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書瑤：駁斥救黨派，揭開“維穩”迷霧
作者: 王書瑤
中國現實的所有政治弊病，都來源於中共的一黨專政，解決的根本之道也僅僅在於實行多黨議會制的憲政民主制度。救黨派們把中共歷史上所有罪惡都歸到毛澤東一個人身上，中國共產黨潔白純淨，偉大、光榮、正確；現在對現實問題，他們把鎮壓百姓、“維穩”的惡行，又都推到周永康一人身上，這樣的彌天大謊，誰願意相信誰就相信，反正我是無法相信的。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與中國民主轉型”徵文 一、駁斥救黨派 自從2007年謝滔先生（他也是一個“大右派”）在《炎黃春秋》上發表了“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之後，一時之間，“民主社會主義”成了最時興的救國詞彙，以為中國人真的找到了一劑救國良藥，其實這完全是誤會了，民主和社會主義是灰水不同爐，就如同木製的鐵桶或鐵製的木桶一樣，對這個問題，我已經寫了“‘民主社會主義’只是當代版的烏托邦”一文，不再重複。 這兩年，最具代表性的救黨派人物要屬辛子陵先生了，對他的有些言論我也有小文就教，別的言論也就不說了，單說他最近與鐵流先生的對話，這個對話還有一個標題，是“辛子陵和鐵流的對話：解決王薄問題必須建立以胡錦濤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權威！”，發表在《參與》網上，作者：建華。我不能確定這篇記述文字是不是代表了他們對話的原意，但是既然發表了，我就有理由以此為準，進行討論。 中國現實的所有政治弊病，都來源於中共的一黨專政，解決的根本之道也僅僅在於實行多黨議會制的憲政民主制度。但是，辛先生卻認為，“王（立軍）薄（熙
來）問題”的根本是黨中央、胡錦濤沒有權威，別人的感受我不知道，或知道得不多，但是，我的感受我知道，黨中央和胡錦濤對我是有權威的。沒有言論自由，沒有組黨自由，電話被竊聽，自己是既不敢說也不敢動，怎麼說他們沒有權威？辛子陵先生，你的組織要你在家反省，你不是也不敢反抗嗎？你不是也趕快寫檢查嗎？他們還為胡溫開脫，把所有的壞事都推到別人身上，下面再說。 辛子陵的治國之道就是殺人立威，“如果犯了殺頭的罪，那就要借黃奇帆的項上人頭，以鎮天下，而儆效尤。讓亂臣賊子知所畏懼。治亂世要用重典。要把軍委主席胡錦濤的權威樹起來。”（引自上面的“對話”）這就是“民主社會主義”者、救黨派代表人物的治國之道，樹立起胡錦濤的個人權威、樹立起共產黨中央的權威，國家就好了。這是中國帝王傳統的“南面”之術。你幹嘛還要這具“民主社會主義”的假面具？ 還有一個小問題：率領70輛警車，從重慶殺奔成都，據說是重慶市長黃奇帆領着干的，所以辛子陵要借黃的人頭殺人立威，可是我又不明白了，黃是被人“叫”去領兵的，事件如果有罪，黃應是從犯，“叫”他去的那個人才是主犯，辛子陵，你為什麼放過主犯不取他的“項上人頭”？而要取一個從犯的“項上人頭”？你同薄熙來是什麼關係？政治局委員、市委書記薄熙來命令市長黃奇帆領兵殺向成都，黃敢抗命不遵嗎？恐怕辛子陵先生沒取黃的項上人頭，薄熙來就先取了黃的項上人頭了。給共產黨當奴才可真不容易：聽領導的話吧，辛子陵要殺他；不聽領導的話吧，薄熙來一定不會饒他，左右是個死。這些年薄熙來在重慶折騰，不少的人跟着他干，這次一翻盤，一些特別積極的人日子可不好過了，要檢討，要站隊；可是如果再一翻盤，那就又要折騰一次。 救黨派還有一個共同特點：他們都是在共產黨內有一定地位的人物，他們心心念念想着還是如何鞏固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民主社會主義本身也還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形態。有一位也十分有名的共產黨高級幹部，他在生前說：“共產黨不亡，天理不容。”這話夠狠的了，天理不容，必定十惡不赦，可是這個人卻沒有退黨；沒有退黨，就還是共產黨員，在他的遺體上還要覆蓋那面紅布，天理不容，是不是也有你一份呢？其實呢，他們這都是氣話，當不得真的，不是反對共產黨，而是恨鐵不成鋼。他們想說的還是共產黨好，要共產黨一直專政下去。只是不要
太不像樣了。 對文革和文革前，他們都把罪惡都推到毛澤東一個人的身上，共產黨是好的，白璧無瑕；現在，不知從哪裡吹來一股勁風，說是“維穩”這些壞事，都是“太上皇”逼着胡錦濤干的，或者是“第二中央”的司令周永康干的。其實，事情並不是這樣的。維穩體制正是從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中洐生出來的。 二、“維穩”真相 現在還有一個很時興的趨勢：就是把“維穩”過程中發生的一切惡劣的事情都推在周永康一個人身上，壞事都是周永康一人幹的，胡錦濤和溫家寶一身清白，他們或者不知情，或者被架空，因為周永康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中身兼中央政法委書記。 實際情況我自然無從得知，大約辛子陵先生與鐵流先生清楚，不然他們都不會斬釘截鐵地肯定一些事情，比如，鐵流先生肯定地說，胡錦濤退下之後，將不再擔任中央軍委主席之事。 但是，普通人有普通人的思考方式，我敢說周永康之所作所為都是胡溫支持的，都有胡溫做他的後盾。證據何在？證據是每年的財政預算。每年的財政預算都是由國務院完成後，提請“全國人大”批準的，預算的可能過程是：各個部門提出自己的要求，先由財政部平衡，後由國務院同意之後，報政治局批准。這兩年國家的“維穩”經費超過國防經費，不但實際執行是這樣的，就是預算也是這樣的，社會反響很大，聲震四野，這樣的預算，如果沒有總書記和總理的同意，可能嗎？這麼多的預算都幹些什麼事情，胡溫一直被蒙在鼓裡，毫不知情，這可能嗎？知道這些經費都幹了些什麼，而又批准這些預算，他們難道不是整個“維穩”的最後拍板的人嗎？沒有維穩的經費，能有維穩的行動嗎？山東省僅僅在陳光誠一個人身上，就花了6000萬。難道中央幾年來對此一無所知嗎？ 我的結論是，周永康不過是胡溫的馬前卒，周的一切都是聽命於胡溫的，現在他們之間好像有些矛盾，這些矛盾透露出來，本身就十分可疑，可能有各種各樣的
原因，胡亂猜測毫無意義，我們只能等待這一場好戲的下一幕。 對歷史問題，救黨派們把中共歷史上所有罪惡都歸到毛澤東一個人身上，中國共產黨潔白純淨，偉大、光榮、正確；現在對現實問題，他們把鎮壓百姓、“維穩”的惡行，又都推到周永康一人身上，或推到他們所謂的“太上皇”江澤民的頭上，而胡錦濤先生則是一個白璧無瑕的忠誠的“民主社會主義”者。一個人，當了中共中央總書記，同時也是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卻仍然是個飽受惡氣的小媳婦，對執政黨犯下的所有罪惡一無所知；這樣的彌天大謊，誰願意相信誰就相信，反正我是無法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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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書瑤：弘揚右派精神，走多黨議會制道路——紀念右派運動五十五周年

