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五類憶舊》第十六期 作者：焦國標 好幾年前我就發現一個現象：從北京回河南老家，一千五百里，無論坐火車還是乘大巴，沿途幾乎看不到樹齡超過二十年的樹，所見全是小樹、幼樹。近日幾位朋友開車出北京到延慶遊玩，跑了二百里山路，除了明十三陵附近有些古樹之外，其他路段的山坡上，仍然幾乎看不見樹齡超過二十年的樹。北京西、北兩面依山，居京近二十年，去過北京的不少山區，不止是延慶，其他山區沿路你也很難看見脫去稚氣的像樣的樹木。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我兩次去甘肅天水采訪祭祀伏羲大典，對那裡連綿起伏的大山印象深刻。一座座山頭排向天際，座座山頭全被切削成清晰整齊的梯田，整座整座的山頭上望不見一棵樹，一座連座的大山都是那麼光頭朝天——視覺非常震撼。我不禁感嘆：當年那裡的人們要流多少血汗眼淚，才能把那麼多的山頭全部弄成梯田，才能把那麼連綿群山上的樹木消滅得那麼徹底，執政者需要多麼邪性才能驅使民眾去完成如此浩大的“改天換地”工程！或者，莫非這一地區自伏羲氏以來就不長樹木？ 回顧上述個人經歷，最近我得出一個粗疏的結論：北中國半壁萬里河山，無論山區還是平原，幾乎看不到一棵樹齡超過二十年的樹木（一些古蹟遺址或人家庭院裡除外）。據此繼續推演，我又得出另一個粗疏的結論：中國號稱五千年文明古國，若按生長其上的樹木的歲數論，莫說五千年文明古國，實在是一個只有不到二十年歷史的蒙昧新國。 為什麼幾百萬平方公里的山川之上很難看不到像樣的大樹？以我有限的知識和經歷判斷，最近六十年的共產極權制度乃是導致這種現象的罪魁禍首。請允許以我生長於斯的村子（河南省杞縣焦莊）為例加以證明： 我們這個村子位於黃淮平原腹地，村里六七十歲的老人至今神往當年村頭的幾十棵大毛白楊樹。那時，焦莊的大楊樹方圓幾十里聞名。大楊樹有多大？老人們說：樹身棵棵都有磨盤粗。磨盤有多粗？起碼三四個人合抱。村里至今流傳一個關於這些大楊樹的故事。我的一個堂伯父（父親的堂兄），少年時期曾被老抬（綁票的土匪）抬走。鑽看守的空子，少年逃出了土匪的掌握。可是家在哪里？此刻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離家多遠。無奈之下，他就近爬上一棵高樹的樹梢，向四面八方瞭望。在東南方向，他看到了我們村頭那些大樹的熟悉的樹冠，還看到了離我們村六里的瓦崗集（不是山東瓦崗寨）的那座磚塔。少年下得樹來，朝着家鄉大楊樹的方向，一路走一路問，最終回到家裡。後來知道，羈押伯父的那個村子在我村二十多里以外。 1963年我降生時，我們村的大楊樹已不存在。自從兒時第一次聽說大楊樹起，直至今天我仍然每每痛惜它們的消失。那麼它們是怎麼消失的呢？是分兩次消失的：第一次是土改時期，長在富裕人家土地上的大楊樹，像土地和其他財產一樣，被分了，被伐了；第二次是1958年人民公社化、1959年大煉鋼鐵時期，長在中等人家田地里的大楊樹也被伐了，被燒了。從此以後，焦莊的大楊樹已不復存在，只存在於父老的記憶和傳說里，再過一二百年，恐怕就只存在於筆者的這篇小文里了。 人民公社的二十年裡，田間地頭是不准長樹的，毛說“以糧為綱”，可耕地里長樹違背毛的教導。即便個別樹木命大運好，僥幸活過人民公社的二十年，1979年實行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時也都被刨掉。此後這三十年，土地隔幾年一變動，每次變動都是樹木的大劫。誰願意讓自己種的樹木隨土地流轉到別人手裡呢？於是在中國農民是一次動地，在中國大地上的樹木則是一場種族滅絕之災。兩千多年前孟子說無恆產者無恆心，兩千多年後焦子悟到無恆地則無恆樹。 從北京到河南一千五百里幾乎見不到一棵樹齡超過二十年的樹只是問題之一，問題之二是，一千五百里沿途所見的小樹、幼樹，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那種速生楊樹。為什麼千里盡皆速生楊？成材快，變錢快呀。如果種生長緩慢的樹種，土地流轉了，樹才胳膊粗，是刨還是不刨？刨吧，純粹是害性命；不刨呢，不是白忙活嗎？ 我們村大體上說是南北對稱，東西向的主幹大街向東延伸就是出村的大路。沿着這條路走三里地，就是北京至深圳的106國道。三里長的鄉村道路，路北有一條小河相伴始終。出村不遠，臨河有我家一塊地，弟弟在河岸上種了一排速生楊樹，有二三十棵，其中多半已有合抱粗，非常蔥蘢。這里正是當年我村一些大楊樹生長的地方，我想，百年之後這排楊樹或許也能棵棵長得磨盤粗。我開始為百年後重現焦莊大楊樹的景象而激動，而憧憬！ 去年（2010年）秋天回家，母親告訴我，楊樹這幾年便宜了，而且越大越不值錢，弟弟栽的大楊樹今後恐怕再也賣不上價錢了。我問，那些楊樹現在估計能賣多少錢？母親說，也就幾千塊吧。我半開玩笑地說，我給他（弟弟）一萬塊，讓它們永遠長在哪里吧。當時我只是順口一說，並未進行這樁交易，也完全沒想到這排楊樹的死期即將到來！ 幾個月後的今年四月，我再次回老家，下了106國道，發現與通向我村的那條路相伴的小河被重新挖過，新土覆蓋的河岸上一棵樹毛也沒有了。我心頭一沉：弟弟栽的那排楊樹命運如何呢？趕緊放眼往村頭望，三里長的河岸像天地剛剛開辟一樣干淨，弟弟栽的那排原本遮住半邊天的楊樹此時視野里也看不到了。待我心情沉重地走到楊樹們生前生長的地方時，但見幾十個大樹墩晾在河岸上，如同屠場，有的樹墩被挖掘機從中抓開，慘不忍睹。 我的企圖重現焦莊大楊樹景觀的夢想就這樣迅速地悄無聲息地殘酷破滅了！ 從記事以來，小五十年了，這條小河隔不幾年就挖一回。河岸上不管長什麼，一旦挖河，全部毀掉，壓根兒不考慮賠償的問題。土地是公家，愛怎麼折騰，就怎麼折騰，無人疼惜，有人疼惜也無用。弟弟正在鄰鎮當鎮長，那天我責問他：“你們這些基層幹部，在動土方工程時，為什麼就不能考慮一下生長在上面的樹木呢？”中原腹地開化有五千年了，我們的村子也有四百年了，出村的這條路上且不說能點綴幾棵千年大樹，若能點綴幾棵百年大樹，也該是多麼體面，多麼福氣，多麼有歷史感，多麼令人心醉啊！ 編本期《黑五類憶舊》時，我搜索到潘石屹先生的一篇博文。潘六歲多時，三爺（爺爺的三弟）被村裡的基幹民兵抓走，去辦學習班。家人讓他去給爺爺送饃，民兵班長用槍口對着他，質問他干什麼，把他嚇哭了，還不敢哭出聲。稍大，潘石屹問父親，那一次為什麼把爺爺抓起來，父親告訴他，縣委書記提出要貫徹“以糧為綱”，地里生長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樹都要砍掉，爺爺反對，就抓起來了。 潘接着寫道，於是小時候地里的參天大樹從此再也不見了。潘石屹是天水人。那一年伏羲文化研究會在北京開會，在京的天水名流應邀與會，我與老潘同桌用餐。看到潘的博客，聯想起十多年前去天水的經歷，原來那裡的連綿群山並非從來一棵樹沒有，而是曾幾何時到處也長着參天大樹！ 天水與中原相距幾千里，兩地大樹們的命運完全一樣，遭劫的時間和原因完全一樣。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說近百來年，地球生了皮膚病，就是共產極權制度。這個制度不僅是人類的災星，看來也是樹類的災星；不僅是人類之敵，也是樹類之敵。此文完工之際，我又讀到樊建川先生的一條微博：“石漠比沙漠還凶惡，地球的癌症，嚴重到寸草不生。1987年至2005年的十八年間，西南石漠化面積新增四萬平方公里，超過海南島的面積。目 前仍以每年吞沒一個縣的速度發展。伐木、燒山、開荒、陡坡種糧、水土流失、土層變薄、再變薄、石頭裸露、大地死亡。僅僅是人口壓力嗎？這幾十年怎麼了？”如此說來，共產極權制度不止是樹類之敵，也是整個生物圈，乃至岩石圈，之敵。 目 錄 ———————————————————————————— 父親的心傷……………………………………………劉 宇（07） 李樹鳴的烈士證………………………………………海 鷗（12） 潘林玉老師……………………………………………博 客（17） 我要入黨………………………………………………田桂賢（19） 基督徒忠道……………………………………………馬世光（20） 蘇南土改亂打殺………………………………………網 文（24） 我是地主崽……………………………………………王耀洲（30） 黃埔五期的大舅………………………………………博 客（35） 家史點滴………………………………………………行 人（37） 爺爺講土改……………………………………………滇 民（39） 小學校長段紹井………………………………………霜 天（42） 童年記憶………………………………………………潘石屹（46） ———————————————————————————— 河北盧龍縣有一位教員，姓吳，家為富農成分。1947年土改時，他家的三間正房和三間廂房劃為他家所有，頒發了土地房產證。1951年村里暫借吳老師的3間廂房使用。1954年初，吳因孩子多，又長大了，住得太擠，就向村里討要這三間廂房。村幹部說：“辦初級社了，這三間廂房要作為倉庫。”吳老師據理哀求，沒人理睬，就找到縣裡，請求解決。不料，法院逮捕了他，判刑二年，罪名是“反攻倒算，破壞合作化運動”。 《黑五類憶舊》電郵地址：hbw79@hotmail.com 父親的心傷 劉 宇 1970年冬，父親最擔心害怕的事情終於還是發生了，單位的造反派把他揪出來，打成歷史反革命，兩歲大的我和家人一道“迎接”半夜前來抄家的革命群眾。姐姐後來告訴我，家裡被那些窮凶極惡的人翻得底朝天，母親嚇得瑟瑟發抖，母親懷裡的我此刻居然不哭不鬧，只是睜着大大的眼睛，好奇地看着。 父親高中時的一本空白筆記本，扉頁是一幅木刻風景畫，上有一個黃豆大的人影，畫下有幾個字，曰“領袖在廬山”，是為私藏人民公敵蔣介石畫像的反革命鐵證。母親在上海仁濟醫院工作時的一條床單，上有英文“仁濟醫院”字樣，是為美國特務嫌疑罪證。證據確鑿，二人立馬成為鐵板釘釘的階級敵人。 父親的母親楊文蔚，早年留學日本慶應大學，回國後在蘇州開婦科醫院。楊喪偶後，由親戚戴笠介紹，改嫁戴的黃埔同學盛子瑾。盛對兩個拖來的油瓶視如己出，父親和他的哥哥從此有了一個慈愛的國民黨將軍繼父。抗戰時期盛子瑾是安徽六區專員，在皖東北積極組軍抗日，與共產黨，其中包括江上青，有交往。解放前夕，共方對盛做工作，要他留下來為新政權效力。鑑於抗戰期間與共方合作，抗戰後卸甲歸田未曾參與內戰，盛欣然從命，留在上海。1949年之後，盛還遵照潘漢年等人的指示，到香港“為黨工作”，51年鎮反時卻以反革命罪被捕，54年12月瘐斃於提籃橋監獄。 上海解放時，我的父親積極參加革命，放棄大學，執意報考華東財政幹部學校，後又與父母劃清界限，徹底決裂。父親的哥哥，同濟大學畢業，為了撇清這個家，主動要求分配到天津教書。繼父盛子瑾死後，我的父親堅決要求他的母親與盛劃清界限，拒絕為其收屍。 1957年，曾是上海市第一屆婦女代表的楊文蔚，因在大鳴大放中“大放厥詞”，老賬加新罪，被正式逮捕判刑入獄。我的母親，1948年加入上海地下黨，抗美援朝期間作為優秀分子，參加全國第一批赴朝慰問代表團，此時也受到牽累，在單位被打入另冊。我的父親自中共上台以來，為了個人的出路，一直拋棄人性人倫，試圖以這種“大義滅親”的舉動洗淨自身。