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一些书后，难免困惑于读书的作用所在，特别是中国古代的典籍对今人的作用究竟何在，一时很难以只言片语说个明白。现在人读书多讲究“经世致用”——《辞源》中对“经世”的解释是“治理世事”，而“致用”则为“尽其所用”。“经世”的抱负在今天恐怕已经荡然无存，惟有“致用”成了人们读书做学问的动力源泉，然而其背后所隐含的却时常是对于“名利”的追求。

“经世致用”被后人认为是儒家传统的思想，与其“入世”的哲学思想相吻合，在明清时期，被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推向了一个高潮。鸦片战争后，对于古典传统文化的质疑愈发强烈，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试图弥补传统文化在西方坚船利炮面前的不足。由于中国在近代所承受的屈辱之巨大，此种“经世致用”的思想更容易被后人所接受。

然而后世所理解的“经世致用”却未必完全符合孔子的本意。我本人不完全赞同斯坦福大学教授Lewis在《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中提到的：儒学中蕴含着一种“避世”学说，儒者以为官为耻的观点，但说儒学是一种“入世”哲学也未必完全正确，虽然孔子本人是一直在寻找施展自己抱负的机会。

《論語·公冶长》中，其一－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其二－子曰：“寗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論語·泰伯》中，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

从这几段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所倡导“入世”与“出世”的概念是建立在“邦有道”与“邦无道”的前提之上。在政治上，孔子一生都在追求明君以施展自己的才能与抱负。在他的晚年辗转于各国以寻求施展自己远大抱负的机会，然而在“邦无道”之时，他选择是“去之”以寻求新的希望，“愚”和“隐”恐怕只是他的一种追求和晚年的慰籍。

由此可见“经世致用”的观念是后人移植于儒学中的，借用儒学的权威性而加入适应时代的观念。对于古代典籍的阅读先要建立起一种观念，即多数典籍都是有一个随时代演变的过程，包括《論語》在内的，流传至今的许多典籍与其原始的版本都有着很大程度的不同，后世的理解与转述使得我们很难窥探这些典籍最原始的面貌。例如：老子的《道德经》分为《道经》与《德经》，由于考古的发现，我们知道应该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应称为《德道经》才更符合老子的本意。

关于学习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如何“经世致用”，朱熹的理解是“修身，齐家，平天下”，其“入世”的观点愈加的明显。结合孔子的本意，我个人则更加赞同“邦有道”则为“平天下”的“入世”观点，以及“邦无道”则“隐于市“以“自修”的“出世”观点。但是结合西方的理念来讲，“待邦有道”以及“愚隐”又是一种消极逃避的态度，无道之时为何无有创造有道之邦的气概？中国文化中缺乏一种自主独立的精神，多有一种待圣人出现救万民于水火的渴望，对于自救与民主的重视程度远不及西方。如果又以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观之，我们究竟是遵循了自然，还是违背了自然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