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瑶：驳斥救党派，揭开“维稳”迷雾
作者: 王书瑶
中国现实的所有政治弊病，都来源于中共的一党专政，解决的根本之道也仅仅在于实行多党议会制的宪政民主制度。救党派们把中共历史上所有罪恶都归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中国共产党洁白纯净，伟大、光荣、正确；现在对现实问题，他们把镇压百姓、“维稳”的恶行，又都推到周永康一人身上，这样的弥天大谎，谁愿意相信谁就相信，反正我是无法相信的。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一、驳斥救党派 自从2007年谢滔先生（他也是一个“大右派”）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之后，一时之间，“民主社会主义”成了最时兴的救国词汇，以为中国人真的找到了一剂救国良药，其实这完全是误会了，民主和社会主义是灰水不同炉，就如同木制的铁桶或铁制的木桶一样，对这个问题，我已经写了“‘民主社会主义’只是当代版的乌托邦”一文，不再重复。 这两年，最具代表性的救党派人物要属辛子陵先生了，对他的有些言论我也有小文就教，别的言论也就不说了，单说他最近与铁流先生的对话，这个对话还有一个标题，是“辛子陵和铁流的对话：解决王薄问题必须建立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发表在《参与》网上，作者：建华。我不能确定这篇记述文字是不是代表了他们对话的原意，但是既然发表了，我就有理由以此为准，进行讨论。 中国现实的所有政治弊病，都来源于中共的一党专政，解决的根本之道也仅仅在于实行多党议会制的宪政民主制度。但是，辛先生却认为，“王（立军）薄（熙
来）问题”的根本是党中央、胡锦涛没有权威，别人的感受我不知道，或知道得不多，但是，我的感受我知道，党中央和胡锦涛对我是有权威的。没有言论自由，没有组党自由，电话被窃听，自己是既不敢说也不敢动，怎么说他们没有权威？辛子陵先生，你的组织要你在家反省，你不是也不敢反抗吗？你不是也赶快写检查吗？他们还为胡温开脱，把所有的坏事都推到别人身上，下面再说。 辛子陵的治国之道就是杀人立威，“如果犯了杀头的罪，那就要借黄奇帆的项上人头，以镇天下，而儆效尤。让乱臣贼子知所畏惧。治乱世要用重典。要把军委主席胡锦涛的权威树起来。”（引自上面的“对话”）这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救党派代表人物的治国之道，树立起胡锦涛的个人权威、树立起共产党中央的权威，国家就好了。这是中国帝王传统的“南面”之术。你干嘛还要这具“民主社会主义”的假面具？ 还有一个小问题：率领70辆警车，从重庆杀奔成都，据说是重庆市长黄奇帆领着干的，所以辛子陵要借黄的人头杀人立威，可是我又不明白了，黄是被人“叫”去领兵的，事件如果有罪，黄应是从犯，“叫”他去的那个人才是主犯，辛子陵，你为什么放过主犯不取他的“项上人头”？而要取一个从犯的“项上人头”？你同薄熙来是什么关系？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薄熙来命令市长黄奇帆领兵杀向成都，黄敢抗命不遵吗？恐怕辛子陵先生没取黄的项上人头，薄熙来就先取了黄的项上人头了。给共产党当奴才可真不容易：听领导的话吧，辛子陵要杀他；不听领导的话吧，薄熙来一定不会饶他，左右是个死。这些年薄熙来在重庆折腾，不少的人跟着他干，这次一翻盘，一些特别积极的人日子可不好过了，要检讨，要站队；可是如果再一翻盘，那就又要折腾一次。 救党派还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在共产党内有一定地位的人物，他们心心念念想着还是如何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民主社会主义本身也还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形态。有一位也十分有名的共产党高级干部，他在生前说：“共产党不亡，天理不容。”这话够狠的了，天理不容，必定十恶不赦，可是这个人却没有退党；没有退党，就还是共产党员，在他的遗体上还要覆盖那面红布，天理不容，是不是也有你一份呢？其实呢，他们这都是气话，当不得真的，不是反对共产党，而是恨铁不成钢。他们想说的还是共产党好，要共产党一直专政下去。只是不要
