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案的文化透视 李劼 引言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作为当时的新闻和作为过往的历史，其涵义是很不一样的。而对这样的事件作政治的观察和文化的审视，其方式也是很不相同的。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一案过去十五年之际，假如依然还在弄清真相和追究责任，还停留于抗议和控诉，那么不仅悲剧当事者的代价白付，这场悲剧的幸存者也全都白活了。在悲剧发生的当口，平心静气的审视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当悲剧成为仿佛发生在戏剧舞台上的往事之后，没有平心静气的审视，乃是奇怪的。此文作为一个探讨，有抛砖引玉之意。但无论就当事人还是就旁观者的角度而言，这都并不表示什么开始，而是意味着某种了结。 邓小平的悲剧：十年和一天的比重 一九四九年以的中国历史，是以二个人的名字，即毛泽东和邓小平，为标记的。虽然这二个人属于同一个政党的领袖，但他们所象征的历史内涵，却很不一样；其领导的政党所扮演的历史角色，也大相庭径。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虽然已经执政，骨子里却依然停留在革命党阶段。该党真正变成执政党，是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的。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是个革命家，而邓小平最后存留于青史的，却是改革家形象。毛泽东时代是革命时代，邓小平时代是改革时代。同样二个共产党人，背后的历史承接很不相同。在毛泽东身后站着的是孙中山、洪秀全，而沿着邓小平形象上溯，却是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历史人物。 明白了邓小平的历史定位，就可以知道他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与其说是开创性的，不如说是回归性的。自一八四零年以后的中国晚近历史，基本上沿着两条轨迹演变；一条是革命，一条是改革。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是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而从曾国藩、李鸿章到邓小平，则是历史上两次改革的先后承继。 历史从来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便其人是个划时代的历史人物。早年崇拜曾国藩的毛泽东，最后走上了一条与曾国藩功业完全相反的革命道路。而追随毛泽东闹革命的邓小平，最后却成了曾国藩式的改革家。在如此变化无常的历史面前，无论持什么样的史学立场，都不能诉诸简单的是非划分，不能以善恶判断求个痛快。 历史也不是在某种固定的观念中造就的，而是在微妙的变化中形成的。假如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之后撒手人寰，那么以后的中国历史就会全然不同。倘若邓小平像刘少奇一样，在文革中被彻底清除，那么中国的改革如何起步，会是个很大的疑问。无论从正面的意义，还是从负面的意义上说，邓小平的建功立业机会，都得益于毛泽东。是毛泽东提拔了邓小平，也是毛泽东在文革当中手下留情，暗中留用，没有让邓小平成为刘少奇的陪葬。又是毛泽东留下的历史教训，使邓小平在毛泽东过世之后，义无反顾地力主改革，至死不渝地坚持改革。 从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这样的转折不仅是邓小平本人的切身体味促成的，也是无数中国民众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换来的。完成这么一个转变，对邓小平来说不容易，对全体中国民众来说，也很不容易。因为在毛泽东的成功背后，蛰伏着几千年的历史传统。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当然，还有从刘邦到朱元璋，还有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延袭下来的。邓小平的改革，面对的与其说是毛泽东的革命，不如说是几千年的专制传统，其中包括以革命的名义做成的专制。 这个专制传统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世袭制。从毛泽东晚年起用妻子，起用侄子，起用自己身边的女人等等，可以想见，假如他的长子不在朝鲜战场上殉难，那么成为接班人的可能是很大的。几千年来，没有一个开国君主不把江山传给儿子。就是跟毛泽东同时代的其他政治领袖，也都如此效法。比如，台湾的蒋介石，北韩的金日成，就连新加坡的李光耀也不例外。毛泽东，蒋介石，金日成和李光耀，彼此之间的政治倾向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可是他们做出的继位选择，却如出一辙。专制文化不仅是沿袭的，还具有很大的覆盖性。 邓小平结束了这样的承传。他让自己的孩子们去经商，以此断绝了让他们继位的可能。1989年，当人们以非常激烈的言词指责邓家孩子如何赚钱的时候，很少有人留意到，邓家孩子的经商意味着世袭制的结束。那年，人们在指责邓家孩子的同时，热烈地赞扬毛泽东把儿子送到朝鲜战场。那样的赞扬声中，潜伏着一种传统的集体无意识。试问，假如毛泽东的儿子没有殉难，假如毛泽东把身后的最高权力交给了自己的儿子，中国民众会像反对邓家孩子经商那样激烈反对么？他们很可能山呼万岁。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样的疑问也意味着一种文化上的差异。因为皇权是没有公平和平等而言的，但商业文明却由于等价交换的原则，与公平和平等紧紧相连。邓小平废除世袭制的时候，他看到的仅仅是以往的历史传统被结束了。他没有意识到，他同时也把自己连同自己的孩子，送进了另一种文明体系里。在那样的文明体系里，人们要求的不仅是没有世袭制，还要求机会均等，要求买卖公平，要求人与人之间平等。假如邓小平真正置身商业文明之中，那么就不会对平等的诉求感到不适。但问题在于，他是在一种传统之中结束因袭的传统。因此，对于过去，他颇有理由为自己感到骄傲；可是一面对未来，他马上变得茫然，变得焦燥不安。 邓小平所献身的那场革命，本来是从民主的诉求起步的。然而，谁也不曾料想，革命的结果，却是把权力推回到了传统的皇权结构里。这样的复辟，到了文化大革命年代，鲜明到了人人皆知的地步。这在邓小平更是体会深切。因此，邓小平一旦权力在手，就有意识地努力把权力从皇权结构中解放出来。他的方式是，废除家长制，实行集体领导。他的这个努力，与废除世袭制一样，既是对传统的扬弃，又将这种扬弃诉诸了极其传统的方式。这是一个悖论，以家长制的权力方式结束家长制的权力传统。 以这样的悖论方式行事，在邓小平无疑是出于无奈，并且是一种空前的冒险。与这样的冒险相比，孙中山组织的所有暴动，都不过像是一场场儿戏。政治改革所承担的风险，远比暴动意味深长，也远比暴动惊心动魄。邓小平是知道自己身处险境的。要不然，他不会那么小心翼翼，不会不断地以坚持基本原则一类的方式，平衡各种关系和各种势力。假如以从二维到三维作奇妙演变的爱舍尔绘画作比方，邓小平就像是在二维和三维之间挣扎着的那条龙。 邓小平的悲剧，在于这个悖论的难以解脱。邓小平悲剧的秘密，也在于这个悖论的无可摆脱。无论作为一个政治家，还是作为一个改革家，邓小平都是出类拔萃的。但邓小平以悖论的方式解决历史的传统，结局只能是悲剧。以家长制的方式结束家长制，其内涵当然是，以专制的权力结束专制。这在孙中山、蒋介石，叫做从军政到训政最后到宪政。这在毛泽东，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他们谁也没有成功。相比之下，邓小平还至少做到了退休。 对于专制的权力传统来说，邓小平的断然退休，其实比强调集体领导更具解构力。因为专制的权力，在历史上只有被迫退位，从来没有主动退休，从来不会主动退休。虽然邓小平的退休，以巨大的代价为前提。但由于邓小平的以身作则，中国执政党最高权力的退休，从此成为一种制度。退休制度，比集体领导更为有效地使专制的冰山开始融解。西方的民主政治像个游乐场，而中国式的专制政治却像一台绞肉机，任何进入者，都不得退出，直到绞死为止。从绞肉机到游乐场的变换，无疑是个艰巨的过程，退休制度虽然只是跨出了第一步，却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因为这意味着，可以从政治游戏中退出，而不必非被绞死不可。 不管邓小平的改革存有多少不足，不管邓小平本人应该承担多少责任，必须承认，邓小平为解构专制传统作出了他所能够做到的最大努力。