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的领袖人物? 如何评论中国历史中的领袖人物? 我相信至少以下几点是公认的:
一，不能脱离历史时期和当时的环境条件，这是分析问题的学术方法；二，必须依据事实，据实引用历史的记录资料恐怕是必须的条件。不然，只凭自己的好恶，张嘴就评，连个依据都给不出，那就无法给出严肃结论。三，评论一国领袖，需要了解世界上国家和社会生存发展的客观规则和相关理论。四，需要有哲学理论和辩证法需要有分析研究的认真态度。下文中的演讲，给出了学术评论的这几个方面，并且采用的视角更家新颖，引人深入。
汤安欢迎有学术能力的反驳者。］
“开天辟地大地法”
―――在纽约大学中国中心对学术同行的演讲 演讲: 韩毓海，北京大学教授，纽约大学访问教授
现场口译：廖世奇，翻译家，纽约大学教授
2008年11月18日 ，纽约百老汇大街315号，纽约大学中国中心
1，我们时代的知识状况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曾将20世纪定义为“短暂的世纪”。他说：20世纪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推迟开始，又以1991年苏联的解体而提 前结束。他还指出：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与黄金脱钩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转型，是“短暂的20世纪”陷入危机的标志，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危机 只不过是那场危机的延续，唯一不同的是：当危机蔓延之时，整个世界都已经丧失了关于新世界的想象，而且，至今也没有20世纪那种革命精神、首创精神复活的 任何明显迹象。在这个意义上，“短促的20世纪”终结之后，人类历史退回到比19世纪更没有希望的特殊时代――而这就是我们的时代。
按照霍布斯鲍姆的论断，我们实际上已经告别了“短促的20世纪”，重新回到“漫长的19世纪”很长时间了。而这甚至是一个连19世纪的矛盾生长点都 不存在的特殊时代，众所周知，霍布斯鲍姆倾向于把19世纪称为“最激进的时代，同时也是最保守的时代，是最有希望的时代，同时也是最绝望的时代”，――但是，我们的时代却并非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过都是穿着21世纪华丽服装的“死人”而已。对中国知识界而言， 1990年代的“告别革命”和1980年代以来的“重新补启蒙和资本主义功课”的主流意识形态交相辉映，实际上，也正是这种“新启蒙”把我们几乎不可逆转 地带回“过去”：漫长的19世纪甚至“晚清”。
“一切已死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缠绕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的这句话仿佛就是我们时代的的知识状况的控诉，根据这种“过去”的、或者“死人”的知识， 根据这种陈旧的知识和对“知识”的庸俗理解――今天“理性”被理解为“计算”、“算计”和操作，所谓“合理的知识”也就是现实的、能带来收益、利益和利润 的知识。
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成为主宰当代知识的意识形态，它无非意味着我们是作为“个人”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必须 趋利避害（功利主义原则），为了活得或者“混”的好一点，必须懂规矩、会钻营、会算计（实证主义和理性化原则），今天，“知识”不过是在市场上叫卖的猪肉而已。――显然，这种所谓的“知识”，这种对于“知识”的理解，首先是对中国漫长的知识传统的巨大讽刺――因为在漫长的古代中国，知识意味着对存在的秩序 （道）的谦虚聆听，“求知”也就是“求道”，或者说求知就是“追求真理”。――“朝闻道夕死可矣”，为了追求真理和“大道”而不惜牺牲生命，而这就是历代 中国仁人志士的“知识观”。
这种“死人”的知识和对知识的庸俗理解一直解标榜自己是“现代的知识”，但是，它却绝非是“现代”的。众所周知，正是在现代知识的视野里，“实践” 优于“理论”，而所谓“知性”不过是从属于意志的手段和表象而已。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一句格言表明了现代知识的基本态度：“哲学家们只是用 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意味着所谓“知识”就是指否定和改造现存秩序的方式，而不是对现实存秩序的理解、适应甚至认同。
这就是马克思为什么仿佛是接续着康德的论述这样叙说道：在人类的认识过程中，“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的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 这个目的是他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对于在座的康德的熟练读者来说，这句话当然一点都不 陌生，因为正是康德提出：所谓认识的过程，就是对现存和现实秩序进行否定和改造的实践过程，这好比用木头加工椅子一样，椅子来源于木头，但制作椅子的过程 却是对木头的生命体的否定和改造，而我们在用木头造椅子之前，“已经在头脑中把它建成了”。
那么，究竟什么是知识？
一个最简明的回答就是：第一，追求知识就是追求真理，第二，知识是改造和变革现存世界的方式。而这就是人类的知识传统和现代 知识的真谛。但是今天，无庸讳言――这种对知识的理解，却如同大同世界的理想一样不可逆转地衰老了，古往今来的圣贤们也仿佛在一瞬间统统离我们远去了，我 们确实进入了“大知不如小知”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时代的知识状况实际上远远不如19世纪。
