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高考揭榜时，贴一篇朋友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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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在北京跟一位长者聊天，她对我感叹道，1990年之后工业化对中国生态环境的摧毁远胜于之前所有年数加起来的总和。这位长者因为工作关系和个人喜好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包括老深老暗的矿井坑道。所以我相信她说的跟现实不会相差太远。

对生态环境的焦虑让我想到当代中国乡村的人文环境。我想，说“前所未有的空”并不夸张。时间上跟上述长者推断的生态环境的大毁坏大致同步。

我指的不是当今广受注目的成批成批的青壮年离开乡村进城寻找新生活而带来的乡村人才和劳力的流失。那是所谓的“出”。我这里说的是“入”。在我看来，“入”比“出”更重要。只有好的“入”才能有高质量的“出”，才能保证这些“出”良性回流。

中国自春秋战国之际就开始了城市化进程，也建立了诸多蜚声中外的名城大市.但因为儒道互补的特质，中国古代进城的文化人并没有真正或完全脱离乡村。他们这边厢在城里做官（为儒），那边厢在故土广置房产大兴宅园。官场失意或年老退职之时，便毫不犹豫地归隐故里（为道）。于是，宅园和文人士大夫一起为中国古代乡村铺展了一幅优美醇厚的人文环境图。不但没有造成乡村人文的流失，反而吸引了更多的文人学士来到乡野（就算带不来外人，最不济他们自己的子孙也是越来越多）。即我上面所说的‘入’。

这种‘入’使得中国古代乡村与城市的文化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举例说教育吧，一些失意文人、屡考不中的秀才、举人在乡村开馆教书。这些人的教学水平与当时的城市私塾不差上下。乡下弟子到省城、京城参加科考照样能够金榜题名谋取官位（若以今日的小人之心猜度，那时的乡下弟子们仰靠那些在外做官的老乡们也是有后门可走的）。于此，乡村的人文‘良性’循环。

这种循环自1920年代中期开始断带，以至于1936年梁漱溟就发出中国乡村已经崩溃的呼吁。但不知那篇著名的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否可以拿来做Reference。

老梁所说的“崩溃”大致延续到1940年代末期至1950年代早期的土改。或许领袖意识到这些个运动给乡村的人文环境带来的严重破坏？接下来干脆顺势发起了一场名正言顺的文化大革命。加上之前的反右。1960年代开始，中国的乡村涌进一批一批的文化人。

这些文化人的“入”给刚刚被飓风刮过的乡村带来一丝春意。于是，中国乡村的人文环境得以苟延残揣30年。只不过，一切的一切早已是昨日黄花。因为这些文化人的“入”是被迫的，一旦时机到来，他们立即毫不犹豫地“出”了。

说起来，我的某些初中老师，我父母的某些同事，我父母，我的兄弟姐妹还有诸多的下乡知识青年都是这黄花丛中的当事人或见证人。这些渺小的文化人在当时物质和非物质双重贫瘠的乡村挑起大梁，构成其时中国乡村别具特色的人文环境图。这些人一方面有些“原生”的缺陷，比如历史反革命、比如走资派、比如右派、比如黑五类等等等，一方面得到乡民乃至他们领导人的尊敬和信任。因为这些人的知识水准高于当地人，也不比当时城里的文化人差。

比如我父亲，从医多年，看病的准确度完全不逊于那些省城或北京上海来的大医院医疗队医生，甚至还要高明（因为有乡村从医经验）。我父母同事里的大部分最起码也是老牌的医校护校毕业生。当然乡村医院的医疗器械住房等设备毕竟比不上城市，这是硬件。

比如我的初中老师，教我数理化的三位老师均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文革前最后一届大学生。他们的教学水平跟我后来上的那所著名的省重点高中里老师的水平完全有一比。不同的是我坐的课桌椅比城里的那些要差好几档。

我家所在的乡村非富裕之地，甚至说很有些穷。几年前在北京一家书店看到一本书，名字叫“中国100个桃花源地”。其中之一的桃花源正是我家从前的所在地。我感觉这个书名很有些标题党，还是买了一本。兄妹几个传来传去，传到父亲手里时，他老人家迅速挑出描述我们那地方诗句的好几个错别字。这书至今不知传到谁人之手，以至于我也忘了我们那到底属于第多少个桃花源。但没有忘记桃花源这个雅称。其实是佐证了我们所处地段的闭塞。“穷乡僻壤”是个更为恰当的描述。所以我推测那个时期中国其它乡村的人文环境应该不比我们那块差多少。

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批文化人从乡里“出”了，随即各大重点中学恢复考试。我以很优秀的考分很轻松地考上一所城里著名的省重点中学（这个也从侧面反映了我那时所在的农村中学水准并不低），可我一点儿也不喜欢那所高中，很有些想回到从前的农村初中。但记得回家的第一次，见到我从前的数学老师，她第一句话是，好了，你家好了，你姐姐飞了，你也飞了。你们都会越飞越远。那是我第一次从一位老师口里读到伤感。也打消了自己回流的念头。数学老师是位女性，她的父亲原是上海华东师大教授，文革时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想必是这个原因，她被分配到我们这个穷乡僻壤。她也是我们的班主任，平时上课非常严肃。虽然知道妈妈跟她是老乡，我的成绩又是班上顶尖，很得她的宠，我从来也未料到她会跟我这个13岁不到的小孩子说这样话。我猜她当时一定非常非常想离开又没有办法。

几年后，我在南京读硕士时，竟在新街口碰到数学老师。看得出她也是喜出望外。她告诉我她已经调到离南京不远的一座小城。我不知是悲是喜，竟没有跟她坐下多聊会儿。也或许我还是读出了一些伤感而未敢深究？后来，我听说是由她哥哥出马找关系将她调到某所中专，但终究不能直接回上海。再后来，我听到很多从前的叔叔阿姨老师同学朋友相继离开我们曾经日日走过的松林小河。再后来，有一天，我的父母也离开了。有时我觉得我父母离开的那一年或许可以算个标志。连他们那样的都“出”了，估计都“出”得差不多了。

20多年过去，我再也没有回过从前摸鱼抓虾捉乌龟的地方。就是回了，鱼虾乌龟什么的都沾不上边了。因为老家来的人告诉说，河水几乎全干了，乌龟灭迹了。那里医院的医生和学校老师的文化水准远不如从前我们在的时候了。还能说什么呢？你只能叹息：前所未有的空，永远的痛。

如果把我也算作这黄花丛中的见证人，我想，我看到的不是花开而是花落。如果再来说崩溃，是彻底崩了，彻底溃了。

前些日，一位在同济大学作教授的老朋友来访，谈到如今中国高考分数线地区间的不公平。我问她，农村的孩子呢？她说, 这几年，在我们同济或至少我们系，几乎不怎么见到农村的孩子了。

是啊，如此衰败的人文环境，乡里的孩子哪里考得上名牌大学呢？

30年前是可以的。也许1990是中国乡村风光的一道线。确切说一道痕。

(不是要挑起一场辩论或者将某种观念强加于人，也不是要指责谁，指责是指责不起的。唯一声叹息，并为当今农人的子弟鸣一声不平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