太不像样了。 对文革和文革前，他们都把罪恶都推到毛泽东一个人的身上，共产党是好的，白璧无瑕；现在，不知从哪里吹来一股劲风，说是“维稳”这些坏事，都是“太上皇”逼着胡锦涛干的，或者是“第二中央”的司令周永康干的。其实，事情并不是这样的。维稳体制正是从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中洐生出来的。 二、“维稳”真相 现在还有一个很时兴的趋势：就是把“维稳”过程中发生的一切恶劣的事情都推在周永康一个人身上，坏事都是周永康一人干的，胡锦涛和温家宝一身清白，他们或者不知情，或者被架空，因为周永康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中身兼中央政法委书记。 实际情况我自然无从得知，大约辛子陵先生与铁流先生清楚，不然他们都不会斩钉截铁地肯定一些事情，比如，铁流先生肯定地说，胡锦涛退下之后，将不再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之事。 但是，普通人有普通人的思考方式，我敢说周永康之所作所为都是胡温支持的，都有胡温做他的后盾。证据何在？证据是每年的财政预算。每年的财政预算都是由国务院完成后，提请“全国人大”批准的，预算的可能过程是：各个部门提出自己的要求，先由财政部平衡，后由国务院同意之后，报政治局批准。这两年国家的“维稳”经费超过国防经费，不但实际执行是这样的，就是预算也是这样的，社会反响很大，声震四野，这样的预算，如果没有总书记和总理的同意，可能吗？这么多的预算都干些什么事情，胡温一直被蒙在鼓里，毫不知情，这可能吗？知道这些经费都干了些什么，而又批准这些预算，他们难道不是整个“维稳”的最后拍板的人吗？没有维稳的经费，能有维稳的行动吗？山东省仅仅在陈光诚一个人身上，就花了6000万。难道中央几年来对此一无所知吗？ 我的结论是，周永康不过是胡温的马前卒，周的一切都是听命于胡温的，现在他们之间好像有些矛盾，这些矛盾透露出来，本身就十分可疑，可能有各种各样的
原因，胡乱猜测毫无意义，我们只能等待这一场好戏的下一幕。 对历史问题，救党派们把中共历史上所有罪恶都归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中国共产党洁白纯净，伟大、光荣、正确；现在对现实问题，他们把镇压百姓、“维稳”的恶行，又都推到周永康一人身上，或推到他们所谓的“太上皇”江泽民的头上，而胡锦涛先生则是一个白璧无瑕的忠诚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一个人，当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同时也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却仍然是个饱受恶气的小媳妇，对执政党犯下的所有罪恶一无所知；这样的弥天大谎，谁愿意相信谁就相信，反正我是无法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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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书瑶：弘扬右派精神，走多党议会制道路——纪念右派运动五十五周年

