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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知”是專制制度的產物也是專制制度的維護者

潤濤閻

6-25-2012

（一）公知的本質特徵

雖然說“公知”這個詞是近代才出現的，但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專制社會中，這一群體一直存在着。就是名義上“以天下為公”、“以天下為己任”的讀書人。與時俱進，本文就以“公知”為定義來探討這個集團在專制制度下的功能和在由專制制度轉入民主制度的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作用。

在這漫長的專制社會歷史階段，“公知”階層起着“代表”作用。他們“代表”的是底層人民大眾向皇帝反應社會發展與穩定的狀況，因為皇帝必須神秘才能被人民大眾神化成與人民完全不同的半神半人的物種而不能曝光於百姓，這就需要有銜接皇帝與被統治者的一個集團。這個集團本質上是為皇帝服務的，所以才得到皇帝賜予的一定話語權。但在表面上，人民大眾則把他們看成是社會的良心所在，是他們利益的代言人。科舉制後，由於他們是靠讀書而升到人民大眾的父母官，甚至可以向皇帝進諫的朝廷命官，他們口頭上總是以代表公共利益自居。

今天的這“代表”二字就是兩千多年來“人上人”或者“肉食者”的當代說法。這些“人上人”有時也以“公車上書”的極端行為跟皇帝較真而獲得人民大眾的感恩戴德，但事實上他們的所謂的進諫多半是因為皇帝把大權交給太監而抗爭，本質上是為公知們自己的利益而奮戰，表面上打着“不如此人民就會起來造反”的名義恫嚇皇帝，“不明真相的群眾”便產生錯覺，認為他們是自己的父母一樣的清官。在少數情況下這些進諫則是由不得勢的讀書人發起的，當然也有極個別處於二者之間的，比如康有為領頭的一千多考生發動的“公車上書”（公車一詞特指進京考舉者，因為從漢朝起官府用公家的馬車去拉考生）。

歷史上甚至今天，公知們是分成兩類的，一類是有權搜刮民脂民膏的當權者，屬於“白道”；另一類則是不得勢的讀書人，這類屬於不得勢的“邪道”騙子（請看潤濤閻第十七定律的描述）。所以，今天的“公知”們也分成兩類：一類是無官不貪的貪官污吏；一類表面上也提倡民主、自由等代表弱勢群體的名詞而針砭時弊，而實際上是以弱勢群體為要挾想跟白道分一杯羹同時騙取弱勢群體利益的騙子。

這兩類人最大的不同便是：白道的貪官污吏使用公器（包括警察、軍隊）明目張胆地讓子女撈錢，而且以與黑道同流合污的方式，必要時露出“我是流氓我怕誰”的氣概公然對弱勢群體殺戮；而邪道的騙子則是以社會良心的名義讓弱勢群體主動掏錢，甚至讓弱勢群體為他們火中取栗而在社會動盪中由邪道取代白道。二類人也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以自己是“人上人”的心態混跡於世間。

由於中國歷來都不是法治國家，而且人人都以做“人上人”為人生最高目標，“正道”一族是不能存活的，甚至根本就不能產生，雖然“白道”、“黑道”、“邪道”都以自己是“正道”自詡。比如白道歷來都是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壓迫人民的，發展到今天便是“三個代表”、“偉大光榮正確”等正道的極端正確名義搜刮民脂民膏；黑道總是把自己說成是被白道逼的而走上了“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正道。看看水滸就明白了，一邊打家劫舍，一邊高唱正義。而邪道就更不用說了，都是以“代表”弱勢群體抗爭貪官污吏的名義，自詡正道的化身，而達到騙財騙色的目的。

（二）民主制度的誕生必然以“公民意識”取代“公知意識”為前提

公知，作為一個“人上人”集團，不論是哪一類，都是專制制度的產物。也必然是專制制度的維護者。這就是我在《白道、黑道與邪道》一文中談到的為何中國專制制度是一個球體結構，兩千多年來的社會雖然經常改朝換代，但本質上只是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循環而已。道理很簡單：這些公知們上台前是邪道騙子，上台後便與黑道逐步同流合污而讓新的邪道騙子有了發展的空間。