作者: 王書瑤

紀念右派運動而不是紀念反右派運動，是因為，右派運動是一次民主運動；而反右派運動是反民主運動，紀念他們的含義是不同的。前者是弘揚這次運動的積極方面，後者則是分析它的消極影響。中國的民主運動不能停止，也沒有停止，當年最年輕的右派們現在都已經七老八十了，可是，因為中國民主運動的需要，只要還有餘力，老右派們還是應該繼續積極參加到中國新的民主運動中。

一、紀念右派運動五十五周年

文章的這個副標題並沒有寫錯，我在本文中紀念的是右派運動五十五周年，而不是反右派運動五十五周年。

右派運動和反右派運動是對立的：右派運動發韌在先，反右派運動跟之於後，右派運動是中共所說的“右派分子向党進攻”，反右派運動是中共向右派反攻倒算。右派運動是右派反對專制、要求民主的運動，他們提出了很多中國要實行民主與法制的要求，這是在中共掌權之後，中國人首次提出民主要求；反右派運動則針鋒相對，堅決反對民主，頑固堅持一黨專政，還把右派分子打入十八層地獄。

右派運動是在中共掌權之後中國民主運動的第一次，它的內容是積極的，它給後人留下了相當豐厚的思想遺產，其中的很多論述在今天也還有現實意義和積極意義，它有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先知先覺的知識分子參加，他們的活動和言論影響了後面的幾代人，其中有積極的影響，也有消極的影響：積極的影響是他們思想的穿透力，他們的獻身精神對後人是一種激勵；它的消極影響則是，使後來人對參加民主運動產生恐懼，因為右派們的遭遇太悲慘了，令人望而生畏。所以，右派運動是我們應當好好紀念的。我們有理由恢復右派運動這一歷史事實。

