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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茅于轼雷人一问：爱国真那么重要吗？ |
| | 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微博上说，“一块土地在中国版图内，现在归了外国，但那里的人民生活更自由了，收入也增加了。你是同意不同意？如果以国为本答案是不同意；如果以民为本答案是同意。我赞成以民为本。……国家应为人民牺牲，不是人民为国家牺牲。”
老高按：神九“九天揽月”，蛟龙“五洋捉鳖”；又是南海争执，又是钓鱼岛纠纷……从正负两方面，把“爱国”与“卖国”的话题再次推进人们视野中心。
更推波助澜的是，陕西镇坪政府组织大批水军，在妊娠7月被强制堕胎的孕妇家门口打出“痛打卖国贼，驱出曾家镇”的横幅，称他们接受德国媒体的采访是“卖国贼行为”，威胁要把他们全家驱逐出镇。
不由得让人惊叹：这是一片何等神奇的土地！中国有位评论作者，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拿不出4万元（罚款），穷得只能‘卖国’了”，让人喷饭。
可巧，中国大陆83岁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在自己的博客上又发出了火上浇油的雷人一问：“爱国真有那么重要吗？”
此老一贯雷人雷语，过去几年，一直是我关注的人物。他的“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经济适用房不应有独立厕所”“取消18亿亩红线”“应该允许高利贷”等等，都引起很大争议。
我关注他有一个私人的原因，我在中国铁路系统工作过数年，而1929年1月4日出生于南京的茅于轼，养父茅以新是著名的铁路工程师，二伯父茅以升更是中国著名桥梁专家。他本人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路局起步，从火车司机，最后当上了工程师。
1958年，茅于轼被划为“右派”，降职降薪，随后被下放到山东省滕县劳动改造。妻子赵燕玲被停薪留职。为什么被划为右派？至今他也无法确定。他曾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了四种可能：一是铁道部右派未达到规定的5％的名额，就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他；二是他们单位一个右派都没有，而其他研究所都划了右派，人家说，茅于轼平时讲了那么多的话，怎么可能不是右派；三是因为当时茅于轼的住所离单位较远，每次开会时他都要提前1小时回家，结果就被定为右派；第四种说法是后来上世纪80年代他才听到的，本来要把茅以升定为右派，但因为茅以升受到周恩来的保护得以幸免，必须得拉一个人代替，于是就找了茅于轼。
那是一个多么荒谬的年代！
1985年，茅于轼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次年，茅于轼赴美国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1993年，茅于轼和盛洪、张曙光等经济学家共同创建了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一度任所长兼理事长，现为理事长。“天则”语出《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取意为“合乎天道自然之制度规则”，其中的“制度”既包括企业、市场等经济制度，也包括政治、文化制度。而建立一个按照制度和法律良性运转的社会，实现人与人的平等，正是茅于轼一生奔走呼号的动力所在。
也就从1993年，茅于轼连续出版《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暨南大学出版社）；《谁妨碍了我们致富》（广东经济出版社）《生活中的经济学》《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等多部著作。
今年3月下旬，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宣布，授予83岁的茅于轼2012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奖金25万美元。
茅于轼接受《中国经济学人》采访时说：“Cato给我这个奖，说明中国在自由争取方面有了很大成功。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功是很了不起的。其中有我们的一份力量吧，所以这个奖，不光是给我，也是给中国所有促进自由的人一个鼓励。”他及夫人于5月4日在华盛顿出席颁奖仪式，发表获奖感言，并声明，奖金全部捐出。
中国大陆的光明网发表记者徐伟、巫秋君的文章，相当感性地介绍了他与他的家庭：