究其原因，那就是中國人所尊奉的傳統文化是以“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為人生目標，以眼前利益高於真理為行為準則，以做“人上人”為榮耀，以能耍小聰明而獲得最大利益的人為偶像。是在以“學而優則仕”而當上“人上人”為選官制度下逐步形成的價值觀。在這樣的社會中沒有欺騙人的本領要想成功幾乎是不可能的。讀書人要麼獲得官位而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要麼就以社會良心的名義針砭時弊而獲得弱勢群體的信任從而達到騙財騙色的目的。所以，公知們絕對不會真的希望社會制度轉型，由專制制度轉到民主制度；只是希望在專制制度下自己的地位轉換，由邪道轉成白道。轉成白道後與黑道同流合污後依然不放棄“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名義。當年六四反腐敗的學生們除了跑到海外的個別人，大都進入了貪官污吏白道陣營，他們今天再也不會反腐敗的了。

民主制度所依賴的是公民意識，公民意識的核心是權利意識，就是公民個人具有的權利對每一個公民來說都是平等的，是不能被強行代表的，公知們不能以“人上人”的心理來謀取代表他人的資格的。如果這個資格想從大眾獲得的話，那他必須獲得多數人的票決認可。

雖然地球上還沒有一個完善的民主國家，即使美國西歐等民主國家，還是有政治騙子投機鑽營成功的漏洞，但公民意識的提高速度還是驚人的。而中國的公知意識太強大，以至於公民意識還處於未萌芽狀態。中國人絕大多數人還是盼望着被公知代表，盼望着明君、聖賢和能替自己發聲的偶像出現，把自己的權利甚至前途命運都雙手送給公知騙子們。“公民意識”的增長與大眾“公知意識”的消弱成負相關。

因為公知集團的本質是維護專制制度的，而公民意識的覺醒才是民主制度的建立所依賴的文化根基。當人民大眾對公知嗤之以鼻甚至罵一句“去你媽的公知！別想騙我！”的那一天的到來，公民意識也就強盛到了騙子無法立足的地步，每個人都能自覺以法律為準則，每個人的權利都不能被他人剝奪，專制制度也就在人民心中徹底滅亡了。

不論是公知還是被公知代表的弱勢群體，都沒有公民意識，究其原因就是因為缺乏自信心。早在從孩童時代到小學，自信心就被父母與學校給打掉了。沒有自信心的弱勢群體就必然尋找自己利益和話語權的代表，與公知們一拍即合。公知們用造假與行騙的方式從弱勢群體那裡獲得的成就感來彌補自信心的缺乏，甚至用炫富的方式來增大自負以彌補自信心的不足。其結局便導致整個社會除了“我是流氓我怕誰”的既得利益者外主要由兩部分人構成：靠造假成功的騙子與被騙子騙了還幫騙子數錢的傻子。這三部分人都沒有民主制度所依賴的公民意識，這才是專制制度在中國立兩千四百多年而不倒的根本原因，因為最穩固的結構便是球體結構。

（三）邪道里的公知特徵

上面談到的兩類公知，其中第一類已經進入白道，往往被稱為“貪官污吏”或“既得利益者”，雖然他們還是以代表人民大眾的名義出現。而今天大家所說的“公知”便特指第二類了，就是名義上站在弱勢群體一方騙財騙色的公知。這些公知還沒有機會進入白道，他們又不屬於黑道，便屬於邪道了。在本質上是騙術的傳統文化的專制社會裡，絕沒有“正道”一族活下來的可能，所以只剩下了白道黑道與邪道三類。