1957年五月中共開始整風之後，民主黨派人士紛紛在座談會上發言，創造了一種氣氛，但是尚不能稱之為運動。右派運動是從五月十九日北京大學的“五一九大字報運動”之後開始的。

五月十九日北大歷史系學生許南亭第一張大字報貼出之後，當天就有三張大字報響應，到第二天下午，就有156張大字報跟出，接着，整個北京大學就成了大字報的海洋，不僅學生和老師熱烈參加，它還吸引了從中央到北京市的黨政官員和媒體的興趣，每天都有數百到數千人來北大參觀大字報。無論從哪方面說，它已經構成一次運動，一次意義重大的學生運動。這個運動，——以大字報為武器、以大字報為特徵的學生運動，一周之後，像野火一樣燒遍了全國，不僅是高校，而且機關團體，只要是有知識分子的地方，都貼出了大字報。這樣，它不僅是一次學生運動，而且還是一次全國性的大字報民主運動。不僅全國，全世界都在注視中國的這一次大字報民主運動，遠在美國的胡適先生說，這是另一次的“五四運動”（大意）。

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吹響了反右派運動的號角，開始了反右派運動。“6、8”之後，右派繼續“向党進攻”，直到7月中旬；反右派運動則是從1957年6月8日持續到1958年一季度，劃完最後一批右派。5月19日到6月8日是右派分子向專制主義進攻階段；從6月8日到7月中旬，是右派與中共相持階段，但是顯然，右派分子是且戰且退，處於被動守勢。至於對右派分子的迫害，則一直到1979年方始停止，但是，共產黨拒絕向右派賠禮道歉和賠償損失，右派分子被迫害的問題，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解決。

二、右派運動的思想理論內容

在社會上影響最大的要數儲安平先生的“黨天下”提法了，它引起了最高層的震怒，令毛睡不着覺，他被打成了“大右派”進行監督改造，最後成為“不予改正”的五大右派之一。

北京大學是中國思想最活躍的地方，數千張大字報提出了當時中國急待解決的很多問題。在本文中，我就掛一漏萬地摘出其中的一些觀點。

1、三害（指當時整風運動所要整頓的三個作風：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產生的根源是社會制度。

數學系學生徐克學在“衛道者們看”一文中說：
“我們的制度不健全，民主權利不夠，這都是產生‘三害’的根源”。（《原上草》226頁，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牛漢、鄧九平主編，下同。）
物理系的學生岑超南在“再論‘鏟草要除根’和黨團員想一想’”說：
“‘三害’的社會根源是社會主義民主遭到壓制和黨團員的盲目成風。”（《原上草》211頁）

2、社會主義需要公有制，同時也要有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

哲學系學生龍英華在“世界往何處去，中國往何處去，北大往何處去”一文中說：
“我們有了一個社會主義工業化，還應有個社會主義民主化”，‘民主長一分，生產長一寸。’”（《原上草》132頁）
群學（物理系氣象專業一群學生）在“論‘個人崇拜’產生的歷史必然性”中說：
“不完備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是給個人崇拜的產生留出了肥沃的曠野。”（《原上草》135頁）
數學系學生張景中在“我的看法與解答”中說：
“候選人名單應多一些，有選擇，目前提幾個選幾個，你隨便改掉一個人也會選上的。”
“這種選舉制度是不好的，顯然不是民主，但說不民主，要被別人說是誣衊，因此說是有缺點，要改。”（《原上草》第70頁）
數學系學生楊路說：
“民主就是個性的解放，是人類最崇高的理想，是我們追求的目的而不是手段。”（北京大學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委員會編印《北京大學右派分子反動言論匯集》13頁）
“真正的民主自由就是在不妨礙別人的前提下，每個人願意怎樣生活就怎樣生活，愛說什麼就說什麼，不受任何束縛。”（《原上草》221頁）
他還說：
“你們是只知道有資產階級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而不承認還有一般意義上的民主原則。”

