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大学的时候，我父亲托他的老同学马叔叔照顾我。马叔叔是牛街的回族，他的太太杨阿姨是天津人。杨阿姨说话很幽默，对饮食和穿着都很讲究。我后来碰到的天津人几乎都有这样的特点。
我读小学的时候赶上文革末期，基本上是“放养”长大的。那时的小孩都崇尚武力，最看不得男人唰嘴皮子，因此不大会说话。大学时同宿舍的好友是天津人，能说会道，一开始我没少“遭殃”。后来成为好朋友，近朱者赤，几年下来不知不觉间我的功力已然暴涨。而在嘴皮变薄的同时，脸皮也相应变厚了。高年级时去低年级女生宿舍“泡妞”，一不小心居然能博得满堂彩，害得人家小女生上不成晚自习，耽误了大好时光。最惨不忍睹的一次，是应邀去作“电灯泡”。在本应照亮别人的时候，我却一不小心演了一把陈佩斯，没照亮主角朱时茂反而不合时宜地照亮了自己（以下删去五百字）。。。
有一年五一，我一个人骑车去天津，见识了像城堡一样的“食品街”。那里的大肉馄饨的美味至今想起来还让我觉得巴普洛夫筒子的学说是很有道理的。当然，吃什么虽重要，和谁一起吃更重要。后来，就在那短短的一年里，我一不小心又去了天津。一开始都在南开天大附近蹭饭，然后就放了哥们的鸽子，穿越到天津商学院一带去了（以下略去500字）。。。感觉就是，天津各大高校的伙食比起北京，那是强得太多了。
那时就觉得天津和它的周围的北京河北等邻居非常地不一样。比如，北京的那些个宫廷小吃，常常让我觉得在宫里当皇上应该是一件苦差事，因为天天要吃这么难吃的东西。河北也好不到哪去。我骑车从北京去天津的时候，一不小心穿越了河北。在河北吃饭的感觉就是，“齁（hou）咸”，可能今天“打死卖盐的了，盐不要钱”。当然，这只是就“吃”而言，其他方面，我对古风犹存的河北人和老北京人的仗义我一直是很钦佩的。
总之，一直觉得天津人跟周围的北方邻居很不一样。不仅吃得更精致，穿得更讲究，对生活的态度也很端正，基本以享受为主，哈哈。
后来，才知道天津人原来是淮河流域一带安徽人的后代。
话说在明朝早期的时候，明太祖没有传位给儿子而是传给了皇长孙孝文帝。当时封地在北京的四皇子燕王不服，他起兵造反的时候，曾从一个叫“直沽”的地方渡河。燕王转正为皇上以后，就把那地方改名叫“天津”意为“天子渡河之地”。后来朱老四在当时的首都南京住不惯，正好蒙古人来骚扰，朱老四就借机把家搬到北京，以天子之尊亲自来为全国人民镇守国门--地处胡汉交界处的北京。
为了拱卫北京，朱皇帝从安徽老家调兵，在临近的天津设卫筑城，这就是“天津卫”的由来。所以天津城最早的居民就是从安徽来的军人和他们的家属，老天津人是安徽军人的后代。在明朝的时候，安徽和江苏还没有分家，两者当时是同一个省。因此，现在安徽的淮北和江苏的苏北在那时是一回事，老天津人就是从那来的。后来，到了清朝的时候，，李鸿章又从他的老家安徽调六万淮军来驻守天津，这些淮军和他们的家属们最终又都演变成天津人。
所以，最早的天津人是来自从军经商的淮河流域一带的安徽人江苏人，他们其实不是北方人，他们的根在遥远的江淮之地。
以下转自百度百科《天津话》。
中国人类学家李世瑜，在比较了天津话与周边方言的特点后，认为天津话是一个孤立的方言岛，提出了“天津方言岛”学说。即天津话不是由周边的方言演变而成，而是被周边相似方言包围的，像一个孤岛一样的独立的方言区。
但凡天津人都知道，杨柳青、咸水沽一代人说的话，似乎很“隔色”。在天津这地界儿，隐隐有这么一条线，线的这一头是“您(ní）了这(jiè）是干(ga)嘛(mà）呀”的天津话，一脚迈到线那头，就好像到了外地。
这条线到底在哪里，1954年，现年81岁高龄的李世瑜全面找出了天津地区四面八方的语言分界线，确立了“天津话方言岛”学说，画出了“天津方言区域图”。
李老告诉记者，他过去住在西头梁家嘴，从小就注意到一个事实：在他家的那些男女佣人，串街走巷做小生意的，卖青菜、西瓜的，掏粪的……都不说天津话。李老问过他们说的是什么话，他们不是说杨柳青、静海县，就是说海下、咸水沽，要么就是武清县、白洋淀……他又发现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讲的口语中所用的词汇有许多是与课本上、书籍上、报纸上不一致的，字典上也查不到，大人们说这是土话，或者是“杂言”。上个世纪40年代初，李世瑜开始搜集这些土话。
他说，天津方言与附近地区的方言有许多差别。住在市区的人到郊区去，走一段路就会发现语言变了。
在李世瑜的地图中，标明七个方言小区，(1)就是天津方言区，呈倒置的等腰三角形。天津旧城是天津话的中心，它的四至(即等语线或同言线，同语线圈)从东郊大毕庄开始经赵庄子、张贵庄、翟庄子、芦庄子、西郊北马集、南马集、北里八口、大韩庄、大芦北口、小南河、陈村、侯家台、邢庄子到曹庄子。在这范围的西北方向是(3)，即北郊方言区。这里又分为A、 B两区。(5)即东郊方言区。(4)即静海方言区(属静海音系)。以及(2)即武清方言区(属北京音系)。
