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方舟子打假打昏了头，不是无的放矢。 对于打假者来说，最不能做的就是自己造假。 打假必须拿出真货来打假，以假打假就让人难以服气了。

方舟子以前打假，大多是拿出事实说明问题，证据确凿，让人心服口服。 例如，为了证明唐骏的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是假的，他拿出证据说明加州理工学院从来没有名叫“唐骏”的这么一个博士毕业生，这个假就打成了。

这一次方舟子打韩寒的假，要证明韩寒的许多作品出自他人之手，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他拿来打韩寒之假的许多东西，是主观臆造的，也可以说是假的。 我并不是说方舟子有意造假或者提供假证据，而是指方舟子拿来指控韩寒的那些东西中，有很多是根本就不成立的，完全来自于他不符合实际的想象力和漏洞百出的推理过程。 和往常不同的是，这一次方舟子并没有能够提供令人信服的任何直接证据，而是以推理或推测的方式，间接地说明他的观点的。 这种打假的方式当然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其推理过程却必须十分严谨。 一旦这个推理过程出现漏洞，打假本身就假，就失败了。  本文要说的就是方舟子这一次的推理过程中出现的几个漏洞。

任何一个推理过程，至少要承认一些事实，然后根据认定的事实，或所谓的常识或常理，按照逻辑关系来分析出一些可能的情况，得出一个或几个结论。 如果一个推理过程所承认或认定的事实是假的，或者不具有代表性，或并不是常识或常理，那么得出的结论就很有可能不是真的。

方舟子最新的一篇博文《对“天才”韩寒《求医》的医学分析》是说韩寒的一篇名叫《求医》的文章很有可能是他父亲代写的。 很多人就凭方舟子他这一篇文章相信韩寒的《求医》确实是他父亲代笔的。 我就拿方舟子这一篇得意之作来告诉大家： 别被他懵了。

方舟子在他的文章中陈述了疥疮的一般症状，并引述了韩寒在《求医》一文中对他自己疥疮的症状的描写，分析出了这两者的差别，进而推出韩寒在《求医》一文中描述的疥疮实际上不是疥疮，而是肝炎的一种症状，所以韩寒的《求医》一文应该是他得过肝炎的父亲代笔之作。 逻辑上，这是说的通的。 但是，任何人只要比方舟子更细心一点，更认真一点，就可发现方舟子的这篇文章中存在着几个漏洞。 为了把细节搞清楚，我把方舟子的几段原文搬到这里：

“文中所述的这种没有皮疹、全身奇痒却又没有特定痒处的症状，更像是肝炎诱发的，是肝炎患者的切身感受。肝炎造成肝功能损伤，导致血液中的胆红素升高，在皮肤下沉淀，刺激皮下神经末梢，导致全身上下都瘙痒难忍。所以文章所述，是作者把自己初患肝炎的体验移植给了疥疮患者。

　　文中还说，他去的那家大医院，皮肤科和外科并在一起。皮肤病容易感染，外科多是外伤病人，更容易被传染，所以规范的医院是不会把两个科室并在一起的，何况是大医院。在医疗很不规范的年代，例如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倒是有可能这么做。文中的其他细节也表明这次求医不可能发生在1999年的大医院。大医院都有护士分诊，患者先把病历交给护士，由护士分配医生；而文中叙述的，却是患者自己拿着病历去找医生，认为这个医生看病草率，又自己去找另一个医生，这像是在社区医院才会发生的。医院里患者很少、病历写得不规范、医生对皮肤溃烂患者不做检验就开药、医生手写药方写得药房看不懂、医生骂病人笨、墙上贴礼貌用语，也都不像是发生在1999年上海大医院的事。

　　所以该文所写的，其实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或更早）一位肝炎患者在一家小医院的求医经历，而不是韩寒作为疥疮患者在1999年的大医院的求医经历。作者的身份，更像是1977年考上华东师大中文系，又因肝炎退学的韩仁均。”

方舟子的文字历来很精练，不说一句废话。 但这不等于他的话都是讲理的。方舟子说“他去的那家大医院，皮肤科和外科并在一起。皮肤病容易传染，外科多是外伤病人，更容易被传染，所以规范的医院是不会把两个科室并在一起的”。 韩寒原文的“大医院”，只是相对他的中学里面的医务室而言的医院。 所谓的“大”，未必就是那些上千职员的大医院，也可能是一家只有百十个职员，科室和部门不齐全的中小型医院。 但那相对他的学校里的医务室，还是要大得多。 但在方舟子的文中，方舟子把这个“大医院”认定为那种各种科室和部门齐全的，有几百号甚至上千号职员的大医院。 方舟子这里犯的逻辑错误就是先声夺人，或者把自己的概念强加于人。