公知們雖然表面上看分成左右派兩個極端，而本質上他們是一個硬幣的兩面，都是專制制度的守護人，因為他們都自認是民意的代表，而非平等的公民身份。舉兩個例子。一個是極左孔慶東，沒有道德底線的奴才，但他非常喜歡針砭時弊的騙子韓寒：“在80後的作家中，韓寒遣詞造句的能力很強，很有語言天賦。韓寒雖然年紀不大，但出道很早，已混跡江湖多年，接觸過各種人和事，有了一些閱歷，如果能加以修煉，或許能成為一代文學大師。”另一個例子就是《南方周末》那幫子右派公知，力挺騙子韓寒不遺餘力。《南方周末》亦以普世價值的代表籠絡人心。

公知最能讓與黑道同流合污後的白道尷尬的便是“要真相”。當年跟隨共產黨的左聯知識分子們天天跟着蔣介石國民黨後面大喊要真相，但到了毛澤東餓死三千萬農民時當年那些公知們再也不提要真相了，以至於連一張餓殍遍野的照片都不敢到鄉下去拍照下來留給歷史。韓粉公知們要共產黨腐敗政府的高官財產真相，但韓寒的假貨被揭穿後，韓粉公知們特別反感的便是揭穿韓騙子的真相。如同被薄熙來收買了的左派公知們大喊要溫家寶老婆孩子的腐敗真相，同時絕不支持薄熙來夫婦腐敗的真相曝光。

這就是邪道的特徵：凡是對自己有利的，假貨也是真的；凡是對自己不利的，真理也是謬論。根據眼前利益來判定真理，而非經過理性思考而做出經得起質疑的結論，他們所認同的一切真理都要為個人眼前利益服務。

（四）黑道的左右逢源---對邪道公知的操控

我在前邊的文章里談了白道、黑道與邪道的關係，分析了黑道對於白道的重要性，但顯然漏掉了黑道的另一作用：對邪道的操控。眾所周知，白道的敵人是邪道，就是所謂的騙取弱勢群體的公知們，因為公知們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水的代表，人民戰爭的巨大威力令白道不敢對邪道怠慢的同時也不能隨便對邪道開刀。專制社會“治大國如蒸小鮮”的道理即在此。

公知們早就看準了這個門道。除了“要當官，殺人放火受招安”的黑道靠投靠白道而加盟外，黑道有時也起到協調邪道與白道的關係的作用。舉一個例子。公知李承鵬（李大眼）一邊給搞強拆的房地產商人做代言，一邊為被強拆的弱勢群體鳴不平，這就是“公知”打着弱勢群體的旗號成功賺錢的例子。如果沒有方舟子捅開這個洞口，弱勢群體們一邊為公知李大眼的針砭時弊文章讚不絕口，一邊讓李大眼跟貪官污吏一樣大發橫財。地產商是白道與黑道同流合污的最佳例子，但黑道也能讓邪道做出貢獻，因為地產商看上了影響力大的公知，廣告作用就大了。一方面李大眼的粉絲們會掏錢去買李大眼代言的房地產，另一方面那些被強拆的弱勢群體一看到是李大眼代言的地產商，也就放棄了自己的一些利益，多少會產生給偶像李大眼一個面子的心理。所以，公知也可以與黑道分一杯羹。

（五）中國的公知要比文盲離真理更遠

早在古希臘時期，人類歷史上三位最偉大的智者之一的亞里士多德就提出了人類為了探索真理而獲得知識要比為了眼前利益而去追求知識更加有益得多。按照“我們這兒”的話說就是：“學以致真”，而非“我們這兒”的“學以致用”。今天我們回顧中國的歷史，哪怕是近代引入西方科學以後的歷史，明顯地表明：為了獲得知識本身而探索真理，這些真理是沒有摻入個人利益的純潔的知識。沒有偏見的求真態度更容易接近真理。而“學以致用”的結果便是目光短淺，無法接近真理。哪怕真理就在眼前，由於目光狹隘，只看到眼前利益，也不會認同那些與個人眼前利益相矛盾的真理。

