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瑶：北京大学领导层集体堕落成了流氓无赖

作者: 王书瑶

社会上的流氓，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低级流氓，比如“为非作歹、低级下流、放刁撒泼”、调戏妇女等等；另一类则属于高级流氓，大抵是表面上是温文雅尔，冠冕堂皇，正人君子，不露痕迹，而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无中生有、指鹿为马、否认事实、反咬一口等手段而达到推卸责任，甚或嫁祸于人。北京大学的领导层自然属于后者，他们占据中国最高学府的领导位置，衣冠楚楚，道貌岸然，却干着偷换概念，指鹿为马，推卸责任的无耻勾当。

当出现这种思想，和在这么落笔的时候，我也感到有些惊讶，北京大学这个高等学府的殿堂上怎么会出现流氓无赖？什么才是流氓？可以把北大领导层的行为称作流氓行为吗？在我又进一步考察“流氓”这个词组之后，我认定这是可以的，而且贴切。

流氓一词由来已久，最早应该是指居无定所的流浪者，无固定职业，很容易地，他们就会有一些不良行为，于是，流氓一词又是指施展下流手段、放刁撒泼等行为的人。

“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是流氓本义的那种无业、游荡等内涵已逐渐淡化，而不务正业、为非作歹，以低级下流手段等内涵作为流氓的特征已日益突出，进而上升为主要内容。那些有职业而惯行下流行为者也被称为流氓。” （引自《百度百科》有关词条。颜色和加重号是引者给的。）

于是，流氓一词就专指为非作歹、低级下流、放刁撒泼的行为和人了，这些行为，与无赖无异，所以流氓也同时就是无赖。

社会上的流氓，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低级流氓，比如“为非作歹、低级下流、放刁撒泼”、调戏妇女等等；另一类则属于高级流氓，大抵是表面上是温文雅尔，冠冕堂皇，正人君子，不露痕迹，而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无中生有、指鹿为马、否认事实、反咬一口等手段而达到推卸责任，甚或嫁祸于人的人，也都属于流氓一类。两者都是用低级下流的手段，区别只是两者的地位不同，表现不同，前者是社会上的小混混，而后者则常常是有相当地位的人，峨冠博带。

北京大学的领导层自然属于后者，他们占据中国最高学府的领导位置，衣冠楚楚，道貌岸然，却干着偷换概念，指鹿为马，推卸责任的勾当，明明打了79岁高龄深受北大迫害的老人闫桂勋，却说什么那只是“搀扶”！

打了人，却说是搀扶！

闫桂勋被北大陷害、坑害达42年之久，至今不给赔偿，不给正当说法，还挨了打。闫桂勋是河北农村人，家境贫寒，考入北大数学系颇为不易。1957年毕业，生不逢时，值反右之年，毕业时也要有个鉴定，当时他所在的党支部明白地告诉他，他不是右派，并且分配到黑龙江工学院，不料，过了不久，他的档案到了哈尔滨，那里面多了一张白条，——没有盖红章，——说闫桂勋是右派，从此闫桂勋就墜入了右派的深渊，发生了很多矛盾，闫对此抗辩，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所在的学校曾几次派人到北大验证此事的有无，北大均不负责任地不予甄别，使他继续负右派之冤。这其中，他被剥夺教书的权利，监督劳动等等右派待遇。在伟大的文革中，他因为坚持不承认自己是右派而被批斗，一个大耳刮子，使他的耳朵半失聪，现在他说话和听人说话，都要大声喊叫。

1959年学校曾问他，你如果承认自己是右派，就可以马上给你摘掉右派帽子，闫桂勋则坚决否认自己是右派，这顶右派桂冠，一直戴到1979年方始摘掉，因为中央规定，摘掉“所有右派”的帽子，你就是不承认自己是右派，也要给你摘帽子。可是，闫的问题并没有结束：改正落实政策的指标里没有他，因为他的右派档案党委没有盖章，所以北大这回认真了，名额里又没有他了，他没有得到“改正通知书”。于是他不得不到北大来上访，长话短说，又是十几年的光阴，他不断地到北大上访，坐在北大高等学府殿堂上的正人君子，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一直到1999年，才给了他这样一个“文件”：

《关于对闫桂勋同志错按右派分子对待问题的纠正意见》，内容是：
　“关于对闫桂勋同志错按右派分子对待问题的纠正意见
闫桂勋同志，男，六十六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原为数力系五三级学生，共青团员。
该同志于1957年毕业前，在未经党委正式审批的情况下，按右派分子上报北京大学团委和北京市团委被开除了团籍，分配到黑龙江工学院工作。多年来将其按右派分子对待，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受了不少委屈和伤害。
根据1957年10月15日（中发[57]17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中“凡是各单位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经县一级或县一级以上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的规定进行复查，原材料中没有经过党委审查批准的字样，是无效的，现予以纠正。
一九九九年一月八日 ”

