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共产党究竟疯狂到了什么程度？ 汪洋为啥说让社会团体承担责任，我当时想了半天也没有想清楚汪洋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雇佣“安元鼎公司”直接关押上访人员， 雇佣黑社会直接把上访人员关进疯人院。 安元鼎公司是社会团体，严刑拷打折磨上访人员， 替政府镇压温和的反抗， 疯人院也是社会团体， 折磨侮辱温和反抗的上访人员甚至披上了科学外衣。 如果镇压温和反抗造成激烈反抗， 温总理还可以用救星的面目出现， 稍微惩戒一下私人团体。 我以前总认为温家宝是草包， 这个想法显然错了。 要说把国家治理的繁荣富强，团结安定， 温家宝确实表现如草包。 但是， 要说镇压底层反抗， 抢劫不露象， 贪财穿胶鞋， 晴天打雨伞，卖国带奖章，杀人装菩萨， 温家宝真是一个难得的天才。可是温家宝汪洋这
温总理的“疯人院新政”——口头上的“普世价值”和实践中的“法西斯专政”是如何相容的 草民之心 前些年，温总理出台了一条新政：如果年度上访次数超过三次当地一把手就地免职。这与许多政策为各级各地党委和政府官员“视而不见”不同，强硬的“就地免职”规定，逼迫各地官员不得不就遏制上访费尽心思。温总理这个新政一下去，全中国的疯人院的生意立马就火爆了十倍，此外，民营资本经营的“黑监狱”也俨然成了一个产业。 作为一个常识，改开搞年代利益的纠葛增加，而且协调的难度也急剧上升，鉴于“法律救济手段”的高成本，普通民众往往难于选择法律救济渠道，改而选择寻求上级政府的“行政救济”，这就是“上访”之所以存在的根本原因。换言之，社会中间利益纠葛及其调处的难度，决定了迫切需要“法律救济”或者“行政救济”的数量，而“法律救济”渠道的不通畅，显然增加了对“行政救济”的吁求。在毛泽东时代，政府特意设立信访部门，专门处理民间的“行政救济”需要，那个时候利益纠葛较少而且易于调处，这是信访部门能够起到功能性作用的原因。但是，改开搞以来，利益纠葛和调处变得十分严重，即便是各地党委和政府的实权部门，往往也难于处理这些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更不要提一个“缺乏实质性权力”的信访部门了。可想而知，大量的行政救济诉求“拥挤”到了北京之后，中央政府也一样难于承接和处理，这给温总理及其统帅下的各个职能部门带来不小的困窘。老百姓跑到北京跟总理及其手下提出各个各样“行政救济”诉求，这些诉求即便是合理，也很难处理，时间长了之后，总理的心情肯定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就有了“三次上访就地免职”的新政出台。 其实，很多温总理感到难于处理的问题，地方政府一样处理不了，但是上访却时刻有可能发生，这是一件难以预测和控制的事项，比GDP数字增长难处理得多。为了保护自己的乌纱帽，各地官员挖空了心思来减少上访次数，真正可控的操作模式只有一种：就是对那些有着强烈“行政救济诉求”的人士予以强有力的监管。这个监管力度往往需要上升到限制人身自由的程度，才能够取得效果。各地政府和官员，在温总理新政的刺激之下，挖空心思想办法，还真的搞了不少的行政“创新”，河北沧州市委市政府通过公检法出面，把那些经常上访的民众抓到法院，以“敲诈政府”罪名判处有期徒刑，这样就能够实现釜底抽薪减少上访人次。而西安市委市政府的官员想出的办法是，把那些有可能上访或者经常上访的人士，由公安局抓获召开群众大会批判，从舆论上丑化上访人，试图以此形成对上访行为的自我约束，但是，由于改开搞三十年来公安局的形象远远差于毛时代，结果群众批判大会上受到“到会群众批判”的通常是警察，这个办法应该说是事与愿违。 经过多次探索和反复检验，最有效的创新措施只有两条，受到各地党委和政府的普遍应用，一是政府自己设立或者购买“黑监狱”服务直接关押上访人，二是把上访人“鉴定”为精神病患者而关进精神病院。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创新，很好地满足了各地党委和政府官员的需要，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了“企业化经营”，北京出现了著名的“安元鼎”公司，这个公司接受各地党委和政府的“订单”，帮助控制各地上访人员，把这些人关进安元鼎公司设立的“黑监狱”之中，一方面减少了各地上访人在温总理及其手下露面的次数，避免温总理启动“就地免职”程序，保护各地官员的乌纱帽；同时，安元鼎公司还通过施加各种酷刑和人格侮辱的惩罚，给上访人留下深刻的记忆，以便把酷刑带来的深刻感受作为一种“成本”加入到上访人的“成本收益比”中间去，这样，以后上访人再想到上访的时候，就需要考虑安元鼎公司所给予的各种难于忍受的酷刑和侮辱，这个拉高心理“成本”的方法，能够大大地减少寻求行政救济的上访人的预期净收益。 安元鼎公司如果是偷偷经营，其经营方式不被广大上访人群所了解，显然，就达不到以恐吓减少上访的目标。