中國的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是以自己的屁股坐在哪裡來“指導”真理的，是用屁股來思考的。凡是對自己不利的，即使是真理，也不承認。凡是與自己利益有利的，謬誤也看成是真理。就是騙子被揭穿了，他們也還要為騙子辯護。由於這些認同“知識就是第一生產力”、“學以致用”的知識分子公知們更懂得如何篡改真理、如何騙取弱勢群體的信任，他們便更容易指鹿為馬，打着真理的旗號攝取自己最大的利益。所以，就社會常識來說，公知們要比文盲離真理更遠。

（六）如何啟蒙大眾不再讓騙子得逞？

這也是公民意識覺醒的必經之路。雖然這條路在傳統文化薰陶了兩千多年的中國並不好走，但不能不說互聯網的普及給這條路的起步提供了工具。而且我們有現成的哲學體系作為指導思想，那就是迪卡爾的哲學體系。

近代哲學之父迪卡爾（Descartes)不僅僅是因為他創造了坐標系而建立了幾何系統而被稱為解析幾何之父、在實證科學方面的貢獻而成為近代科學的鼻祖，而且他的哲學體系是一套完整的能融合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熔爐，成為一盞明燈照亮了人類求真的前程。這就是他的《方法論》與《哲學原理》等名著。有了迪卡爾，西方人明白了“質疑”的重要性。沒有經過質疑的知識不能算是知識，沒有經歷質疑的結論不能稱其為結論。沒有真，善是偽善；沒有真，美就是驢糞蛋外面光以及滿嘴仁義道德滿肚子男盜女娼的偽君子。

迪卡爾的觀點簡單來說分為四個：

1. 除非徹底搞清楚的真相，任何觀念不論是舊有的還是新的，統統不接受；
2. 必須把每個問題簡單化，然後分別對若幹部分進行深入探索；
3. 思想過程必須從簡單到複雜；
4. 不要放過每一個細節，要進行徹底檢查，確保沒有遺漏，才能通觀全局。

按照迪卡爾的觀點，實踐這四條的關鍵是對每一件事情都要進行懷疑。你只要是在懷疑着，你便是在思考着。雖然英文的critical thinking早在古希臘時代就被哲學大師們提出並利用了，但作為一個完整的哲學體系，還是迪卡爾完成的。

質疑的理性思維，理論講起來很容易，但實踐起來就需要從小就練習並反覆實踐才能逐步嫻熟起來，成為具有獨立思考能力者。

康德認為，人的理性思考能力是天生就具備的，一些人沒釋放出來而屈從於接受他人居高臨下的引導，是不經他人引導便無力運用自己的理智能力的權威主義態度導致的。而啟蒙，就是引導他們擺脫“未成年狀態”即“個體無能狀態”而走向理智思考。

我在此舉個例子來說明通過質疑過程得出某公知是不是騙子的結論。如果我舉的例子是大家熟知的已經被扒得精光的騙子，比如當今的韓寒，那您一定會說我這是馬後炮。所以，我舉艾未未的例子更好些。

首先，我們承認艾未未曾經做過很多屬於“維權”的活動，或者“揭發貪官污吏”或者寫過針砭時弊的文章。比如調查汶川大地震學生死亡人數與豆腐渣工程等有關弱勢群體利益的事。那麼，按照迪卡爾的哲學體系來質疑艾未未的行為就需要先給出兩個判斷：一是“艾未未是一位有良知的為弱勢群體利益而與貪官污吏政府做鬥爭的偉人，此行為與艾未未本人的利益無關”；另一判斷是：“艾未未是靠欺騙弱勢群體而獲利的公知騙子”。