1959年開始三線建設，上海的許多企事業單位，或抽調人員或整體搬遷到大西南，父親近乎瘋狂地向單位申請，拼命要求到西南最艱苦最邊遠的地區做貢獻。他固執決絕地廉價賣光了家裡所有的家具，帶着妻子、岳母和四歲的女兒舉家離滬，徹底斬斷了與上海的一切瓜葛，也斬斷了我們一家的歸鄉路。為此，我的外婆到死都沒有原諒他當年如此孤注一擲的舉動。 父親痴望用“積極表現”洗刷與生俱來的出身污跡，鍥而不捨地寫入黨申請書。他實在太幼稚，好像忘記了有個叫檔案的東西。1949年後的中國，檔案是每個人如影隨形的血型記錄，它在你還是娘胎里未成形的血塊時就已決定了你這一生的貧富榮辱升沉進退。文革一來，父親因檔案里的家庭出身和家庭關係，成為單位的重點“關照”對象，家被抄，工作停了，夾着鋪蓋捲住進“牛棚”。母親和這個家卻沒有拋棄父親，對女婿滿腹怨氣的外婆也沒有要女兒拋棄女婿以擺脫無休無止的牽累。兩個女人四隻手臂，苦撐起破碎的家。母親背着不到一歲的我，走十多里泥濘的土路去探望蹲牛棚的父親，又連夜趕路回家，因為第二天還要準時上班。母親是一個兢兢業業的醫務工作者，具備有由“帝國主義侵略者”培養出來的職業倫理精神。儘管家庭和自己被潑污水，但母親以她出眾的資歷（包括革命資歷），和藹可親的人格魅力，以及一貫與人為善的好人緣，沒有受到太大衝擊，仍得以一如既往地工作在第一線。 1966年8月，姐姐小學畢業。從上學開始，成績總是第一名的姐姐，小升初考試又是全區八縣第一名。然而發錄取通知書的那個下午，姐姐遭遇到終生難忘的屈辱和悲憤，成為姐姐永遠的夢魘。 那天下午，姐姐去學校，遠遠看見班主任徐某（其夫是父親的同事，也是後來將父親打倒的造反派成員）背着手站在校門口。走近之後，徐老師望着姐姐，那異樣的眼光令姐姐不寒而慄。徐身邊那些已經拿到初中錄取通知單的同學——個個都是紅五類子女，立即將姐姐和徐老師圍成一個圓圈。他們明白，一場好戲就要開始了！ 徐老師以一種得意洋洋的神情，用奚落的口吻問姐姐：“如果你沒有被錄取，你準備怎麼辦？”姐姐漸漸地埋下頭，眼眶裡淚水充盈，不祥的感覺占據大腦，囁嚅道：“一顆紅心，兩種準備……”周圍所有的同學都盯看着姐姐，帶着好奇、疑問、不屑和鄙夷的眼神。過去老師嘴上的“人尖尖”，同學中品學兼優的佼佼者，今日會是怎樣的下場呢？同學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姐姐身上，此時徐老師像變戲法似地從身後拿出一張紙，高高揚起：“這個是你的——未錄取通知書！”接着以一種無比滿足開心的口吻冷冷地宣布：“你還想讀我們無產階級的學校嗎？別再痴心妄想啦！初中錄取沒你的份！”周圍的人頓時一片譁然，幾乎所有的人都在尖叫狂呼：“活該！活該! 歡喜！歡喜！”姐姐嚎啕大哭，衝出人堆，哭着跑回家，哭倒在外婆懷裡。 通過自己的老公，徐老師掌握了我們一家的“底細”，親手為姐姐寫下畢業生評語：該生家庭為歷史反革命，其父是現行反革命分子。這位徐老師，從一年級開始就經常鼓動學生變着法兒作弄侮辱姐姐。也就是說，在文革到來的前五年，徐老師就對姐姐實行起小小的無產階級專政，讓她長期生活在歧視之中，如今終於親手將這個學生徹底毀滅。對一個兒童都能實施如此手段，真不知徐某是否想過自己究竟能不能當得起“老師”二字。 姐姐至今對父親耿耿於懷的一件事是被父親毒打。“一大把頭髮都揪了下來！”姐姐至今講起，仍然忿忿。姐姐在一份登記表的家庭出身欄里填了“職員”，父親認為姐姐是篡改出身，若被人捏住把柄，不知又要給家裡帶來什麼無妄之災。姐姐反駁說：“你又不是什麼舊官吏，我為什麼要填舊官吏？”父親像瘋了一樣動手打姐姐，姐姐也拼命反抗，大叫着：“和你拼啦！不想活啦！” 從姐姐上學開始，父親數次打她，或因姐姐考試考了99分，或因姐姐偷偷借看張恨水的小說。每次之所以打女兒，皆起因於父親的一種擔心禍從天降的驚懼。家中有一張舊照片：外灘人民公園，父親懷裡抱着幼小的姐姐，臉上洋溢着初為人父的喜悅和慈祥。我無法想象後來對姐姐施暴的父親是什麼樣子，更無法想象是一種怎樣的壓力把當年俊朗清秀、英氣逼人的父親扭曲到這般瘋狂的地步。文革十年，父親如此卑微，如此驚慄，如履薄冰，近乎變態；毒打女兒時，父親的內心也一定在哀嚎！ 姐姐十六歲時，文革中誕生的“革命新政權”給她一條出路：在一家集體企業和一幫黑五類子女一起，干起四人抬一塊水泥預製板、在高樓頂扎鋼筋骨架的重活。這份工作足以將一個十六歲少女的身體摧折變形，留下一生的筋骨勞損。姐姐永遠記得上班的第一天，那位嘴角叼着煙蒂、滿臉鄙視神色的領班師傅，對着她們這一群畏畏縮縮的少男少女惡狠狠地訓斥：“你們這些黑五類子女，就是拿來勞改的！老老實實幹活！不許偷懶！”從小在母親、外婆呵護中長大的姐姐，此時終於明白自己已被打入另冊，釘在恥辱柱上，對知識的渴望，對青春的期許，已是永遠不能實現的美夢。 我從小就被關在家裡，每天只能從陽台欄杆中伸頭出來看樓下頑童開心的嬉戲。家人不敢把我放出去，鄰里的孩子都知道我有一個反革命爸爸，一旦放出去，必遭欺負作弄。誰說孩子是純潔的？有一次，剛讀小學的我，被院子裡的幾個大孩子（造反派、當權派的兒子）堵在回家的路上，七嘴八舌指責我家的種種罪行：你家有蔣介石像，你家搜出發報的電台，夾壁里還藏着衝鋒鎗，等等。最後，他們把一隻死老鼠放進我的書包，我被嚇得大哭，他們拍手哈哈大笑。 “九一三”之後，父親被戴帽解放，像一條喪家犬，夾起尾巴回單位重新做人，1978年後徹底平反。一個壓抑許久的心結，如同病灶，悄悄吞噬着父親的心靈，直到臨終前一年，父親才在我面前和着眼淚袒露出來： 文革開始前不久，我的祖母楊文蔚已經刑滿釋放。老人曾分别致信天津、貴州，懇求兩個兒子接納自己，讓晚年有個歸宿。結果是，兩個兒子不約而同地堅決拒絕了她！這個坐夠了無產階級專政牢獄的母親，對於她的兩個兒子和他們的家庭猶如可怖的瘟疫。孤苦無依的老人最後只得去浙江平湖，投靠自己唯一的弟弟，戴着國民黨特務帽子的楊恭義（父親每月給祖母寄一點生活費）。兩個已成驚弓之鳥的兒子再沒見過自己的母親，幾年後祖母楊文蔚病死，他的兩個兒子無一奔喪…… 父親講述着往事，眼淚不住地流淌。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親流淚，惶恐之餘我感受到了父親心底那種刻骨的傷痛。他的眼淚中飽含着半生的苦痛掙扎和無盡的屈辱悔疚。從青年時期起就承受着難以表述的重壓，內心的糾結最後終於以癌症的方式爆發，1996年，六十五歲的父親告別人世…… ———————————————————————————— 1957年反右針對的是知識界，在窮鄉僻壤，被打成右派的多是小學教師、機關幹部、信用社及商業部門的工作人員。緊隨反右之後，在農村也進行一場運動，主要針對的是沒有文化的農民。我本家的60多歲的王大婆(王奶奶)，就在運動中被戴上“反社會主義分子”帽子。王大婆上中農成分，生活比較富裕，5個兒子都已長大成人。由於勞動力強，加上耕牛農具齊全，土改後日子過得很幸福。但是好景不長，政府實行農業合作化，統購統銷，她家的日子越來越差。王大婆對政府政策很不滿，平時與人交談中不免牢騷幾句。有一次征糧幹部強迫她家賣糧，王大婆的丈夫本全大公交不出糧，幹部就讓他在隆冬季節捲起褲腿站在冬水田裡挨凍。六十多歲的本全大公凍得瑟瑟發抖，不久氣死了。後來幹部認為王大婆對社會主義不滿，就給她戴上了一頂“反社會主義分子”的帽子。 李 金 ———————————————————————————— 李樹鳴的烈士證 海 鷗 我和李樹鳴是同一個初中畢業的校友，我是66屆高三畢業生，他是66屆的初三畢業生。我倆都屬於黑七類子女，1969年7月，我們不約而同地來到位於松花江支流小葉河畔的二里屯插隊落戶。半個月前，公社已按政府規定每個知青安置費240元的標準，建了3間坐北朝南的土坯草房。西屋南北大炕安排8個男生，東屋只有南炕，安置5個女生，中間的堂屋作廚房，屋子的東牆上掛着一幅毛像，供我們13人每天早請示晚匯報用。 下鄉前，市革委會送我們每人一本三合一的《毛主席語錄》，還有一枚杯口大的毛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在一起的紀念章，公社革委會則送我們每人一套《毛澤東選集》1-4卷。我被大家推舉為知青點的點長，兼團支書。那時我22歲，歲數最大；李樹鳴最小，剛滿17歲，個子卻有1.75米，特別擅長游泳，1965年獲省青少年游泳賽蝶泳200米亞軍。 1970年9月18日，隊長通知我們知青點派5個人到小葉河對面的山上去搞小秋收，我便帶李樹鳴和3個女同學，一大早就隨船工姚大爺，搖着小木船渡過河。在姚大爺指導下，我們用繩子打好防蛇綁腿，提着土籃子，蹦蹦跳跳，哼着小曲鑽進山林。榛子、蘑菇、松樹籽、木耳到處都是，我們捨不得直腰，半天時間就將大小籮筐裝滿了一大半。中午每人啃一個饅頭，顧不上片刻休息，接着干。下午4點多，老天突然變臉，狂風大作，雨點散落，大家急忙背起籮筐向河邊跑，姚大爺一面解纜，一邊吆喝上船。 只能載6人的小木船，加上一筐筐山貨，有些超載，晃晃悠悠，在風雨中駛向河心。河面風更大，濁浪隨風一排排湧來，小船顛簸得厲害。我們的衣服全被雨水打濕，遠方電閃雷鳴，3個女同學又驚又怕，擠在一起瑟瑟發抖。小船明顯向一邊傾斜，姚大爺厲聲喝道：“不要命啦，趕快回到原位坐好，把住船幫！”我和李樹鳴站起來，幫助將大小籮筐重新擺放，小船平穩了一些。姚大爺站在船尾拼命搖櫓，幾個浪涌的顛簸之後，終於駛出河心危險水域，向東岸靠近。就在這時，只見從上游又漂來一艘同樣大小的木船，船里擺放着足有半人高的籮筐，上面載着4個人。掌舵的是位小青年，小船搖搖晃晃，好像失去了方向，在河中心像匹野馬似的上下猛烈顛簸打轉轉。我們都為他們捏一把汗，姚大爺則使勁沖他們喊：“小伙子，往東使勁搖，快點離開水漩子。”話音剛落，一個黑浪打來，那船頃刻翻沉，4人全部落水，在水裡呼喊着、掙扎着、沉浮着…… 這一幕把我們驚呆了，只聽李樹鳴說聲：“大爺快把大家送上岸，你再把船搖回來。”話音剛落，他已跳入水中。 我們很快靠了岸，急忙卸下東西，我又跳上船，隨姚大爺向河心駛去。只見那個小船工死死抱着船槳浮出水面，他身邊露出另一名男子，馬上拽住了他的衣襟。樹鳴及時趕到，安置他們都抓住船槳，並指了指我們的小船，喊道：“別慌，朝那兒使勁登水……”說着樹鳴又潛入水中，向不遠處另外兩個忽隱忽現的人頭撲去。 我們的船趕到，急忙將這兩人拉上船，又向樹鳴搖去。遠處，樹鳴又救起一人，小船及時趕到，大家七手八腳把那人也拽上船。這時河面上已看不到任何人影了。正在萬分焦急時，有人發現不遠處的水面上，樹鳴正與一落水者撕扯，那人拼命要抓樹鳴，樹鳴千方百計躲避他，最後拽住了他的頭髮向小船游來。大家趕忙將船劃向他們，到了跟前，那人在空中亂抓的雙手一下子抓住了向他伸來的木漿，死死抱住再也不肯鬆手。樹鳴在水裡托着他，大家向上拉着他，最後終於將他拽到船上。等我們再向樹鳴伸出船槳時，只見他只伸出了無力的左手，而右胳膊只露了幾次胳膊肘，然後人就沉入水中，再也沒有浮出水面。船上的人一起大喊：“樹鳴！樹鳴！”岸上的人也同樣狂喊：“樹鳴！樹鳴！”但河面上除了奔騰洶湧的濤聲，就是雨水擊打水面的嘩嘩聲…… 李樹鳴落水失蹤的消息傳到村里，隊長立即帶領大家跑步來到河邊。會游泳的青年撲通撲通跳進河裡，反覆潛水撈人。