所以，通过某种方式，让黑监狱和疯人院的状况为上访人群所了解，同时也让这群人了解到政府官员送上访人进疯人院和黑监狱的决心，才能够起到有效的吓阻作用。一方面是黑监狱的残酷性，一方面是自己遭受黑监狱制裁的可能性，这两者同时为上访人群知悉之后，吓阻上访的效果才能体现出来。有人推测说，毛泽东旗帜网站曾经曝光过不少次黑监狱和关疯人院的事例，不管温总理多么不高兴，但是，一定程度的曝光是实现“吓阻上访”政策效果所不可缺少的，同理，安元鼎公司被纸媒体曝光也能够实现同样的目的；等到曝光差不多了，温总理就无需继续忍耐了，所以，由总理办公室亲自下令三部门同时出动封闭相关网站。 温总理又要出台新政，说把某些管理职能授予社会组织，很多人有理由担心：鉴于目前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最为成功、且广为人知的范例只有一个安元鼎的“黑监狱”公司，会不会是温总理对于安元鼎公司“截访能力”十分满意，想要把这个经验进一步推广和普遍化？许多人站着说话不腰疼，还说些风凉话，什么“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好像管理国家很容易，似乎温总理这些人风光无限好，想要怎么样就能够怎么样，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在毛时代，信访部门能够起到行政救济作用，说到底是与当时的社会矛盾和纠葛的水平低下、易于处理有关，等到改开搞十多年的时候，各种经济利益的冲突和纠葛就不是那么好处理了，有一个中央级的“劳动模范”吴天祥就是信访干部，他的主要事迹报道之后，人们忽然意识到他不是依据自己的权力和职责分工做事的，而是大量投入个人感情和金钱帮助上访人，比如有一次吴天祥私人出钱购买18斤面条煮给30多个下岗工人吃，这种工作方式完全是从感情等方面取得上访人的“友谊和信赖”，以此去化解官民矛盾。换言之，吴天祥的经验表明，他不是靠优秀地履行职务来解决问题，而是大量依赖“非职务投入”去打“感情牌”，这在很大程度上业已表明：信访部门作为一种行政救济机构的无能为力。 从吴天祥的“模范”到安元鼎公司的“黑监狱”，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既然行政救济无力已经化解社会矛盾，剩下的选择要么是“说好话”“拉感情”（吴天祥模式），要么就是选择“强硬措施”（安元鼎模式），说好话起作用需要吴天祥那种依靠个人在金钱和感情上的过度投入相配套才能够起作用，吴天祥虽然当了模范还是推广却很困难，而强硬措施如安元鼎公司倒是可以实现“公司化经营”，该公司及其“经营手法”虽然广受诟病但是却极具推广价值。 一把手就地免职的政策规约，配合改开搞年代强化的“一把手说了算”的改革集权措施，两者结合起来之后，互相作用，互相放大，最终能够极大地撬动政府官员的努力方向，促成各地党政机构在行政资源分配上实现了重点转移——对控制和拦截上访所投入的人力物力数量急速增加到令人惊异的高度。华中科技大学“乡土学派”贺雪峰教授及其引领下的研究团队，在农村这种远离权力和利益纠葛的层次上，通过经验研究也大量观察到“上访吸收治理”的种种表现。也就是说，温总理出台“三次上访免职”的政策，最终促成了全国行政资源投入方向的巨变，对付上访人的各种非法措施已经成功地“内在于”各级各地政府执政行为逻辑，还往往成为执政行为模式的一种“新特色”，这种新特色已经成长到敏锐的研究者和观察者都难于忽略的程度。 美国学者基斯•格里芬在总结了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三国在1970年代率先尝试新自由主义改革措施之后，精辟地指出：“货币主义（现在新的叫法是“新自由主义”，主要政策措施是财政货币双紧、国有企业私有化等）是一个极端的经济教条。在任何采取货币主义发展战略的地方，使用极端的政治手段是必然的，这不令人吃惊。军事独裁，对持异议者和反对派的严厉镇压，国家对广大公众动用大规模暴力，这些都与货币主义的发展战略相伴随。这种联系是绝对的。然而，不幸的是仅只有3个观察资料（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并且人们不能确定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我们所遵循的必定是人们共同的感觉，而不是统计数据。但是，人们的共同感觉告诉我们什么呢？人们能设想一个国家的人民心甘情愿平和地接受一条放松价格机制、让市场力量支配的战略，而不管其导致的困苦，产生的不公和出现的不平等吗？我承认，我不能想象，这样一种战略如果导致这样的结果的话，能被人民长期容忍，我的感觉告诉我，如果政策制定者仍然坚持这样一种战略，他们必将通过武力来做到这一点。镇压、暴力和独裁是不可避免的。”