当然，假如以苏联东欧的变化作参照，人们也许会说，邓小平做得很有限。但问题是，邓小平所置身的文化空间，与苏东截然不同。倘若硬要作横向比较，也许台湾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在文化背景上更为相近。 就邓小平个人的困扰而言，毛泽东、尤其是毛泽东的话语，乃是他终其一生都难以摆脱的巨大阴影。邓小平的注重安邦治国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之间的分歧，早在五十年代就开始了。虽然当时在强调安邦治国和继续革命之间，直接跟毛泽东发生冲突的是彭德怀、张闻天，后来是刘少奇。邓小平通常以躲避和回避的方式，坚持自己的主张；但最后承担了以安邦治国否定继续革命的，还是邓小平。 然而，与他的所有同僚一样，邓小平长期被毛泽东的话语所笼罩。毛泽东的话语，是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的秘密所在。要说玩弄权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不知出过多少高手大家。唯有在话语上的本事，为毛泽东所独拥。当年，邓小平借用“实践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讨论突破了毛泽东话语设下的重围，但并没有彻底解构毛式话语。邓小平的所谓不争论，不讨论，既是不想被毛语所囿，也是因为自己没有一套强大的话语，与毛泽东相抗衡。在话语上的乏力，是邓小平的一个致命伤。 与毛泽东的能言善辨相比，邓小平敏于行却讷于言，说出来的话如同石头一样，既实在又生硬。毛泽东的革命，有着一整套革命的话语。邓小平的改革，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始终说不出一套完整的改革话语。而且无独有偶，当年主持中兴的曾国藩，也同样的不善言辞，也同样的没给后人留下一整套改革话语。这样的遗憾所造成的一个历史后果，便是在中国大陆，仿佛只有革命或者造反是理直气壮的，而改革开放和安邦治国，却只能是不声不响的。 自1979年重新返回中国政治舞台之后，到1989年遭遇“六四”学潮，邓小平的改革就像曾国藩的事功一样，始终是无言的。如此只做不说，固然颇有操作性；但一旦面对必须言说的时刻，邓小平却一开口就情绪冲动得像个病人一样。邓小平的只做不说，有时是十分有效的。比如他刚刚开始启动改革开放的时候，访问美国和向越南开战，都以只做不说的方式，把自己的政治主张悄悄地讨诸实施。包括后来的农村改革，也以只做不说的方式，成效着著。然而，十年之后，邓小平突然碰到了必须说话的一天，这个不善言辞的政治家，结果却用枪而不是用嘴，说出了他的原则和立场。 有没有话语能力，有时是不重要的。比如，曾国藩向太平军宣战时写的那篇《讨粤匪檄文》，枯燥生硬，但这并不妨碍他日后成功地平定了太平天国。然而，有时话语能力的有无，却是至关重要的。且不说当年骆宾王写的那篇讨伐武则天的檄文，是如何把一场并无多大意义的战争说得理直气壮。假设没有一整套生动活泼，让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话语，毛泽东的革命能否成功，很有疑问。当年闹革命的共产党，假如没有毛泽东的话语，不会那么充满活力，不会最后取得成功。 毛泽东之长，乃是邓小平之短。邓小平既没有毛泽东那样的话语能力，也没有周恩来那种说服他人的能力。当年周恩来面对汹涌的红卫兵，有本事说服他们散开。而邓小平面对成群结队的学生，却不知道说些什么。更为严重的是，学生运动触动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伤害的神经，勾起了他对红卫兵的回忆，从而变得难以平静，无以自控。邓小平对学生运动的敌意，与其说是政治立场所致，不如说是心理创伤的缘故。因为并不是所有具有邓小平那样的政治立场的共产党人，都对“六四”学潮抱有敌意。理解和同情可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须知，共产党当年闹革命，乃是从“五四”开始的；“五四”本身，就是学潮。 面对学潮和安邦治国，颇有不同。平息学潮是不可能摸着石子过河的，除了话语能力，还得有文化头脑。两军交战，不需要文化，能打仗就行。然而，面对手无寸铁却又群情激愤的学生，让枪杆子说话，非但丧失了理智，显得没有文化，而且还表明了自身的虚弱。对于邓小平来说，“六四”这一天的份量，不下于他十年的努力。假设这一天能够成功度过，他的十年努力会获得加倍的效应。可是，想要在这一天获得成功，必须以不开枪为前提。因为一开枪就意味着失败。 邓小平所置身的那个无形的悖论，在这一天里被具体化了。学潮必须制止，但制止又不能开枪。学潮在本质上是一种批判性的话语。批判的武器，不能以武器的批判来解决。行事一向果断，决断一向大胆的邓小平，那天不敢走到广场上，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劝退学潮。非常的事件，总是需要非常的能力。许多年以后，电视连续剧《天下粮仓》里有个场面，似乎是有关1989年的充满善意的一个假设。假设面对汹涌澎湃的群众，一个政治领袖如何凭借演说，说退一场风潮，避免了巨大惨案的发生。 在邓小平的同辈领袖当中，这可能是周恩来能够做到的奇迹。在那样的关键时刻，也确实非常需要周恩来式的政治领袖。就算没有周恩来那样的能力，哪怕有点周恩来那样的责任心也行。邓小平没有那样的能力，却以另一种方式承担了责任。这一天过去之后，邓小平以慰问军队的方式，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担当。这又是邓小平很不周恩来的地方。 曾经有人回忆，周恩来在东南亚一个国家参观一个工厂、接到厂方赠送的礼物时，首先注意到的不是礼物，而制造产品的童工。于是，他没有向厂方道谢，而是把礼物送给童工，向童工表示自己的谢意。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周恩来总是能够看到真正应该慰问的人。 “六四”学潮被平息后，邓小平的眼睛里只有开枪的军队，根本而看不到无辜的民众。假如说，学潮触动了邓小平的心理创伤只是一个猜测，那么邓小平的慰问军队则证实了这个猜测。商周之交的周武王打进朝歌之后，首先想到慰问的，非但不是自己的军队，而且还是敌方的大臣。一场风潮过后，最要紧的是如何向民众作个交代。就算不去慰问无辜的死难家属，也得给民众一个说法，表明自己实在是迫不得已。有无话语能力是天生的，无法强求；但愿意不愿意体恤民众，却关系到慈悲心的有无，也关系到开枪的动机所在。“六四”这一天，邓小平向历史交了一个血案。“六四”之后，邓小平又向民众交了白卷。且不说十年改革所树立的形象，被如何毁于一旦；更为悲剧的是，由于没有慰问民众而留下的阴影，又成为以后的继承者们一个十分沉重的历史负担。 邓小平的这一天，后人是无法辩护的。不管邓小平给中国历史带来了如何巨大的变化，这一天的阴影将始终伴随着他。那条龙最终没能从二维平面挣扎到三维空间里。那条龙被钉死在了从二维平面到三维空间的演化道路上。时间由此停格。邓小平以后的政治体制，将长期停留在他所开拓的格局里。相对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中国政治改革取得的唯一进展，不过退休而已。那一天，是短暂的，却比十年的时间更为沉重，也更为长久。即使将来的人们忘记了那十年，也不会忘记那一天。 胡耀邦的天真所误 平心而论，邓小平并非“六四”这一天的唯一制造者。邓氏改革碰到如此一个劫难，也不完全就是邓小平之过。假如胡耀邦不那么天真，假如赵紫阳又不过于聪明，那么邓氏改革也许不会陷入两难的困境。改革的设计再出色，也得有娴熟的政治操作来执行。戊戌变法的时候，李鸿章在政治上并非不赞同变法，但他看出康有为等人在政治上的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好没事人一般地抽身走开了。因为李鸿章明白，且不说光绪的能力如何，就算光绪具有康熙那样的本事，也会断送在康有为式的乌托邦狂热里。 不善言辞的邓小平，对于他所从事的改革，确实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想法。其切实可行之处在于，该冒险的时候就冒险，该稳重的时候就稳重。政治在这样的历史时期，真的成了一门艺术。就政治是一门艺术而言，胡耀邦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艺术家。他的天真，将政治改革弄巧成拙。 天真之于艺术家是必备的，但天真之于政治家，却是一个致命伤。当邓小平在私底下将设计好的退休计划透露给胡耀邦时，天真的胡耀邦竟然丝毫没有掂出其份量。邓小平告诉胡耀邦说：“我全下，辞去军委主席，你半下，接我的军委职务，紫阳也半下，去当国家主席，总书记和总理都让年轻人去做。”（引自《国史通鉴》第四卷187页）胡耀邦把这么重大的一个政治步骤，当作了如同上班告假那样的家常小事，随随便便地捅了出去。心直口快，跟人相处是讨人喜爱的，但从政却会误事。