點裡的同學，村裡的老人、婦女和孩子，幾乎所有的人都來了，黑壓壓地站滿河畔，一遍遍地呼喊着李樹鳴的名字。大家不相信這個年輕人會忽然離去，幻想着奇蹟的出現，樹鳴會拖着疲憊的身軀，笑呵呵地從下遊走過來。為了不讓樹鳴漂走，附近的駐軍戰士在河的下游落下擋網，沿河的漁民都趕來打開網具，一遍一遍地划船拉網搜索。 晚6時半左右，李樹鳴的遺體被找到，他的頭髮有些散亂，神情寧靜安詳，右袖口有個破洞，牢牢地套在胸前的毛像章上，無法伸展右臂。“樹鳴，你不能走！”我一下子撲上去，嘴對嘴做人工呼吸。半小時過去了，沒有效果，周圍頓時一片慟哭。有人送來了被子，蓋在他的身上。他的遺體用一扇門板抬回大隊部，整整3天，全村人自發為他守靈。被救起的4人是縣造紙廠的職工，他們湊錢買了一口新棺材和一套新衣服，由搖船的小青年送來。小青年叫方正，他說：那3人不能來，因為他們是被廠里揪斗的牛鬼蛇神。 加急電報一次次打到樹鳴家裡，不知什麼原因，他的家屬一個都沒有來。9月24日，公社革委會主持召開挺隆重的追悼大會，革委會冉主任說：“李樹鳴同志，用自己捨己救人的行動，證明了‘可教育好子女’在毛澤東思想哺育下的茁壯成長，我們要為他申報‘革命烈士’稱號。”造紙廠革委會派人送來了花圈，但還是沒允許那3個被救起的人參加追悼會，他們的親屬卻來了5馬車，40多口人。第二天，縣報登出一篇醒目的文章《知青的楷模——李樹鳴》。樹鳴實因右胳膊衣袖被毛像章套住不能逃生而被淹死，這篇文章卻說：“在他生命將要走到盡頭時，還念念不忘胸前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右手牢牢地護着像章安詳地走了。” 一個多月後，樹鳴的妹妹陪着媽媽來了，原來那一封封電報她們根本沒收到，因為全家已隨“叛徒”父親被趕回農村原籍監督勞動，後來是親屬告知了樹鳴的死訊。兒子死了，父親仍然不能來憑弔，因為是“叛徒”。從樹鳴的墳地回來，我們就去了公社，準備將樹鳴的革命烈士證書一併帶走。冉主任說：“所有材料我們已報到縣裡，留下你們的聯繫地址，回去等着吧。” 冬去春來，轉眼到了1971年5月。一天，我接到樹鳴家裡的來信，詢問樹鳴的烈士證書的事。我很吃驚，怎麼都8個月了還沒辦下來！我立即去公社，他們讓我到縣裡問。縣革委會告訴我：上面有的領導對樹鳴救3個牛鬼蛇神有異議，認為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新時期，什麼問題都要站在階級立場上分析處理，捨己救人也同樣有它的階級屬性，“親不親，階級分”，否則“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就無從談起。追悼大會公社已開過，縣裡的報紙也宣傳了，此事就這樣了。 這個回答令小葉河兩岸8個知青點的100多號人怒氣衝天，大家紛紛派出代表，由我帶領，去縣革委會質問他們兩個問題：一、李樹鳴在救人時難道還要先查檔案再施救嗎？二、如果事前知道那3個人是牛鬼蛇神，難道在水裡將他們掐死就對嗎？三天后，軍代表出面向我們解釋：“大家先回去，我們一定會把同志們的意見向上級反映。……千萬要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不要被階級敵人利用。”十幾天后，縣民政局通知我們，由省軍管會批準的《因公犧牲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證》已頒發給了樹鳴的親屬。 未經任何一級領導授意，我們自行決定為樹鳴製作一座水泥墓碑。每天下工後，大家都在小院裡忙碌。幾天后，一座高120厘米，寬40 厘米的墓碑製成，碑身正面，我一筆一畫鐫刻7個隸書大字“李樹鳴同志之墓”，並塗上紅漆。我們趕着牛車，來到小葉河畔的楊樹林裡，把原來那塊木碑換掉。想想今後將只有無盡流淌小葉河和周圍的青草、野花、小白楊永遠陪伴着這位長眠於白山黑水間的同學少年時，我們的心在哀顫、慟哭，不忍離去。 十多年後，1984年5月的一天，樹鳴的妹妹找到我，說：“劉哥，我們接到通知，要我們到民政局，將我哥的光榮紀念證換發為新的革命烈士證明書。人家審核後說，你的這個舊證到此作廢，新證不能換發。你說我們該咋辦呀？”幾天后，我基本搞清了事情的來龍去脈，給樹鳴妹妹打電話，告訴她，你只需寫個《追烈申請書》交給我，其他的事由我來辦。經過我們幾個同學近半年的奔波努力，民政部頒發的革命烈士證明書最終交到樹鳴媽媽手中（其父1980年病故）。 當年縣革委會將樹鳴的死因寫成“為護衛毛主席紀念章而英勇獻身溺水死亡”，並註明是“可教育好子女”。這個死因不符合1980年新頒布的《革命烈士褒揚條例》，所以被停發新證。我們找到當地縣政府重新為他辦理“追烈報告”，還找到當年被救的當事人出具證明材料，才將新證辦下來。 ———————————————————————————— 張志新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罪犯，而是第三十多例；也不是最後一例，在她之後，還有多人被在行刑前甚至被在公審大會前割了喉管。對行刑犯人割喉管這個超越法西斯的“創舉”，是遼寧公安局的一個法醫根據當時遼寧當權人物的意旨而提出的。許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聲呼冤，就是要學革命烈士呼口號，有的反革命犯還高呼“毛主席萬歲”，這被認為影響極壞，割喉管便被設想出來。其時主持遼寧黨政軍全面工作的毛遠新（毛澤東侄子）等當權人物同意了這一捍衛毛澤東思想的創造性的“新生事物”。第一個“享受”割喉管待遇的，是瀋陽皇姑區克儉小學青年教師賈承厚，因為曾給校長提過意見，被校長串通學生誣告他強姦女學生，判處死刑。賈始終不服，大呼有冤，於是被割斷喉管後再槍決，死時只有20來歲。死後其家屬在獄中拿回他的遺物，發現被子中縫有一張伸冤狀，詳細敘述了冤案經過與伸冤理由。 我的爺爺奶奶是城裡的地主，平時對長工很好。文革時北京批鬥地主，我奶奶逃回老家，當年的長工還趕過來看望，晚上還偷偷送來吃的用的，一點沒受罪，過了1968年又回北京了。我奶奶的舅舅家是山里地主，就沒那麼好命了，一家死了7口，兒媳婦被釘在門板上。 潘林玉老師 博 客 我的小學是兩間馬廄改成的教室和辦公室，上下課鈴聲來自樹上掛的一截鐵軌。一個小學，二十多個學生，共用一間教室，一個校長，一個老師。我們上午上課，下午全體師生為生產隊的騾馬割草。有一次，我因為沒鉛筆，被老師趕出了教室，在門口站着。媽媽下地幹活路過教室看到了，問我為什麼，我對媽媽講:“我的鉛筆用完了。”媽媽看着我手中那段捏不住的鉛筆，很發愁。家裡沒有錢買鹽和煤油，哪有錢買鉛筆。潘林玉老師看到後，借給媽媽一毛錢，媽媽跑到村上的供銷社買了三支鉛筆，又借供銷社的削鉛筆刀削好一支，送給我，說:“有了這麼多的鉛筆，今後要好好學習。”我才得以回到教室。 我一直是個好學生，卻不能參加紅小兵，因為我爺爺是國民黨，奶奶是地主分子，爸爸是右派。小學四年級時，在潘老師極力推薦下，我終於以“可教育好子女”的身份加入紅小兵，戴上了紅領巾。潘只有小學三年級的文化程度，為了教好課不斷地自學。我們學校里文化程度最高的是一個看廁所的老大爺，潘老師不懂的問題總是虛心地向這位老大爺請教。那時大家都吃不飽飯，下課休息和課外活動的時間，大人不讓我們亂跑，以節約糧食，潘就帶我們聽這位看廁所的老大爺講故事。 突然有一天，在教室黑板上看到潘老師給我們寫的一段話，大意是我要離開你們了，你們要好好學習，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潘老師離開我們去任大隊書記了，他不是黨員，卻成了書記，是一件怪事，據說是在入黨和任命書記的時間上做了手腳。從此，大隊的高音喇叭里天天可以聽到他的聲音，要抓緊抗旱之類。從我有記憶以來，村子年年缺水，年年抗旱。他還動員全村人去川里村的地里撿白菜葉子，撿回來的白菜葉子可以做成酸菜，留到沒有糧食的月份吃。我想，潘老師當了書記，村裡的人一定就不會再挨餓了，不料事與願違，糧食更少了。就在這一年，父母做出決定，為了生存，把我的兩個妹妹送給糧食比較多的人家。那些年，年年怨天怨地，說是自然災害，可是同樣的天，同樣的地，包產到戶後，糧食都夠吃了。 前年，出於對啟蒙老師的感激，我請潘老師來北京在我家住了幾天。我問他當年去當大隊書記是怎麼回事，他告訴我:“一天早晨，天還沒亮，我睡不着了，在村口的大槐樹下看到村上有七戶人家逃荒要飯去了，我就趕到公社，要求當村上的書記，他們就答應了。”村人要面子，去逃荒要飯也要在夜色下，怕人看到了笑話。也是這一年，村上有兩戶人家的兒媳和女兒，餓得不行，去了陝西，等來年糧食下來後才又回來。 北方的冬天很冷，又吃不飽飯，教室的桌子和凳子都是土坯砌的，沒有火，教室像冰窖。每年班上都要讓同學們打洋槐樹子賣給收購站，換點錢買點柴火過冬。一天，我們四個同學去鄰村打洋槐樹子，被人發現，不讓我們打，還要拿走我們的背簍，最後雙方打了起來。我們被打得鼻青臉腫，滿臉是血。回到村口，遇見潘老師，這時已經是書記，問了我們原委，馬上讓人帶話給那個村的書記，讓他們來給我們道歉，“否則，你們村的人就別想走這條路了”。我們村前有條路，是那個村通向公社唯一的路。沒幾天，那個村的書記給我們道歉來了，第一句話是: “我給你們大隊裝煙來了。”裝煙在我們當地就是道歉的意思。 我的三爺有十畝地，解放前和解放後一樣吃棒子麵，但我們村沒什麼富人，就劃成了地主。給他打短工的一個人，後來成了村支書，批鬥我三爺最積極，事實上這個人在打短工時吃的比雇主還好一些。 帖 子 ———————————————————————————— 我要入黨 田桂賢 1966年，我爹因在舊社會當過森林警察，被打成歷史反革命，我成了黑五類子女。當時正是我心如一盆火，上進心特強，積極要求進步的時候，曾向黨組織遞交幾十份入黨申請書和思想匯報，組織因我爹的關係一直不批。我找當時的工作隊隊長，向他表示我要求入黨的強烈願望，說：“你們認為我爹是歷史反革命，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我不是，我是團支部書記，團組織是進步青年組織，是黨的助手，再說家庭出身是不能選擇的，道路是要自己選擇的，我就是要入黨，我和我哥都是我爹的子女，我哥早就是黨員了，為什麼就不讓我入黨？”我很激動地說了很多話，隊長沒辦法答覆我，就說：“何香凝都是黨外民主人士，為黨做貢獻的民主人士很多，你為什麼非要入黨？”我說：“我要革命，所以就要入黨。” 1968年縣裡召開全縣教師學毛著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我被選參會，並準備了在會上的發言稿。我興沖沖領着妹妹去縣裡參加會議，可是還沒到大會發言，校長找我談話，說：“大會經政審說你不能參加這樣的會議。”一句話潑滅了我心中正燃起的激情。我強忍着欲放聲大哭的壓抑心情，灰溜溜地領着我妹妹走出會場。妹妹問我：“咱們怎麼不參加會議了？”我說：“因為爹在舊社會當過森林警察，他們說爹是歷史反革命，咱們是爹的女兒，就是黑五類子女，不讓咱們參加了。”妹妹說：“爹不是歷史反革命，不是壞人，是好人。”1971年，我爹的歷史問題被查清，只是一般歷史問題。