（基斯•格里芬著 倪吉祥等译《可供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69-270页）新自由主义改革措施在民间制造了多少无法抚平的不满，显然，武力镇压这种不满就成为无可避免的选择，对法西斯镇压的需要是与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不满之间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温总理的三次上访就地免职的新政，没有改变民间不满程度与镇压需要之间的关系，他改变的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增加镇压成本”，在就地免职的威胁之下，各地一把手积极地行动起来增加对不满人群的镇压和控制，换言之，温总理通过这一政策，内在地加强了地方政府和党委对于镇压事业的重视和投入，而没有选择在中央政府层次上出台直接的镇压政策。 从邓小平时代启动的“改开搞”经过了三十年发展之后，已经成功地在中国复制了一个政治和经济都极不平等的社会，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称之为“断裂社会”，社会的“裂痕”有多深，转换成毛泽东的概念就是“阶级矛盾的对抗性”有多么激烈。据说邓小平果断地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但是，邓小平却选择了一条扩大阶级鸿沟和社会对抗的不归之路作为改开搞的方向，正是在邓小平全面掌权的同时，1983年开始正式恢复武警建制。最近三十年的发展趋势是：对外作战的国防军数目一减再减，150万人都嫌多；而对民众作战的武警力量却一增在增，400万都不嫌少；今天，人们普遍认为“维稳经费”远远高于“国防经费”。社科院研究员路爱国先生指出，通过三十年的改开搞之后，中国已经还原为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国家，实质是还原为一个外围资本主义国家。而作为一个外围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矛盾的尖锐化程度就具体体现为那些难于协调和兼容的“民间利益诉求”，这些诉求中间有一部分通过上访人群具体体现为“行政救济诉求”，镇压这一部分人实质是体现了政府和基础性制度对于这一部分人所表达的利益需要的不兼容态度。 有左翼网友讥笑蒋介石“日记强国”，说他在任上国事糜乱，内政外交、政治经济都一塌糊涂，他作为元首没有出台过什么有效的政策以资改善，只能是在日记里偷偷表示强国的美好愿望，今天被一些书虫禄蠹翻出来反复炒作，试图论证蒋介石本质上也算一个好人。但是，孔夫子老早就告诉我们：看一个人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孔夫子还反省说从前“听其言也信其行”的幼稚性；蒋介石究竟如何不是几本日记能够定论的，他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领袖必须以自己的政策效果和政治经济成就来提交“答卷”并判出分数。温总理的新政，不仅催生了安元鼎公司这样的黑监狱经营模式，还导致全国各地疯人院关押大量精神正常人士，应该说，这比口头上的“普世价值”宣传更能够代表其政策实质。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毛泽东1962年的一句话：“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看起来，毛泽东很早就预见到了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就不能够兼容多数劳动者对于政治和经济地位的起码诉求，必然地，以“反动的、法西斯式的”手段来处理这种诉求就成为必然，温家宝总理的精明充其量只是把“恶名声”转嫁给下级政府和官员而已，他不仅不能避免镇压数字的急剧上升，反过来，他反而在官员的基本职业利益与有效镇压措施之间建立起考评标准，实现了行政资源转向镇压功能方面的投入集中。 孟子说过“知耻近乎勇”，蒋介石之所以选择“日记强国”，恰好是与国事糜乱程度成正比的，他没有做好自己的本分，但是又想要把自己和国事糜乱的事实撇清关系，只好偷偷地留下日记去表明自己的心迹了，不过蒋介石确实没有不要脸到这个程度：公开说自己要如何如何。温总理与蒋介石还有不一样的地方，一方面是法西斯镇压手段的加强，一方面却大量公开宣称如何对“普世价值”感兴趣，这与蒋介石相比，不能说是一种高明的策略（即便是通过就地免职政策促使地方政府层次投入过多镇压资源也依然不能说是很高明）。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再转一组照片， 和尚打伞， 无法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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