而今天促成我们聚集在这里的部分的原因，就是为了再次重温和聆听人类“短促的20世纪”那开天辟地的悠远历史回声，去重温那已经成为“绝响”的真正 的知识的声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抚今追昔，马克思的话是多么令人神往，――他说：“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 提高想象中的某一新任务的意义，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新游荡。”
让我们通过对一位伟大前人的追随去重温知识的真谛吧――因为这种真正的、正直的知识在我们的时代恐怕已经绝迹了。而我们今天在此讨论的这位思想家， 这位平凡而波澜壮阔的知识分子，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已经去世32年了，但是，他把“毛泽东思想”留给了我们，从而使得我们能够在这里跨越时空和国界，能以 他生前或许最喜欢的方式来谈论他，――即不是把他作为一位“主席”，而是作为“伟大的导师”来对待，正如瑞贝卡 卡尔教授所说：“我们都是他孜孜不倦的读者和学生”。
1972年，毛曾对尼克松总统开玩笑说，希望有一天他能来密西西比河畅游，――那么，就让我们此时此刻在曼哈顿的讨论，成为了却这位伟人遗愿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吧。
59年前的1949年，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我们正在走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走过 的极其光荣而伟大的道路，――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世界上任何一种力量也不能阻挡的。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同志们务必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务必要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毛泽东的上述讲话曾在中国家喻户晓，而现在也许大多被遗忘了，更很少有人去认真思考：他当时为什么会用一个行动、一种“行动描述”――即用“中国人民站起 来了”――来宣告一个新世界的诞生？他的这种描述与我们今天对于知识、对于知识的态度有什么关系？
人们之所以很少思考这样的问题，首先是由于人们很少真正去考虑究竟什么才是“行动”。什么是行动？――康德说：“行动，就是指通过否定现存秩序的方 法来改造现实世界”，而康德这里所说的“行动”，其实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革命”。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革命就是康德那个意义上的、真正的“行动”，正是这 种“行动”告诉我们，人们在现实世界、现存秩序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相反，批判和否定现存秩序的“行动”，对于人类进步、知识进步而言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这甚至也就是康德所理解的“现代知识”的核心、因而也是“启蒙”的核心――众所周知，康德正是把“启蒙”首先理解为：通过否定现存秩序的方式来改造现实世界的“勇敢行动”，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就是改造现实世界的行动”。
其次，在毛泽东那里（正如在康德和马克思那里一样），“世界”并非是需要我们去屈服、臣服、理解和认同的“表象”，而是我们必须去努力改造、创造的 “对象”。而为了使世界成为我们改造的“对象”，首先就需要我们进行自我改造或者“自律”，而什么是自律？所谓“自律”，也就是康德所说的“意志”。
什么是意志？――康德说：“所谓意志，就是为了使与‘表象’相对应的‘对象’能够产生而进行自我规定的能力”。而这也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反复强调的革命者 的自律和意志，为什么要强调：“同志们务必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务必要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这个意义上，意志是 知的 动力，而知性不过是意志的工具，因为只有“意志”才能够使世界成为我们认识和改造的“对象”，离开了意志，世界不过就是表象。――而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人敢于面对的，从来只限于他自己所能解决的课题”，这也就是马尔罗所谓：“人不会通过增加知识来洞悉自己，只有在他面对自己所提出的课题时，他才能够发 现自己。”
众所周知，所谓“知识的现代基础”完全立足于如下判断：世界不是上帝创造的，它因而不是命定的、不是给赐的，而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人们创造世界的知识方式 就是通过“批判”，――而所谓“批判”，也就是以否定现存秩序的方式去不断改造世界：
咳！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的大联合，我们应 该积极进行！