鄉組織委員王昆說：“田桂賢的入黨申請書寫有一書包了，說明她的入黨願望是很強烈的，經過幾年的培養和考核她已經具備了黨員標準。”1971年2月2日，我終於入黨了。 基督徒忠道 馬世光 忠道出生在中國大陸一個傳道人家庭，從小就生活在屬靈的環境中，活在神的話語裡。在襁褓中，小忠道就隨母親去聚會。快滿兩周歲的一個主日，聚完會，母親抱着忠道出來，父親隨口問他：“今天你聽了什麼？”“山羊、綿羊。”父親愣住了。這天講的信息是馬太福音第25章31節至46節之經文，不滿兩歲的小忠道竟聽出了信息重點。又一個主日，講台信息是馬太福音第24章44節至51節。聚會結束，父親又故意問忠道：“今天講道人講的什麼？”小忠道不慌不忙地說：“好僕人、壞僕人。”父親掩不住內心的喜悅，抱起忠道，在他的小臉蛋上使勁親一下，激動地說：“是神給你的屬靈耳朵，但願你不辜負神的恩典，長大後被他使用。” 從小學開始，忠道因品學兼優，深得老師們喜愛。中學時，政治氣氛漸漸濃厚，雖然仍得老師一致好評，忠道卻不像其他同學那樣積極爭取入團入黨，因為他知道不能放棄原則，不能以信仰為交換條件。高中畢業時，他沒有像那些政治成分好的同學一樣雄心勃勃，搶報熱門學科和名校。他心裡明白，這一切都不屬於他，他填報了幾所普通大學。在“宗教信仰”欄里，他鄭重地填上“基督徒”三字。班主任許老師曾向人說：“我一聽見基督徒三個字，就恨得咬牙切齒！”但忠道願讓基督徒這三個字伴隨他一生，這三個字是他的姓名和身份。 忠道收到福建鐵道學院的入學通知書。這是一所三流大學，許多老師都為他惋惜。高三的蘇老師直率熱情，特地跑到忠道家，勸他放棄信仰。他流着淚說：“讓你的父母兩位老人家去信吧，年輕人何必毀掉自己的前途呢？就算你要做基督徒，可以偷偷做，不要讓人知道，你該懂得珍惜前途啊！”忠道感激老師的好意，說：“我會珍惜寶貴的東西的。”忠道並未嫌棄這所大學，而是懷着感恩的心踏上人生的新里程。 學院的新生報到處懸燈結彩，一派新氣象。教育科科員老劉坐在一旁抽煙，與接待新生的辦事人員閒聊。忠道進來，只顧與接待員交談，全未注意一旁的老劉。待辦完手續，才發現老劉朝他笑。老劉朝他招手，忠道走過去，坐下。“你就是忠道？”老劉神秘地一笑。“你認識我？”“嘿嘿，我是教育科的老劉，我可是你的入學介紹人呢！”老劉半開玩笑地自我介紹說：“今年是我去挑選的新生。我在考生資料表中發現一個高分考生，夠清華大學的入學標準。我看了他的資料，沒什麼大問題，不就是宗教問題嘛！沒關係，別人不要，我要，我就把他挑來了。這個學生就是你啊？” 正是“三年自然災害”，大學校園裡常發失竊案，許多男同學宿舍被偷，忠道的衣物卻從未遺失。有同學開玩笑地說：“為什麼忠道的東西沒有被偷過？大概是他的上帝在保護他！”另有同學說：“像忠道這麼老實的人，如果有人偷他的東西就太沒道德了！”後來知道，說這話的同學原來正是那個小偷。 在學院食堂的餐桌上，每餐的菜餚是一盤水煮空心菜，八位同學均分，每位只有一筷子的量。每餐大家常常因為分配不均，吵得面紅耳赤。同學推舉忠道負責分菜，餐餐皆大歡喜，從未發生爭執。雖然飢腸轆轆，忠道始終不忘餐前謝飯禱告。謝飯禱告關繫到敢不敢在人面前承認主名的原則問題。主耶穌說：“凡在人面前認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認他。凡在人面前不認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認他。”忠道低頭謝飯時，同桌同學好奇地推他：“喂！喂！你是不是餓昏頭了？”個別同學捉弄他，把他的飯盒藏起來或把他的菜吃掉。食堂里一些激進的同學有時甚至大聲咆哮：“在無產階級的高等學府里，竟有這種唯心主義的傢伙！”更有人凌空飛來空盤，算是發出嚴重警告。主耶穌的話語在忠道耳畔迴響：“世人若恨你們，你們知道恨你們以先，已經恨我了。……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所以世界就恨你們。”忠道不改初衷，每日三餐依舊謝飯。 一天，人事科史科長找忠道去談話，先說一套破除迷信，改造知識分子思想的政治大道理，然後話鋒一轉說：“根據同學反映，你在食堂吃飯時禱告上帝，公然進行迷信活動。我們無產階級高等學府，只培養無產階級接班人，不培養你這種唯心主義者。”忠道試圖解釋，但不被接受。忠道心裡明白，此刻他正面臨一個嚴峻考驗，必須對自己的人生做出抉擇。權衡的結果，決不能喪失屬靈原則，他彷佛看見保羅手持天平，對忠道說：“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着基督。”忠道心裡發出一個微小卻十分清晰的聲音：基督為我捨棄一切，我為他捨棄什麼？忠道沒有第二個選擇，默默離開了學校。 忠道不明白這件事為何臨到他，曾試圖向主祈求，主沒有給他答案，只給他一句話：“我的恩典夠你用。”第二年，福建鐵道學院併入著名的唐山鐵道學院，自己的同學都進入名校，忠道心裡一陣沮喪，難道自己當初的選擇錯了嗎？ 離開大學後，忠道只能做臨時工，有時到學校當代課老師，更多時候得去參加街道居委會的義務勞動，打掃居民區環境，挑土、運磚石、推板車、挖防空洞、燒磚窯、挑糞便等等。當時，基督徒被人看為三等公民已是大幸，不少基督徒因主的名被監禁和勞改，正如《聖經》所說：“直到如今，人還把我們看作世界上的污穢，萬物中的渣滓。”忠道的父親是一位忠心的主僕，政府加給他一個特殊“內控分子”的身份。 1966年文革開始，一批批紅衛兵到他家“掃四舊”，聖經、詩歌、屬靈書籍、照片等付之一炬。忠道的父親心臟病臥床，紅衛兵仍不放過他，多次批鬥，威脅要逮捕他。有時忠道一出家門，就被鄰居孩童譏笑、咒罵、吐口水、丟髒物，正像《聖經》所說：“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里，也要殺害你們；你們又要為我的名，被萬民恨惡。” 1976年，忠道離開大學14年之後，唐山突然發生驚世大地震。一座上百萬人口的大城市，一夕之間夷為平地，死亡人數高達20多萬，忠道聽說，畢業後留校工作的同學沒有一個倖免。 1977年，神帶領忠道離開中國大陸。他不像別人想到國外發財，他只一心希望到一個自由敬拜神的地方。當他在自由的土地上盡情放聲高唱讚美詩時，禁不住熱淚盈眶；神的僕人在台上傳講福音時，忠道抽泣得更厲害。教會裡一位弟兄關切地問他，是否有什麼傷心事，忠道搖搖頭說：“不是傷心，是太開心了。”他的心在歡騰，他的靈在歌唱。“主啊，我把全人獻給你，由你使用和調度！” ———————————————————————————— 我爹曾給地主當長工，文革時鬥地主，他老人家貓在家裡，我問：“你為什麼不去斗那個地主？”誰知我爹瞪了我一眼：“人家待我好吃好喝，還給工錢，我憑什麼斗人家？”是呀，人家好好待你，斗人家不是缺德嗎？可就有一幫人在一個缺大德的組織鼓動下幹缺德事。 我爺爺是地主，可是，當地人都尊稱他先生，青年人都叫爺爺，九十六歲去世，送葬的人有二千多。我外祖父也是地主，一條江脈幾個縣的人都說他好。我媽一次去外地進貨，有人聽我媽的口音，就問起我外祖父，我媽說“那是我父親”，旁人就圍過來，都說我外祖父的好，告訴我媽：“孩子苦了你了，今後進貨，只管到這來。”我舅公（爸的舅舅）也是地主，那個地方的石橋，就是我舅公帶頭建的，花了好幾千銀元。 溫州永嘉縣橋下鎮，有個地主名叫戚志清。年終結賬時，若佃農無法還租，他反而叫鄉幫趕緊送糧送肉。土改槍斃他時，開公審大會，叫佃農揭發他，佃農說着說着就說他的好處，大會組織者趕緊叫他下去，又一個上來，又是說他好，那個帶頭的就怒問：“你想保他嗎？”回答：“是的。”那個帶頭的向台下喊：“還有多少人想保他？都上來。”台下的嘩上去，連台上都站不下。 蘇南土改亂打殺 網 文 1950年土改時，蘇南地區亂抓亂打的現象很普遍。武進縣百大區斗一個婦女燒陰毛，潢里區斗一個婦女逼她脫光衣服在台上爬。宜興縣強迫鬥爭對象跪碗底，把貓放入鬥爭對象衣服裡面，剪掉婦女的頭髮和眉毛。江陰縣鬥爭狗腿子，要狗腿子學狗叫，學狗爬，學狗啃骨頭。嘉定縣馬陸區7個鄉鬥爭36人，其中31人被打，10人被剝光衣服澆冷水，30人下跪。上海縣的塘灣鄉鬥爭4人，全坐老虎凳。常熟縣發生割婦女乳頭的事。有的地方把石頭放在鬥爭對象頭上，把雪放在鬥爭對象身上或要鬥爭對象吃雪。無錫縣各地，除了綁、打、跪、爬較普遍外，還有戴石臼、吃牛屎、學狗叫、吃雪等。1951年9月江陰縣委在總結時說，上面叫放手，下面變成了撒手，有斗必打，有斗必跪，脫衣服、澆冷水、吊打等等。高淳縣龍井鄉鬥爭的40人中，有地主19人、富農9人、中農8人、貧農4人；安新鄉中農趙仲生因秋征時拖欠公糧，民兵將其母子綁起來吊了一夜；遊子鄉趙公廟抓了2個貧農到人民法庭去，說他倆是惡霸，要關到土改結束，原因是地主嫁女兒，他去吃了酒；沛橋、雙山、固城等鄉都有斗婦女“腐化”的。很多小偷、狗腿子都被斗，有的被送到人民法庭關了起來。 高淳縣游山、北達、漆橋3個鄉，鬥了地主74人、富農11人、小土地出租者5人、中農4人、狗腿子4人、立場不穩的幹部10人、遊民10人，其中被打的人包括地主61人、富農11人、小土地出租者3人、幹部2人、遊民8人；東埃鄉的鬥爭會上，2名手工業者、3名中農、1名貧農被打。丹徒縣葛角鄉、均益鄉鬥爭地主22人、中農17人、貧農3人、工商業者4人。武進縣一個鄉所斗的32人中只有9人是地主，其餘為富農、中農、小土地出租者和工商業者。常熟縣鬥了18個偽保長，大部分是中農。個別地方還斗學生，太倉縣浮北鄉地主子弟曹念春不到17歲，讀初中三年級，也被抓回鬥爭。溧陽縣南渡區7個鄉聯合鬥爭蔣廷監、蔣梅方，2人均非地主，蔣廷監是國民黨縣黨部書記，材料不實，主要罪行均屬推測，蔣梅方是叛徒，與土改無關，本無必要組織鬥爭；狄貞元按其情形是不應殺的，但幹部及群眾要求殺他，結果在鬥爭會上一口一個殺字。群眾也不是仇恨到如此程度，而是隨便妄動地呼口號。無錫縣斗錯了182人。 遭鬥爭的部分人被打死。鎮江專區被鬥爭者7,563人，其中6,772人被打，被打者占鬥爭對象的89.54％。松江專區奉賢縣5個鄉鬥爭245人，打了其中的218人；嘉定縣馬陸區被斗36人，其中被打者31人；江陰縣沈舍鄉在26次鬥爭中被打死的3人，打得半死的4人，被小打的169人；宜興縣寺前鄉斗72人；武進縣遙觀鄉鬥了4人，打3人。有調查顯示，無錫縣遭到跪、凍、打的有872人。青浦縣龍固區在1950年11月1日至3日就打死17人。蘇南在鬥爭中一共打死60人，其中鎮江專區4人、常州專區6人、松江專區50人。實際上，被打死的不止此數，僅常州專區江陰縣長涇鄉就打死18人，金壇縣打死2人。 土改運動中，一些幹部藉機敲詐勒索。句容縣戴亭鄉三村村幹部與部分群眾找一些稍有剝削的人家及過去放高利貸者（多是富農、中農及頑偽人員）鬥爭清算，說：“過去你們放高利貸剝削人家，現在要你們將這些剝削的糧食退出來，不退就要斗你們，捆你們起來。”段鳳生（偽鄉長）、田慎元（中農）怕遭到鬥爭，首先拿出稻子來，其他5戶受此影響也仿效，計有富農賈海拿出600斤（被要2000斤）、中農段元才400斤（被要800斤）、段鳳生1200斤、田慎元1312斤，7戶共拿出8198斤。該村幹部又將過去曾放高利貸者，不論富農、中農共10余戶的田契都收走。太倉縣雙鳳區在少數積極分子包辦下，普遍以剝衣、跪、在身上放冰塊、打等野蠻辦法強迫地主承諾多交糧食，不承諾，鬥爭會就不結束。