当了总书记的胡耀邦，其心态依然停留于当年儿童团时的红小鬼。如此赤子之心，对于充满风险的政治改革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邓小平改革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于，只做不说。邓小平把一个绝对不能言说更不可谈论的秘密，告诉了胡耀邦。胡耀邦只消老练一些，就应该明白此事一旦说出去，就有可能做不成。当然了，假如按照西方社会的政治游戏规则，胡耀邦如此率真，并没什么过错。假如参照苏联东欧后来发生的巨变，邓小平的决定退休，又好像算不上是政治改革的大手笔。但邓小平面对的是中国的历史，而胡耀邦所置身的也是中国的政治环境。无论是相对于几千年的专制传统，还是从以后的历史进展来看，邓小平跨出这一步，都是一种极限意义上的努力。 绝不退休，这不仅是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也是毛泽东的革命遗产。革命者的使命就是革命到底，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这是一种不成文的权力原则，也是一种毋须赘言的革命品质。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邓小平可能也悟不出退休对于废除终生制和家长制具有多么至关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长于务实的政治家，邓小平在中国式的政治改革进程上的把握，是相当到位的，分寸拿捏得相当准确。对于商业文明是个什么样的文化空间，邓小平也许是陌生的；但对于如何从专制传统的历史阴影里走出来，邓小平却十分清楚。邓小平的短处在于，他没有毛泽东那样的话语能力，把他想做的事情头头是道地讲说出来。邓小平的话语能力甚至还不如能够写出一本《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既然无法以言语服众，剩下的选择只能是作而不述。 事实上，能够做到一步一步的退休，对于专制的传统已经是很大的动摇了。既然最高权力可以退休，那么任何权力都是可以退休的。一个执政党的所有权力阶层都可以退休，那么整个党就会在独裁的阴影底下逐步摆脱出来。由此，民主的政治协商制度，将在执政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内成为可能。这是邓小平能够做到的政治改革，也是他能够作出的最大努力。 胡耀邦没有掂出这一步的份量，也不知道这一步虽小犹大。表面上看，小得看上去似乎很不起眼，不过退休罢了；实质上却大得前途无限，并且进退自如。进，可以在执政党内实现民主；退，足以表明自己并没有背叛所隶属的革命政党。或者说，进，可以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退，又保持了该党的继续执政。邓小平以此恰如其分地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过多的要求，不仅不可能急于求成，而且还可能因此欲速而不达。 邓小平说不出多少道理，但他心中明白，无论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还是思维习惯、文化心理，都没有达到商业文明和相应的民主政治所必备的程度。古代中国的专制帝王，由于没有民主社会的参照，不知道自己是专制者。可是，现代中国的专制者，却全都是从反对专制开始，从要求民主开始，最后演变成了新一轮的专制者。就此而言，邓小平的不愿跟人谈论民主，自有他一番道理。君不见，当年反对邓小平专制的所谓民主斗士，如何早已专制得不成样子；就连说话的语气和眼神，都充满了专制的霸气。 正是由于专制传统的根深蒂固，当邓小平把他的退休计划告诉胡耀邦时，同时也意味着给了他一张政治改革的时间表。按照这张时间表，政治改革的步骤不是激进的，而是渐进的；不是一踯而就的，而是潜移默化的；不是急风暴雨的，而是和风细雨的。显然，这张时间表不太符合胡耀邦的个性，但符合中国政治的环境，符合中国历史的进程。政治改革不以政治家的个性为转移，而是以具体实施的可行性为准则。要论个性，邓小平比胡耀邦不知强多少。但与胡耀邦不同的是，邓小平懂得什么叫做政治，什么叫做改革。胡耀邦却不懂政治，因此对于什么叫做政治改革，也就不甚了了。 从历史的责任上说，胡耀邦的失言，是不可原谅的，不管其中包含着如何难能可贵的赤子之心。假如把中国的专制传统比作一只猛虎，那么邓小平的做法是悄悄地从这只猛虎身边退出去。但由于胡耀邦的大叫大嚷，结果却把此虎给惊醒了。此虎一醒，首先咬死的就是把它叫醒的人。 中国的专制传统，绝不仅仅限于政治体制，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专制病菌。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专制的带菌者。专制的猛虎，蛰伏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尤其是蛰伏在邓小平这样的领袖人物的内心深处。此虎随时随地都可能醒过来，咬死每一个想要终结专制的改革者。一百多年的中国晚近历史表明，反对专制的人们，一旦成功，会比他们所反对的专制者更加专制。专制和民主，在西方是可以通过讨论弄明白的，但在中国却会越说越离谱。唯有把事情做成了，专制和民主才有了不可更改的区别。就像在邓小平实现了退休制以后，最高权力者不想退休也不可能了。胡耀邦在事情没有做成之前，先把秘密透露了出去，不说是出卖，起码也是严重的失责。后来的人们一遍又一遍地怀念胡耀邦的美德，却不知这个天真的总书记犯有多么严重的失误。为人和为政，有时是相背离的。胡耀邦的为人是值得称道的，但他的为政却实在令人无法恭维。 胡耀邦这样的失误，要是犯在毛泽东的手里，结局唯有一撸到底。从彭德怀到刘少奇再到林彪，没有一个是例外的。但吸取了毛泽东时代教训的邓小平，毕竟不是毛泽东。邓小平解除了胡耀邦的最高权力，却依然保留着他的政治地位。比起毛泽东的毫不留情，邓小平无疑是温情脉脉的。只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民众，包括共产党人，有了毛泽东时代所没有的不以为然。在毛泽东时代，任何一次打倒，大家全都跟着举手赞同，全都跟着喊口号。可是邓小平对胡耀邦的处分，却造就了胡耀邦不无蒙冤的英雄形象，而把自己置于了很不光彩的角色里。从一方面说，民众好像觉悟了；但从另一方面说，民众却依然是愚昧的。在对弱者和失败者的一片同情声里，没有一个人想到邓小平的苦衷；没有一个人发现，邓小平可能比胡耀邦更加有苦说不出。人们普遍沉浸在道德主义的快感里，没有人为历史即将会遭到的重大挫折而忧心忡忡。这样的同情，对于胡耀邦来说，非但没有使他感到丝毫轻松，反而因此显得更加委屈。天真的胡耀邦此刻被盲目所包围，致使他既看不清自己，也不理解邓小平。 自此以后，一股莫名的情绪在中国大地上弥漫开来。这股情绪不知不觉地把邓小平朝晚年毛泽东的形象上推去，又顺理成章地把胡耀邦打造成了一个反专制的英雄。于是，又一个悖论渐渐地浮现出来，政治改革的要求，堵死了政治改革的可能。这个悖论反过来说则是，政治改革的可能，与政治改革的要求成反比。要求越强烈，改革越不可能。改革的可能存在于要求的不太强烈之中，甚至可以说，改革的最大可能性，在于没有要求的改革中。邓小平代表着改革的可能性，胡耀邦则象征着改革的要求。邓小平和胡耀邦的冲突，实质上是可能和要求的冲突。假如选择要求，就没有可能；要想可能，就不能有要求。 中国政治改革的这种特色，不仅让西方人永远弄不明白，就是中国人自己也至今没有弄清楚。也许邓小平是清楚的，但他却说不出来。因为邓小平的改革是无言的，一旦说出来，就什么也做不成了。中国的政治，就是这样一个悖论。这个悖论所基于的，是谜一样的文化。 这场风波过后，轮到聪明的赵紫阳登场。 赵紫阳的聪明所错 与胡耀邦误在太天真不同，赵紫阳是错在太聪明。聪明本身是无可指责的，况且赵紫阳在政治上的活力，也是因为他的聪明所造就的。作为改革开放的三位共事者，主持人邓小平介于传统文化和商业文明之间，胡耀邦是由于复活了“五四”精神而青春焕发，而赵紫阳的过人之处是能够在文化心理上提前进入商业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赵紫阳的聪明使他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领先于邓小平和胡耀邦。正是这样的领先，使他对天真的胡耀邦有些不以为然，也产生了与邓小平分庭抗礼的冲动。 赵紫阳和邓小平的冲突，是两种历史合理性的碰撞。把中国历史从专制传统里解放出来，进入商业文明社会，此乃大势所趋。与邓小平代表着历史的可能性相比，赵紫阳代表了历史的趋势。赵紫阳很聪明地走到了邓小平前面，也走到了胡耀邦的前面。虽然胡耀邦本着早期共产党的“五四”激情，充满青春活力，颇有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之明亮，但对于商业文明的思维和观念，却不无茫然。