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一日那天，我“樂”不了了。歷年的國慶情景一幕幕展現，歷歷在目。小學生時期的化裝遊行，充當小號手；中學裡徹夜狂歡，跳集體舞，“我們的祖國是樂園，花園裡的百靈鳥歌連天．．．”輕快跳躍的曲子，熱烈歡樂的歌詞，沉浸在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中，沒有憂慮，沒有煩惱，我在內心深處呼喊着“祖國萬歲!”高中三年，年年參加國慶火炬接力，西藏中路南京東路那最繁華路段，兩邊人行道上燈火輝煌，人頭簇擁，開闊的路中心只留我們火炬手在慢速前行，自豪，興奮，真以為自己在主宰着蒼茫大地的沉浮呢。大學期間，適逢國慶十周年大慶，我們在廣場演出。有一年國慶之夜，我和初戀的女友漫步街頭，觀賞節日彩燈，默默地走過午夜，心中裝滿了溫情。國慶節日，留給我的儘是歡樂和溫馨，從未遇到過今天那樣的冷漠無情。我象一個被遺棄的孤兒。上午，廣播裡我聽到林彪在演說。學校里反顯得冷冷清清。我獨自躲到操場南側校辦工廠樓上，痛快地哭了一場。這一天，我非常認真地考慮了國家的前途，我擔憂。

    馬克思說過，無產階級只有徹底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從現狀看，無產階級的敵人有增無減，一人墨面，三代株連。又將我們無辜的知識分子推向敵對勢力，長此以往，無產階級革命家豈非要成為孤家寡人，無產階級的神聖使命何日完成？進而我想到了不敢想的可怕的結論：當權者沒有按共產黨的宗旨辦事。

   “樹欲靜而風不止”是當時流行的階級鬥爭術語。我有了新解。“樹”是誰？老百姓。“風”呢？鬥爭學說的創造者。語文教師朱宗煥在課堂上講解魯迅的《友邦驚詫論》，文中有句“國民黨屠戮人民”幾次錯讀為“共ＣＤ屠戮人民”，購成罪名，進了牛棚。文革後也沒讓他進課堂，一個十分自信十分健談的漢子，從此灰心喪氣，沉默寡言。在學校圖書館裡混到退休，在壓抑中離世。只有白痴才會跟着說，朱宗煥是“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夜。就在那一天，袁繡聲請了趙志強來揭發我在１９５７年反右鬥爭中的言行。已經趨於冷場的學校革命氣氛再一次掀起熱潮。我被押到趙同學的報告會現場示眾以後，仍被押回大辦公室。我沒有開燈，置身在黑暗中，可以不讓人發現，有安全感。報告結束了，人走完了，燈也熄了。為什麼不放我回家？還會有什麼遭遇在等我？

    辦公室的門開了，進來了兩男一女。女的是本校６７屆高中學生錢士珍，我沒有教過她，但是知道她名字。並非因為她特別優秀，只怪我那時的記憶力較強，凡有些特色的學生，只要有一次聽到過她名字，就會記住。而她，有了這一次遭遇，就一輩子忘不了啦。她那黝黑的臉上安着個大鼻，略顯外翻的上下嘴唇，深度近視，很特色。此刻，我從她多圈的近視鏡片後看到的是威嚴的目光。我才相信權力可以造就新人。獅子之所以兇狠，因為它有鋒利的牙齒和銳利的爪子，一旦失去那兩件武器，它連兔子還不如。反過來說，如果兔子有了獅子的爪牙，它就是獅子。現在，我眼前那曾經的兔子業已變成獅子。過去的她似乎有些自卑，在班內默默無聞，朋友不多，常見她走在路上低眉頷首，獨自來往。

    我有些納悶了，文革中冒出來的怎麼都是些老師心目中平庸的學生？是當初老師看走了眼，還是時勢造就了庸才？我不清楚她現在是哪路諸侯，看她氣派，來頭不小。

    進了門，帶頭的錢士珍側身讓過；後面兩個漢子，一個精瘦，身高一米七五左右；一個壯碩高大。前者說他來自蘭州，後者自報山東濟寧。

    我真不願意記錄接下來的過程，那是我的恥辱，我的表現很丟臉。為求歷史的真實，我不作掩蓋。

    “站好。”聲音平和。

    我雙腳併攏。

   “頭抬起來！”語氣硬了。

    我抬頭。

   “聽說你很不老實。”聲音依舊平和。但他的動作讓我不安。那瘦子邊說邊解下腰間牛皮軍皮帶，猛地一揮臂，我的後腦勺被硬物重擊一下，眼前一片漆黑，黑幕中綴滿不規則的血色星群，一閃即滅。那是我平生第一次體味，我害怕了。當我恢復視覺重見那魔頭時，趕緊搖着雙手，哀告着：“別打了，別打了！”（寫這些往事的感覺也不好過，一字一鞭抽在心上。）

    沒有說理的地方，沒有法律保護，打死了，無異摁死一隻螞蟻，還會編造我畏罪自殺的謊言。已經有太多太多的社會精英死於非命，因為他們選擇了尊嚴。我非精英，我選活命。

    他們叫我低頭，再低頭，直低到腦袋碰到膝蓋。錢士珍在我背上用白漿水塗字。

    人們，請記住，千萬別讓卑賤者掌權，別相信“卑賤者最高貴”的鬼話。這類人胸襟窄，氣量小。一旦權在手，會變態地賣弄他們的威嚴，什麼壞事都做得出來。小人得志肯定會猖狂。

    凌晨二時，我被釋放。那天的遭受，從根子上分析，我要感謝袁繡聲的恩賜。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