太倉縣太平鄉地主王呂生被吊後自認140擔，顧清道被剝衣後認52.6擔。太倉縣一些地方選擇鬥爭對象時主要看誰家富裕，能拿出糧食。 土改期間，蘇南共有293人自殺，其中鎮江專區97人、蘇州專區81人、常州專區59人、松江專區22人、無錫縣24人。這些自殺者中，有些地主是畏罪自殺，有些地主感到土地財產被沒收了，生活沒有出路了，更多的自殺者是被亂鬥亂打的氣氛所嚇倒，害怕在鬥爭中被折磨而自殺。江陰縣有2個女地主因怕鬥爭而上吊自殺。武進縣在鬥爭中嚇死及與鬥爭有關而自殺的有20人。宜興縣在鬥爭中造成地主23人自殺。溧陽縣中有26人自殺，其中地主14人、小土地出租者2人、富農1人、中農3人、貧農5人、其他成分1人。溧水縣有27人自殺，其中絕大部分為地主，不少是因為害怕鬥爭或在鬥爭被清算而自殺。 打人者既有幹部也有群眾，往往是幹部指示、默認打，甚至帶頭打，有時還進行鬥爭和打人比賽。許多幹部認為不打就是缺陷，指示並動員農民打人。武進縣一個區提出“幹部不能打，群眾可打”。該縣一個區委副書記在農代會上說：“要打就打，要罵就罵，有苦訴苦，有冤訴冤。”嘉定縣一個區的審判會上，有個幹部吹着口哨要求訴苦人打人，最後喊“不打就是包庇”。主持這次會的區委書記說：“要群眾鬥爭，規規矩矩是不可能的。”嘉定縣合村鄉鄉長在鬥爭會上喊：“地主老實不老實？”群眾答：“不！”鄉長又喊：“怎麼辦？”群眾說：“打！”這樣就打起來了。嘉定縣北營鄉開庭審判時，一個村幹部在群眾中喊：“要不要打嘴巴？”有的群眾答：“要！”他又喊：“打幾個？”群眾答：“打兩個！”他喊：“要誰打？”群眾答：“要訴苦人打！”台上的幹部對訴苦人說：“群眾要你打，你就打！”訴苦人說：“我從未打過人，我不打。”幹部繼續喊打，訴苦人才打了地主兩個嘴巴。幹部要求繼續打，甚至喊“不打是包庇！”高淳縣下壩鄉一幹部在鬥爭時號召：“歡迎某某上來鬥爭！歡迎某某上來打！”無錫縣一個區幹部指示群眾吊打偽保長的老婆和15歲的兒子，腳上掛石頭，弄得他們死去活來。崑山縣農會主任在鬥爭前布置：我一翻眼，你們就準備；我一合眼，你們就綁；我再一翻眼，你們就動手打；我手一擺，你們就停止。江陰縣的一個區長拿棍子在萬人大會上動員群眾打，要求每個訴苦人都要打，造成群眾不敢上台訴苦。丹徒縣高橋區三洲鄉幹部提出“鬥爭中有兩條路線，一條鬥爭地主，一條同情地主”，要挾群眾鬥爭地主，不少地方用“不鬥爭是包庇”、“不鬥爭要吃官司”來強迫群眾鬥爭地主。 江寧縣第四區的幹部奚若有對群眾說：“我們在這裡不要打，走後再打。”無錫縣一些幹部對群眾說：“你們打我不管，只要你們不要說我叫打就行。”有的幹部在群眾會上說：“我不能布置你們打，你們自發地打，我也不制止。”嘉定縣一次鬥爭會打死2人，縣委認為“打得好”。青浦縣群眾對幹部說：“我要打死某某。”幹部認為“不打”是不放手，說“打”又怕犯錯誤，因此，既不點頭也不搖頭，等於默認。無錫縣八士區鬥爭地主徐金龍的媳婦時，派出所幹部暗示地方幹部毒打，結果把一根青竹棍打成了竹絲，被打者痛得昏死過去。崑山縣茜墩區新塘鄉幹部想讓群眾打人，又怕追究責任，就暗示群眾打，並規定了打的暗號。上海縣閔行區群眾打死2人，區委書記打報告要求處分，縣委則強調“打得好”，於是區委書記意識到打死人無所謂。 不少區、鄉、村各級幹部親自上陣，帶頭打人。嘉定縣新建鄉鬥爭一個地主，區委宣傳科長首先上台打，然後是縣委工作隊、區幹部、村幹部、民兵輪流上台打。總結這次鬥爭會時，區委宣傳科長說：“打人是對的，會議是勝利的。”鄉長說：“我們代表農民，我們打就是農民打。”個別幹部認為，在鬥爭會上打人打得太輕是一種遺憾。嘉定縣南翔區一次鬥爭會，區委書記總結時很不滿意，說“最大的缺點就是打得輕，打得不漂亮”。江寧縣第四區土改工作隊幹部張道福連打7個地主。嘉定縣馬陸區動手打人者150人，其中區幹部2人、鄉幹部6人、村幹部29人、民兵12人、群眾109人。無錫縣開源區出現了鬥爭比賽，看誰斗得凶。 在遍及蘇南鄉村的亂鬥亂打亂殺中，大部分群眾並未失去理智，而是保持着最基本的人性。高淳縣下埃鄉小河村地主跪在那裡被凍打，個別農民掉淚。牆圖村台上幹部打，下面貧農王小化、陳老美等喊：“不要打了，再打再凍地主吃不消了。”高淳縣東埃鄉一個老太婆已準備好了控訴的內容，但到會場看到地主被打得可憐，沒有訴苦而跑回去了。丹陽縣朝陽鄉六村地主金福昌（一般地主）不承認轉移過糧食，工作隊顧某便打他耳光。台下數百群眾齊聲叫道：“不能打，他是苦出來的好地主。”土改工作隊幹部為追交糧食，將地主韋張氏綁在柱子上不聞不問，韋張氏被綁得大哭大叫，驚動了周圍的群眾，絕大部分群眾覺得她可憐。丹徒縣九呂鄉鬥爭會上，當場有一老太婆低下頭流淚，同情被吊打的人。太倉縣浮北鄉鬥爭會上，有的群眾看到剝地主的衣服，跪在石頭上，就流淚，有的拔腿就跑。奉賢縣張翁廟鬥爭會上打死地主衛春陶，小學教師反映說：“罪應該死的可以正之以法，罪不該死的，不一定非把人家打死。”嘉定縣馬陸區新建鄉群眾說：“鬥爭地主是好的，但為什麼要打呢？”嘉定縣南周鄉幹部打鬥爭對象後，群眾很反感，區委書記去該鄉時300多群眾圍住他問：“為什麼要打？”嘉定縣長浜鄉打徐嘉如、徐衡人時，大部分民兵將民兵符號暗暗取下，怕大家要求他們動手打，婦女小孩都離開了會場。江陰縣長涇區沈舍鄉一次鬥爭4個地主，打死2個，參加會議的部分群眾不知為什麼要打死，反映說：“有罪應由政府判決，為啥要打死呢？”高淳縣雙橋鄉鬥爭地主時，鄉幹部用皮帶抽打，致使一些群眾同情地主：“哎呀，還光着身子，打不痛？”江寧縣秦淮鄉鬥爭地主湯萬金的兒媳，對她灌涼水時，80多到會群眾中嚇走60餘人，只剩下幾個民兵和積極分子。湯萬金外出討飯時，群眾給得特別多，標示同情。江寧縣水晶鄉鬥爭地主袁慕鑫時，民兵隊長周大好親自跳到台上打，農民說：“把他打暈，怎麼和他說理。” 亂鬥亂打現象的出現有多方面原因。首先，1951年11月華東第二次土地改革典型試驗會議提出“放手發動群眾，大膽開展運動”的方針，幹部們普遍將此方針理解為中共政策的改變，是糾正過去“和平土改”的偏向。蘇州市有的幹部認為，“放手是不要領導，這樣可痛快了，過去領導抓得太緊，所以只好和平土改”；太倉縣一些幹部認為，“過去上級約束太嚴，處處受到限制，現在有辦法了”。一些區允許鬥爭會任由少數農民、村幹部甚至二流子擺布，土改工作隊幹部默不作聲。無錫縣南泉區有些群眾反映；“現在政策大變，可打可殺，工作同志變成木頭人了。”部分幹部認為：“發動群眾就是開鬥爭會，而鬥爭就是打，只有打過，才是鬥爭過。打得狠就是狠狠地打一頓，群眾發動就是轟轟烈烈的熱鬧。”無錫縣一些幹部認為，放手發動群眾非亂打亂殺不可，“既要放手，為什麼又要遵守八項紀律呢”，“要去掉打、剝、跪、爬，發動群眾是困難的”。有些幹部甚至表示，“不許我們幹部打人，就情緒不高”。無錫縣盪口區坊橋鄉幹部還認為：“使農民能打罵，就是放手發動群眾的收穫。”土改初期，有些幹部有所顧慮，怕承擔責任，不敢亂來；當亂鬥亂打的空氣瀰漫蘇南農村時，他們很快就拋棄了顧慮、恐懼和膽怯，如脫韁的野馬，在斗人打人中大顯身手。 其次，在土改幹部的宣傳、鼓動和引導下，農民對地主的仇恨隨着土改訴苦的展開而加深，加上幹部的慫恿煽動，於是一些農民便一哄而起。另外，北方來的老幹部把在江北土改時亂打亂殺的經驗帶到江南新區，導致了瀰漫蘇南的亂鬥亂打。基層幹部和積極分子中有些人本來是流氓，他們借鬥爭地主公報私仇。再次，先發動群眾批鬥打人，後建立法庭，鬥爭會代替了司法，幹部指導下的群眾代替了執法機構，無法運用人民法庭懲治不法地主。事實上，人民法庭普遍建立之後，蘇南土地分配結束了，但亂鬥亂打仍時有發生。 我是地主崽 王耀洲 1960年我出生在像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一樣的地主家庭里，又趕上“三年自然災害”，怎一個苦字了得。上小學後，一起光着屁股玩耍長大的夥伴有了階級意識，開始疏遠、打擊、侮辱我，因為我的太爺爺、爺爺是地主。我出生時太爺爺、爺爺都早已去世，可是成分卻是世襲制，子子孫孫全是地主。城裡來的一個知識青年，發現鬥地主時有的地主比他的年齡還小，就試探着跟大隊幹部說，地主的孫子都是隔輩人了，怎麼也叫地主？大隊幹部說，土改時的老地主都快死光了，他們不繼承，往下階級鬥爭跟誰去斗？後來聽村裡的老人們說，我太爺爺當年和家裡的長工吃一樣的飯菜，還掏錢給他們買媳婦成家。 我從上小學起成績就好，語文老師王永春十分喜歡我，經常當着同學的面表揚、鼓勵我。老師越是課堂上表揚我，同學們課後越是仇視我。放學回家，走到家門前的胡同時，他們就像天降神兵，不知從那裡冒出來，土坷垃像機關炮一樣密集地向我投射，然後喊叫幾聲，勝利歸去。 夏天在水灣里游泳，我總是和新華、長全兩三個貼心的夥伴躲在角落裡戲水遊玩，其他那些孩子就像潛水員一樣，從灣底挖着淤泥，扎着猛子游到我身邊，猛的露出水面，把淤泥狠狠垛在我的頭上，然後哈哈大笑，呼喊口號。放學後，割豬草、挖野菜是我最害怕的事情。幾乎每次割豬草，我都被五六個孩子追着打罵。沒有任何理由，就因為我是地主崽子，應該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我永世不得翻身。村南的田野地肥草茂，我幾乎每到這裡就被打得哭着回家，到家門口還得把淚擦乾，否則讓父母知道了還得挨一頓臭罵。多少次，我獨自在西廂房哭得泣不成聲。在上小學和初中的七八年裡，我多少次想離家出走，甚至想到了死。現在我還經常夢裡哭着醒來，成為我今生抹不去的痛。 有一年夏天，我獨自一人躲到付家河西邊的鹽鹼灘里割豬草。那裡距家有五六里路遠，本想應該是我自由的天地，可是那些好像和我上輩子就有深仇大恨的小夥伴還是追攆不放，很快找到了我，把我摁倒在地一頓猛揍，直到我發出哀求的聲音，他們才很陽光地歡笑着離去。 上初中時，對欺辱近乎麻木的我，心底燃起了報復的火焰。生命對我這樣的地主崽子沒有意義，如此苟且，不如了結此生。一天下午放學後，我和兩個要好的夥伴，帶着我三叔家的弟弟，十分反常地去南窪他們的地盤割豬草。那伙“陰魂”又來圍攻我，我先發制人，把領頭的黑蛋摁倒在地，脫下腳上的塑膠涼鞋，朝他的後背狠狠一頓抽打。當時我的鐮刀被弟弟拿走，否則，我可能會要了他的小命。黑蛋像匹無羈無絆的野馬，沒有丁點屈服的意思，我解完恨後，準備離去，他卻拿起鐮刀朝我砍來，手無寸鐵的我撒腿就跑，一口氣跑到姥姥家的村邊才擺脫了他的追殺。跑到姥姥家村邊，卻不敢進姥姥的家門，在村子周圍來回打旋。 天黑了，我往回摸。快到家時，看見家門口圍好多人，仔細一聽，是黑蛋的父親、叔叔一大家人找我父親理論，說地主崽子欺負貧下中農的孩子，真是翻天了。他們的大喊大叫甚至謾罵，引來村里好多圍觀的人。我知道闖了大禍，沒敢回家，藏到曬麥場的麥秸堆里睡了一夜。天亮後，我準備離家出走。那時看過一本小說，寫的是東北林場知識青年，經常啃口涼饃饃就接着勞動，有時還靠打獵為生。那是多麼美好的生活，簡直是人間天堂、世外桃源，我就想到東北大森林裡去。我順着徒駭河的堤壩向北方走，走了不到二十里路，就餓得走不動了，中午躺在樹下休息一會，然後爬起來像個泄了氣的皮球一樣，又跌跌撞撞走回了家。 到家天已黑，我沒敢進家門，鑽進麥秸堆里睡下。半夜三更，父親和哥哥姐姐們打着燈籠從麥秸堆里將我扒出。父親一聲沒吭，踢了我兩腳。母親抱着我放聲痛哭，哭聲在漆黑的夜空裡迴旋。