3、黨的領導只能是教育性的而不是行政性的，憲法沒有賦予共產黨這種權力。

物理系學生王存心在“談‘黨的領導’”一文中說：
    “（1）、有兩種性質不同的領導，一種是‘行政性’的不僅進行實際的領導，而且確有領導權，如高教部領導各大學；另一種是教育性的，如宣傳鼓動，發號召，擬草案……，後一種領導沒有強制性，這種領導是靠‘領導的正確’來保證的。
（2）、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沒有把第一種領導給予共產黨，實際上共產黨不論多麼先進也沒有這種領導的權利，……共產黨只能爭取人民群眾接受他們的領導，但不能要求人民群眾對他的領導一定要服從，這裡不存在是不是‘一定要承認黨的領導’的問題，誰正確誰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誰就是領導者。”

4、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之下，高度集權同樣也是危險的。

物理系學生王書瑤在“高度集權是危險的”(即“從斯大林錯誤中應得到的教訓”)一文中說：
“任何時代，權力的高度集中，不論是集於個人，還是自稱為一貫光榮正確偉大的集團，都是極大的危險，而當人民群眾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地危險！因為如果這個集團犯有嚴重錯誤或變質，就沒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原上草》207頁）
不知道為什麼，很多人常常把“高度集權是危險的”這一命題同英國人阿克頓勳爵（1834—1902）的“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混淆在一起。

5、民主不是恩賜的，是人民自主的權力所在，要靠自己去爭取。

中文系學生王國鄉在“有頭腦的人不要那樣想”一文中說：
“有頭腦的人不要那樣想，以為如今的民主是給你的恩賜，不！不是的，這民主是我們自己爭來的——裡面，還攪和着匈牙利人流的血液。”
他還說：“我們要求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爭取民主，保障人權和精神人格的獨立——這就是我們鬥爭的目的。
我們要作國家和自己的主人！” （《原上草》149頁）

物理系學生燕遯符在“怎麼辦”中說：
“在英國、法國……工人認為民主自由是人的基本權利，是本分，而在我們這裡，很多人卻認為民主自由是領導者給我們的恩賜，有則感激不盡，無亦不關緊要。”
“讓人民確實認識到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自己是自己的救星。”（《原上草》263、364頁）

6、胡風不是反革命。

物理系學生劉奇弟在“胡風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釋放胡風”一文中說：
“‘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完全是一本斷章取義、牽強附會，毫無法律根據的書，反把閒人聊天、侯寶林說相聲的邏輯和推理搬進了法庭。……
胡風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釋放胡風！“（《原上草》113、114頁）
這是對民主與法制的要求，對人治的反抗。

7、面對強權壓迫，表現出爭抗與自我犧牲精神。

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開始反右鬥爭，黑雲壓城，每個右派都受到挨整的威脅，陳奉孝於7月5日，在名為“如此伎倆”的大字報中說；
    “因此根據前車之鑑，他們會在“百花社”和“廣場”編輯部中找出一個所謂反動分子來，……進行逮捕和法辦，
    “我是這次運動中的積極參加者和組織者，我發起創立了‘自由論壇’，參加了‘百花社’，後來又以個人的名義參加了《廣場》編輯部，我的一切活動都是公開的，……那麼請你們來找我吧。”
等等。

（北大的右派資料比較完整，1957年8月北京大學經濟系政治經濟學教研室編寫了《校內外右派言論匯集》；1957年10月北京大學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委員會編印了《北京大學右派分子反動言論匯集》，根據這兩份文獻，牛漢與鄧九平編輯了前面引用過的《原上草》。前面那兩份文獻，已經有了網絡版，但是在網上卻不能顯示。）
        
除了右派們的這些思想，就是右派們的獻身精神，全國劃了五十五萬右派，有的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有的被勞改，有的被勞教，有的被勞動考察，戴了右派帽子就是階級敵人，就是被歧視的賤民。但是，他們多半能堅韌不屈，堅持自己的理想，在極為惡劣的環境下，探求中國的民主之路。其中有一些人為了真理而獻出了自己年輕而可貴的生命，林昭是我們最為熟知的一位巾國英烈。在北京大學所劃的近800右派中，文革中被處死者多達九人，他們都是因為以各種方式反抗共產黨的暴政而犧牲的，他們是：林昭、任大熊、顧文選、沈元、張錫錕、吳思慧、黃宗奇、黃立眾、任宗正；另外還有，死於暴力一人：施於力；病餓而死六人：劉奇弟、陳洪生、朱祖勛、黃思孝、肖其中、袁植芬；自殺十四人：敖瑞伯、  賀永增、林國策、鄭光弟、章鵬、孫賢義、黃茂蘭、敖乃松、周雲霞、林生方、許世華 、盧賢軍、冷辛、邵？？；死因不明二人：胡稼胎、吳興華。