由于(1)即天津方言区，它的东南西三面都被静海方言区包围着，这种现象在语言学上就称(1)为“方言岛”。所谓方言岛是外来的方言势力占据原来某方言区，形成被原来方言区域包围着的独立的方言孤岛。全国这种例子不少，大都因移民所致。北方方言区内最著名的方言岛是承德，它距离北京近二百公里，但居民操纯北京话，就是由于康熙时兴建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大批供奉、保卫人员移住该地，定居下来，以致压倒原来居民所操方言，使之同化于北京话，因此承德形成一方言岛。
至于天津方言岛，它的移民是从哪里来的即它的语源在哪里？李世瑜表示，这里应先解决两个与之相关的问题。
一是确定方言岛即画出它的等语线，主要根据天津话的语音特征：阴平(一声)读低平调，在天津周围找不到。天津倒置的等腰三角形的两腰外侧都是静海方言区或属静海音系的海下方言区。两腰村子，有时近在咫尺，但语意也迥然不同。主要是阴平的低调在两腰外的地点中突然消失，其他声调也有所改变。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北斜村，这里恰在等语线上，村子北由南运河引来的小河隔开，河东半操天津话，即阴平读低平调。而河西低平调突然消失变成静海话。在天津方言岛即那个等腰三角形的底边则情况略异。(3)方言区是过渡阶段，阴平读低平调的现象是逐渐消失的，越往北低平调的越少。到(2)方言区才全部读成高平调。
二是，为什么从天津话中心旧城往北不过一公里，从东于庄、西于庄语音就变了——尽管它是个过渡地区，而往南到二十多公里的大八里台，大孙庄一线才变呢？因为燕王的驻军，以老城厢为根据地，无论是向北、向西还是向东开垦，都是不可能的。这三个方向都有人密集居住，常年耕作。村民不会让外来的人口占据熟地，所以驻军只能向南方开垦。天津地区原是个退海地，自从三十年前发现渤海湾西岸三道古海岸遗迹后，才确认，战国时期天津地区的聚落点还散布在沿张贵庄到八里台一线上，当时军粮城到咸水沽一线之西还是动荡不定的沼泽。而在旧城以北地区则在新石器时代已成陆地且逐渐开发。明初，天津地区的地位更为重要，建卫筑城之后，移民聚集，占据原属静海地面定居，向北阻于南北运河和子牙河，那是早已开发的武清地界。往南多沼泽、苇塘、荒地，移民尽情占用，因此一直开到二三十公里以外。
哪儿是天津话的根 --- 近于凤阳音，又似徐州语，类同淮安言，最像宿州话。
在李世瑜提出“天津方言岛”学说后，学术界一致予以认可，但对天津方言的语源却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流行在天津这一地区的一个土著方言；或说，是由静海话在声调发生演变之后而逐步形成的；另一民间传说，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村移来的；市历史博物馆的陈列根据志书所载，许多早期人物籍贯是山西，文献中也有“自山西移民”的记载，故也主此说；另是“燕王扫北”时从江苏、安徽移来的。李世瑜认为，从语言现象上看，“燕王扫北”一说是较符合实际的。
“燕王扫北”，是流传民间已久的传说。朱元璋称帝后，仿效古人，封了许多藩王。四子朱棣握有重兵，且屡建战功，故遭朱元璋忌惮。为了削弱他的实力，洪武三年朱元璋封他为燕王，让他带领大批老弱残兵到北京、天津一带戍边。据说，当时募兵的标准是“弱冠不挑，而立不去，天命之年随军去”，意思是说，随燕王扫北的人，二三十岁的人都不许去，只许五十岁左右的人去。无疑，这些人都是有家小的，就是说，燕王确实从固镇一带地区招募了很多士兵，带着家属开赴北方。
且不说传说怎样，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在燕王扫北前后，苏皖地区不断有移民到天津地区，江淮人逐渐地占了压倒性优势，才确立的天津方言岛。从山西或其他地方移民天津的人，由于不是大批的，无论是操什么方言，也都会被同化。
燕王是安徽凤阳人，他带兵北上定会从他的家乡及附近招募士兵，包括随军家属或其他移民，而且这些人有“明初有戍天津者，因家焉”(《天津县新志·汪来传》)。所以《卫志》户口有军籍，官籍。通过上述逃荒、漕运、戍边等，大批人定居到天津。