我經常怨恨我的父親和哥哥，他們作為家裡的大人，為什麼不能保護他弱小的孩子，為什麼我在外面受了欺負，回到家還再挨打挨罵。 長大了才知道，父親和哥哥們也同樣受盡屈辱。父親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得起來掃大街，春夏秋冬風雨無阻，哥哥們想替父親掃街，大隊書記不允許誰也不敢；晚上還要到大隊部接受貧下中農的批鬥。在我的記憶里，父親不會笑，也不會說話，像個機器人似的按設定的程序機械運轉。大哥三十多歲的人了，也經常受到無端的欺辱。一年冬天到外鄉挑溝挖河，勞工們集體從食堂把飯打回宿舍吃。下工回來，大家都很累，躺在地鋪上休息，哥哥卻還要去食堂打飯。一次，大哥把飯打回，還沒分好，一個貧農子弟就搶飯吃，大哥說了他一句，他就大打出手。大哥連飯也沒撈着吃，晚上躺在地鋪上準備睡覺時又被他踢了幾腳。給生產隊打土坯，大隊書記的兒子無端辱罵大哥，大哥因不服氣哼了幾聲，書記的兒子就拿着鐵耙追打。如今年近七旬的大哥每提起此事還兩眼淚汪汪。 我經常獨自一人在河西的鹽鹼灘上，像個被抽打的陀螺，打着轉轉沖天哭號，問不公的蒼天為什麼把我生在地主家。那哭聲，那呼號，像馬背上的長調一樣在曠野迴蕩，像深夜的狼嚎一樣悽慘悲涼。我的記憶里總是伴着哀哭，吃不飽就哭，哭就挨打，挨打就更哭。三哥比我大五歲，我記事時他已八九歲了，他經常哭得那麼悽慘，父親沒一句溫暖的話，相反總是在三哥身上練拳腳，好像他養育的孩子生來就是供他出氣的布袋。細心的母親問哥哥為何總哭，才知三哥解不下大便，便用細木棒從三哥的肛門裡摳出滿地的糠皮。二哥比我大八歲，從小鼻子經常流血，身體虛弱，家裡沒錢治病，也沒有食物補養。父母不知從那裡得來的偏方，總讓我們到鹽鹼灘挖茅草根給二哥煮着吃，或許茅根里有些糖分吧。二哥十六歲那年，鼻子一次就淌一兩碗血，經常出現昏迷。母親給二哥縫補了一件粗布衣服，準備着二哥的後事。大哥抓住家裡兩隻救命的母雞，跑了五十多里土路，到縣醫院換了兩付藥回來，挽留住二哥的性命。 姐姐們更是愛哭，尤其是二姐，經常眼睛哭得跟鈴鐺一樣。母親重男輕女的思想是浸透到骨子裡的，吃飯總是先安排他的兒子們吃飽，剩下的飯才輪到姐姐們吃。那時姐姐和哥哥們都是一起下地幹活，收工回到家，姐姐們還得紡線織布，做針線活，餓着肚子夜夜圍着昏暗的洋油燈縫縫補補。心焦的母親有了委屈或怨氣，就沒有緣由地在姐姐們身上發泄。 母親在外面是個有主見、敢說不的人。那時大隊部每天晚上批鬥五類分子，母親作為地主婆也在批鬥之列，但母親敢不信邪，說：“俺娘家不是地主，兩個弟弟都是共產黨員革命幹部，我進了這個地主家的門，沒享過一天地主家的福，憑什麼批鬥俺？”堅決不去。 在我印象里，父親一輩子也沒說過幾句話，八個孩子從來也看不出他喜歡哪一個。從剛長出思想萌芽時起，我就認定父親是個欺壓人民、惡貫滿盈的惡霸地主。他那冰冷的臉上從沒有表情，尤其是到了晚上，微弱的洋油燈苗一跳一跳的，他捲縮在土炕上，拉長的臉隨着燈苗的跳動在變形，我總是離他遠遠的，眼睛都不敢多瞅他一眼。上學後，懂得了一點革命道理，我就懷疑起父親是個國民黨特務，家裡可能藏有槍支、電台。我經常留心父親的舉動，卻怎麼也沒發現那些電影裡的故事。 我從來不肯叫父親一聲爹。批鬥地富反壞右時，我也和其他孩子一樣鬥志昂揚，高呼口號。上高中時，我逐漸認識到，父親就是個老實得屁都不敢放響的農民，除了老實還是老實，除了忍耐還是忍耐，除了吃苦還是吃苦，忍氣吞聲和窩囊廢這樣的詞彙用在父親身上再恰當不過。有一次，父親到學校給我送一布袋地瓜麵餅子。他悄悄讓一個陌生的同學把我叫出去，把那袋乾糧交給我，一句話沒說，扭頭就走。看着他骨瘦如柴的身影，看着他弓形的脊梁，我大聲喊了一聲爹，他回頭笑了笑，步履蹣跚地消失在我的視野里。那是我第一次看見父親笑…… 我的二叔二嬸從小參加革命，參加過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隨軍南下在福建南平國家水利發電工程局工作。文革時期，他們連封信都不敢往這個生養他的地主家庭寄。那時我奶奶還健在，天天盼他這個革命兒子的音信，經常站在門口朝南方眺望。二叔二嬸是我唯一的自豪與驕傲，是我在夥伴面前炫耀的資本。我常想，二叔二嬸若是我的爹娘該多好，遂萌生了讓父親把我過繼給二叔的念頭。可是給二叔寫了一封又一封信，都泥牛入海，想做革命者叔嬸的兒子真是奢望啊。後來知道，那時叔嬸也因家庭成分問題停職審查。 小時候我特別羨慕姐姐們，長大後能找個貧農的孩子嫁出去，雖自己的根不紅，自己的苗今後卻是正的。我常和姐姐們說，找婆家一定要找個祖宗八輩都是貧農的家庭，嫁出去就是重新托生，我要是變成個女兒身就好了。姐姐們就和我開玩笑，說弟弟長大了找個殘廢媳婦倒插門，給人家做養老女婿去。有一年大年三十，一家人圍在一起包水餃，母親叫我說：“建國，你也過來，學着包餃子——長大了找不上媳婦，娘以後不在了，過年自己會包，也能吃頓餃子。”我的二哥二十歲了過繼給我二舅，就因為在地主家根本找不到媳婦。 一位出身地主的老人告訴我，那年月他在機關工作，隔不多久就讓填一個什麼表，因此落下個一填表就跑廁所拉稀的毛病，後來發展到只要見到帶格的紙就渾身不好受。機關的辦公用紙都帶格子，他一見就起反應，去醫院看醫生，說神經性的，沒法治。 剛解放時，爺爺有兩個男孩，十二畝地，被劃為下中農。家族裡有個遠房伯伯，經常打媳婦，他媳婦經常往爺爺家裡躲，爺爺主持公道，有一次把這位伯伯臭揍一頓。1953年重劃成分時，這位伯伯是村里劃成分小組的成員，就“公報私仇”將我家化為富農。 帖 子 黃埔五期的大舅 博 客 我的大舅是黃埔五期畢業生，上黃埔是他這輩子做的唯一的牛屄事兒，他一輩子為此事牛屄着。他家最大屋子最完整的一面牆上沒擱電視，永遠掛着一張巨幅照片，上面密密麻麻或站或坐無數老頭子，比八十七神仙卷寬多了，比八十七多多了，至少有八百七，頂上橫印“黃埔同學會xxxx年集體合影”，左右兩側題寫：“貪生怕死請走別路，升官發財莫入此門。” 我大舅說，這些人就是歷史，太重大了，掛照片的釘子必須用進口的水泥膨脹釘子，牆必須是承重牆，否則牆體裂縫。他還說，晚上關了燈，沒有月亮，這上面八百七十雙眼睛都在黑暗中發亮。八十歲之後，每次起夜，他都看得到，死了的發白光，活着的發藍光，快死的在白藍之間。我大舅的眼睛非常亮，腰非常直，坐在大沙發里打八圈麻將，腰板還是挺挺的。從我長眼睛開始，他就逼我認那八百七十個人中哪個是他。開始的時候，的確難，每個腦袋就是黃豆那麼大，眉眼就是芝麻那麼大。現在，我連肚臍眼和雞眼和屁眼都認得出哪個是他，即使掛的是底片，我也找得到。
大舅說他是學炮兵的，成績非常好，人品也非常好。“那時候，國民黨是主流，學習好的都跟了國民黨；共產黨在基層做工作，成績差的，覺得和我們拼不過的，沒前途，就跟了共產黨。”這個說法好像不假。我在大舅家和一個退休的共產黨將軍喝過酒，他叫我大舅師兄，並說我大舅腦子好使，會算數，什麼樣的炮，敵人方位如何，立刻就算出來炮口如何擺，其他人就跟在他後面擺。我大舅說，在做那個人生重大決定之前，他看天象，重讀《資治通鑑》，學習《資本論》和《論持久戰》，我舅媽的苦勸起了最後作用，決定不隨國民政府去台灣，在都江堰和青城山繳械投誠，得了光榮起義證書。後來這個證書丟了，文革來了，沒有起義證書，地方組織不認可，人差點被打死。地方組織說：“如何證明你不是悍匪？如何證明你不是打到只剩三五個副官，一兩顆子彈，看到我們滿山紅旗，逃跑不成，自殺未遂，號稱投降呢？誰能證明你手上沒有沾滿人民的鮮血呢？我們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你的手上沾滿了人民的鮮血，你在岷江邊妄圖阻擋歷史的車輪，負隅頑抗，殺了我們多少革命戰士。” 文革之後，我大舅和我舅媽吵架，實在沒詞了，都是如下結尾：“我這輩子就是被你毀的，我這輩子就是被你毀的，你幾乎要了我的命，你幾乎要了我的命。”每次見我大舅，要麼是見我的第一句話，要麼是最後一句，他總要這樣為我設計未來：“小子，亂世從軍，寧世從商，像我一樣。” ———————————————————————————— 我們村有一戶，姓公，其曾祖父是家道殷實的地主，全盛時擁有百畝良田，家中開榨油坊，子女都受到良好教育。在那個兵荒馬亂思想開放的年代，知識分子往往激進地走到社會最前列。他家的二兒子一躍成為當時的進步青年，參加了紅軍，後來成為八路軍。日占時期，鄉公所里的日偽人員聽說公家老二參加了八路，就逼迫他父母寫信讓他回來，揚言如果不回來就殺他父母全家。接信後，老二風塵僕僕趕回家，但拒絕加入日偽政權，選擇當教書匠。老二利用手中的一點一滴積蓄置辦土地，居然積攢起十幾畝地。教書先生顯然沒時間和精力打理土地，便僱傭一個長工幫他操持農田裡的活計。國民政府接管以後，老二被當地政府聘任為掌管文化教育的官員。各級國民政府機關南逃時，公老二選擇留下。老二曾開除過一名長工，因為這個長工好吃懶做偷奸耍滑。土改劃成分，按政策老二本該劃為中農或下中農，可一直懷恨在心的那個被開除的長工成了革命積極分子，在他的強力堅持下，老二被劃入地主行列。 帖 子 ———————————————————————————— 家史點滴 行 人 太爺爺是哈爾濱鄉下的大地主，1947年哈爾濱土改時三十歲。當時共產黨對地主的第一項政策就是淨身出戶——穿着隨身衣服離開自己的家，放棄一切財產，連針頭線腦都不讓帶走。太爺爺、太奶奶和他們的五個孩子被趕到村里養馬的房子裡。我的爺爺那時才十一歲，太爺爺太奶奶被關，爺爺帶着四個弟弟妹妹，最小的二歲，沿街要飯，要來的吃的還要送給被關的太爺爺太奶奶，政府不管被關人吃飯。 1948年初，村與村互換鬥地主的運動開始。本村的人去外村拷問地主，外村的人到本村拷問本村的地主。不論白天黑夜，外村人隨時到地主家，愛拿什麼就拿什麼，來得晚的沒有東西可拿就打地主。太爺爺被用細繩子拴住兩個大拇指，吊起來，馬鞭子抽，竹板子裹上濕布打，打暈了用冷水澆醒繼續打。夏天的晚上，太爺爺被脫得只剩短褲，綁到樹上養蚊子。就在這一年，太爺爺去世了。不是打死的，是後背被打爛，爺爺說爛了個很深的窟窿，苦苦掙扎了很久。太奶奶被用燒紅的烙鐵烙後背。太奶奶去世我上小學4年級，我見過她的背，全是疤痕。 太奶奶是小腳女人，身上又有傷，無法勞動，十二歲的爺爺開始和大人一起幹活。他必須加倍工作，才能拿到一個成年人的工分。自1949年到1953年這四年，爺爺基本上每天只睡六小時，其他時間全是幹活。日子實在過不下去，1953年，太奶奶只好改嫁。繼太爺爺是娶不上媳婦的人，婚後對太奶奶和她的孩子們還不錯。爺爺的大妹妹十五歲就嫁人了，說是嫁，實是賣，嫁了一個比他大二十歲的人，總算有口飯吃了。爺爺在歧視中長大，用他自己的話說：幹得最多，吃得最差，覺悟最高，地位最低。爺爺說，那三十年（1949-1979），為了自己的媽媽，為了自己的弟弟妹妹，他沒敢生過一天病，沒敢誤過一天工。 爺爺結婚後，奶奶跟着受歧視，生了我爸爸，也跟着受歧視。地主崽子還有人願嫁？奶奶的父親是滿族人，半個獵人，打過熊，打過狼，殺過野豬，抓到過二米長的大魚。奶奶的母親去世早，爸爸說了算，他把兩個女兒都嫁給了地主的後代。他有自己的道理，說：地主家讀過書，家教好，家風好，以後肯定有一天能變好。1979年給地主摘帽時，爺爺說，村里所有的地主後代都朝北京磕響頭，頭都磕出血。媽媽1979年嫁給爸爸。