整個操場灑一遍水。

    眼鏡碎了，鞋子丟了一隻，頭上濃厚的捲髮里沾滿黃沙；圓口棉白汗衫被墨汁染得很粗糙，領口下垂，露出半胸，西式短褲髒得象從垃圾桶里撿來的。

    我偷眼掃視大樓，二到四樓二十一隻窗口，填滿了密密人頭，她們興奮地看我的專場表演。也許，其中不乏同情者。

    我拉着土著灑水車，赤腳，踏着發燙的黃沙地，從東到西，再從西到東，灑水，加水，再灑水，．．．心裡反覆唸着：“看吧，你們看吧！”我要在那麼多的眼睛裡，讓她們看到我的堅強。

    滿頭滿臉的汗和淚，流到嘴角，一樣苦澀。全身濕透。我懷疑“性本善”之說了。大環境可以左右人格的走向。人性可以惡到什麼程度？不怕惡不到，只怕想不到！

    天黑回家，發現身上那件汗衫背部全黑，還布滿了沙子磨出來的小孔。我曾將它藏在箱底，但後來還是將它丟棄了。怕的是，一旦被查出，那就是“變天賬”，準備搞階級報復、反攻倒算的證據，罪上加罪。可惜了，多好的“文革博物館”的展品呀！

    我一直在想，我終究犯了什麼罪，要蒙受如此的人格污辱？終於，我醒悟了。我是有罪，“知識分子”這身份就是罪。祥林嫂因為嫁了兩個丈夫，犯了彌天大罪，捐再多門檻也消弭不了她的罪孽；我沾上了這臭名，也翻不了身了。

    人生啊，如果此生，我註定要倒幾次大霉，那就趁我年輕，讓我“霉”個透吧！

    我準備着！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