《卫志·毛恺德政碑》记：“天津近东海，故荒石芦荻处。永乐初始辟而居之，杂以闽、广、吴、楚、齐、梁之民。”这些史料、说明了明朝初期天津卫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军经商的吴人成了天津卫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加上这些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比较高。于是，具有低平调的江淮方言成了天津卫的通用语。
追寻天津话足迹 确立了天津话的来源，就要弄清楚，天津话的“母方言”到底在哪里？凤阳？蚌埠？淮安？还是……上世纪80年代，已经60多岁的李世瑜先后两次南下，奔波于安徽的各个城市。洪泽湖畔，留下李老踯躅的身影。 出行之前，几种线索形成不同的画面，呈现在李世瑜的面前。
线索一：80年代，“凤阳杂技团”到天津表演，讲解员说的完全是“天津话”，李世瑜以为是临时雇用的天津人来当讲解员。表演结束后，他和演员谈话，才发现，他们的口音和讲解员差不多，他们说的就是自己的家乡话。李世瑜联想到，天津西于庄有一种民间舞蹈——花鼓，他们的唱词、鼓点、舞蹈、服饰都是从凤阳来的。听黄梅戏的时候，也常常感到道白很像天津话。
线索二：一次他从合肥乘车南下，列车员说的都是“天津话”。李世瑜以为这是天津列车段的乘务员调到淮南铁路段的。经询问后，才知道他们说的也是家乡话。一位在徐州工作的天津人告诉他，徐州话和天津话差不多，只要动几个音就可以了。凡此种种，都让李世瑜意识到，天津方言的“母方言”很可能与苏北、皖北一带有关，特别是以凤阳为中心的地带，当年燕王扫北时所带的兵可能就是从这里招募的，后来在天津定居下来。
线索三：周总理的口音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他的口音和天津话很像，因为他的阴平(一声)读低平调。淮安是周总理的故乡，这样就又使他意识到，以淮安为中心的方言有可能是天津方言的“母方言”。
带着这些假设，1986年9月，李世瑜开始了寻访工作，先去凤阳。李世瑜在蚌埠下车，先调查了蚌埠方言，边听边录音边研究，结果却令人失望。因为除了它的阴平(一声)也读低平调之外，其他的音调都与天津话有差距，尤其保存了许多入声字，而天津话是没有入声字的。如果加快语流速度，他们便有听不懂的地方了。到了凤阳，发现那里的方言不像杂技团的成员那样，而是和蚌埠基本相同，可能是杂技团的人并非都是凤阳人的缘故。
与此同时，李世瑜发现，凤阳的方言南部和北部还有差异，南部入声字更多一些。他又调查了凤阳附近的临淮和留埠，结果也是一样。抵达淮安后，同样是一无所获，李世瑜的线索一下子断了。凤阳和淮安是天津方言的“母方言”的推断，被事实否定了。
绕着高邮湖、洪泽湖地区跑了一圈之后，天津方言的“母方言”似乎还在云里雾中。李世瑜决定再到安庆寻访。在从徐州乘火车前往安庆的途中，他却有了出人意料的收获，这个收获成为李世瑜寻访成功决定性的因素。
火车上很拥挤，李世瑜和很多人一样是“站票”。火车过了宿州后，李世瑜身边的两个人因为抢座吵了起来。一口纯正的天津话，从两个人嘴里硬硬地甩出来。李世瑜以为碰到了老乡，便劝起架来，“都出门在外的，都不容易，别吵了。”抢座的人眼眉一立：“嘛！嘛出门在外！我，我就这儿的。”
一句话，让李世瑜大喜过望，安庆不去了！他干脆跟着这两个人下了火车，下车的这一站叫固镇，在蚌埠北48公里处。一到固镇火车站，李世瑜以为回到了天津，充斥双耳的统统是他从小听到大、说到大的天津话。
车站的茶摊前，一位老掌柜和他们搭起了话，一种“共同语言”让他们相谈甚欢。至今李世瑜的录音带里还留存着这样一段精彩的对话。“两位同志，你们哪儿人哪？”“您听我们是哪的人？”老人迟疑了一下：“听你们的口音是本地人，可我怎么没见过你们啊？”原来，固镇来来往往的人都要经过这个火车站，老掌柜差不多都认识。
老掌柜告诉李世瑜，固镇属于宿州市现在属于蚌埠市，宿州市距离固镇45公里。
兴奋的李世瑜马不停蹄地回了宿州，历经数月的调查，天津方言的“母方言”终于现出了真容——天津话来自以为中心的广大的江淮平原。
这是燕王朱棣所赐。在流传民间已久的“燕王扫北”传说里，朱元璋四子朱棣握有重兵，且屡建战功，故遭父皇忌惮。为削弱他实力，洪武三年朱元璋封他为燕王，让他带领大批老弱残兵到北京、天津一带戍边。当时募兵的标准是二三十岁的人不许去，只许五十岁左右的人去，这些人无疑都有家小。燕王确实从固镇一带招募了很多士兵，带着家属开赴北方。
到晚清，李鸿章调淮军六万人驻守天津，最终又都演变成天津人。
结论：天津话来源于南方安徽蚌埠市固镇。以固镇为中心的皖北地区方言是天津话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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