相比之下，赵紫阳领略到了胡耀邦不曾意识到的商业文明，在高尔夫球场充满自信地一杆杆击向未来。 平心而论，以赵紫阳的聪明，在一个商业文明世界里，他完全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但他的悲剧在于，他所置身的却是一个中国式的传统文化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不仅天真会成为灾难，聪明也会被聪明所误。按照现代商业文明观念，像胡耀邦这么天真的人倒台，就好比不会做生意的人做砸了一笔生意，是没什么可同情的。胡耀邦下台的时候，赵紫阳的反应就是这么现代的。赵紫阳的下意识里可能还会认为，像胡耀邦这么孩子气十足的人，早该让贤了。因此，赵紫阳非但没有向胡耀邦施以援手，而且还十分平静地、仿佛早就预料到了似地从胡耀邦手中接过了总书记的大权。 赵紫阳显然不太知道，商业文明的聪明再现代，也及不上中国式的政治智慧。按照中国式的政治游戏规则，赵紫阳和胡耀邦作为邓小平的左右手，无论谁遇难，都是唇亡齿寒。赵紫阳和胡耀邦二者，不管彼此间有什么成见，不管彼此间产生过什么矛盾，必须以同进共退、作为各自保护也是互相保护的前提。当邓小平准备废黜胡耀邦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可以阻止，那就是赵紫阳。但这样的阻止需要的不是勇气，而是质朴，或者说愚钝。因为任何一个聪明人都不会做这种傻事，尤其是一个商业社会的聪明人。 赵紫阳在很聪明地接过胡耀邦手中的权力时，同时也向邓小平间接地表达了，他赵紫阳是不会按照邓小平安排的计划主动退休的。此刻的赵紫阳，正值雄心勃勃之际。观念上的领先，使他产生了许多憧憬。尤其是他周围的幕僚，以新权威主义作口号的造势，正在使他蒸蒸日上。电视片《河殇》轰轰烈烈的播出，更是火上浇油。一代新主，呼之欲出。作一个不恰当的比方，一面是胡耀邦仿佛林黛玉一般被冷落到一边，只能悲悲切切地烧烧诗稿；一面却是赵紫阳好比薛宝钗似的，正准备欢天喜地的入洞房。赵紫阳一点都没有觉察到，邓小平想要避开的那只蛰伏在邓小平内心深处的猛虎，正在慢慢醒过来。 如果说，胡耀邦的天真不过是让邓小平恨铁不成钢，那么赵紫阳的如日中天，却让邓小平感觉像被蛰了一下似的非常不自在。就算没有后来的“六四”学潮，赵紫阳早晚也会成为邓小平自断臂膊的下一个目标。就算邓小平并不嫉妒赵紫阳的日渐坐大，也会为赵紫阳不想按照他邓小平暗中定下的计划退休而不无恼意。正如赵紫阳认为自己的观念是最领先的，邓小平认定自己的安排是最可行的。在最领先的和最可行的之间，谁胜谁负，按照商业文明的思维方式可能是难以判断的，但在中国政治的游戏规则里，却是一目了然的。 倘若说赵紫阳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可能会遭到不测，那也并不尽然。要不，就无法解释赵紫阳在学潮面前的一避再避。赵紫阳期待着水到渠成，但绝不主动出击。赵紫阳的第一避，就是借访问朝鲜的机会，扬长而去。假如仅从官场较量而言，赵紫阳此举无疑是聪明的，把难题留给他人，然后自己回来从从容容地收拾残局。但问题在于，赵紫阳面对的不只是一场官场上的权力斗争，而是一个严峻的历史时刻。此时此刻，不要说访问朝鲜这么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即便是访问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赵紫阳也不能扔下如火如荼地已经燃遍全中国的学潮不管。 赵紫阳虽然没有借学潮向邓小平发难，但他的甩手而去，却间接地给了邓小平一记闷拳。因为事情非常简单，必须要有人负责。赵紫阳不负责，那么只好请邓小平开口。邓小平一开口，就从嘴里跳出了那只醒过来了的专制猛虎。你们要闹事，好吧，我有三百万军队。学潮于是被定性为动乱。 邓小平的恼怒，明里是针对勾起他文革回忆的学生运动，暗里是给赵紫阳甩手而去的一个回应。只是对学生运动的不满是可以明说的，而对赵紫阳的不快却是只能暗示的。赵紫阳当然不会不知道邓小平为何给学生运动作如此定性，他的回击是一下太极推手，似乎漫不经心地向戈尔巴乔夫透露，邓小平才是真正的当家人。赵紫阳由此再一次以商业文明的思维方式，作了一次中国官场上的运作：你不是开口了么，那么就请你负责了。自此，一直身处后台的邓小平，被一下子推到了最前面，并且作为学生运动最直接的对立面，就像当年作为走资派面对红卫兵一样。 本来是应该由赵紫阳挺身而出，以自己的威信去平息学潮。这样既保护了素来不喜学生运动的邓小平，又消除了学生运动在激情之下的锋芒所向。因为要想保护学生，首先应该保护邓小平，不让他成为学生运动的对立面。这就像当年的红卫兵想要揪斗陈毅时，周恩来死死地挡在前面。因为周恩来知道，他保护的不啻是一个陈毅。同样道理，赵紫阳假如能够保护邓小平，那么他所保护的也远远不啻是一个邓小平，而是全体学生，而是所有卷入学潮的中国民众，而是由邓小平和他赵紫阳以及胡耀邦共同努力开创的改革开放大局。 但赵紫阳没有这样做。赵紫阳没有这么做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不肯退休，尤其是不肯按照邓小平的计划退休。从赵紫阳的一系列作为，包括他给邓小平写的那封对胡耀邦不无微词的长信来看，他希望天真的胡耀邦退休，甚至希望在他看来已经显得保守的邓小平退休，然后由他独掌大权。面对学生运动时，聪明的赵紫阳又聪明地以为，这可能是他借助学潮逼退邓小平的一个机会。他不知道他把学潮作为一个难题推给邓小平时，也给学生出了一个大难题。素有心理创伤的邓小平不可能以理性的方式，和平地解决学潮这个难题。而学生也没有能力解决邓小平这个难题。既能够解决邓小平这个难题，又能够解决学潮这个难题的，只有赵紫阳。赵紫阳应该知道个中三昧。但他自作聪明地从中抽身，听凭那二个难题彼此激烈冲撞。 “六四”过后，人们很不理解邓家子女何以对赵紫阳恨得咬牙切齿，因为谁也不知道此中的奥妙，不明白其间的利害关系。这是按照学术观念和道德标准永远也弄不明白的。人们只知道把赵紫阳奉为英雄，把邓小平钉上耻辱柱。也许只有邓家的子女，才会深切地体味到，其父亲在下令开枪的同时，也杀死了自己。就邓小平和学生运动而言，“六四”没有赢家，双方两败俱伤。 这个两败俱伤的结局，赵紫阳有着不可推诿的责任。胡耀邦下台时，赵紫阳没有以跟胡耀邦共进退来努力保住胡耀邦，已经很不明智了。此刻，在学潮面前，赵紫阳以更不明智的方式，将学潮和邓小平同时置于死地。因为面对1989年的学潮，赵紫阳比邓小平更合适也更可能成为学潮面前的周恩来。不论周恩来的历史功过如何，1989年的春夏之交，是中国历史上最最需要周恩来的时刻。而且，最合适扮演这一历史角色的，就是赵紫阳。要让学生退回学校，要让邓小平收回那只跳出口的猛虎，唯有挡住学生，劝退学生。而要劝退学生，又必须让学生消除对邓小平的敌意。事实上，在学生和邓小平之间，并没有真正的敌对关系。学生对学校里种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痛恨、对学校里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欺负学生事件的积怨，远远超过对邓小平的不满。但是，愤怒就像爱情一样，总是盲目的，非理性的，如同滔滔洪水，可以被引向任何一个地方。就此而言，赵紫阳的一避再避，等于是一推再推，把邓小平毫无遮挡地推到了学潮面前。 从官场运作的角度来说，赵紫阳太聪明了。避得不动声色，推得不动声色。即便在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之际，赵紫阳依然十分聪明地跑到广场上去，向学生告老还乡。悲壮的告别，非但没有劝退学生，反而激怒了学生，使学生再也不可能离开广场。当善良的中国民众此后一遍又一遍地赞颂赵紫阳的时候，他们很少有人想过，赵紫阳的向学生道别，等于是把学生推到了邓小平的枪口上。同时，赵紫阳也以背对邓小平的方式在向邓小平示威：想要开枪，那就开吧。反正子弹打不到老赵身上。 在戒严令即将下达的晚上，赵紫阳如同贾宝玉悬崖撒手那样地来了个广场撒手。赵紫阳反对开枪，但不愿承担任何责任。赵紫阳既不想保护邓小平，也不怜惜学生。假设赵紫阳是《天下粮仓》里那个有良心和良知的满清官员，他也许会跑到广场上就地坐下，与学生共进退。假如赵紫阳以此一面劝退学生，一面暗示邓小平：你要开枪，就先打死我。赵紫阳可能因此而在学生中获得至高无上的威望，同时又握有了与邓小平谈判的王牌。但赵紫阳并不想担当。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担当，赵紫阳都不愿意。赵紫阳骨子里并不是个力挽狂澜的英雄，而不过是个在官场上游刃有余的自私自保的官员。赵紫阳说完，溜之大吉，扔下愤怒的学生，连同成千上万的无辜民众，听凭他们手无寸铁地面对同样愤怒的邓小平和即将开进城里的军队。此刻的邓小平，已经不是心中有没有猛虎存在，而是已经变成了那只叫做专制的猛虎。 赵紫阳之于邓小平的这种小聪明，在某种意义上，不下于当年张学良在西安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这类事件要是犯到毛泽东头上，当事人可能与刘少奇一般下场。