我们这些“真右派”的刑期是22年，闫桂勋这个“假右派”则是42年，这就是北大！北大有了这个文件，就算是对闫桂勋有了一个“交待”。

闫桂勋可不这么认为，我的青春全被那个北大“白条”毁坏了，受苦无数，难道北大就没有责任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吗？于是，闫桂勋只能继续上访，要求北大给予“双赔”（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这是天经地义的。又是十三个寒暑，他从66岁上访到79岁，每周到北大二到三次，在2011年79岁的时候还挨了打。

2011年5月27日，闫桂勋照例挂着他喊冤的牌子去北大办公楼的过道中要求“双赔”，当天那里在开一个会，接待室的人觉得闫桂勋说话声音太大，影响会议，影响不好，就打电话要北大保卫部来人处理，保卫部由两个干部带了一大帮“保安”，到办公楼来，四面散开，对闫桂勋形成包围之势，但是，那些保安只是站在那里助威，没有别的动作。两个干部，一个戴眼镜，一个没戴眼镜，这个人开始拉扯闫桂勋，要把他拽出办公楼，闫桂勋不走，两人开始较力，那个干部对闫拉拉扯扯，推推搡搡，闫桂勋抓住处身后的大盆景的树枝不放，把树上的枝叶拉断了，僵持不下，那人急了，你一个八十岁的老家伙我还收拾不了，在推拉的过程中，就当胸给了闫桂勋两拳，最后闫桂勋还是没有离开。这就是北大干部痛打闫桂勋的经过。

闫桂勋被打后胸部疼痛，在家躺了十来天之后，继续去北大上访。

闫桂勋生在农村，又是学数学的，他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不肯变通，为人木呐，缺乏应变事物的能力，如果当时他就去校医院检查伤处，就把打人这件事情确定了下来，不会有后来的这些麻烦，但是他却只是回家休养，没有马上采取别的措施，挨打一事，他只对校友俞梅荪讲了，俞梅荪是右派之子，蒙受冤狱，他是北大法律系毕业，与北大原党委常务副书记、现常务副校长吴志攀同班同学。他把此事写成报导，发在《观察》上，香港的《亚洲周刊》转载了此文，影响扩大了，北大感到紧张。

2011年6月22日，我们这几个北大“真右派”，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到北大就闫桂勋挨打一事，要北大一个“说法”。

去的人有：沈志庸（物理系）、博绳武（物理系）、燕遁符（物理系）、王书瑶（物理系）、纪增善（化学系）、俞庆水（地质地理系）和俞梅荪。这次去没指望北大能痛快地承认打人，而是弄清经过。我们去是事先同北大打了招呼的，他们有所准备。接待我们的是“两办”副主任王天兵。北大的党委办公室同校长办公室是合二而一的，称为“两办”。

王天兵说他不是北大毕业的，来自东北的某高校，他大致承认了我在上面说的经过，那个干部要拉闫桂勋离开办公楼他也承认了，并且承认了，那个干部同闫桂勋有“肢体接触”。王天兵承认的这些事实，是他事前对保卫部调查的结果，王天兵没有说是那个干部“搀扶”了闫桂勋。

后来请来了保卫部的一个副部长，我怕他报复，不敢说他的姓名，只用X部长代替。我们要求那个打人的干部出来对质，X部长轻松地说那个人今天休假。于是是不是打了人，只能由这位X部长确认了，他说，他的部下没有打人，只是“搀扶”了闫桂勋。我们当然不能认同，闫桂勋能长期坚持自己到北大上访，他有独立行走能力，要你搀扶什么？但是，那个部长坚持说是搀扶，没有打人。

北大领导不但长期不给他解决问题，还在其干部打了他之后，用卑劣手段推卸责任。在整个推推搡搡、拉拉扯扯过程中，那个干部用重拳打了闫桂勋两拳，他们却说这是“攙扶”！

我为之气塞，这是卑鄙下流的手段，无耻之极，难道用偷换概念的“文明”手段来推卸责任，就是高等学府应该有的吗？难道这还不是下流吗？难道这还不是流氓加无赖吗！

当然，如果事情到此为止，我的确只能说那个中层干部是流氓，而没有理由说整个北大领导层都是流氓，可是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在我们离开的时候，我反身问王天兵：“你对X部长的说法怎么看？”他说“两个部门之间有不同意见，我们是同级的。”这就是说，王天兵不同意X部长“搀扶”的说法，他们没有统一口径。

到了9月14日，我们再次去北大讨要说法的早晨，很不幸，我突然前列腺急性发作，没有去成，据去了的朋友讲，他们这次统一口径，就说是“搀扶”了。

到了2012年5月24日，我去北大会一个老同学，不意在北大东门外的大桥上碰到了闫桂勋在游荡，身上还是挂着那块喊冤的牌子，他孑然一身，孤苦伶仃，求告无门，样子很是凄惨，他说，他今年80了，活不了几年了，他现在每周去北大三次。碰到北大这样流氓集团，我们不去帮他，谁还能帮他？