作者: 王书瑶

纪念右派运动而不是纪念反右派运动，是因为，右派运动是一次民主运动；而反右派运动是反民主运动，纪念他们的含义是不同的。前者是弘扬这次运动的积极方面，后者则是分析它的消极影响。中国的民主运动不能停止，也没有停止，当年最年轻的右派们现在都已经七老八十了，可是，因为中国民主运动的需要，只要还有余力，老右派们还是应该继续积极参加到中国新的民主运动中。

一、纪念右派运动五十五周年

文章的这个副标题并没有写错，我在本文中纪念的是右派运动五十五周年，而不是反右派运动五十五周年。

右派运动和反右派运动是对立的：右派运动发韧在先，反右派运动跟之于后，右派运动是中共所说的“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反右派运动是中共向右派反攻倒算。右派运动是右派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运动，他们提出了很多中国要实行民主与法制的要求，这是在中共掌权之后，中国人首次提出民主要求；反右派运动则针锋相对，坚决反对民主，顽固坚持一党专政，还把右派分子打入十八层地狱。

右派运动是在中共掌权之后中国民主运动的第一次，它的内容是积极的，它给后人留下了相当丰厚的思想遗产，其中的很多论述在今天也还有现实意义和积极意义，它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参加，他们的活动和言论影响了后面的几代人，其中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积极的影响是他们思想的穿透力，他们的献身精神对后人是一种激励；它的消极影响则是，使后来人对参加民主运动产生恐惧，因为右派们的遭遇太悲惨了，令人望而生畏。所以，右派运动是我们应当好好纪念的。我们有理由恢复右派运动这一历史事实。

1957年五月中共开始整风之后，民主党派人士纷纷在座谈会上发言，创造了一种气氛，但是尚不能称之为运动。右派运动是从五月十九日北京大学的“五一九大字报运动”之后开始的。

五月十九日北大历史系学生许南亭第一张大字报贴出之后，当天就有三张大字报响应，到第二天下午，就有156张大字报跟出，接着，整个北京大学就成了大字报的海洋，不仅学生和老师热烈参加，它还吸引了从中央到北京市的党政官员和媒体的兴趣，每天都有数百到数千人来北大参观大字报。无论从哪方面说，它已经构成一次运动，一次意义重大的学生运动。这个运动，——以大字报为武器、以大字报为特征的学生运动，一周之后，像野火一样烧遍了全国，不仅是高校，而且机关团体，只要是有知识分子的地方，都贴出了大字报。这样，它不仅是一次学生运动，而且还是一次全国性的大字报民主运动。不仅全国，全世界都在注视中国的这一次大字报民主运动，远在美国的胡适先生说，这是另一次的“五四运动”（大意）。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吹响了反右派运动的号角，开始了反右派运动。“6、8”之后，右派继续“向党进攻”，直到7月中旬；反右派运动则是从1957年6月8日持续到1958年一季度，划完最后一批右派。5月19日到6月8日是右派分子向专制主义进攻阶段；从6月8日到7月中旬，是右派与中共相持阶段，但是显然，右派分子是且战且退，处于被动守势。至于对右派分子的迫害，则一直到1979年方始停止，但是，共产党拒绝向右派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右派分子被迫害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

二、右派运动的思想理论内容

在社会上影响最大的要数储安平先生的“党天下”提法了，它引起了最高层的震怒，令毛睡不着觉，他被打成了“大右派”进行监督改造，最后成为“不予改正”的五大右派之一。

北京大学是中国思想最活跃的地方，数千张大字报提出了当时中国急待解决的很多问题。在本文中，我就挂一漏万地摘出其中的一些观点。

1、三害（指当时整风运动所要整顿的三个作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产生的根源是社会制度。

数学系学生徐克学在“卫道者们看”一文中说：
“我们的制度不健全，民主权利不够，这都是产生‘三害’的根源”。（《原上草》226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牛汉、邓九平主编，下同。）
物理系的学生岑超南在“再论‘铲草要除根’和党团员想一想’”说：
“‘三害’的社会根源是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和党团员的盲目成风。”（《原上草》211页）

2、社会主义需要公有制，同时也要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

哲学系学生龙英华在“世界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北大往何处去”一文中说：
“我们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民主长一分，生产长一寸。’”（《原上草》132页）
群学（物理系气象专业一群学生）在“论‘个人崇拜’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中说：
“不完备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给个人崇拜的产生留出了肥沃的旷野。”（《原上草》135页）
数学系学生张景中在“我的看法与解答”中说：
“候选人名单应多一些，有选择，目前提几个选几个，你随便改掉一个人也会选上的。”
“这种选举制度是不好的，显然不是民主，但说不民主，要被别人说是诬蔑，因此说是有缺点，要改。”（《原上草》第70页）
数学系学生杨路说：
“民主就是个性的解放，是人类最崇高的理想，是我们追求的目的而不是手段。”（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委员会编印《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13页）
“真正的民主自由就是在不妨碍别人的前提下，每个人愿意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受任何束缚。”（《原上草》221页）
他还说：
“你们是只知道有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承认还有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原则。”