爺爺奶奶爸爸媽媽一家四口靠勤勞致富，成為全村第一個購買電視機的人。當時我三歲，清楚記得來我家看《霍元甲》和《西遊記》的人把門都擠壞了。 我慶幸自己出生在這個家庭。太奶奶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告訴我，要有教養，知書達理。爺爺雖然受了三十多年的罪，但他從不抱怨，告訴我們要靠自己的努力改變生活，無論什麼時候，絕不能害人。 ———————————————————————————— 我們村裡有一戶地主，其長子不僅吃喝嫖賭蠻橫無理，而且參加過日偽時期的鄉公所，手裡還有幾條人命。解放前夕，這個惡人去了台灣，他的兩個弟弟卻留了下來。兩位弟弟很老實，也沒幹過什麼惡事。沒想到的是，兄弟三人的命運從此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哥哥在台灣另娶老婆，生活得有滋有味，兩位弟弟在大陸卻備受磨難苟延殘喘。八十年代後，大陸開放台灣人士返鄉探親，已經七十多歲的哥哥在縣鄉幹部們的簇擁下回到家鄉，令他極為震驚的是兩個弟弟居然那麼窮困和悽慘，於是便忍不住責怪他們當初不跟他去台灣。 博 客 爺爺講土改 滇 民 我家自明初以來世代開醫館，到我曾祖父是第十八代。乾隆年間，雲南陸涼州鬧瘟疫，我的祖先用大鍋熬藥，救了不少人，皇帝賜匾“陸坪春雨”，還賞銀。我小時候見過那匾，1958年大煉鋼鐵要拿去做燒柴，我叔叔取下藏了，後來不知下落。曾祖父去世時，我爺爺才三歲半。曾祖父把醫術傳給了他的弟弟，後來我爺爺想跟自己的叔叔學醫，可叔叔卻不願意把醫術傳給他，遭幾次痛罵之後，他就跟舅舅做起小買賣，當了貨郎。叔曾祖父的兩個兒子，我的三公公和五公公，後來子承父業當醫生，置了田，土改時劃為地主，受了大罪。我爺爺最愛說的話就是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 我爸爸十四歲那年考中學，數學全縣第一名。中學錄取了，要四塊大洋的學費，爺爺說：“我那個擔子就值五塊錢，你要上學就拿去賣了吧。”父親失學了，跟着爺爺挑擔子做小買賣。有一次爺爺到馬街鎮賣書，鎮上的狗腿子（城管）說他賣的有共產黨的書，沒收了攤子，打了耳光，扣了人，我三公公花了一塊大洋才把人領出來。父親說那本書他看過，斯諾的《西行漫記》。爺爺這樣的人是盼望“紅星照耀中國的”。 紅星還真盼來了。那年冬天，爺爺到天生關販東西，國民黨部隊敗下陣來，到處搶東西，包括他的貨郎擔，人家還沒有蒸熟的飯也都搶去吃。夜裡，解放軍趕來，打跑了國軍。解放軍把爺爺被搶走的東西找出來還給他，天一亮還坐着解放軍的汽車回了家。此後，爺爺把二兒子送去當解放軍，還跟着一幫窮人搞農會。爺爺說：“農會開始要的是當丫頭、娃子的，幫人做長工的（貧僱農）。我進去是因為識字，能寫寫算算，沒收地主財產，要登記的。我是寫字的，做長工的都是老實人，話都說不囫圇，土改光靠我們這些人不行。後來工作組把街上的地痞混子也喊進來，就可以斗人了。邵XX過去當過官，待人苛刻，斗得厲害。申XX對人好，誰都沒有摸他一指頭。”我媽媽說，有一次她去邵家，他家正用荊條打丫頭，因為丫頭把他家的金邊碗打破了。我們同一個院子的潘XX就是被邵家打傻的。邵家與我外婆家同宗，外公外婆特看不起他家，說他們為富不仁。申家不同，解放前暗中資助游擊隊，解放後把全部財產捐給抗美援朝。 過了一年，發動群眾分土地，土改工作隊說揪出的地主太少，田不夠分，上頭改了文件，說有20畝地就算地主。分浮財時，地主不交浮財就打，鄧XX就是這樣的打手，專門給人家上老虎凳。我三公公、五公公就是這樣被打的。爺爺回憶說：“那天斗你三公公，我正好去農會，他喊老六救救我。晚上我連湊帶借，弄了50塊錢，悄悄去求情。農會還算給面子，第二天交了錢，算是捐給抗美援朝，把你三公公放了出來。” 有一次鬥地主，有個老大媽上去拿錐子扎人。那個地主是個惡人，過年催債，發現這家的兒子被抓兵了，就把人家的媳婦按住糟蹋了。那個媳婦是雙身子，想不通，上吊死了，一屍兩命。爺爺說：“有些地主是做過虧心事的。國民黨軍長孫渡的弟弟孫玉山，身上有好幾條人命，殺了人把人頭掛在城牆上。共產黨抓他，人人擁護，連一般的富戶都擁護。土改時期殺星重，只要是有錢人，區長說查查去，一查欺壓過人，抓來就殺，邵XX就是這樣槍斃的，羅鎮長也是。羅鎮長殺過很多人，近解放那幾年，他看哪個不順眼，就說哪個是共產黨，槍斃。冤冤相報，共產黨來了也殺他們。大地主被殺，中號地主被斗，岳十一他爹就是被佃戶包在蓑衣里燒死的。” 土改開始打人是出怨氣，報仇，後來打人是要東西，地主幾乎家家藏東西，好多東西是打出來的。後來打人打上癮了，貧僱農分了田就忙着種地，農會那幾個打手整天就想着打人。爺爺說：“那時候，農會的打手看哪家地主的姑娘好，拉出來就打，把人吊起來，有的是在奶頭上紮上麻線，再在下面加上磚頭，逼你交浮財。真不是人！我想，農會不能再幹了，再干自己也不是人了。”申家開始定的是開明地主，有人發現他家屋檐下藏個金墜子，工作組就說他不老實，欺騙政府，把他抓起來，上了老虎凳，也沒有打，讓他交浮財。第二天早上，發現他跳盤江了。爺爺說：“我心裡再也受不了，再不干農會了。工作組要整我，正好你叔叔在部隊立了功，來了喜報，就沒再整我。我有個朋友，本來要劃地主，游了街。遊街回來，正好他兒子在朝鮮立了一等功，就改為小土地出租。” 我五公公解放後繼續做醫生，醫術好，待人也好，四清時也被清理，文革時期索性讓他白天看病，晚上掃廁所。挨斗幾次，五公公病了，醫院革委會說他是地主，不收，只得拉回家，半路上就沒氣了。 爺爺說：“土改燒地契，佃戶不識字，把我們家的家譜也燒了。分地主家的東西，供桌是分給軍屬的，我就挑了個大桌子，好讓你們有個桌子讀書。我們家本來就不是種地的，分給我的地，我一分都沒要，連原有的一畝二分地都交了，就要了一匹馬，免得趕街挑擔子。老了，挑不動擔子了。福兮禍所伏啊，1953年，糧食統購統銷，怕馬餓死，你姑媽買了三升蠶豆餵馬，壞人還說是破壞統購統銷。55年合作化，我索性什麼也不要，就到紡織廠當紡線工了，我七歲就幫你曾祖母紡線。入股，我沒有股，我伸伸手說，我就一雙手，十個指頭。你們將來讀書，要當醫生，我家祖祖輩輩都是治病救人的，到我斷了，對不起祖宗啊，也對不起你爸爸，不讓他讀書。窮字壓着，喘不過氣來，沒有辦法。” 土改打手鄧XX，斗過我爸爸、我五公公，還扎過我一個姑姑麻線。後來我一個堂妹與鄧的兒子相愛，家人反對無效，我嬸告訴全家族，她對不起大家，養了這麼個女兒，她不認這個女兒！ 小學校長段紹井 霜 天 1957年我讀小學二年級，學校突如其來地動員大家搞大鳴大放，唐老師被打成右派分子。唐文質彬彬，高個兒，很清瘦，即使多次上台挨斗，也難掩他那文靜閒雅的氣質。唐老師的反動言論有：說統購統銷搞糟了，說我們學校那位從抗美援朝戰場歸來的威風凜凜的校長段紹井不學無術，諸如此類。段校長曾是我父親的學生，身材魁梧，走路邁大步，成天虎着他那張馬臉，好像我們這些小學生全是被他俘虜的美國鬼子。他當初積極報名抗美援朝，凱旋歸來後榮任校長。 有一次公社組織全社小學生搞積肥，段校長親自出馬，帶着幾百名小學生到處找肥料。學生們背着比自己身體大幾倍的大背筐，漫山遍野找青草。山上的大小樹木砍光了，光禿禿的，倒是麥田裡的野草不少，伴着麥苗一起瘋長。大家爭先恐後地鑽進麥田裡扯草，青青的麥苗兒被踩壞不少。段校長走過來，看了看那些被踩倒的麥苗，吼道：“這是誰搞的破壞？嗯？給我站出來！”在他身邊扯草的幾十個小學生個個嚇得四處逃散。 合該我倒霉！我離他很近，偏偏我認為沒有逃跑的必要。“我今天非把你這破壞分子揪出來不可！”段校長厲聲說着，一把揪住我，像老鷹抓小雞似的，輕飄飄地把我提起來，穩穩噹噹地按在被踩壞的麥苗旁邊。“站好，不准動！”段校長要對我這個現行破壞分子進行現場批鬥。他說：“惡霸地主周子張壞透了，他的兒子也不是個好東西！”原來他知道我是周子張的兒子。我嚇得全身發抖，從那以後，每見這位大校長我就不由自主地渾身發抖。 學校開始推行普通話教學，先對老師進行短期培訓，很快老師就能用流利的普通話教學了。一天晚上，我父親叫我背誦新學的課文《鑿壁偷光》。背到“在牆上鑿了個洞”，我父親吼道：“什麼個洞？重背！”“在牆上鑿(zao)了個洞。”“把書給我！”我父親更生氣了。“這個字讀什麼？鑿(co)了個洞嘛！你怎麼亂讀？”說着對我一頓毒打。我解釋說，老師就是這樣教的。他不相信我的語文老師劉老師會這樣“亂教”，連劉老師這樣難得的好教師也亂認字，這個書還有什麼讀頭啊！我說我們老師教的是普通話，你說的是四川話，可是父親卻武斷地說，普通話也不該把字完全讀走音！一定是劉老師在亂讀字！我父親自稱他的學識遠在我的老師之上，我也真的懷疑是不是劉老師教錯了。 次日上學，我向劉老師講述了我的委屈和懷疑，討教這個字究竟該怎麼讀才算對。劉老師看着我手上臉上滿是傷痕，就說，我會找周先生講道理的。 過了兩天，學校召開家長會，段校長特意通知我父親與會。父親高高興興來校參加家長會，他很有幾分得意，不僅因為他的兒子在學校成績優異，更因為段校長還曾經是他的學生。 學校的格局還是他當年任校長時的情形，還是那座破廟改的小學校，還是當年他曾經敲擊過的那口大古鐘。見了段校長，他很想主動上前與他打招呼，但轉念一想，若校長主動來招呼自己，豈不更有面子？見了劉老師，父親趕快上前招呼她，他想在會前與她交換一下教育犬子的意見。記得父親剛被釋放回家時，劉老師曾主動約見過他，與他交換意見，稱他周先生。不料今天劉老師對他很是冷淡，看見他竟轉身走開了。更讓他始料未及的是，會議一開始，段校長就把他“請”上主席台。他以為是他的這位學生尊重他，請他首先發言，不料聽到的卻是喝斥他要“老實交代”！ 段校長批鬥我父親的理由是他“反對普通話教學”，還批鬥他“暴力教育”，過去曾經打過這位校長的屁股，現在在家還打兒女。那天我父親回到家裡很沮喪，皺着眉頭埋怨我不爭氣，卻沒敢再動手打我。 初小升高小的考試中，段校長親自監考我所在的考室。我做考題簡直不費吹灰之力，不到半小時就做完了，呆坐在教室里，等過了半小時，我便把試卷交給校長。 我的考試成績無話可說，段校長卻出人意料地不錄取我。劉老師據理力爭，堅決不同意將自己認為“有遠大前程”的一個學生無緣無故地逐出校門。她向校長陳說一大堆我的好話，成績優異，品行端正，心性良善，等等，並毫無顧忌地哭求這位大校長不要開除我。“這個地主崽子搞破壞，踩壞麥苗，暑假裡還用石頭打壞學校的黑板！”校長說出了我的罪狀。“他是無辜的，他一定是被冤枉的，他不會幹那些壞事。”劉老師為我辯解。 劉老師是我的班主任，要開除我，形式上須經她簽字同意。在這所小學裡，我的名字幾乎無人不知，老師們聽說要開除我，沒有人不感到意外。一些好心的老師幫着劉老師勸說校長，請他不要開除我。段校長終於手下留情，不再堅持開除我。 發榜的日子，我喜滋滋來到學校，跑到紅榜前一看，傻眼了，從頭到尾，竟然不見我的名字！我急得直冒冷汗，心狂跳不止。最後，我在那張榜的末尾發現了“備取生”三字，我的名字在那裡。我的眼淚嘩嘩流淌！ 不知什麼時候，劉老師來到我的身旁，輕聲喚我，要我去她的寢室，她有話要對我說。我把滿腔的憤怒一下子全發泄到她身上：“我是備取生？為什麼？這是為什麼？！”我那狂怒的樣子一定讓老師很害怕，也很為難。她怔怔地瞧着我，一時不知說什麼好。我流着眼淚，轉過身，頭也不回地走掉了。後來才知道，我的備取生資格來得多麼不易！ 