蝙蝠的声纳系统很发达，他们能够根据周围蝙蝠的位置和飞行轨道来准确地确定自己的飞行方向和速度，避免碰撞。 所以，成千上万只的蝙蝠，同时飞行在空中，看上去乱象纷呈，其实井然有序。 1986年，美国洛杉矶电脑制图专家雷诺兹（Craig Reynolds)编制了一套“类鸟”- Boid（bird like object）运动的电脑程序。 雷诺兹在程序中制定了三条简单定律，1.避免和周围的物体群相撞；2.以其“鸟群”平均运动速度运动；3.移向整个群体的质心(center of mass)。然而，程序运转后，类鸟在荧屏上展现出惊人的趋同性，显示了真实鸟类的运动特征：成群结队，遇到障碍物会分成小的群体绕行，并在另一端重新聚集。离队的boid会修正自己的轨道，重新归队。这种趋同性并不在雷诺兹预订的规则之列,是这些boid们“自发”的倾向。 雷诺兹编制这套软件由于有了这一意想不到的特质，被好莱坞的电影制片人弄来制造特技动画效果。据说动画片”狮子王”里的群狮奔腾的画面就是运用这套电脑软件制作的。 物理学有相变理论，物质在外界条件比如温度作用下，能产生相变，出现新的结构和物性。1925年德国人Ernst Ising在其发表的博士论文里提出了一个数学模型，在一维层面描述物质在铁磁性状态和非铁磁性状态之间的相变：铁磁物质的磁性受温度控制，当温度低于临界点时，原子的自旋自发地倾向某个方向，而产生宏观磁矩。温度高于临界点时,自旋的取向则紊乱,净磁矩消失。 这就是著名的伊辛模式（Ising Model），其构型能量数学式为:  把所有j自旋都纳入，则：  n.n 为j位置阵点数之总和， 可以用平均值来取代，得：  ， 其中：  m则为自旋磁化的平均值  。 每个阵点上有一平均磁场，自旋在阵点上的取向只同该磁场有关。把这些最近邻的自旋用它们的考察第i个自旋所受相互作用平均值来代替, 这就是所谓的“平均场理论”(mean field theory)。 平均场理论能够极大地简化对复杂问题的研究，把一个高次、多维的难以求解的问题转化为一个低维问题，使元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变得简单易懂，从而被广泛地运用在自然科学，社会学，经济学，医学，特别是流行病传播的方面。 在近来受到关注的新型学科“社会物理学”（socialphysics)之中，平均场理论使学者能够把人类的社会行为平均化，找出人类社会元素之间的制约关系。 下围棋时，每一个棋子直接作用于与它相连的“局部区域”棋子，也间接地影响“全局”的所有棋子。长，跳，飞，扳，都是棋手根据对方的策略做出的最佳对略。人类的决策亦如此， 每个人的策略/位置受制由于周围的其他人的策略/位置。个人自身所选择的策略可以看作是他在区域平均场(local mean field）作用下制定的，如同蝙蝠群或类鸟一样，既和周围的同类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碰撞，同时又能追随同类，不掉队。 每个局中人的“得失”是全体局中人所取定的一组策略的函数。 这种函数可以用微分方程来表示：
 , 
 为局部密度函数，代表了空间域位置u在时间t采用策略i物体的比率。  是在空间域位置u从策略k转移到策略i转变率，而这个转变率取决于周围其他物体的转变率。  则代表了整个空间域采用策略i的平均参与者。 这个函数导数展示了近似平均场随机过程（mean-field stochastic process)。
这个数学模式能给人们提供一个剖析中国社会现状有趣的视角。人类社会相互制约，个体的社会策略取决于小区域策略的平均作用。 在常态情况下，小区域决策行为受到社会主体行为的约束，具有趋向社会的主体行为的收敛性。而社会主体性则包涵了个体的个性与群体的法则集合，既有社会公认的法则，包括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法律规范，也有个人的利益追求，是多数人价值趋向的加权和对少数人分离的排斥。可是如果社会出现动荡或社会结构因经济发展而改变，个人就会为了生存调整自己策略行为以适应变化，小区域个体策略的平均作用也会因个人策略的调整而变化并且这种变化也会影响到相邻的区域，造成辐射效益，最终形成社会物理学意义上的“相变”。 中国在过去的30年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结构变迁，共有6亿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城镇化率提高到46.6%。 6亿人口的迁移在数学上来讲，近于无限(  )，所产生的能量足以颠覆任何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农民固有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在城镇化过程中被丢弃，自律文化被打碎。传统社会结构逐步解体。农民所习惯的宗族、小亲族的社会关系消失了，呈现出城镇居民以核心家庭为单位的家庭结构。 农村本身的社会结构也在现代商业经济发展和农村税收政策的影响下呈现出了联合家庭、户族、村民组等不同的现代农村相互关系。农民本体性价值逐渐丧失，伦理性危机随之出现。举个简单例子，农民自家生产的农副产品通过现代商业渠道销售到千里之外，这样的商业运作模式就给造假提供了机会，伪劣产品给予造假农民的道德观念的冲击就会远远小于把这些伪劣产品销售给本地的乡里乡亲，宗亲氏族。如果契约社会必需的惩罚机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没有让伪劣行为受到惩戒， 就会促使区域性的策略发生异化， 其他人则也会模仿这样的行为。 这种无限度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行为就会很快被复制推广， 就像伊辛模型里的磁场一样，在温度临界点发生逆转。逆转一旦出现，会造成连锁反应，形成一个新的区域空间的平均场作用，促使区域的所有参与者的策略逆转。这就是现在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出现的偏差现象。判断价值是非的尺度出现多样性, 单一的是非标准被实利化挑战,传统道德所希望安分守纪的“君子型”道德主体标准被具有创造性的“强者型”道德主体标准取代。中国“单一”文化传统价值驱使人们模仿复制“强者”和“成功”，哪怕这种成功往往是建立在违法或违背道德主体标准之上。我们所看到很多负面的社会现象包括作假，伪劣产品和贪腐等都是区域策略逆的体现，如果不及时控制，则会造成成社会行为“紊乱”，甚至会有导致社会主体行为“相变”，社会结构崩塌的危险。 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整体上非常成功，所出现的偏离行为是城市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偏离现象， 把行为完全归咎于共党政府政策的失败有失于偏颇，更可能掩盖了问题的实质。共党政府的失策是没有能够及时建立起强有力法律威慑机制（无论是人治还是法治），惩戒这些偏差行为，让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共党政府比喻成一个糟糕的电脑程序员，没有为boid编写准确清晰的规则（algorithm)，让boid的迁移有规可循，疾而不紊。 至于道德层面上的回归，还要依赖于中华文化的自我净化能力，相信中国作为一个整体， 最终会收敛于正常的社会形态和行为主体。就象蝙蝠群一样，看似纷乱，其实是一个极具自律和活力的社会。但是也得承认，这个收敛过程会很漫长，会一直伴随着中国农村人口城镇化过程。只有在农村人口能够真正地在城镇长久安顿下来，同时新型社会契约关系建立起来之后， 正常的社会形态才会出现。 Reference: The Ising Model: http://farside.ph.utexas.edu/teaching/329/lectures/node110.html Deterministic Equations for Stochastic Evolutionary Games – Sung-Ha Hwang/Markos Katsoulakis/Luc Rey-Bellet 负责网络研究的一些 统计物理学方法及其背景-何大韧/刘宗华/汪秉宏-力学进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