3、党的领导只能是教育性的而不是行政性的，宪法没有赋予共产党这种权力。

物理系学生王存心在“谈‘党的领导’”一文中说：
    “（1）、有两种性质不同的领导，一种是‘行政性’的不仅进行实际的领导，而且确有领导权，如高教部领导各大学；另一种是教育性的，如宣传鼓动，发号召，拟草案……，后一种领导没有强制性，这种领导是靠‘领导的正确’来保证的。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没有把第一种领导给予共产党，实际上共产党不论多么先进也没有这种领导的权利，……共产党只能争取人民群众接受他们的领导，但不能要求人民群众对他的领导一定要服从，这里不存在是不是‘一定要承认党的领导’的问题，谁正确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谁就是领导者。”

4、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高度集权同样也是危险的。

物理系学生王书瑶在“高度集权是危险的”(即“从斯大林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一文中说：
“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地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原上草》207页）
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常常把“高度集权是危险的”这一命题同英国人阿克顿勋爵（1834—1902）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混淆在一起。

5、民主不是恩赐的，是人民自主的权力所在，要靠自己去争取。

中文系学生王国乡在“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一文中说：
“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以为如今的民主是给你的恩赐，不！不是的，这民主是我们自己争来的——里面，还搅和着匈牙利人流的血液。”
他还说：“我们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争取民主，保障人权和精神人格的独立——这就是我们斗争的目的。
我们要作国家和自己的主人！” （《原上草》149页）

物理系学生燕遯符在“怎么办”中说：
“在英国、法国……工人认为民主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是本分，而在我们这里，很多人却认为民主自由是领导者给我们的恩赐，有则感激不尽，无亦不关紧要。”
“让人民确实认识到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自己是自己的救星。”（《原上草》263、364页）

6、胡风不是反革命。

物理系学生刘奇弟在“胡风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一文中说：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完全是一本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毫无法律根据的书，反把闲人聊天、侯宝林说相声的逻辑和推理搬进了法庭。……
胡风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原上草》113、114页）
这是对民主与法制的要求，对人治的反抗。

7、面对强权压迫，表现出争抗与自我牺牲精神。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开始反右斗争，黑云压城，每个右派都受到挨整的威胁，陈奉孝于7月5日，在名为“如此伎俩”的大字报中说；
    “因此根据前车之鉴，他们会在“百花社”和“广场”编辑部中找出一个所谓反动分子来，……进行逮捕和法办，
    “我是这次运动中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我发起创立了‘自由论坛’，参加了‘百花社’，后来又以个人的名义参加了《广场》编辑部，我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那么请你们来找我吧。”
等等。

（北大的右派资料比较完整，1957年8月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写了《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1957年10月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委员会编印了《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根据这两份文献，牛汉与邓九平编辑了前面引用过的《原上草》。前面那两份文献，已经有了网络版，但是在网上却不能显示。）
        
除了右派们的这些思想，就是右派们的献身精神，全国划了五十五万右派，有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的被劳改，有的被劳教，有的被劳动考察，戴了右派帽子就是阶级敌人，就是被歧视的贱民。但是，他们多半能坚韧不屈，坚持自己的理想，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下，探求中国的民主之路。其中有一些人为了真理而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可贵的生命，林昭是我们最为熟知的一位巾国英烈。在北京大学所划的近800右派中，文革中被处死者多达九人，他们都是因为以各种方式反抗共产党的暴政而牺牲的，他们是：林昭、任大熊、顾文选、沈元、张锡锟、吴思慧、黄宗奇、黄立众、任宗正；另外还有，死于暴力一人：施于力；病饿而死六人：刘奇弟、陈洪生、朱祖勋、黄思孝、肖其中、袁植芬；自杀十四人：敖瑞伯、  贺永增、林国策、郑光弟、章鹏、孙贤义、黄茂兰、敖乃松、周云霞、林生方、许世华 、卢贤军、冷辛、邵？？；死因不明二人：胡稼胎、吴兴华。

死难者共三十二人。我们应该好好纪念他们。

二、走多党议会制道路

我纪念右派运动而不是纪念反右派运动，是因为，右派运动是一次民主运动；而反右派运动是反民主运动，纪念他们的含义是不同的。前者是弘扬这次运动的积极方面，后者则是分析它的消极影响。