按照迪卡爾的方法論，我們得知：只要能證明“艾未未是靠欺騙弱勢群體而獲利的騙子”的判斷，就否定了“艾未未是一位有良知的為弱勢群體利益而與貪官污吏政府做鬥爭的偉人”的判斷。根據邏輯學原理，肯定一個結論，需要所有方面都滿足；而否定一個結論，只要有一個條件不滿足就足夠了。比如，肯定韓寒沒有代筆，需要所有的以韓寒名義發表的文章都是出於韓寒之手的證據；但如果否定韓寒沒有代筆，只要找到一個證據證明某篇文章不是出於韓寒之手就足夠了。所以，我就拿艾未未是否偷稅漏稅來論證艾未未是否是一個騙子的判斷。

我們不是北京市稅務局的工作人員，不能給出艾未未交稅或漏稅的證據，但這不妨礙我們用理性思考根據現有的資料來做出基本的判斷。先大膽假設，然後小心求證。假設艾未未不想把大筆的錢交給腐敗的政府，那他想偷稅漏稅就必然考慮到被政府發現後的結局。中國的現狀表明，如果他是江澤民的兒子或曾慶紅的兒子或者他老婆是李鵬的女兒，那他就走白道的路，跟政府保持一致，北京稅務局是不敢動他的。可他老爹死了，即使活着也就一文人，沒有夠硬的後台，艾未未偷稅漏稅被查出的後果就很嚴重。

北京市稅務局給艾未未的偷稅漏稅單據數字是1522萬元（人民幣），從新聞發布那天起，我就留意艾未未的言行。我沒有發現他說他沒有偷稅漏稅，只是說政府之所以查他，是因為他參與“維權”。顯然，他自己知道確實偷稅漏稅了，跟貪污是一回事，但數字未必真的有1500萬。道理很簡單：在任何國家，偷稅漏稅一經查出，就必須補交三項款，是否遭受牢獄之災，那要另算。這三項款包括：1。本來該上交的偷稅漏稅款數，2.這筆錢的利息，3.罰款。

艾公知曾說罰款這項太多，屬於對他“維權”的報復。但我們知道，如果沒有罰款，世界上很多人就會偷稅漏稅的，因為查不出來就白賺了，查出來也不罰款，補交了該交的稅款了事，天底下哪有這麼大的漏洞讓給偷稅漏稅的人呢？

我現在不知道到底艾未未偷稅漏稅的具體數字是多少，罰款是多少，但我有兩項判斷基本上靠譜：一是中國政府應該早已掌握了艾未未偷稅漏稅金額與家庭財產數量，罰款的數目大小應該依照他能拿得出的數目作為參考。二是罰金不會大於本金和利息。這裡的本金就是指艾未未偷稅漏稅金額。

也就是說，很可能艾未未偷稅漏稅了1522萬的一半以上，那就是760萬以上。艾未未交押金前說他沒有那麼多現金，弱勢群體就捐款給他，一下子就捐到了800多萬。他說他會還錢的，但捐款人沒有打借條，等於是真正的捐款。那麼，艾未未即使官司輸了，他也就是補交偷稅漏稅部分而已，捐款的錢足夠交罰金那部分了。如果艾未未當初走白道，就是跟共產黨政府眉來眼去，也偷稅漏稅700萬以上，那他極有可能被判死刑。

要知道，白道的成克傑是人大副委員長，胡長清是省長，貪污受賄的錢也不到700萬就給斃了。當然，如果成克傑和胡長清的後台足夠硬，別說幾百萬，就是幾千萬也死不了。在中國，幾百萬被槍斃，幾千萬卻死不了，上億的不敢查，這就是中國白道治國的現狀。要看你爹是誰。艾未未後台不夠硬，如果他走白道，就可能被斃掉。他走了邪道，搞點“維權”的活動，而且是大張旗鼓地搞，政府就會對他投鼠忌器，而不敢輕易抓他。即使抓了，也不敢斃掉，最後說不定就是補交了本金完事。