然而，事过之后，邓小平只是如同蒋介石软禁张学良一样地软禁了赵紫阳。这与其说是时代不同了，不如说邓小平确实与晚年毛泽东不太一样。邓小平不会不意识到，他将当年对红卫兵的痛恨，发泄到了1989年的学生们头上。相比之下，赵紫阳当然轻松多了。这不是无官一身轻的轻，而是事不关己的轻。借用一个鲁迅的说法，则是一种做成了看客的轻。本来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最后却凭借着官场上混出来的聪明，一步步地退到了观众席上。赵紫阳由此获得了自保，也保住了跟邓家子女一样做了生意的赵家公子。在学生一片片倒下的那天，赵紫阳没有被良心折磨得发疯。他可能还不无庆幸，因为他知道邓小平的日子要比他难过得多了。 这一年的赵紫阳，唯一的遗憾可能是没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虽然中国的“六四”学潮是这一年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最大新闻和历史事件，但西方人却把和平奖颁给了跟“六四”毫无关系的达赖喇嘛。这与其说是对达赖的大声褒奖，不如说是对赵紫阳的无声批评。西方文明虽然与东方文化很不相同，但西方人还没有笨到连赵紫阳的聪明都看不出来的地步。 《河殇》的政治图腾意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与“五四”遥遥相望的启蒙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再次扮演了社会良心的文化角色。一时间，读书和写作，成为一种时尚。学子们一面拼命阅读西方经典，一面迫不及待地竞相标榜自己的学问和思想。天下仿佛又回到了梁启超们或者陈独秀们辈出的时代。直到事过境迁，人们才发现，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已经没有了二十世纪初那些先人们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他们不仅浮躁，而且世故；他们野心勃勃，却又怯懦平庸。有利可图，大家蜂涌而上；发现危险，争相逃之夭夭。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政治领袖如赵紫阳者不肯扮演英雄，知识精英如方励者也宁可隔岸观火，好比牧童遥指杏花村那样地遥指广场。并且，虽然没有做一把康有为，也照样煞有介事地逃进外国大使馆。在“六四”这场悲剧之中，知识分子上演的大都是不无喜剧性的插曲。跑到广场上抱着学生痛哭流涕者有之，趁热打铁准备成立临时政府者有之；袖手旁观者有之，探头探脑者有之，突然跳上台上慷慨激昂一番者有之。如此等等。 在诸如此类的插曲当中，应该数“六四”发生之前播映的电视片《河殇》最为轰动，也最有代表性。就思想性和学术性而言，《河殇》既不深刻，也不严谨。该片不仅对西方文化不甚了了，而且对中国文化也是一知半解。以蔚蓝色文明和黄色文明的比喻来谈论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以海洋和黄土来概括彼此间的差异，源自于对这两种文化的精神内涵的茫然无知。当然了，假如《河殇》仅止于历史文化的探讨，也不失为一家之言，至少可以看作是对商业文明的向往。打破闭关自守，以开放的心态走向世界，那是许多中国人所向往的。但问题的关键是，《河殇》真正关注的并不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异同。《河殇》骨子里是一部新权威主义的政治图腾，意在为呼之欲出的赵紫阳造势。 主张由一个强权政府推行经济自由化的新权威主义，是在赵紫阳接替胡耀邦成为总书记之后，风行一时的政治思潮。这股思潮并非来自民间的自发研讨，而是由赵紫阳政治智囊精心策划的刻意造势。这样的造势起先是在思想文化界发端，经由《河殇》一片的播映，推向全国。 呼唤商业文明固然顺应历史潮流，但《河殇》真正想突出的，与其说是商业文明，不如说是新主赵紫阳。或者说，《河殇》借助了中国民众之于商业文明的渴望，将新一轮的最高权力者隆重推出。假如去掉邓小平向胡耀邦所透露的退休背景，如此造势也不失为一种历史的选择。但对比邓小平在政治改革上的那番设计，作为新权威主义力作的《河殇》，无疑相当浮躁。从政治操作上说是冒进的，从思想文化上说是空洞的，从实际可行性上说是可疑的，而从创作心态上说则是相当矫情的。这样的图腾方式，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一百多年前的康有为就曾经上演过。一种说法称之为帝王师，另一种说法则叫做挟天子以令天下。 商业文明本身是强调公平和平等的，但渴望商业文明的《河殇》却充满着话语权力的嚣张，充满着君临天下的霸气。再愚钝的观众，看了《河殇》都会感觉到，有人要登台亮相了。而稍许有点政治敏感的观众，一看《河殇》就明白，最高权力的核心人物要换人了。因为在《河殇》的画面上，作为中心人物出现的，不是改革开放的主持者邓小平，而是刚刚上任的总书记赵紫阳。 平心而论，比起毛泽东时代的造神，邓小平是相当低调的。除了在深圳有一幅画像、作为改革开放的象征，邓小平很少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这不仅是吸取了毛泽东时代的教训，而且与邓氏在政治改革上的退休计划，也完全吻合。邓小平的政治改革方式，是淡化最高权力。可是，《河殇》的新权威主义方式，却是强化最高权力。在政治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邓小平选择的是低调而有效的步骤，而《河殇》推出的却是高调而可疑的冒进。而之所以如此冒进的全部原因，就是迫不及待地要让赵紫阳取邓小平而代之。就算《河殇》以此挑战邓小平是一种勇气，但《河殇》选择的新主赵紫阳是否能够担当起历史的重任呢？任何最高权力，都不是不可挑战的。但既然挑战，就得担当。赵紫阳真有能力取邓小平代之么？《河殇》智囊们真有本事做到邓小平做不到的事情么？ 当年康有为带着《大同书》式的乌托邦走进皇宫时，算得上是个志大才疏的例子了。可是对比赵紫阳的幕僚们在《河殇》一片中透露出来的浮躁，却既比康有为更加乌托邦，又比康有为更为盛气凌人。邓小平的政治改革方式，是低调和淡化；而赵记新权威主义所张扬的，却是高调和强化。如果硬要说邓小平是保守的，那么邓式的保守恰恰最接近解构专制的民主政治，而赵记新权威主义的激进，却把自由经济的可能和保障，完全交给了专制的权力。对照后来的历史进程，假如没有邓小平定下的退休制度，那么在威权之下的经济繁荣，很有可能会在政治上同时复活新加坡式的世袭制和家长制。历史证明了邓小平通过谈化最高权力的低调政治改革，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其中暗含着的对中国专制传统和专制文化心理的估计，是充分而准确的。 至于《河殇》的创作心态，也是相当专制的。话语权力的专制，有时比权力的专制还要霸道，还要顽固。《河殇》一片的某些创作人员，即使到了美国，还会以挟天子以令天下的方式挟基督以令信众。透过《河殇》貌似激进的话语，可以看到其专制的文化心态和思维习惯。《河殇》的政治图腾，不仅跟政治改革毫不相干，而且根本杜绝了政治改革的可能性。但由于《河殇》在话语上的激进，后来竟然会阴差阳错地成为“六四”学潮要求民主的导引，把学生的敬意悄悄地引向新权威的核心赵紫阳。历史有时就是这样的毫无逻辑可言。 从逻辑上说，《河殇》的政治图腾与“六四”学潮之于民主政治的诉求，是完全不相干的。而且，在学潮开始的时候，学生的反腐败目标，不仅指向邓家子女，也同样指涉到赵家公子。假设没有邓小平的存在，让赵紫阳独自以新权威主义的姿态面对学潮，很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在思想上和道义上真正与学生运动有共同语言的，可能会是已然逝世的胡耀邦。只是由于赵紫阳需要以借力打力的方式对付邓小平，才有了他的那套太极推手：既让学生运动的矛头最后完全指向邓小平，又将邓小平的怒气成功地引向学生运动。而赵紫阳的幕僚和《河殇》的制作者们，也就跟着赵紫阳在邓小平和学生运动之间这么推过来，推过去。那一阵子的忙碌，全都是无形的，只能感觉到气体在流动，根本看不见他们当中有谁大大方方地与学生站到一起。他们当中不乏想要成为康有为者，却没有一个肯做谭嗣同。 假如没有那么一番政治图腾，《河殇》本当是对中国历史的追悼。但由于夹杂了新权威主义的图腾，结果导致了一场充满悲剧性的国殇。在整个一场悲剧当中，学生是无辜的；邓小平假如不开枪的话，那么也是无辜的。因为邓小平并没有拒绝政治改革，他只是按照中国的政治环境和中国的历史特征，设计了一个中国式的渐进方式。可是，中国的国情就怪在，在能说会道和脚踏实地之间，前者永远受称赞，后者永远背黑锅。《河殇》至今为人称道，而邓小平将永远被非议。 在一个群情激昂的历史关头，激进的话语确实更能俘获热情的学生；但等到事过境迁，对于激进不能没有反省。在这场悲剧中，邓小平不得不承担的，是开枪的罪责。但有关中国式的政治改革，邓小平非但无咎可究，而且有功可稽。