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从1915年开始大力宣传倡导“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科学”Science），批判儒教和传统道德，“打倒孔家店”。当时，《新青年》几乎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总部基地”，而陈独秀几被誉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

虽然到五四时陈独秀还相信“民主”和“科学”，还主张“应该拿英美做榜样”（1919年11月2日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但是，他的个性，他的气质，他的道德，他的学养，他的兴致，他的趣味，他的追求，他的价值取向，他的政治启蒙，他的教育环境，他的学术地位，他的信誉遭遇，使他早在“文学革命论”的时代就已经露出残忍、血腥的一面，鼓吹“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了（1917年2月号《新青年》杂志2卷6号陈独秀《文学革命论》）。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时代氛围加上个人际遇，让陈独秀更加激进，居然提出“入监狱和入研究室”是青年“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1919年6月8日《每周评论》陈独秀《研究室与监狱》），自由主义精神已然流失。到了1920年，因“作风问题”被迫离开最高学府，失掉了主流、正宗、“有特殊贡献知识分子”和学者身份，成为边缘化人物的陈独秀，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的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后事如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1920年9月1日陈独秀《谈政治》）。这时的陈独秀，已近于走火入魔了。（我们唯一可以欣慰的是，在这里，他留下了一个活扣、一个暗语，就是“后事如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这个活扣，为后来人留下了无穷可能；这个暗语，为后来事埋下了无限想象。这个活扣和这个暗语，也昭示了陈独秀毕竟比专为一己之私不惜以千万人生命为代价的恶贯满盈的毛泽东的境界高的太多太多。）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中国知识分子，目睹民国以来中国政治的黑暗、腐败和停滞，军阀的骄横、专制和祸乱，无不痛恨与焦虑，连胡适这样温和的自由派和君子都忍不住要说出相当难听的话来。因为民主求而不得产生的对民主的失望、对民主是否符合国情的怀疑，使知识分子逐渐追求急进。如果说，十九世纪先进的中国人放眼看世界，看到的是西方的光彩夺目和大道之行，那么进入二十世纪，让社会主义者们弘扬发微的资本主义的缺点和弊端，虽然离我们那么遥远但却已经纤毫毕现地让一直在吹毛求疵、幸灾乐祸的中国人看在眼里，立刻引起了浅尝辄止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加上帝国主义不肯放弃对中国的控制、加上一战带来的西方的危机和混乱、加上王八蛋苏联的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后假惺惺发表的“废除对华特权、取消庚子赔款、归还中东铁路”的《对华宣言》，进步知识分子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同情苏联革命，开始寻求第三条道路，都是可以理解，都是情有可原的。连蔡元培都曾经私下表示：“看来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了，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所作为”（张国焘在《我的回忆》），更遑论其它人了。

但是，像陈独秀那样热衷、那样急切、那样不求甚解、那样迫不及待地将马克思主义引入实践，将苏联革命付诸实施，确实有他很深很强的个人因素，这一点是有证可查的。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说，陈独秀1920年“痛恨北京政府，认为非彻底革命推翻军阀不可；他常向人高谈马克思主义，表示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较迟，直到1919年初才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到这年底，他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也就是说，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觉悟”的远远不是最深、最早的，甚至是一知半解的。也正是因为这样，陈独秀反复表示了他对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研究”的羡慕和钦佩。但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武器运用于政治实践，组织共产党，却是陈独秀最积极、最先进、最热衷。张国焘说：“他（陈独秀）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组织中国共产党，主要由实际政治观点出发。换句话说，中国半殖民地的处境和内部政治的黑暗，以及他个人政治上的遭遇，使他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走上国际共产主义的道路”。这就非常清楚的说明，陈独秀创立中国共产党，陈独秀鼓吹苏联式革命，根本不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和坚定信仰，根本不是基于认定共产主义是中国的必然选择，而是“由实际政治”出发、而是因为他个人的挫折和愤懑、而是源于他希望以别辟蹊径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是类似江青在上海搅得昏天黑地后远走延安捞世界。

相比好斗的陈独秀，更具自由主义色彩的温和的李大钊，当时真的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门学科来探讨、研析。就在陈独秀急不可耐地大叫：“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时，李大钊却在中肯、学究、认真和善意地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来研究，却在截然相反地认为“自己和陈独秀先生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还不够深刻，对于俄国革命的情况知道得也还嫌少”，却在细水长流地“主张此时首先应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认为“现在应该建立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团体应暂时不过问政治”。不但如此，他还深刻地看出，很多人（当然没有好意思说陈独秀）信仰马克思主义，“只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很时髦的，他们是现实政治的活动人物，设法利用之意可能高于信仰和研究”（张国焘《我的回忆》）。

当时不但李大钊这样老成持重的人，就连张国焘这样少年轻狂者，也只是“抱有从事共产主义的意向和热情……偏于兴趣”，而没有当成一件正经的事业，以至于三心二意、心不在焉。另一位少年轻狂、共党一大的代表李达则“对组党一事也不算起劲……每天都忙于写作，没有经常参加我们和陈先生的谈话，虽然他总是被邀请的”（张国焘《我的回忆》）。

情况还不止如此呢。据张国焘回忆，在1920年7至8月陈独秀走火入魔筹划“建党伟业”、信心满满的这一段紧锣密鼓的时间里，“并未见到陈先生及他所提到的中共上海小组的发起者们在他家有任何集议。而且我和这些人先后会面晤谈时，发现他们都没有陈先生那样专心致力的热诚和集中注意力在组党这件事上”。由此戳穿了《建党伟业》、《开天辟地》里编造的“历史必然”、“民心所归”的骗人鬼话。

还不要说等而下之的这群人，就是始作俑者陈独秀，就在他急吼吼要建党时，居然连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独立革命、民主革命的关系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初级课程都搞不明白，以至于想组党，却连一个党纲和政纲都提不出来；以至于他自己都担心，未来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竟是一个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就在这个时候，王八蛋苏联派出了共产国际伊尔库斯科远东局的特务、间谍威金斯基和汉奸杨明斋逶迤来到中国，试图寻找东方傀儡、建立国外基地组织、搞第五纵队、策划国际恐怖事件。他们辗转找到陈独秀，和陈独秀一拍即合，许诺给于理论、组织、金钱各方面资助，使陈独秀大喜过望。他们暗中的阴谋与策划，细致入微的到核算出一个职业共党每月需要苏联提供多少块大洋的生活费和活动经费的地步！于是，组党的准备就在苏联直接指导、监督和资助下终于完成了。

中国共产党所谓的建党伟业，完全是陈独秀个人的揠苗助长；中国共产党所谓的开天辟地，完全是共产国际的强行输入；中国所谓的共产主义运动，完全是苏联样板照猫画虎的移植。这种揠苗助长、强行输入和照猫画虎，是如此的轻率、毛糙、儿戏、胡闹，远远无法和当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期间的奉献、投入、执着和艰辛相提并论。

       就这样，一个以“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为最高宗旨的，完全与当时中国民主、自由、进步、开明的发展主流背道而驰的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来了。

    就这样，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捍卫人权、激浊扬清、书斋苦修之时，在胡适办《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办《现代评论》周刊、研究《红楼梦》、研究禅宗、研究神会和尚之时，陈独秀风云际会，呼喝天下，纵横捭阖，“唯使君与操”，名势熏天，俨然中国命运之决定者。

就这样，为了追求革命成功、理想实现、事业成就、名声权势、背景靠山、活动经费，陈独秀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丧失独立思想和人格，对苏联和共产国际言听计从、亦步亦趋、唯唯诺诺、奴颜媚骨的猥琐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