青年毛泽东这些脍炙人口的话，一举道出了康德艰深晦涩的“三大批判”的精髓，正如“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它激越的旋律中也同样闪 烁着康德哲学思辩的幽灵一样。而这再次说明：我们称之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东西，不是一种教条、不是一种单纯的理想、更不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因为它脱 胎于一种最高级的知识――因为它来自于“真理”和“真知”。
人类的“必死性”决定了：“人类创造的世界” 不可能象上帝的造物那样是“永恒的”，也正是这一点，才使得黑格尔去诉诸“历史”――诉诸人类改造世界 的生生不息的活动的永恒延续。只不过，黑格尔所诉诸的“历史”仅仅是欧洲市民社会的历史，他所说的“意志”也不过是市民个人的“欲望的不满足性”罢了。
毛泽东也多次论述过死亡，象黑格尔一样，他也同样诉诸历史，但是，他所说的历史却是被压迫人民求解放的革命的历史：
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的任务是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一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人民所遭受的苦 难，我们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要重。
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我们 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
“十亿人口，是需要一点精神的”。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一个崭新而有巨大创造力的学科：现代中国历史与“毛泽东的思想研究”在美国学院形成了――而在此之前，现代“中国问题”还 仅仅具有新闻价值，而不具备哲学和思想研究的意义。或者说：在西方世界眼里，现代中国事务不过是历史逻辑之外的轶事和花边新闻而已。
是毛泽东的思想改变了这一切，作为开创者之一，美国历史学会主席Frederic Wakeman Jr.[ii]，在出版于1973年的杰作History and Will：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视角）中这样写道：
长期被中共批判和孤立的毛泽东扮演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先知角色，人们对他的预言重视得实在太晚了，以至于中国共产党未能早日取得革命的胜利。于是 1935年之后，毛泽东似乎独立开拓了革命，以至于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成了他个人的胜利，20世纪的中国历史也就成了他个人的传奇。毛泽东甚至比列宁更有 革命性。革命的命运就是他的命运，革命的实现就是他的个人实现，革命的挫折就是他个人的挫折――而毛泽东与大多数人的不同在于，他的形象、经历与历史本身 一致。
毛泽东曾经担心胜利以后国内出现停滞和倒退，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知道自己难免一死，相反，他确信只要历史是永恒的，革命本身是永恒的，他也就能使 他的革命业绩永存下去。
有趣的是：在魏斐德教授看来，在中国、甚至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之所以长期被批判和受冷遇，主要是由于他所处环境、所处时代的严重落后情 况，――或者更直率地说：“是由于他同时代人广泛的肤浅无知和自以为是”。
毛同时代的人们所理解的知识，最多无非是“富国强兵”的策略而已，而等而下之的 则往往是升官发财和平衡社会矛盾的“治术”罢了，这些治术完全无法与毛泽东的“知识”和“思想”相提并论，因而，毛泽东不仅仅是“思考超前”了。
毛泽东所谓的知识，是指改造世界的实践行动，是指求知者不断自我改造的“意志”，是指把知识服务于人类解放和人民革命的历史进程，并置身于这样的历史中的 战略―― 这种知识与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们所能知道的“知识”，完全背道而驰。
尽管毛泽东同样生在“大知不如小知”的时代，但是，他却奋起抗争，身体力行，起而与现代中国知识的悲惨状况作战，“改造我们的学习”、即改造中国知 识的悲惨状况，这是他为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所规定的首要任务和使命。尽管他晚年曾遗憾地说：“我们这个党，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并不 多”，但是，他不屈不挠的悲壮奋斗依然表明：由于现代中国产生了毛泽东的思想，由于这个思想将现代中国历史和现实提高到了“精神”和“真知”的层次，随后 才有了保罗.科文所说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因为所谓“在中国发现历史”，在西方的语境中，就是指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意志”――即发现“世界精神的历史运动”。