反倒是《河殇》所张扬的新权威主义，成为日后政治改革的一个巨大障碍。以后的历史证明，威权底下的经济非但不是自由的，而且依然可以成为哈耶克所说的通往奴役之路。既然政治是威权，那么经济的自由只能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至少是迄今为止，中国政治改革所取得的最大进展，始终不过是邓小平设计的退休制度。 广场上的呼唤民主唤醒了专制 自“五四”以降，中国的学生运动几乎成了一种传统。每每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总是学生，而不是政府或者知识分子，站到历史的最高处，登高长啸。学生运动因此有了独特的历史文化意蕴。比起邓小平在学潮面前的茫然和反感，毛泽东却深谙其道。历史上的红卫兵运动，且不论功过如何，至少也算是毛泽东的独创。毛泽东深知学生运动当中，蕴含着极大的政治能量。曾几何时，就连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古话，也都被学生运动改写成了政府不知亡国恨。 与学生运动成为一种文化传统相应，如何面对学生运动，也变成了一门艺术。被毛泽东逼到红卫兵面前的周恩来，可能是处理学生运动的最大艺术家。个人的魅力和崇高的威信，可能是成为这类艺术家的必备条件。除此之外，还得有敢于舍身的忘我境界。就此而言，1989年，无论是邓小平还是赵紫阳，只要具备这样的境界，那么结局就会截然不同，历史也会全然改写。 1989年的“六四”学潮，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也是全世界范围内最令人震撼的一次学生运动。虽然学潮后来把矛头指向了邓小平，但从学潮爆发出的那种愤怒之强烈、所涉人众之广上看，却是早先毛泽东时代的压抑结果。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只是给这样的爆发提供了可能。真正的压抑，来自于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暴虐。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是在代毛泽东受过。 学潮就像民众一样，通常会陷入盲目的情绪里。假如要细究1989年的学生情绪，大都来自学校里的种种压抑，其中包括教育体制的不合理，课堂教材的陈腐，师资的老化，学校制度的专横等等。这些问题无疑是毛泽东时代的遗患，也是邓小平没有来得及改革的陈弊。邓小平无论在经济建设还是在政治改革上，都是少见的行家。唯独在关乎思想文化的教育体制上，从来不曾领略过蔡元培式的兼容并蓄。邓小平不知道他的这种无知，给自己造成了多大的隐患。大学生们从名义上说乃天之骄子，实际的生存状态却猪狗不如。学潮爆发之前一个月左右，在北京清华园附近发生的北大哲学系毕业的青年诗人海子自杀一案，足以说明学生被压抑到了什么程度。学生们几乎天天盼着有机会上街。因为唯有走在游行队伍里，他们才被当作人看待，他们才有尊严，他们才能找回应有的自信。不管学生运动提出什么口号，诉诸什么名义，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找回做人的尊严。 学生的这种处境和压抑状态，不要说邓小平一无所知，即使是赵紫阳，也并不深知就里。而赵紫阳的智囊们，除了想方设法利用学生运动，根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学生为什么如此热衷于上街和游行。极度压抑之下的学生，太需要上街游行的籍口了。不管是1989年的死了重要人物，还是后来90年代的被炸了使馆，只有一要机会，马上就上街。更不用说，胡耀邦的逝世跟学生运动还真的有着很大的关系。按照官方的公开说法，胡耀邦的下台，跟1987年的学潮有关。 北京学生在1989年对胡耀邦的纪念，与北京民众1976年清明节的纪念周恩来十分相像。只是1976年的纪念，带有十分明确的另一层含义：为再次被打倒的邓小平鸣冤叫屈。令人感慨的是，时过境迁，这一次的纪念胡耀邦，却变成了间接地表达对邓小平的不满。但必须指出的是，在学生对胡耀邦的纪念里，并没有为赵紫阳张目的意思在内。须知，在学生们后来列出的反官倒名单里，赵家公子也赫然在目。 1989年的学潮，其发生原因和矛头所向，前后有过三次变化。第一次是因为胡耀邦的逝世，后来改成反对官倒、反对腐败，最后才转而指向了邓小平。原因十分简单，赵紫阳向学生释放了极大的善意，而邓小平却恶言相向。学生对邓小平的愤怒，与一百多年前天津教案中的爱国民众对曾国藩的愤恨，不无相近。同样是情绪性很强的恨，被恨者又同样的无以分辨。学潮汹涌起来就像洪水，要等到退潮之后，才能水落石出。 想要理清学生运动何以渐渐地成为反对邓小平的运动，并非三言两语可以道尽。除了赵紫阳不动声色的推动和努力，还有其它诸多因素。但可以明确的是，一旦在邓小平和学生运动之间敌意既成，那么彼此间都开始走向无法控制的激烈。天安门广场上的学潮主题，不再是纪念胡耀邦，也不再仅仅是反腐败反官倒，甚至也不再停留于反对邓小平，而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民主的诉求。这样的诉求再跨前一步，那么反对邓小平的要求，有可能会演进到反对以邓小平为首的执政党。但广场上的学生没有跨出这一步，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只是发泄心中块垒，对执政党并无敌意。把矛头指向邓小平，是他们可能抵达的极限。至于他们的口号一旦上升到民主的诉求，那么就变得非常空洞，没有了实际的内容。 广场上的民主诉求，与其说是具体的，不如说是象征的。也是这样的象征意味，学生们在广场上只是竖起了自由女神的雕像，而并没有提出政治改革的具体要求，更谈不上什么具体步骤。如果说《河殇》的政治图腾是新权威主义，那么学生在广场上的政治图腾则是自由和民主。这样的图腾虽然美丽，却并没有多少实质意味，更谈不上操作性和可行性。广场变成了名付其实的舞台。有关自由和民主，其审美效应，远远超过实效的追求。假如革命是盛大的节日一语是成立的，那么广场上真的就是天天在过节。久而久之，要不是最后的开枪，广场上的学生可能会把自己究竟到广场上来干什么，都会忘得干干净净。 激动人心的过程，早已使目的变得无关紧要。此情此景，也许只有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才能与之相较。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如此浪漫的日子。在绝食的悲壮过去之后，接踵而止的，是狂欢节般的庆祝。不仅男女之情开始在广场上弥漫开来，甚至还有人以在广场上举行婚礼，吸引观瞻。由于政治目标的不具体和不明确，广场上的学生转而进入了生命的高峰体验。 然而，就在如此一派浪漫之中，那只专制的猛虎开始在一些学生领袖的心中渐渐地成活了。这些学生开始不过为激情所驱，但一旦领略了成为领袖的风光，马上就迅速地走向对权力的渴望，陶醉于权力带来的虚荣和满足。虽然“六四”学潮与红卫兵运动的历史含义完全不同，但学生领袖的心理情结却跟当年的红卫兵头头非常相近。强烈的自我意识，在种种欲望的推动之下，飞快地膨胀，仿佛一下子从花果山上的孙猴子变成了惊天动地的齐天大圣。 毋庸置疑，投身学潮的学生大都是单纯的。不单纯的只是一些成了学生领袖的学生。领袖，通常意味着权力。虽然这权力仅止于广场，但也足以让人产生吸毒般的幻觉。也是因为权力仅止于广场，导致了领袖们很不愿意退出，更不想让学潮尽快地结束。按理说，通过媒体获得了名声之后，应该结束了。可是，正是那样的名声，使他们更加留恋广场。俗话说，历史是一种合力。此话也可以表达为，历史是被各种各样的动机，杂乱无章地推动着。而所有的动机说到底，都是出自人类的同一种本能，那就是，欲望。 与蛰伏在广场上的欲望相比，邓小平作而不述地淡化权力的方式，确实是很高的政治智慧。因为有些事情，尤其是民主，在中国是不能诉诸言说的。民主在中国，就像古代计时沙漏里的沙子，说得越多，漏得越多。学生们在广场上使劲地呼唤民主，最后唤醒的，却是一些学生领袖内心深处的专制之虎。这只猛虎被欲望推动着，在广场上发号施令。再加上学潮的大得民心民意，学生领袖的欲望随之水涨船高。于是，反专制的专制，在尚未执掌政权的学生领袖心中，也在聚集了上千上万学生的广场上，悄然滋生。 应该说，开枪之前，邓小平确实是给足了学生时间的。从戒严开始，到“六四”开枪，有半个月的时间可以斡旋，可以谈判，可以寻求和平的解决方式。事实上，就当时的情形来说，以反对腐败、要求民主为诉求的学生运动，目的也早已达到了。然而，学潮就是退不下去，广场上的学生就是散不开来。原因诸多，最基本的原因在于，学生领袖不能没有广场，学生领袖不能没有如火如荼的学潮。他们拒绝跟任何人谈判，拒绝有任何谈判结果。他们互相比赛谁更加激进，而最后又总是最激进者胜出。他们只在乎自己的领袖地位，根本没有意识到，在这种地位背后，是多么沉重的责任，有多少无辜的生命可能会丧失。虽然不是开枪杀人的一方，但对最终发生的“六四”血案，这些学生领袖负有道义上的责任。 