茅老的家位于海淀一个幽静的小区一楼。茅夫人出生于书香世家，从小没吃过苦，但却跟随茅先生走南闯北五十余载，不管是反右派，还是“文革”，都对挨整的丈夫不离不弃，这在亲人相互揭发、儿子打断老子肋骨的年代，是很难得的。茅先生也说，妻子是他这一生最值得书写的人。
屋内光线很暗，穿过过廊进了厅，视线才慢慢亮堂起来。房子很旧，一眼扫过，每间屋子都密密麻麻地摆着各类书报、奖章，悬挂着大大小小的相框。客厅不大，四周摆满生活用品，略显凌乱、局促，沙发后面的柜台上陈列着茅老荣获的各种奖杯、奖章、奖状。最醒目的是《东方企业家》杂志颁发的“全球华人企业领袖经济学家终身成就奖”。
被问及如何处置“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奖金时，先生脱口而出，“奖金全部捐给社会，一分钱不剩”，一部分会捐给天则经济研究所，这个由他一手创办的、当今中国最富盛名的非营利性民间智库。
茅于轼学的是机械，从事了几十年的铁路工作，后来为什么会成为经济学家呢？
茅于轼说，“我的数学很好，我把经济问题看做是数学问题，很容易就进了经济学。我把经济学看做是财富生产最大化的问题，看成资源最有效使用的问题，这样就可以用数学来回答。我的经济学不是学来的，是自己想出来的。不过，也不能完全这么讲，但最基本的东西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当然，我也看外国的书。”
茅于轼认为自己的学术成就大体可以分为前25年和后35年，“前25年主要是在铁道机械、牵引动力方面；后35年则在经济学方面。”在经济学上的最大成就是择优分配原理。有人认为，这套理论重构了微观经济学，如果当时国门敞开，茅于轼有可能可以获得诺贝尔奖。
茅于轼有一句特别著名的话，也成为了他的一个标签，即“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他认为，“现在社会上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他为富人说了话，也为穷人办了事，但却常常招致骂声。
接触过茅的人都说他是谦谦君子，有儒家风范，有家国情怀。秋风说他是“中国的绅士”，萧翰说他是“精神贵族”，还有人把他誉为经济学界的鲁迅、中国的脊梁等等。骂他的人也甚多。不理解他的人对他嗤之以鼻，斥之为“汉奸”“走狗”，乌有之乡网站更发起活动，要“公诉茅于轼”。他对这些一概淡然处之，“我理都不理他们，来不及理他们”。他叹息道，“这些人很可悲，他们把坑害自己的人看作是大救星，把真正帮助他们的人看做汉奸，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什么地方，只喜欢听宣传口号、假话、谎话。……这是很可怕的事，也很可怜。”但当“乌有之乡”被当局封掉时，茅于轼对他们表示声援，认为他们应该有发出声音的权利——这倒是挺对我的脾气！
共识网对此事的简短的特稿，结尾卖了个关子：对茅于轼所说的“爱国真有那么重要吗”说：“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爱国重要还是爱民重要，这是“主权与人权孰高”争论的翻版。在我看来回答不言而喻，但是我们这里许多网友想必有很不相同的想法——“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茅于轼：爱国真有那么重要吗？
共识网特稿
2012年6月26日，中国大陆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其微博上发表评论说，“一块土地在中国版图内。现在归了外国，但那里的人民生活更自由了，收入也增加了。你是同意不同意？如果以国为本答案是不同意；如果以民为本答案是同意。我赞成以民为本。当国家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不一致时国家的利益要服从百姓的利益。国家应为人民牺牲，不是人民为国家牺牲。过去皇上教育我们则相反。”
此语一出，引来广泛争论。有网友说，“上初中时我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地球就是个村，有什么好爱和不爱的，大家好好保护地球，照顾好身边的人，什么都好了，战争，那只是为掌权人做炮灰而已。”还有支持此论的网友说，“高一时曾就这个问题与同学辩论过，几年之后我仍坚持当初的观点：个体的幸福感比虚无的集体荣誉感更重要。”
更有网友举香港为例，“这个问题，香港人最有发言权，回归后，幸福感增加了么？”
当然，跟帖中不乏“爱国”分子，怒骂茅于轼先生是老糊涂，较理性的网友则说，“茅老轻轻松松一句以民为本，就把国土划了出去，就算那里的民真的得了实惠，也不过是以一小部分民众的利益，伤了一大部分民众的感情甚至利益。虽然国土留在我天朝手里，未必能产生价值，但至少在搞清楚为了哪里的民之前，茅老的以民为本，还是暂且省省也罢。”
6月27日，茅于轼先生自己转此微博时评论说：“许多国家都允许百姓有双重国籍。那时候你到底是爱哪个国？爱国真有那么重要吗？”
截至发稿时，原微博转发已经过万次。
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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