而继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发生在1960年代的中苏分裂和中国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反思，又再一次以出乎意料之外的方式地表明：历史也不会以苏联社会主 义模式、以斯大林的逻辑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而终结。――“当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好像静止的时候”，Maurice Meisner 再次以开创性著作“Mao’s China and After”（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揭示出：所谓“现代性的危机”，并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危机或者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危机，而是“现代国家合法性 的危机”――当然，在西方，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危机，而在东方，则是苏联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危机――这就是现代西方“形而上学”危机的新的表现形式。
而毛泽东1960年代以批判国家形态的现代官僚制度为特征的“继续革命”思想，就是对这种现代国家合法性危机的正视，并力图从这样的角度去“迈步从头 跃”，展望 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更新和更高的阶段。魏斐德认为，毛关于“继续革命”的论断让我们再次想起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所发出的警醒：改革和革命之所以不能停 止，就是为了对抗自然、社会和人本身不可抑止的退化本能。
但是今天看来，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毛的批判者们却从反面说出了事实：在毛泽东的晚年，他依然号召全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他的晚年，毛泽东依然 认为他自己的思考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符合历史辩证法的。
美国的中国现代史和毛泽东思想研究有着巨大而深厚的传统，这一博大精深的研究不是产生于欧洲“东方学”式的猎奇，不是由于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变迁，对历史已 经终结、日益陷入平静的西方世界来说，看起来是比“桌子突然自己翩翩起舞起来”还要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神奇事变。恰恰相反，这是因为波澜壮阔的中国 现代史最终凝结为一种思想：它使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历史上升为精神的存在，而从这种“世界精神自我运动”的高度去观察，漫长的中国革命既不能被理解为盲目 的造反和动乱，也不能如Benjamin L. Schwartz所倡导的那样，仅仅被理解为“寻求富强”的现代化物质冲动。而这种思想，这种意志，这种真正的知识，这个作为“精神的存在”的现代中国， 在美国的语境中，当然就是指毛泽东的思想。
美国东亚研究的辉煌，也就体现在费正清大师为我们这个学科所奠定的博大深邃的基础之上，而它起初的基本知识逻辑和诉诸的基本价值观，原本是将19世 纪以来世界的转变，描述为文明对愚昧、进步对落后、现代（民族国家）对传统（帝国和部落）的胜利，其中还特别表现为西方对于世界（中国）的冲击和中国迟钝 的回应。而毛泽东的思想，首先就意味着以一种全新的知识实践，质疑和推翻了上述现代世界史叙述的基本知识逻辑，从而部分地改变了整个世界史的进程、包括它 的叙述模式。
众所周知，费正清晚年终于修改了这个将现代中国视为“动乱、愚昧和落后”之源的模式，他说："毛主席是在19世纪的历史终结论破灭之后第一个开始思考的思 想家，在这个意义上，他确实比列宁更有革命性"。
因此，费正清晚年修改了自己的思路，转而将“伟大的中国革命”视为“创造新文明”。在1972年 接受哈佛大学名誉博士的仪式上，费正清指出："哈佛学派和美国东亚研究的巨大学术成就首先应该归因于伟大的中国革命，如果可能的话，他最愿意与毛泽东主席 一起分享这个荣誉。---因为迄今为止，美国的东亚研究的基本动力之源，就在于“与毛泽东主席对话”"。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在近一个世纪里中美两国互为敌人和竞争对手，但毛泽东的中国和毛本人，却一直被美国人民当作值得尊重的精神、思想异端和伟大的竞争对手 ―――来严肃地对待。正是这一点足以让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感到惭愧，不仅是面对美国学术界这些灿若星辰的丰硕学术成果，更是面对一种在思想、学 术，即在精神层面“尊重敌人和对手”的君子风度和辩证法的智慧。
众所周知，在1980年代以来的“后革命时代的中国”，毛泽东无疑有许多的敌人和谩 骂者（正如他曾经拥有大量盲目的狂热崇拜者一样），这恰与中国悲惨的知识状况相映成趣，但是，毛却没有一个值得尊重的思想上、知识上――从而是精神层面的 敌人和对手，而这同样清楚地显示了当代中国的知识态度和知识水平。
今天看来，这些咒骂者之所以一点也不懂得辩证法，恰恰就在于他们首先就不懂得尊重精神的 异端和思想上的敌人，――－甚至他们根本不懂得尊重自己的敌人和异端，尽管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如此伟大的“敌人”和异端。
一个月前，就是在这里，NYU的China House举办了一场令人失望的公开演讲，演讲者正是这样一位对辩证法的智慧毫无领会的中国名人，他演讲的主题，是通过讴歌林肯和华盛顿的方式，而指毛是 “现代中国的秦始皇”。
大家知道，Robert Morse教授对那次演讲者只做了一句话的评论：“尊敬的先生，我只是提请您不要忘记：毛泽东就是您自己的林肯和华盛顿。”
在此，我谨向在座的八十高龄的Robert Morse教授致敬。不仅仅因为您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中国经典的杰出译者，也不仅仅因为您是《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译者、阐释 者，而是因为您不久前在类似的场合所说的话，作为一句正直的教诲，在这样的时刻，它令人难忘。