那為何政府會對艾未未投鼠忌器呢？既然如此，為何成克傑他們不走邪道而走白道？道理很簡單：打從晚清開始，中國就有“政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的規律，那時候人們就用“洋人、百姓、官”猜拳，後來才改成了“錘子、剪刀、布”。艾未未能跟洋人搭上話，而成克傑他們土包子就辦不到。王立軍能跑出薄熙來、周永康的手心而活下來，就是明白了這一點。他要是不跑到美領館，他早就“被自殺”了。

以後我們會得知，艾未未的偷稅漏稅基本上是發生在他當上鳥巢設計策劃一類的職務跟洋人有了更深層的交往後。如果沒有這層關係，他很可能走白道的路而偷稅漏稅。以上是根據理性判斷的假設，而非終極結論，這要等法律文件的曝光來進一步求證。目前，艾未未已經狀告北京市稅務局，法院也接受了，等審理結果出來我們便可知道他是否偷稅漏稅了。

如果真的是偷稅漏稅，哪怕只有一百萬，那也就否定了“艾未未是一位有良知的為弱勢群體利益而與貪官污吏政府做鬥爭而與自己個人利益無涉的偉人”的判斷。也就解釋了他為何要當邪道的公知。

當然，我們現在不能否認艾未未一分錢都沒偷稅漏稅的可能性，只是理性思考告訴我們：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按照迪卡爾的理性哲學體系思考、質疑每一個人，包括艾未未，那我們在沒有得到“艾未未經得起質疑”的結論之前絕不捐款一分錢給他，就不會成為“被騙子騙了還為騙子數錢的傻子”了，以後騙子的邪道路途就處處被公民意識強大的人民所堵死，中華民族才能成為稱得上是一個有誠信、理性思考的民族。在這樣的一個民族裡，7門課不及格的智障人士是不可能靠欺世盜名而達到騙財騙色的目的的。人們立刻會懷疑：這個傻蛋的父親是不是文人？那些文章是不是他爹寫的？只要絕大多數人如此理性地思考與質疑，騙子得逞的機會就非常小了。薄熙來也一樣，兒子在歐美過着奢侈的生活，還能信他那些讓人民唱紅歌的鬼話？

如果五四學生們聽到在北大校園裡校長蔡元培鼓動的演說時立刻理性質疑：蔡元培鼓動我們去遊行，我們走後，他會不會逃離北京而讓我們去送死？這樣的質疑就會避免發生導致國家四分五裂的五四運動。是五四運動把理性務實的治國政治家段祺瑞最終給搞掉了，還催生了共產黨這個邪教組織。

如果1986年甚至1989年的學生們理性質疑方勵之以及王丹、烏爾凱西、柴玲他們會不會跑到美國大使館或美國，而讓學生們去送死，六四悲劇就可避免。是六四運動把理性務實的治國政治家趙紫陽給搞掉了。中國近代史上兩個理性務實的治國奇才段祺瑞、趙紫陽都是學生運動給搞掉的，而學生運動是邪道公知們鼓動起來的。學生們本身也把自己當成“天之驕子”即“人上人”---專制制度的產物和維護者。可見，兩次學生運動都是與“公民意識”相反的“公知意識”所催化的運動。運動過後的反思，最懷念段祺瑞的是參加五四運動的學生；最懷念趙紫陽的是參加六四運動的學生。我曾論述過此乃滑天下之大稽之極，無與倫比。

（七）中國未來的前途並不樂觀

我常常觀察我房子後院的螞蟻和湖邊釣魚的人。仔細觀察發現，中國人跟螞蟻在很多地方特別像，比如都遵從“為財而死”的生命哲學，一切都是為了眼前利益。只是螞蟻沒有把一切都換成錢的本事而已。中國人時時刻刻想到的是眼前利益，就跟湖裡的魚一樣，只要看到誘餌，便認為是美食，就不仔細查看是不是有鈎子有線在後面。魚只看眼前利益而不理性質疑還有道理，畢竟湖邊釣魚者不多，但中國人就比魚愚蠢多了，幾千年的歷史就是騙子與傻子的歷史，整個社會基本上找不到多少真的東西，可一旦看到眼前利益的誘餌便立刻成為騙子的俘虜。時代發展到傻子太多導致騙子不夠用的地步，智障當天才的騙子也能騙13年之久。