5月28日星期一，我们几个右派再次去北大，为闫桂勋伸张正义。去的人是纪增善、俞庆水、燕遁符、我，还有俞梅荪。事先我打了招呼，接待的还是王天兵，另有新上任的接待处的欧阳处长。开门见山，我问他现在北大领导对闫桂勋挨打一事做何结论，他这次改口说，上次X部长不是说了吗，是“搀扶”，没有打人。我问：“你的这种说法是不是能够代表北大党委和校长？”他明白无误地说：“代表北大党委和校长。”

2011年我们去北大，王天兵明白地说，他的看法与那个X部长不同，认同有肢体接触，但是不认同“搀扶”的说法，现在，不仅仅是他个人认同了搀扶的说法，而且北大的党委和校长都认同了这种说法，可见，我说“北京大学领导层集体堕落成了流氓无赖”并没有错。现在是整个班子的问题。这可应了那句话了：“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这个北大领导层到少包括三个人，副书记杨河负责这件事的处理；新上任不久的党委书记是朱善璐；校长是臭名远扬的周其凤。

朱善璐北大哲学系毕业，毕业后从事行政工作，官至江苏省委副书记，介绍还说他是教授，什么时候当的没介绍；提起周其凤就叫人想起一只让人恶心的苍蝇，他的名言是“美国教育一塌糊涂”，还有就是“化学是你，化学是我”，化学怎么成了你我？原因是我们的父母的精子和卵子结合的过程是“化学过程”，你可别看错了，他就是这么说的。如果精子和卵子的结合过程是化学过程，那什么才是生物过程？难道就因为高分子化学家当了北大校长，一切过程就都成了化学过程了吗？难道这位化学“院士”已经可以用化学方法合成生命了吗？杨河也是哲学系毕业，博士、博士生导师。他们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他们当然不是地痞流氓，可是他们把对抗性的推推搡搡（中间还打了人）说成是“搀扶”，还不是无赖流氓吗？

北大党委的这种流氓行为是有那么点传统的。我曾说北大是中央第二党校，有人说错了，排不上第二。第二应该是谁呢？说是中国人民大学，他是中共进北京后建立的专门为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但是现在看来，中央第二党校还应该是清华大学，因为这几十年来，清华为共产党培养的干部最多，不但有众多的省部级干部出自清华，而且党的总书记和几位总理副总理也出自清华，所以就应该清华排第二，人大排第三，这样北大就只能名落孙山，殿军，排在老四了，多少委屈了一点点。

那么传统从何而来呢？当然不是来自蔡元培，也不是来自胡适，第四党校总要有些传统吧。

八年抗战，躲在延安的窑洞里，每天一只鸡，“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战”，八年时间，从两三万人发展到120万人，日寇投降，挥师北上，攻城略地，抢占胜利果实，却轻飘飘地说别人下山来“摘桃子”；1957年，先说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还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结果是言者无不有罪，打右派55万，株连数百万，说，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但有言，而且有行，那么什么是他们的“行”呢，因为言论本身也是行，如此一来，言者无罪岂不成了行者无罪了吗？

1979年对右派进行“改正”，不是“平反”，结果是，99.98%的右派都是“错划”的，却还说“反右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这需要很大的不要脸的勇气。

1989年，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向人大报告说，在“动乱”中，“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000多人，死亡数十人”，“暴乱中有3000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这明明是一次惨案，却轻飘飘地说这仅仅是是一次“风波”，如果这也算风波，那么死多少人才算惨案？

北大领导的流氓行为，比起这些，简直是沧海一粟，九牛一毛，微不足道。其实，北大原可以不这样做，只要对闫桂勋说：“我们对干部管理不严，教育不够，不该动手拉扯你，出手重了些，使你感到疼痛，向你道歉，”就完了，至于赔偿，少则3、5百，多则一、两千，就完了。北大会怎样？北大会获得一个好名声，不护短，勇于认错，风格很高。只是个别干部打人，并不是北大书记或校长打人。由于思维惯性，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文过饰非，推卸责任，结果就是用一个更严重的错误，掩盖一个比较小的错误。呜呼哀哉。

北大还拒绝给闫桂勋赔偿，理由是“没有依据”，我问“北大迫害闫桂勋有依据吗？为什么迫害人不要依据，赔偿就要依据了？”王天兵不说话了，隔了一会他又说：“北大没有迫害闫桂勋”！我问：“那白条是不是北大加的？”他不说话了。

在2011年的时候，这个王天兵还有一点良知，他还敢说他的想法同那个X部长不同，这回他变“聪明”了，我的意思是他变狡猾了。这也是北大对他的工作人员的一种教育，一种影响。北大就是这样教育人的。所以我说北京大学领导层集体堕落成了流氓无赖。那么，北大党委和校长，是不是也以这种流氓精神教育北大学生呢？

2012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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