中国的民主运动不能停止，也没有停止，当时最年轻的右派们现在都已经七老八十了，可是，因为中国民主运动的需要，只要还有余力，老右派们还是应该和需要继续积极参加到中国新的民主运动中来。

中国的民主运动之所以需要是因为中国仍然是一党专政，人民没有自由和自主的权利，两极分化和腐败越演越烈。

1957年我写“高度集权是危险的”的时候，对我国的政权体制应该是什么样子还没有认识，那时还年轻，还只是在学物理，对西方国家的政权体制一无所知，经过这几十年来的观察、学习和探索，终于对西方的民主体制稍有了解，经过比较，我现在认定，尽管它还有各种各样的缺陷，多党议会制还是最好的民主政权体制。

这些年，还经过了许多的思想意识与主义流派的思辨，这些理论还相当复杂繁琐，我现在放弃了对这些抽象思维的探索和讨论，只是简单的坚持一个信念：中国必须而且只能走多党议会制道路，在坚持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不进行意识形态的讨论，也不争论，是的，不争论，我们只有一个行动的目标：公正透明自由的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

不讨论什么是极权主义、什么权威主义和什么是威权主义，也不想弄明白哈维尔主义还是波兰人的什么思想，也不讨论有没有敌人，还不讨论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是不是真的民主，不讨论共产主义的对错，不讨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等，不讨论这些，其实我们的要求与政治实际的需要都很简单：即，不允许任何政党或个人的专政；言论自由，组织政党自由；军队为国家所有；由全体公民一人一票公正自由的进行选举，由这些公民投票选出的议员组成议会，由这个议会选出总统和总理，组成政府，由这个政府管理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有宪法和完善的法律体系。与多党议会制同时存在的当然还有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等等。由于有了这样产生的议会，国家实行什么体制，奉行什么主义，概由议会决定。由全体公民直接公正自由地选举，这就是我的最低纲领，也同时是我的最高纲领。

三、对时事的一点评论

最近在网上刮起了一阵妖风，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分裂成了两派：第一中央和第二中央，第二中央甚至凌驾于第一中央之上，第一中央好，第二中央坏，比如说吧，所有的“维稳”恶事都是第二中央周永康在江泽民的指使下干的，而第一中央的胡锦涛则被架空了，胡、温等人是清白的，他们极力鼓动胡锦涛拿掉周永康，中国好像由此就会走向宪政。

但是，维稳经费是谁批准的呢？是不是集体讨论的结果？维稳活动胡温知不知情？就拿陈光诚的事来说吧，胡锦涛如果指示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不许迫害陈光诚，姜异康又指示山东省政法委书记柏继民不许迫害陈光诚，柏继民敢抗拒吗？周永康有什么可能从中作梗？公开对抗吗？已经公开对抗了吗？刘晓波被判了十一年徒刑，胡锦涛不知情吗？他们放出这些烟幕弹来是什么意思？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但是，我怎么想也想不出来是为什么？这些人已经不是简单的“五毛”，他们高级得多，应该是“五十毛”吧。

最近，还有一个更为骇人听闻却“令人鼓舞”的“新闻”：中央已经决定实行宪政，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核心领导人已经达成四点共识，将在18大宣布重大决定，中国从此走向人民民主的道路，主要内容包括：组成各界人士参与制定新宪法、宣布中共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平反“六‧四”和法轮功、实现军队国家化。”这种荒谬的言传居然还有人相信。这好像是说，狼可以放弃吃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如果真是那样，我们还会像现在这样生活在恐惧之中吗？还说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已经“靠边站”了，可是我们的政治生态环境有任何一点改善吗？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有丝毫的改变吗？公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选举权、被选举权得到落实了吗？天安门母亲群体的状况有了一点实质性的改善吗？谁能给出一点靠谱的回答？为何总要迷信执掌权柄的“大哥”或“老大哥”？

关键字: 王书瑶 纪念右派运动五十五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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