死難者共三十二人。我們應該好好紀念他們。

二、走多黨議會制道路

我紀念右派運動而不是紀念反右派運動，是因為，右派運動是一次民主運動；而反右派運動是反民主運動，紀念他們的含義是不同的。前者是弘揚這次運動的積極方面，後者則是分析它的消極影響。

中國的民主運動不能停止，也沒有停止，當時最年輕的右派們現在都已經七老八十了，可是，因為中國民主運動的需要，只要還有餘力，老右派們還是應該和需要繼續積極參加到中國新的民主運動中來。

中國的民主運動之所以需要是因為中國仍然是一黨專政，人民沒有自由和自主的權利，兩極分化和腐敗越演越烈。

1957年我寫“高度集權是危險的”的時候，對我國的政權體制應該是什麼樣子還沒有認識，那時還年輕，還只是在學物理，對西方國家的政權體制一無所知，經過這幾十年來的觀察、學習和探索，終於對西方的民主體制稍有了解，經過比較，我現在認定，儘管它還有各種各樣的缺陷，多黨議會制還是最好的民主政權體制。

這些年，還經過了許多的思想意識與主義流派的思辨，這些理論還相當複雜繁瑣，我現在放棄了對這些抽象思維的探索和討論，只是簡單的堅持一個信念：中國必須而且只能走多黨議會制道路，在堅持這條道路的時候，我們不進行意識形態的討論，也不爭論，是的，不爭論，我們只有一個行動的目標：公正透明自由的一人一票的直接選舉。

不討論什麼是極權主義、什麼權威主義和什麼是威權主義，也不想弄明白哈維爾主義還是波蘭人的什麼思想，也不討論有沒有敵人，還不討論民主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民主是不是真的民主，不討論共產主義的對錯，不討論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等等，不討論這些，其實我們的要求與政治實際的需要都很簡單：即，不允許任何政黨或個人的專政；言論自由，組織政黨自由；軍隊為國家所有；由全體公民一人一票公正自由的進行選舉，由這些公民投票選出的議員組成議會，由這個議會選出總統和總理，組成政府，由這個政府管理這個國家，這個國家有憲法和完善的法律體系。與多黨議會制同時存在的當然還有輿論監督和司法獨立等等。由於有了這樣產生的議會，國家實行什麼體制，奉行什麼主義，概由議會決定。由全體公民直接公正自由地選舉，這就是我的最低綱領，也同時是我的最高綱領。

三、對時事的一點評論

最近在網上颳起了一陣妖風，說中國共產黨已經分裂成了兩派：第一中央和第二中央，第二中央甚至凌駕於第一中央之上，第一中央好，第二中央壞，比如說吧，所有的“維穩”惡事都是第二中央周永康在江澤民的指使下干的，而第一中央的胡錦濤則被架空了，胡、溫等人是清白的，他們極力鼓動胡錦濤拿掉周永康，中國好像由此就會走向憲政。

但是，維穩經費是誰批準的呢？是不是集體討論的結果？維穩活動胡溫知不知情？就拿陳光誠的事來說吧，胡錦濤如果指示山東省委書記姜異康，不許迫害陳光誠，姜異康又指示山東省政法委書記柏繼民不許迫害陳光誠，柏繼民敢抗拒嗎？周永康有什麼可能從中作梗？公開對抗嗎？已經公開對抗了嗎？劉曉波被判了十一年徒刑，胡錦濤不知情嗎？他們放出這些煙幕彈來是什麼意思？我們應該好好想一想，但是，我怎麼想也想不出來是為什麼？這些人已經不是簡單的“五毛”，他們高級得多，應該是“五十毛”吧。

最近，還有一個更為駭人聽聞卻“令人鼓舞”的“新聞”：中央已經決定實行憲政，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核心領導人已經達成四點共識，將在18大宣布重大決定，中國從此走向人民民主的道路，主要內容包括：組成各界人士參與制定新憲法、宣布中共歷史使命已經完成、平反“六‧四”和法輪功、實現軍隊國家化。”這種荒謬的言傳居然還有人相信。這好像是說，狼可以放棄吃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如果真是那樣，我們還會像現在這樣生活在恐懼之中嗎？還說現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已經“靠邊站”了，可是我們的政治生態環境有任何一點改善嗎？一黨獨裁的政治體制有絲毫的改變嗎？公民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選舉權、被選舉權得到落實了嗎？天安門母親群體的狀況有了一點實質性的改善嗎？誰能給出一點靠譜的回答？為何總要迷信執掌權柄的“大哥”或“老大哥”？

關鍵字: 王書瑤 紀念右派運動五十五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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