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朱衡-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然而，西方核心地带为何衰弱仍是历史的一大疑团。尽管如此，系统地分析本章描述的社会发展的扰乱因素仍然有启发意义。表4.1归纳了最重要的特征。对于约公元前3100年终止了乌鲁克（Uruk）扩张、以及前2300年左右终止了陶寺扩张的那些扰乱，我们知之甚少，故未加讨论。其余四个剧变可以归为两组。第一组，西方于公元前1750年之后和东方于前1050左右的危机，可以说是人类自己导致的。战车改变了权力平衡；野心勃勃的初来乍到者向核心地区推进；暴力、人口迁徙和政权更迭继而发生。对这两个实例而言，主要的后果是权力向先前的边缘团体转移，同时社会发展持续上升。

　　第二组，西方在前2200年至前2000年和东方在前1200年至1000年的危机，则区别甚大，很明显主要的原因是大自然加剧了人类的愚昧。大致上，气候变化是人类无法掌控的，气候变化至少部分地导致了这些时期的饥荒（蹩脚的规划也是原因）。第二组扰乱远比第一组严重，或许可以由此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当大灾变的四骑士（气候变化，饥荒，国家失败和人口迁徙）并驾齐驱时，尤其是当第五个骑士（疾病）也加入的时候，扰乱可以转变为崩溃，有时甚至可以压低社会发展。

　　然而，并不能推断说气候变化直接导致了崩溃。前2200年折磨西方核心地区的干旱似乎比前1200年的更严重。然而，在前2200年到前2000年间，核心地区跌跌撞撞地闯了过来，而在前1200年和1000年间核心地区却崩溃了。前3800年开始的干旱可能比前2200年或前1200年的都要糟糕，但是对东方只有相对很小的影响，在西方实际上推升了西方的社会发展。

　　这表明第二个可能性，即自然力量和人类力量的相互作用引发了崩溃。更具体的提法是，更大、更复杂的核心产生了更大、更具威胁性的剧变，提高了破坏性力量（诸如气候变化和人口迁徙）引起彻底崩溃的风险。约公元前2200年左右，西方核心地带已经很大，具有宫殿、似神的国王，以及覆盖自埃及到美索不达米亚整个地区的再分配性经济。当干旱以及来自叙利亚沙漠和扎格罗斯山脉（Zagros Mountains，在伊朗西南部）的人口迁徙彻底改变了该地区的内外关系时，后果是极其可怕的。但是，因为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两个核心地区的联系尚未非常紧密，每个核心的兴衰是彼此独立的。

　　与此相反，在公元前1200年，核心已经扩展到了安纳托利亚（Anatolia，亚洲西部半岛小亚细亚的旧称）和希腊，抵达中亚的绿洲，甚至触及苏丹。人口迁徙显然始于不稳定的新地中海边疆，但是在公元前第十二世纪，自伊朗至意大利，人口四处流窜。雪球越滚越大，非以往可比，并碾过了联系更加紧密、有更多失败因素的核心地区。因为乌加里特（Ugarit）的国王派兵帮助赫梯人，入侵者焚烧了前者的庄稼。一地的疾病加重了他处人们的苦难，其方式为一千年前所未见。一个王国的崩溃会影响别的王国。在整个公元前第十一世纪期间，混乱肆虐，最终拖累了所有人。

　　社会发展的悖论，即发展生成正可削弱其自身的力量的倾向，意味着更大的核心地区给自己产生更大的问题。这在我们的时代是再熟悉不过了。公元十九世纪国际金融的崛起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拴在一起，这有助于推升社会发展前所未有地快速增长。然而，这也可能使得1929年美国的股市泡沫拖累了所有这些国家。金融复杂程度的惊人增长在过去五十年间利于提升社会发展，但也使得2008年美国新的泡沫可能震动整个世界的根基。

　　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然而从这些早期国家动荡的历史中，我们还可以推导出第三个更为乐观的论点。更大、更复杂的核心产生更大、更具威胁性的扰乱，但是也提供了更多、更精密的应对方式。全球的金融领导人应对2008年的崩溃时行动迅速，而这在1929年是不可想象的。在原著作者写此书时（2010年初），似乎已经避免了类似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彻底崩溃。

　　当社会发展上升时，引起了越来越具威胁性的扰乱和越来越精密的防御之间的竞赛。有的时候，如同公元前2200年和前1200年前后西方发生的那样，挑战压倒了可行的应对方式。无论是因为领导者的错误、制度失效还是组织或技术的缺乏，问题陡增，终至失去控制，扰乱转化为崩溃，而社会发展亦倒退。

　　在公元前1200年至前1000年的崩溃之前，西方的社会发展大大领先于东方已有一万三千年。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西方的领先地位是永久的。此崩溃之后，西方的领先已经微乎其微，再有一次倒退可能将彻底消除这一领先地位。在公元前5000年和前1000年间，社会发展悖论展开得如此残酷和频繁，说明好景不常在。简易的长期注定论无法解释西方为什么处于支配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