方舟子又说“皮肤病容易感染”。 这里，方舟子犯了一个以偏概全的错误。 皮肤病有几百种，真正“容易感染”的，并没有很多种。 可以说，大部分皮肤病都不是“容易感染”的。你若不信，去问问皮肤科医生，也可以自己去谷歌一下。 方舟子在这个问题上骗人。 正确的说法是：有的皮肤病容易感染。他拿这个不精确的说法引伸出下面一句“外科多是外伤病人，更容易被传染，所以规范的医院是不会把两个科室并在一起的”，这就开始胡说八道了。 我说了，韩寒去的那家医院虽然相对学校医务室来说一定很“大”，但未必就是一家“规范的医院”。  50个职员的医院比起中学医务室也算大，但却不是规范的，对不对？另外，方舟子又是凭什么说“规范的医院是不会把两个科室并在一起的”，这是真的吗？ 请问你的证据何在？ 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 皮肤科的医生在医学院里大多是学什么专业的？ 有多少皮肤科的医生是皮肤病专业毕业的？

方舟子还写：“大医院都有护士分诊，患者先把病历交给护士，由护士分配医生；而文中叙述的，却是患者自己拿着病历去找医生，认为这个医生看病草率，又自己去找另一个医生，这像是在社区医院才会发生的。” 我说方舟子你有没有去过中国的医院看病？ 你这段话貌似符合常理，其实不然。在中国的很多医院里，病历是由患者自己拿着还是由护士拿着，分配医生，仍然是各自为政，和医院的大小并无直接关系。 你是从哪里得来的你的结论的？ 你听说过“专家门诊”、“挂牌门诊”吗？ 即使很大的医院，也有可能病人自己挑医生。医院的生意好坏（医生忙不忙），而不是医院大小，往往决定这一类的服务程序。小医院也可能很忙，大医院也可能很闲。一个病人去找皮肤病医生看病，可不可以自己拿着病历挑医生，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当时那家医院里的那些专看皮肤病的医生忙不忙。 中国人选医生大多是看名气。 如果那边的皮肤病医生没有什么名气，他们在再大的医院里也还是会很闲。 医生们不忙，就会不介意让病人挑来挑去。

方舟子下面这段话更荒唐：

“医院里患者很少、病历写得不规范、医生对皮肤溃烂患者不做检验就开药、医生手写药方写得药房看不懂、医生骂病人笨、墙上贴礼貌用语，也都不像是发生在1999年上海大医院的事。” 方舟子在下面一段中认为这种事情在“六、七十年代”发生的可能性更大。 我说方舟子你错到顶了！ 恰恰相反，在六、七十年代，“医生对皮肤溃烂患者不做检验就开药、医生手写药方写得药房看不懂、医生骂病人笨、墙上贴礼貌用语”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极小。 你方舟子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 你不知道那个年代的医生虽说总在毛泽东的各种政治运动中被整的抬不起头，但他们的医德比1999年和今天要好上千百倍！ 而且我还想告诉你方舟子：在六、七十年代，医院的任何一面墙上是不大可能贴上任何礼貌用语的。 那个时候医院的墙上贴的是“突出政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一类的政治口号。 恰恰只有韩寒写《求医》的1999年，医院的墙上才可能写礼貌用语。

方舟子你昏头了，该好好睡一觉了。 

请允许我说一句大实话：人们做每一件事都是有原因的。 方舟子的这篇博文想说韩寒的《求医》那篇文章是他父亲的手笔。 如果真的是他父亲之作，那么问题就更多了。 例如，用方舟子的话来说，是韩寒的父亲在《求医》这篇文章中“把自己初患肝炎的体验移植给了疥疮患者。” 大家知道，韩寒的父亲并不是医生，在医学方面的知识应该是远不如方舟子这个生物学博士的。 韩寒的父亲应该很难知道肝炎原来还是可以“移植”成另外一种疾病的。 如果他真的要移植，就凭他那贫乏的医学知识，还是移植到别的疾病更加容易。 是的，肝炎的症状之一也许是浑身发痒，是有这么一点点疥疮的症状，但肝炎有更多的症状更象其它的疾病，移植起来更方便。 例如，肝炎可以轻而易举地“移植”成以下疾病：