在这个专制病症的特殊临床病例中，最让人惊诧的是，广场上的一些学生领袖，还没有真正踏入权力阶层，却飞快地学会了官场上的种种世故。他们学会了把生存的机会留给自己，把牺牲的光荣让给别人。“六四”开枪，打死了许多无辜的学生和民众，却没有一个学生领袖倒地。他们大都安全转移了，比《沙家浜》里的新四军伤病员转移得还要成功，更为精彩。昨天还在广场上慷慨激昂，今天已经出现在巴黎和纽约，明天成了毕业于美国上流大学的博士硕士。 以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为参照，邓小平的政治改革，确实步子不大。但以中国式的专制心理为底数，邓小平的退休之举，却远比不肯退出广场的学生领袖更具民主气度。就算以西方世界作比较，美国人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上，即使面临生死关头，也得投过票之后，才能作出反抗的决定。但是，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上，既没有经过什么投票，也没有做过任何民意测验，仅仅凭着某些学生领袖的个人意志，就把成千上万的学生牢牢地置于了枪口底下。权力的专制固然有待解构，但反对专制时的专制，却像历史的怪圈一样，缠绕着一代又一代的专制反对者。不仅《河殇》的新权威主义者们没有幸免，学潮中涌现的一些学生领袖，也没有幸免。广场上呼唤民主的声浪不可谓不大，但最终唤醒的，却是蛰伏在学生领袖心中那只专制猛虎。 十多年过去了，长眠在地下的死难者留给人们的，唯有永远的沉默。许多或者致残或者坐了大牢的无辜者，也不会为自己付出的代价而去责问当年的学生领袖。也许他们都在无声地等待着这些领袖们的良心发现，等待着至今没有任何自责的领袖们，终于觉得自己对不起众多的死者和生者。但这只是个道义问题，良心问题，就历史而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就算捶胸顿足，痛哭流涕，也毫无意义了。 民主的演习和专制的教训 严格说来，1989年的学潮，是一次美学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演习。这次演习展示的与其说是民主政治，不如说是民主口号的美丽动人。广场上最后上场的，是艺术院校的学生，带着一尊女神的雕塑。此情此景，全然是中国式的《巴黎圣母院》，中国式的民主狂欢。仿佛是把未来的庆典，在广场上提前举行了。 虽然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上没做过民意测验，但“六四”学潮本身，却是一次最广泛的民意测验。这次测验表明，真正的英雄既不是政治领袖，也不是知识精英，而是普通民众。 在政治精英按照中国官场的游戏规则悄悄抽身之后，在知识精英本着他们患得患失的自私隔岸观火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中国民众，在全国各个城市簇拥着来自各个院校的学生，走上街头，涌入广场，成为名符其实的历史主角。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时刻，几乎全体中国民众，体验了这场历史性的狂欢。 此时此刻的大学生，成了真正的天之骄子。他们人人体会到了受人尊敬被人爱戴的快乐。他们其实最想要的无非就是受人尊敬。他们以自己的行为，获得了民众的尊敬。他们经由这场学潮，得到了心理上的医治和精神上的升华。平日里的压抑被释解了，身心变得空前的健康。他们充满了在他们的一些所谓领袖身上渐渐褪色了的牺牲精神。不要说去绝食，就是去死，去赴汤蹈火，去上刀山下火海，他们全都义无反顾。 在充满激情的学潮中，学生们出人意料地保持着空前的理性、自律，有条不紊。在那些日子里，大学生突然成了这个国家的主人。他们不仅煞有介事地向民众发表演说，告诉人们做这做那，而且还自告奋勇地维护着城市的秩序。他们把这一切做得非常认真，认真到了会把向毛泽东画像表示愤恨的人们抓起来的地步。他们好比被长期冷落的孩子，突然受了来自各方面的宠爱，幸福得不知所以。对比课堂上冬烘僵化的老师、学校里刻板生硬的辅导员和各级领导、校门口气势汹汹的警卫、门房，民众的欢呼和簇拥，让他们感动得热泪盈眶。上街游行果然过瘾，仿佛把整个国家都扛到了自己的肩膀上。 比起在权力圈里摸爬滚打的政治精英，比起多多少少握有了话语权力的知识精英，学生无疑是单纯的。但还有比学生更单纯的人们，那就是千千万万无声无臭的普通民众。倘若要说出谁是1989年中国最可爱的人，那么就是无数个流血流汗支持学生的普通民众。他们既没有权力的野心，又没有话语的烦恼，也没有出名的渴望。他们有的只是一颗颗纯朴的心。这些普通人，是整个“六四”运动当中最透明的人群，也是中弹倒地和被捕入狱占人数比例最高的一群。他们彼此素不相识，只是为了同一个支持学生的目的，走到一起。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且大多数来自底层。他们向学生掏出口袋里最后一分钱，他们拉着板车给学生送吃送喝，满头大汗地为学生四处奔波。在戒严的日子里，他们爬上坦克，苦口婆心说服士兵们，不要向学生开枪。军队进城的时候，他们拉起人墙保护学生。一旦枪声大作，他们挺身而出，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学生挡子弹。 从文化上说，中国人的本真形象，不是《三国演义》那么奸诈的，也不是《水浒传》那么粗糙的，而是《山海经》那么出色的。由于专制文化的长期教化，那样的中国人渐渐地消失了，那样的民族精神渐渐地失传了。然而，时不时地，又总会在历史的一些紧要关头，突然出现。在1989年的“六四”学潮当中，这样的中国人又出现了。他们不是政治精英，领袖人物，也不是知识精英，不是学生领袖。他们是不为人知的普通人。他们当中许多人，连大学都没能考上，只能读读技校、夜校。政府官员不会把他们放在眼里，西方媒体的记者也不会把他们当回事。他们坐牢，不会得到任何特殊的待遇。他们中弹倒地，就像一只只被踩死的蚂蚁。“六四”过去许多年之后，这些无名氏们也许早已灰飞烟灭，无人知晓。只有一个专门做底层采访的诗人，记下了他们的一些故事。 假如说，“六四”给中国人和中国历史留下了什么宝贵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那么就是这些个普通人的故事。在他们身上，复活了中华民族最为本真的灵魂。质朴，透明，无声无臭，却可歌可泣。他们当中可能只有一个人，那个只身挡在坦克前面的青年人，被十分偶然地留在了电视屏幕上，从而留在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的记忆中。至于其他所有人所做的一切，都不曾进入传媒的视线。然而，如果说，1989年的“六四”是一次全国性的民主大演习的话，那么真正的主角，却是这些默默无闻的人们。他们是中国文化最为深层的底蕴。他们象征着中国的希望。 未来的民主政治，并不是由政治领袖说了算的，也不是由知识精英标画的，而是由普通的中国民众造就的。民众比政治领袖更懂得什么叫做民主，也比知识分子更容易进入民主社会。民众需要的不是关心，而是机会。民众需要工作的机会，需要创造的机会，需要实现民主的机会。民众是单纯的，他们不以任何官场上的权力运作为然。邓小平四两拨千斤的政治改革方式，从中国政治的角度来说，是高超的。但中国民众却不一定会对此五体投地。民众喜欢的是胡耀邦式的天真和单纯。胡耀邦的猝然逝世，如同一点火星落到了中国民众的心里，点亮了无数颗透明的心。 表面上，“六四”学潮似乎是一次启蒙。学潮唤醒了中国民众。但实质上，恰恰是民众的透明，照亮了学生和学潮。中国民众并不愚昧，更不是什么实现民主政治的障碍。1989年的学潮证明，中国民主政治的障碍，在于权力阶层，在于知识分子，尤其是握有一些话语权力的知识精英。无论是赵紫阳式的聪明，还是新权威主义的专制，抑或知识分子的首鼠两端，甚至某些学生领袖的自私和偏狭，都是中国民主政治的真正障碍。民主政治有一个不可或缺的精神前提，或者说，心理条件，那就是自由的心灵。这样的心灵，在1989年是由中国民众体现的。 民主政治，其实就是民众获得表达自己的机会。因为民主政治能够提供给民众的，就是机会。只有专制权力，才动不动向民众提供关心。民众不需要关心，民众需要机会。1989年的赵紫阳，没能向学生提供应有的机会，只是向学生提供了毫无价值的关心。 过去那种人民创造历史的套话虽然空洞，但1989年的中国学潮，却真的是民众成了真正的英雄。民众的纯朴，与胡耀邦的天真，交相辉映。“六四”的悲剧是令人感叹的，但这场悲剧所蕴含着的心灵的高贵和美丽，却是极其动人的。曾经不以胡耀邦天真为然的赵紫阳，从权力中心退出之后，也被这样的高贵美丽所照亮。失去权力，同时也意味着不再需要官场的聪明。退隐后的赵紫阳，变得单纯多了。他需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无非是恪守自己的人格。赵紫阳以这样的恪守，从精神上回到了民众当中。晚年的赵紫阳，得以光彩的善终。 没有好好反省的，是一些知识精英。“六四”之后，世故的中国知识分子陷入了空前的犬儒状态。他们不为自己的世故和自私感到羞耻，反而暗暗庆幸自己逃过一劫。