文革期間，段校長被斗得狼狽不堪，每次批鬥會都演變成武鬥，老師們不僅用腳尖拳頭打他，還用板凳、磚頭砸他。每當被打得頭破血流的時候，他就啞着嗓子高喊：“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他的口號聲越高，別人打得越狠；別人打得越狠，他越聲嘶力竭喊口號。 文革後期，他到我家附近的朝陽庵村小當教師。他的妻子已經辭世，他與鄉醫院的一位醫生爭奪我們村的一個年輕寡婦。醫生稍微年輕，人緣好，眼看就要占上風，可是段氏老奸巨猾，又占地利（村小離那女子家近）。有一天，天欲雨，他請那女子吃晚飯。飯後，雨越下越大，“我不留客天留客”，當晚他用暴力占有了那位女子。次日，他宴請全村的幹部，主動向他們“交代”自己一時糊塗所犯下的“嚴重錯誤”。這一招很絕，等於是向眾人宣告了女人的歸屬，斷了那女人的退路。生米已成熟飯，加上村幹部們撮合，那女子和她的家人不得不同意了這門婚事，只有小姨妹還是堅持一家人原來的意見，希望姐姐嫁給醫生。她當着眾人的面，大罵這位未來的姐夫是無恥的流氓。“小姨妹啊，你可別亂罵人哦！從今以後咱們可是親戚了啊！你罵我流氓，我怎麼流氓的呀？你沒有證據吧？我對你從來都是規規矩矩的吧？你說我怎麼流氓的呀？”他又幽默，又調侃，把個小姨妹說得啞口無言。 ———————————————————————————— 外婆83歲了，給我說過許多她小時候的事。外婆幼年，母親早逝，父親有一年病了，交不起租，地主要外婆的父親把年僅13歲的外婆交給地主做填房，地主老頭都57了。外婆的父親不願意，但逼得急，就讓外婆跑了。一個13歲的女孩，黑燈瞎火孤身一人跑到縣城，又跑到武漢，討飯，孤苦無依，很多次跟狗搶吃的。兩年後，共產黨的隊伍來了，看她可憐，收留她在衛生院洗繃帶。21歲時，和外公帶工作隊回家鄉。爹早死了，死的時候很慘，餓死的，鄉鄰幫着埋了。外婆小腿上有一大塊凹下去的地方，是狗咬的，潰爛到看見骨頭，流膿長蛆，她自己狠心用竹籤子把爛肉摳出來，在橋下面躺了三天，沒水喝沒吃的，眼看死掉，一個洗衣服的寡婦發現了，背到教堂，洋人給救了。講到這裡，外婆83歲的老人哭得像孩子。 童年記憶 潘石屹 我出生在甘肅天水。解放前，天水有一所國民黨的騎兵學校，養了許多軍馬。據說馬得病死了後，就把它們扔到我們村子對面的山溝里。馬的屍體吸引了許多狼，方圓幾百里的狼都匯集到我們村子附近。自從有了騎兵學校，村子附近的狼成倍增長。 爺爺年輕時一直跟隨于右任先生搞革命，家裡珍藏着於先生寫的一個條幅，父親記得條幅內容是“自由而有根是生長極快之樹木”。奶奶是外地人，解放後隨爺爺回老家天水。據父親說，爺爺常告訴他，當農民太輕鬆了，太好了，比打仗輕鬆多了，也沒有任何危險。爺爺在我們村子對面的山上開一塊荒地種土豆，這塊地到現在還叫狼窩裡，地邊上有一狼窩，裡面有許多狼。我父親說，他小時候跟我爺爺在地里刨土豆，地邊上的狼在跑來跑去，互不侵犯，相安無事。 我們村對面半山坡上有個小村子，叫河溝里，住着幾戶人。有一戶人家的媳婦是從階州（隴南）娶來的，講話和我們當地人不一樣，大家都叫她階州媳婦。她有一個女兒，女兒很小時，她帶着女兒在地里幹活兒，狼來把女兒叼走了。階州媳婦看見女兒被狼叼走，一直追狼，狼叼着女兒跳下幾丈高的懸崖，階州媳婦也跳下去，跳到了狼的身上，狼丟下她女兒跑了。多少年以後，我回老家，很關心這個小女孩的下落，村裡的人說，小女孩長大成人了，已經出嫁了，嫁給了鎮上一戶富裕人家，現在日子過得很好。 我七八歲的時候，家裡養了一頭豬。餵豬的事情基本上全是我干，從小就盼望着豬長大，殺豬過年，這是小孩兒最高興的事情。天天餵豬是一件很累的事，似乎和這頭豬沒有多少的感情。一天晚上，一隻狼跑進我家的豬圈，豬大叫，我爸爸衝進豬圈趕走了狼。豬的嘴被狼咬掉一塊肉，豬嚇得全身直打哆嗦，緊緊地靠着牆。我拿着煤油燈給爸爸照亮，看豬的傷口。這件事後，我好像和這頭豬有了很深很深的感情，在和狼的戰鬥中，我們和豬是一條戰線的。過年了，這頭豬被殺了，讓我們家過了一個高高興興的年。煮好的豬頭上缺了一塊兒肉，媽媽說這是那天晚上被狼咬掉的地方。 又過一年，我們村子裡突然出現了一條反標。大隊書記把所有識字的人全都召集起來，要破案，晝夜不能回家。關了許多天，也不在地里幹活兒了，反標案也沒有結果。最後，大隊書記決定用投票表決的方式來決定誰是寫反標的反革命分子。一天深夜，爸爸突然跑回家跟媽媽說，投票結果是他的票最多，可能要出事了。他告訴我媽媽，第一反標不是他寫的，無論到什麼時候都要給他伸冤；第二，一定要帶着兩個孩子活下去。在睡夢中我被爸爸媽媽叫醒，爸爸又簡單地跟我說了一下事情的經過，說他有可能成為反革命，我是一個男孩兒，一定要像男子漢一樣，幫助媽媽和妹妹一起活下去，無論任何時候都要活下去。他反覆強調反標不是他寫的，要為他伸冤。當天晚上我感到了恐怖，比那天晚上狼鑽進了我們家的豬圈更恐怖。也是從那天晚上起，我發現我長大了，我身上有許多的責任，要保護我的媽媽和妹妹。最後反標案破了，是我的一位老師寫的。接下來的日子，這位老師被五花大綁遊行批鬥。他旁邊總有兩個持槍的民兵，我見到後很害怕，怕民兵用槍把這位老師打死在我面前。 爺爺五十年代就去世了，“地主婆”奶奶一個人在最艱難的時期，在最艱苦的地方，把父親、姑姑、叔叔們帶大，並讓他們都上了學。在我的印象中，每次去開批鬥會，奶奶總是穿好衣服，梳好頭髮，像現在去參加party一樣，平靜地去，平靜地回。她回來後，媽媽總是不讓我鬧，好讓奶奶安靜一會。但奶奶見到我，仍是一樣的慈祥，一樣的開心，像什麼也沒有發生一樣。 村裡的人講，奶奶有許多金條和銀元，不知道埋在什麼地方了。我去問奶奶，你是不是有許多金條和銀元，她告訴我：“那東西沒有用，奶奶也沒有埋。這世上還有比那東西更珍貴的東西，你長大就知道了。”我當時並不懂奶奶說的意思，但相信奶奶對我講的是真的，此後我一直在尋找比金條和銀元更珍貴的東西。一九九七年農曆乙亥年九月初二，已經患病不能講話的奶奶去世了。二叔給奶奶寫一幅輓聯，上聯是“既辛亥革命呱呱誕生於中州大地”，下聯是“何乙亥振興悄悄離開了千里隴原”，橫批是“天高地厚”。 那一年，我大約六歲多一點，我三爺（爺爺的三弟）被村裡的基幹民兵抓走了，去辦學習班，家裡人讓我去給爺爺送饃。到了大隊部門口，民兵班長用槍口對着我，質問我幹什麼，我嚇哭了，但不敢哭出聲來，看到爺爺坐在一間黑屋子的地上。爺爺很慈祥地說: “是我孫子給我送饃來了。”我被放進去，見到爺爺就大聲哭了出來。稍大一點，我問爸爸，為什麼要把爺爺抓起來，爸爸說，縣委書記提出要貫徹“以糧為綱”的政策，要把在地里生長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樹都砍掉，爺爺反對，就抓起來了。小時候地里的參天大樹從此再也不見了，但村里糧食並不見多，反倒一年比一年少了，逃荒要飯跑到陝西關中平原的人越來越多。 我上的小學叫耕讀小學，在一座廟裡，只有一位老師，姓李，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個寫反標的現行反革命，抓走判了三年刑。耕讀小學黃了，房間空了，只剩菩薩了。一天，一位姓吳的同學悄悄告訴我，他在菩薩面前撿了一個蘋果吃了，是有人獻給菩薩的。從那以後，我經常一個人偷偷去菩薩的屋子，看能不能撿點什麼吃的。我的運氣不好，每次都看到慈祥的菩薩面前什麼也沒有。 三爺在我上小學一年級時去世了，到今天我還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打電話問父親，父親說：“你三爺名叫潘爾廉，字礪齋，逝世於一九六八年。他是餓死的。他死後，我們去他屋裡，發現已經沒有一點糧食了。” 我們小學採用的語言是當地的土話，與天水市里講的話差距很大。鄉下的人很看不起天水城裡人講的話，覺得他們講話不誠實。我也發現，我們村里人講話的速度比天水市人講得慢，也沒有他們講話那樣輕，與普通話的差距就更大了。當地把普通話稱為“偏言”，只有來我們生產隊的住隊幹部才講偏言，大部分人聽不懂。我記得有一次開批鬥大會，住隊幹部用普通話講了一大堆，最後讓被批判的老太太做檢查，談對自己錯誤的認識，老太太說，你的“偏言子”我沒有聽懂，住隊幹部氣壞了。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家鄉大旱，糧食收得很少，村子裡許多人翻過秦嶺去陝西要飯。父親常說，我們家的人飯量小，所以不用去要飯。政府隔幾天發一次救濟糧，是從河南運來的紅薯干，用開水煮着吃，也可以磨成面做饃吃。我們從小吃慣了玉米麵，覺得紅薯面做的饃很難吃，吃了之後胃裡常冒酸水。但無論如何也要感謝河南人，這次大旱，河南人的紅薯不知救了多少甘肅人的命。父親很少與村子裡的人打交道，遇到領救濟糧的事，總是我去。有一次我去領糧，隊長不發給我，說是有政策，不能發給地主家。我回來跟父親說了原因，父親去與他們交涉，終於搞清楚了政策界限，是不發給地主分子家。奶奶是地主分子，但已經與我們分家了；我們家沒有地主分子，政策是容許我們繼續活下去的。領到紅薯干，回家的路上，我很高興，但我發現父親一直不高興。回到家，媽媽很高興地告訴我們說，中國的衛星上天了，還會唱《東方紅》，奇怪的是父親一直沒有高興起來。 我的六媽（六嬸）是死了第一個丈夫後改嫁六爸（六叔）的。六媽長得特別漂亮，特別喜歡孩子，但她的命不好，生了幾個孩子都病死了。每個孩子的死對六媽的打擊都很大，特別是一個和我同歲的兒子，名字叫克里。克里病死後，六媽哭得死去活來。六媽特別喜歡我，有一次，我去問六媽，劉少奇打倒了，他還有飯吃嗎？六媽說，孩子別擔心，毛主席是好人，不會讓劉少奇餓死的，至少一天能吃上一碗麵條。我小時候總在想，劉少奇比我們吃得好。在我的心目中，麵條可比紅薯干好吃多了。 小學畢業時，公社中學給我們學校的名額很少，照顧貧下中農 的孩子還不夠，我的家庭是“四類”家庭，更是排不上號。我哭着去找叔叔，他在公社的中學當老師。走後門成功了，我上了中學。 這所社辦中學叫東泉中學，公社叫東泉公社，現在改叫馬跑泉鄉。許多老師講普通話，我聽起來比較費勁。化學老師就講普通話，他說，物質世界是由分子構成的，分子是由原子構成的，原子是由原子核和核外電子構成的，還在黑板上畫了一個原子結構圖。世界是這樣的？我帶着疑惑去問叔叔。叔叔告訴我: “你現在最重要的不是了解世界是怎麼構成的，重要的是你身體不好，得過腎炎，中學畢業回生產隊已經參加不了重體力勞動，要抓緊中學的時間學習一兩門吃輕閒飯的手藝。現在我們村里沒有電，但是過幾年一定會有電，所以，你要學電工，會接電燈，會裝開關。還有，現在的社會政治運動多，牆上寫的標語口號多，你要學習寫仿宋體字和黑體字。”苦練過一陣寫標語口號，到現在仿宋字寫得還不錯，但是有了電腦，我的這點優勢也顯不出來了。 爸爸平反後，一輛解放牌卡車把全家的東西拉進城。癱瘓的媽媽沒有擔架，我和爸爸用床單臨時做了一個擔架。到了城裡，我們借住在爸爸的一位老同事家。汽車開不進胡同，我和爸爸用擔架抬着媽媽，一隻手還拖着丟了鞋的弟弟。城裡人都探出頭來看我們這跟難民似的一家人，卻沒有人來幫我們，我感到了城裡人與人存在的距離。從此我們全家開始了城市生活，那年我14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