肝炎早期有畏寒、发热、咳嗽、流鼻涕、全身酸痛等症状，将其“移植”成感冒，比移植成疥疮容易的多。

有一部分肝炎病人起病时有四肢关节对称性疼痛，常同时累及多个关节，就连医生也常将其误诊为风湿性关节炎。 所以韩寒的父亲最好把肝炎“移植”成为风湿性关节炎。

有一部分肝炎患者以腹胀、厌油、恶心为主要表现。 韩寒的父亲把肝炎移植成消化不良也很便利。

肝炎初期有疲倦乏力，有些病人可出现头晕、头痛、失眠，韩寒的父亲可以轻易将其“移植”为神经官能症。

最后，如果韩寒是个女孩，那么韩寒的父亲将肝炎“移植”成怀孕反应是最最容易的了，因为大部分肝炎患者都出现过厌油、恶心、呕吐等症状。 就连医生也常常误诊为妊娠反应。

但韩寒的父亲却把肝炎“移植”成了疥疮，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我想请教一下方博士： 在全中国、全世界范围内，到底有多少肝炎病患者被误诊成疥疮？  可以说是接近零！ 为什么呢？ 因为肝炎和疥疮的基本症状相差太大了。 韩寒的父亲放着那些容易“移植”的疾病不去“移植”，那不是舍近求远了吗？

从大的方面来看，韩寒的多数文章如果真是他的父亲或者一个写作班子代写的话，那么他韩寒的父亲或者写作班子所做的事情真是不合乎逻辑到了极点。 请大家想想： 一个父亲替自己的儿子写了那么多与权势者做对，拿大款们开涮，找官员碴子的杂文，那不是把自己的儿子往火坑里推吗？  要真是有一个写作班子在替韩寒捉刀代笔的话，那会尽写一些一发帖就被屏蔽的文章吗？ 这在逻辑上说不过去。

我对方博士的打假历来是大力支持的。 但这一次方博士是在某种情绪下为打假而打假，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使用推理来代替证据。 我们都知道，在没有足够的证据的情况下，要调查一件已经发生的事情是很困难的。 人们通常例举出不同的故事情节，根据已有的信息来分析哪一种故事的可能性最大。 但在这个过程中要排除自己主观情绪的干扰，保持客观性是不容易的。 方舟子这一次先入为主地臆想韩寒的父亲应该是《求医》那篇文章的作者。 在先入为主的情绪下，方舟子在各个环节的所有可能的故事中选择对自己情绪最有利的那个故事，罔顾最可能的那些故事，拿主观臆造的东西代替事实。最后，方舟子得出了他一开始就想得到的结论。方博士你这一次太情绪化了。 你这是以假打假。

在科学领域打假，可以靠揭露某项“科研成果”违反科学定律，或者与他人的试验结果不符，或者研究的过程中有猫腻这一类方法打假。 其结果是黑白分明，一目了然的。  但文化领域中没有定律，只有常识或常理。 可是违反常识或常理的事情频频发生，而且大都是正常的。 方舟子把他在科学打假的方法生硬地“移植”到了文化领域，所以才出现了我们见到的这一个荒唐事。  按照常理毛泽东是应该在家安分守己做一个小地主的；按照常理《倾城之恋》那本书是不可能出自于一个当时没谈过恋爱的少女之手的；按照常理你方舟子是应该老老实实地在一所一流大学或一家制药公司找份正式的科研工作的，而不是成为一个打假英雄；按照常理你方舟子更不该涉足于那么多的你并无造诣的领域的。 这些违反常理的事情不都发生了吗？ 韩寒不过是和你方舟子一样的一个异数，一个怪物，你凭什么就看不顺眼，罔顾事实，生编硬造出一大堆故事栽赃别人？

方博士我建议你花几天的时间冷静一点，把你写过的那些东西再仔细分析一下。 也许你会改变主意的。 另外，我建议你回到初中，做1000道几何证明题，把你的思维搞清楚一点。 然后学一点布尔代数什么的，再回来继续打假。  我这不是看不起你，而是觉得你不够严谨。 你要做推理这种游戏，就必须熟知这种游戏的各种规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