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一日那天，我“乐”不了了。历年的国庆情景一幕幕展现，历历在目。小学生时期的化装游行，充当小号手；中学里彻夜狂欢，跳集体舞，“我们的祖国是乐园，花园里的百灵鸟歌连天．．．”轻快跳跃的曲子，热烈欢乐的歌词，沉浸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我在内心深处呼喊着“祖国万岁!”高中三年，年年参加国庆火炬接力，西藏中路南京东路那最繁华路段，两边人行道上灯火辉煌，人头簇拥，开阔的路中心只留我们火炬手在慢速前行，自豪，兴奋，真以为自己在主宰着苍茫大地的沉浮呢。大学期间，适逢国庆十周年大庆，我们在广场演出。有一年国庆之夜，我和初恋的女友漫步街头，观赏节日彩灯，默默地走过午夜，心中装满了温情。国庆节日，留给我的尽是欢乐和温馨，从未遇到过今天那样的冷漠无情。我象一个被遗弃的孤儿。上午，广播里我听到林彪在演说。学校里反显得冷冷清清。我独自躲到操场南侧校办工厂楼上，痛快地哭了一场。这一天，我非常认真地考虑了国家的前途，我担忧。

    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只有彻底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从现状看，无产阶级的敌人有增无减，一人墨面，三代株连。又将我们无辜的知识分子推向敌对势力，长此以往，无产阶级革命家岂非要成为孤家寡人，无产阶级的神圣使命何日完成？进而我想到了不敢想的可怕的结论：当权者没有按共产党的宗旨办事。

   “树欲静而风不止”是当时流行的阶级斗争术语。我有了新解。“树”是谁？老百姓。“风”呢？斗争学说的创造者。语文教师朱宗焕在课堂上讲解鲁迅的《友邦惊诧论》，文中有句“国民党屠戮人民”几次错读为“共ＣＤ屠戮人民”，购成罪名，进了牛棚。文革后也没让他进课堂，一个十分自信十分健谈的汉子，从此灰心丧气，沉默寡言。在学校图书馆里混到退休，在压抑中离世。只有白痴才会跟着说，朱宗焕是“风”。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夜。就在那一天，袁绣声请了赵志强来揭发我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中的言行。已经趋于冷场的学校革命气氛再一次掀起热潮。我被押到赵同学的报告会现场示众以后，仍被押回大办公室。我没有开灯，置身在黑暗中，可以不让人发现，有安全感。报告结束了，人走完了，灯也熄了。为什么不放我回家？还会有什么遭遇在等我？

    办公室的门开了，进来了两男一女。女的是本校６７届高中学生钱士珍，我没有教过她，但是知道她名字。并非因为她特别优秀，只怪我那时的记忆力较强，凡有些特色的学生，只要有一次听到过她名字，就会记住。而她，有了这一次遭遇，就一辈子忘不了啦。她那黝黑的脸上安着个大鼻，略显外翻的上下嘴唇，深度近视，很特色。此刻，我从她多圈的近视镜片后看到的是威严的目光。我才相信权力可以造就新人。狮子之所以凶狠，因为它有锋利的牙齿和锐利的爪子，一旦失去那两件武器，它连兔子还不如。反过来说，如果兔子有了狮子的爪牙，它就是狮子。现在，我眼前那曾经的兔子业已变成狮子。过去的她似乎有些自卑，在班内默默无闻，朋友不多，常见她走在路上低眉颔首，独自来往。

    我有些纳闷了，文革中冒出来的怎么都是些老师心目中平庸的学生？是当初老师看走了眼，还是时势造就了庸才？我不清楚她现在是哪路诸侯，看她气派，来头不小。

    进了门，带头的钱士珍侧身让过；后面两个汉子，一个精瘦，身高一米七五左右；一个壮硕高大。前者说他来自兰州，后者自报山东济宁。

    我真不愿意记录接下来的过程，那是我的耻辱，我的表现很丢脸。为求历史的真实，我不作掩盖。

    “站好。”声音平和。

    我双脚併拢。

   “头抬起来！”语气硬了。

    我抬头。

   “听说你很不老实。”声音依旧平和。但他的动作让我不安。那瘦子边说边解下腰间牛皮军皮带，猛地一挥臂，我的后脑勺被硬物重击一下，眼前一片漆黑，黑幕中缀满不规则的血色星群，一闪即灭。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体味，我害怕了。当我恢复视觉重见那魔头时，赶紧摇着双手，哀告着：“别打了，别打了！”（写这些往事的感觉也不好过，一字一鞭抽在心上。）

    没有说理的地方，没有法律保护，打死了，无异摁死一只蚂蚁，还会编造我畏罪自杀的谎言。已经有太多太多的社会精英死于非命，因为他们选择了尊严。我非精英，我选活命。

    他们叫我低头，再低头，直低到脑袋碰到膝盖。钱士珍在我背上用白浆水涂字。

    人们，请记住，千万别让卑贱者掌权，别相信“卑贱者最高贵”的鬼话。这类人胸襟窄，气量小。一旦权在手，会变态地卖弄他们的威严，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小人得志肯定会猖狂。

    凌晨二时，我被释放。那天的遭受，从根子上分析，我要感谢袁绣声的恩赐。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