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姨走了,我是从每日一次给父母的问安电话中得知这一噩耗的。让我始料不及的是虽然她老人家已年过90高寿,而且因老年痴呆症长期独自活在一个没人知晓,与世隔绝的世界里。完全不认识周围的人,即使亲骨肉也是如此;又远离我的生活,如果不是血缘关系的维系,她在我心里就是一个符号,一个遥远的概念,甚至可以说她从来没有走近我的生活的情况下,我仍然感到十分震惊和悲痛。
因为历史原因,在近亲的长辈中,二姨离我们最远,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互相了解的程度上。我知道我还有个二姨在台湾,已经是文革的后期,其实父母一直都生活在这层海外关系的阴影下,只是没人敢提起便是了。
77年的一天,母亲突然把我们哥三找到一起,一脸严肃地说,我和你爸要出去些日子,你们要照顾好自己。又单独对我说:
”我们不在的时候千万别惹祸,你知道吗? 妈最不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
我当时并不了解父母的心情,他们是在一种极其复杂,喜忧参半和对未来一片茫然心情下离开我们的。我记得父亲走时虽然身穿一身崭新的军装,但没有带领章帽徽。由于他们没有说明原因,还有这一文革父亲挨斗时才有的情景的出现,使得我在他们走后的日子里倍受煎熬,心里一直七上八下,唯恐凶多吉少。也许这就是文革后遗症,一直让经历过它的许多人心有余悸。
后来我从邻居和院里的大人和孩子们对我们几个孩子的态度尚能感觉到的温情上来看(他们的态度就是温度计,可以度量出厄运是否降临,这是经历文革才养成出了的敏锐和警惕性。),才意识到事情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遭,从而使得一直蒙在鼓里,绷紧的神经才慢慢松弛下来。
父母在神秘失踪二十多天,在我们几个孩子的盼望中终于回到了家里。从他们掩饰在平淡里偶尔流露出的喜悦中我第一次知道了二姨的存在。当我从母亲的手中拿过一张有父母和一个十分陌生,相貌酷似母亲但穿着打扮时髦的中年女人合影的照片时,母亲指着那个女人郑重地告诉我,她是你的亲二姨。我听后心情十分震惊和复杂,并认真端详起那个从未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却像不速之客似的突然空降到我们面前的陌生人。过去我就知道家里有海外关系,但他们是什么人,到底在哪里却一无所知。但不知是因为血浓于水,还是其它什么原因,那些因为受海外关系牵连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和闷在心头的那些挥之不去的怨气此刻却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后来从母亲的口中,我才慢慢了解到一些算是皮毛有关二姨的故事。二姨是作为一个流亡学生从山东老家去的上海,途中她所乘的那条满载学生和老师的船因为超载翻在了江里,一船几十个人就活了两个人,其中之一就是挣扎中抱到一块船板而侥幸死里逃生的二姨。后来辗转去了上海的二姨,高中毕业后嫁给了黄埔军校毕业,得过中正剑,当时是国民党空军军官后来成为将军的二姨父。当生活一有着落,她立即把在老家的父母,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接到上海和她们同住,并供她们读书。解放前夕,她又把全家,除了宁死也不肯离开故土的姥爷姥姥和他们视为命根子的小舅外用飞机带去了台湾。在上海解放的前一天,因为实在不放心父母,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迫不得已地利用姨父在空军的便利再次把母亲,她的小妹妹送回到上海照顾父母。使得母亲不但完成了她在同济的学业,而且有幸成为一个见证上海解放并在第二天敲着腰鼓欢迎解放大军进城的人。
后来他们一家又辗转去了美国和加拿大,最后在温哥华定居下来。他们出国据说和母亲的一次喊话有关,它源于一次普通的大陆统战举措。母亲报平安的话被大陆的统战部门录音,然后拿到福建前线隔海广播,恰巧被值班的姨父听见了,在得知宣传是一种欺骗,他们的父母不但健在而且衣食无忧(母亲每月都从东北用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供南方的小舅读书和保障姥爷姥姥的生活时)时,就动了离开台湾的念头。后来母亲告诉我,朝鲜战争期间二姨父经常去台湾的战俘营里寻找她们。这表明他们虽然人在台湾,却心系国内的亲人,而且从不曾改变过。对此二姨功不可没,二姨非常顾家,而且谁没有在身旁就惦记着谁,她就像只老母鸡,恨不得把所有的亲人都呵护在她的荫泽下并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们。这也是为什么在中美关系刚刚解冻,台海两岸仍然剑拔弩张的情况下,她能力排众议,克服种种困难和由此可能产生的后果,毅然决然的回到祖国探亲的原因所在。
当然她又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大姐,而且眼里揉不得一点沙子。有时又显得非常武断和不可理喻。她对母亲没有供她认为是家族里唯一的希望,男丁,而且聪明透顶的小舅上大学而只念完了中专的事情耿耿于怀,不依不饶。在分别二十多年后初次见面时就当众把母亲骂得狗血淋头,委屈的哭了好几次。她哪里知道母亲当时有多难,一方面要抚养我们三个孩子,要寄钱给农村的爷爷一家,要供小舅读书,还要付姥姥姥爷的抚养费。那时如果不是父母的工资比较高,就这些也是力所不能及的啊。
我出国的第一站就是温哥华。第二天我终于见到了照片里的亲人,二姨一家。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二姨一家对我很亲,二姨更像母亲一样,不但嘘寒问暖,而且总把我拉在身边,唠叨个没完没了。因为不放心,他让已经没有能力开车,已经八十多岁姨父亲,亲自乘公交车亲领我去公司报到。在温哥华的四个月里,我每周都去二姨家做客,他们待我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让身在他乡的我倍感亲切和温暖。
后来我去了爱民顿,就再也没有见过二姨,但我一直保持和他们的电话联系,二姨每次都在电话里对我嘘寒问暖,而且非常固执地不肯把手中的电话给等在一旁的姨父。直到二姨患上老年痴呆症后,我们的联系才少了起来。但每次和住在温哥华的妹妹通电话时,我都会问道二姨一家和二老的健康状况。
二姨一病就是十多年。但她的存在却让一个亲人的位置默默地沉寂在我的心底。虽然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现在二姨突然走了,我在悲痛中才深深地感觉到二姨从没有离开我的生活,而且她的音容笑貌一直鼓舞我克服困难,一直在我的潜意识里给予我温暖和生活的勇气。
二姨就活在我心里,永远的!无论是分别还是她在天堂上。二姨,您老人家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