它提醒我们注意基本的知识逻辑：说“A等于A”是毫无意义的废话，这正如说华盛顿是华盛顿、林肯是林肯、美国是美国完全没有意义一样。而真正的认识方式 是：仅仅当A是非A时，A才等于A，这意味着“A能同时等于A，又等于非A”，这种辩证逻辑就在您的一句话中得到精彩的表达――“毛泽东就是中国的华盛 顿”，或者“林肯就相当于美国的毛泽东”。
而这就叫做必须从矛盾的角度去认识事物，这就叫做从自己的对立面中发现自己，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知识界如此热衷于研究和思考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就意味 着你们要通过这样的 方式，去重温自己的前人宁肯战死也不甘忍受殖民地处境的理想，就意味着你们要通过这样的方式，不断去重现美国人民宁肯牺牲一半人口也不能容忍国家分裂和奴 隶制压榨的精神，――而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就是辩证法。
这也令我们想起贵国当选总统Barack Obama 在他的著作“The Audacity of Hope”中所说的几句著名的话。他说：“由美国国父们所奠定的价值观，并非存在于官方文件和历史教科书中，而是依然存活于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心灵深处―― 鼓舞着我们为之骄傲、担当和牺牲。”[iii] ――在Obama总统看来，美国人民之所以不能否定美国国家的缔造者、之所以不能否定贵国国父的原因，乃是由于贵国人民不能放弃由这些缔造者们所象征的信念、价值观、世界观，从而才不能容忍对于自己宪法中有关美国国父内容的否定。
这正如今天陷入经济危机的美国某届政府可以垮台，但“美国的精神”却不能垮台一样。根据这样的理由，我相信任何靠谩骂自己国家缔造者以哗众取宠的人，在大多数正直的美国人民那里都 不会真正有市场，因为你们知道：在一个听任“立法者”被肆意攻击、践踏的国家里，法律的尊严一定是荡然。而不尊重“立法者”的国民，也绝对不可能真正遵守 法律。一个随意抛弃自己价值观念、价值虚无、惟利是图的国家当然也不能成为令人敬仰的大国，―――尤其是在这个世界如此需要精神的力量的时刻和关头，就更是如此。
各位尊敬的教授同仁，我再次感谢你们的盛情邀请，使得我在一个重要历史时刻能够站在这里。因为就是在十几天前的11月4日，我有幸和你们一起见 证了美国历史的重大进步和转折，目睹了第一位美国黑人总统的诞生。我尤其注意到，许多热情的纽约人身着“Maobama”的衬衫，作为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 不懈支持者，毛泽东倘如在世，我想，他一定是会赞赏纽约人这一文化创举的。
尽管有人把美国的选举看作换汤不换药，但是，我认为此时此刻，我确实在美国目睹了历史的进步，因为它表明：马丁. 路德.金博士的“梦”不是假的，它表明世界是可以改变的，它表明人民确实是有自己的意志的，而通过半个多世纪的不屈斗争，历史是可以进步的――而且，它特别 表明：我们所信仰的那种真正的知识并不是虚妄的。
正像1787年美国的Founding Father们一样，毛泽东是现代中国的“立法者”，当然，他并非仅仅为某一届政府、某一项具体的经济政策立法，作为“立法者”，毛泽东为现代中国社会立 法，他为中国现代价值观奠基。因此，如果要了解和认识今天大多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所秉持的信仰和基本价值观念，我们除了到毛那里去寻找答案之外，恐怕别无它途。
因此，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对毛的阅读和讨论，也并非简单地研究他的思想、政策和策略，而是以这样的方式去阅读和不断重新阅读现代世界历史和漫长的中国 革命，并以这样的方式，去认识和重新认识现实中国，特别是以毛所倡导的“调查研究、深入人民群众”的方法去了解现实中的中国人民所经历的一切。今天，它或 许还特别意味着：如何在个人主义的，或者自由市场竞争的逻辑把我们的经济抛入灾难的世界里，重新发现集体的意识或者集体的意志，如何在这个全球经 济危机时刻去重建一种久经挫折的共同的价值观念，并最终通过这一切，来改造我们的知识――用毛的话来说就是――“改造我们的学习”。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我赞赏NYU所一贯倡导的以矛盾和发展的视野来看待事物的学术研究态度，因为任何稍具头脑的人其实都明白，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 过抽象的集权和专制，正如从来没有存在过抽象的自由和民主。这意味着：除非我们将事物置于矛盾和发展的角度去理解，我们就不能正确地观察事物，更不会得出 什么有益的见解。而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关于自由还是专制这样的问题，同样也必须放在封建还是郡县、分裂还是统一、自由放任还是宏观调控等一系列中国社会 和历史的基本矛盾关系及其运动中，才能得到切实的了解。
而这就是毛泽东所谓，“一切事物中都包含着它的对立面”，是马克思所说的：“Understanding of what exists a simultaneous recognition of its negation, its inevitable destruction”[iv]。
众所周知――这种辩证法是与西方文明同样古老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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