被打假後的唐駿要比被打假前更令年輕人痴迷，因為在沒有被打假前，年輕人以為他真有本事，而且特別勤奮，才如此成功。這是不能複製的天賦，父母遺傳下來的智商。但被打假後，年輕人終於發現，原來唐駿的成功真的能複製！只要能撒謊騙人，哪怕世界首富比爾蓋茨都能被騙得一愣一愣的，何談不成功？年輕人更加痴迷唐駿的騙子訣竅，但無法得知。

凡是能被方舟子揭發的，都是表面的騙術。真正的騙術，唐駿騙蓋茨的細節，唐駿是絕不會告訴他人的。蓋茨也只能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很多急功近利的年輕人都在打探唐駿騙術的葵花寶典。傳統文化薰陶出來的民族，騙子被揭穿後怎麼會不更加風光？

小平同志告訴我們：不管黑貓白貓，能騙住老鼠的就是好貓。絕大多數中國人不想活得明白，只想活得比周圍的人有錢，這就很容易被騙子鑽空子。

我收到了一位網友的電郵，應她同意，把倆人的交流拷貝過來，作為本文的結束語：

“在北京讀中學時我是虔誠的毛粉，瘋狂的毛粉，不要命地參加破四舊運動，等到一下鄉才明白過來上當了。六四的時候我們兩口子輪番給兒子上政治課，讓他千萬別參加任何運動，別上當。還好，學運沒有擴大到小學。可後來他竟然成了韓寒的粉絲！大學讀了一年就放棄了，去深圳創業。折騰了好幾年才回到北京，什麼財也沒發。最近他認識到韓寒就是個騙子，追悔莫及，說他一定告訴他的孩子永遠不要上這類人的當，好好讀書。”

“您的故事很有代表意義，但我告訴您：以後你兒子的孩子一代人還會出現騙子，除非移民到海外，只要在國內，騙子是少不了的，因為有需求，老天爺就會滿足大多數人的要求。但騙子出現的方式不會總是一樣的，老天爺造騙子也是與時俱進的。社會節奏快了，所以：江山代有騙子出，各領風騷十幾年。”

“哈哈哈，潤濤閻先生您也太逗了！出什麼也別出騙子了。有了互聯網，騙子騙人的難度就大了，現在出去吃任何東西都提心弔膽的，不知道是不是又吃到了地溝油、蘇丹紅、舊皮鞋。希望騙子絕跡。”

“騙子在中國絕跡？這玩笑開大了。沒有騙子，傻子們根本就如喪考妣般難受。有需求就有供給。騙子被揭穿後，被騙的傻子們不是痛恨騙子，而是痛恨揭發騙子的打假者。為了那些烏央烏央的沒有自信、沒有獨立思考能力、沒有質疑能力的人們能找到偶像與代表，潤濤閻大聲疾呼：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騙子。”
……

後記：本文比較長，內容比較多。僅例子裡就有韓寒、薄熙來、李承鵬、艾未未以及一些歷史人物。這篇依然是《白道、黑道與邪道》的續篇，以後還會有續篇。我清楚，很多人看後一定很痛苦，因為忠言逆耳。如果您讀後竟然沒有罵人的衝動，那我就謝天謝地了，更不會指望絕大多數人的理解與支持。好在我在上網之初就清楚自己寫作的結局便是招人恨，也就有了思想準備，因為啟蒙民智就是告訴他們“我愛眼前利益但更愛真理”才能讓他們不被騙子欺騙，而且只有經得起質疑的真理才能給人類帶來長遠利益。現在的感覺還是比當公知好，因為那些挺韓騙子的國內國外大小公知們，必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他們要麼承認自己是被有智障的騙子騙了的蠢貨，要麼是明知是騙子還要為其辯護的無恥之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