八十年代，他们负才斗气，追求声名。“六四”过后，他们比赛平庸，比赛自私，比赛精明世故，比赛名片上的头衔名声。交出自由、卖掉灵魂之后，知识分子着实轻松不少，活得无牵无挂。 但也有另外一部分知识分子，人数不多，选择了自由的立场。话语权力由于知识分子的独立，开始跟政治权力分道扬镳。虽然这样的话语权力十分有限，虽然这样的选择意味着艰辛的生存，但不再依附政治权力，不再是《河殇》式的为威权张目。话语的自由与否，以言语者的独立为前提。传统的专制文化，是由权力话语和话语权力的结合所组成的。能否解构专制文化的一个重要标记，就在于能否实现这二者的绝对分离。话语唯有与权力分离，才不会成为权力的附庸和权力的帮凶。 话语为权力所御用，乃是孔儒之教留给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历史教训，又是一个历史包袱。“五四”时期的启蒙领袖，大张旗鼓地批判孔儒，却没有意识到话语和权力的结合，才是症结所在。他们更没有意识到的，是后来对中国历史造成了致命影响的一个关键问题，即思想不能主政，思想家不能成为最高统治者。历史上所有思想家型的政治领袖主政，都是专制的。 当然，思想家主政，并非是中国的专制特色。早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就在他的《理想国》里，提出了应当由哲学家来统治国家的政治理想。这个理想在一千多年之后，由席卷全球的那场充满乌托邦气息的革命，付诸实现。这场革命带给人们、尤其是带给中国人的一个最大教训，就是一旦由某种思想家、或者由某种思想来主政，那么必定是专制，甚至是独裁。毛泽东时代的种种失败，其根源就在于用思想主政。这是话语必须和权力分开的又一层涵义。权力被话语所劫持，不管是革命话语，还是民主话语，结果都会走向专制。中国的专制传统是话语成为权力的附庸，而来自西方的专制特色，则是某种特定的话语劫持了权力。 话语和权力的离合，也是“六四”学潮的一个历史教训。学生与政府的对话，并非是在谋求解决问题的谈判，而是用话语去和权力碰撞。民主的诉求假如没有具体可行的内容，没有宽容和大度，没有给对方留出应有的余地，那么不管诉求要的是民主还是自由，诉求本身已经变成了专制的话语，或者说，变成了专制的话语权力。以专制的话语对抗专制的权力，不过求个痛快而已，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更不可能获得双赢的结果。 学潮期间，学生在话语的选择上是相当幼稚的。大而无当，华而不实。比如一开始的纪念胡耀邦，其实政府已经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后来的反官倒反腐败，又没有给政府留出解决问题的余地。至于走到反对邓小平的地步，更是把邓小平、也把学潮自身，一起逼进了死胡同。因为要求邓小平着手政治改革，是合理的，但邓小平已经在按照他的方式做了。历史证明，邓小平做得非常实在。相比之下，学生提出的民主要求却不着边际，无从说起。综观整个一场学潮，除了想要上街之外，其它要求都相当空洞。 “六四”学潮的另一个教训，就是把原则提得太高。民主的诉求非但没有可行的内容，而且把民主当作神话一般，高高挂起。现代的民主政治，是一种高智商低原则的政治运作，一种双方寻求解决问题、寻求彼此双赢的谈判。谈判的任何一方，可以像做生意一样地讨价还价，但不能乱开天价，提出对方做不到的条件。就此而言，民主政治其实就是一门谈判的艺术。这门艺术首先需要的就是双方的智商，而不是高耸入云的原则。因为把原则的门槛抬得越高，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小。一味地抬高原则，必然丧失宽容。而宽容，乃是民主政治的首要前提。宽容不仅需要心胸，而且需要智商。“六四”学潮热情很高，但智商就无从说起了。正如高智商低原则可以使双方走向民主的协商，低智商高原则必定走向专制，即便喊着民主的口号，骨子里的心态，却是专制的。 “六四”过后，曾经有过一种假设，假设当时的情景能够像后来的前苏联那样，中国历史也许就会全然改观。这样假设初看似乎有理，但细细一想，却是根本不成立的。因为即便赵紫阳在1989年扮演了后来的叶里钦，结局也同样可能是悲剧的。中国的政治通常是，没有成事之前，人人都是旁观者；一旦成事，人人都会抢着当英雄，最后必定是天下大乱。赵紫阳假如像后来的叶里钦那样登高一呼，且不说有何胜算，就算成功了，也马上就会出现比赵紫阳更激进、民主口号喊得更响亮的人，把赵紫阳推下政治舞台。广场上的学生领袖尚且都在比赛激进，更不用说一旦国家权力出现了真空。而且，要把赵紫阳推下台的理由，是非常现成的。且不说其它，赵家公子的官倒，就足以让赵紫阳蒙尘。从这样种假设所得出的结局来看，赵紫阳确实聪明，没有走向高调举事，而是选择了低调退出。 有趣的是，这样的假设不仅民间做过，官方也在做。苏东剧变发生之后，政府一再以此为戒，既庆幸1989年没有发生那样的变化，又希望不要在中国发生如此剧变。其实，在苏东发生的事情，不会在中国重演。因为没有那样的可能性。邓小平的设计，可能是唯一具有可行性的政改道路。有人一再告诫，中国不能出哈维尔，叶里钦，瓦文萨。事实上，中国不会出现那样的人物。中国知识分子之于那样的境界，唯有望洋兴叹而已。那样的人物，要出早就出了。1989年都出不了，以后就更出不了。中国知识分子没有那样的责任心，也没有那样的文化高度，更没有那样的牺牲精神。即便美国政府出面担保，保证其绝对安全，也不会出现那样的历史人物。因为一旦有了担保，就更有理由躲进人家大使馆了。 苏东的政治转型模式，并不适用中国。中国的专制传统，可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国的专制，是专制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人人心中蛰伏着专制的猛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窜出。改变中国的专制传统，不仅需要时间，而且需要智商。民主，在中国不能作为一种漂亮的口号高悬，而应成为无数件具有操作性和可行性的实事，并且诉诸日常的生活细节，以渐进的方式，潜移默化。民主在中国首先不是政治体制，而是生活方式和相应的思维方式。 民主在中国也不是改朝换代，而是有关宽容有关协商有关双赢的一门艺术。当中国人全都懂得谈判得给对方留有余地，那么就离民主不远了，或者已经民主了。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已经发生过好几次改朝换代，但专制依旧。每一场革命，每一次反对专制，最后都逃不出传统的怪圈。因此，政党政治，并非实现民主的前提和条件。在中国要实现民主，应当从日常的生活开始，从国民的心态着手。 还一个事实必须澄清的是，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而不是任何政党。反对任何政党的执政，都不等于反对专制。专制就像《西游记》里的白骨精，一会儿变成这个政党，一会儿变成那个政党。而历史上的革命，又总是以打死某个执政党为目标。就算打死了，那个叫做专制的白骨精却逃跑了，跑到另外一个政党的灵魂里去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改朝换代不等于追求民主。而且，政党跟人一样，也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就以中国共产党为例，毛泽东时代跟陈独秀时代不一样，而邓小平时代又跟毛泽东时代有异。该党是从“五四”启蒙运动中发轫的，很难断定说，将来永远不会回到早先的“五四”立场上去。虽然该党经历过非常专制的毛泽东时代，但“五四”精神在共产党人身上，却从来没有中断过。胡耀邦是一例。邓小平的改革，也多多少少也折射出当年的“五四”精神。 然而，对执政党来说，应该允许他人批评。“六四”学潮之于执政党的一个重要教训，就在于平时让人说话的空间太小。古人尚且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更何况进入了现代政治格局的执政党。执政党比民众更应该选择尽可能低的原则、尽可能高的智商。现代政治的特色，不在于政党的原则，而在于为政的智商。宽容和对话，应成为主要的政治方式。给对方留有余地的双赢，应成为人人皆知的共识。无论哪个阶层的人，无论哪一方，都应警惕把人家妖魔化的专制思维。宁可诉诸生意，也不要充满敌意。生意需要智商，而敌意全是原则，并且是自己和别人都难以做到的原则。在一个越来越开放的世界上，没有太多的原则需要自己遵守，也没有太多的原则逼着他人遵守。人格需要恪守，但行事必须让步。 即使是利益，也是在让步中、而不是在原则上，得以实现的。 在“六四”过去将近十五周年之际，谨以如上管见，以慰在天之亡灵。这个历史的存案，应该有所了结了。呜呼哀哉，尚飨。 2006年3月16日至3月22日写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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