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讀畢了《胡適還是魯迅》和《談陳寅恪》兩本書，頗有些感觸，很想寫下來，也當是一份記錄吧。對於魯迅先生，作為我這個年紀出身的人恐怕並不陌生。在初中與高中之時，“先生”的文章不少都是要背誦的，並且理解也只有一種，那就是教書的老師所說的那種。那時倒也沒有太多的思考，只要拿到高分的卷子回家向父母匯報，也就萬事大吉了。記得錢理群先生來過附中談魯迅，那時懷着對“先生”的敬仰，說什麼也要去聽的。至於錢老當時說了些什麼，現在已經不大記得了。甚至在高考後，“先生”的名字也不大聽人提起，更沒有什麼情趣坐下來細讀“先生”的文章。再與“先生”相遇，人已在大洋彼岸度過了第三個年頭，對“先生”的模樣與認識也漸漸模糊，只是依稀記得，“先生”是個時刻也不放棄鬥爭的人。至於“鬥爭”，恐怕也與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毫無關係了吧。

留洋三年有餘，人生觀和世界觀不能說不發生了一些改變，對於過去很多理所當然認為的事物也有了新的看法。就拿“先生”來說，從過去的敬仰到愛屋及烏的憎惡，再到現在一個不敢妄下評論的境地。很多時候，對於事物的愛恨都是有波折的，就好比現在年輕人談戀愛一般，牽牽小手，碰碰小嘴，好了沒多久又要橫眉豎目地相爭相氣，到最後又恢復於平靜，該合的合，該散的散，相互親昵亦或是老死不相往來。對於“先生”的感情，或許不像戀愛般如此波瀾起伏，但在這種變化中，可以察覺到，像我這樣的青年的一個成長過程，也很可能成為我們這一代人去重新認識這個世界必須走過的一條路。其間的痛苦與心酸，幸福與愉悅，是每個人都會切實感受到的。人都有一種“求實”、“求真”的渴望，所以在盛世鐵幕之下，才會有那麼多人去追捧真相。但是有些時候，人們的態度用錯了，以一個追星族的思維與觀念去追求“真相”，甚至是“真知”，那麼這些“真相”與“真知”也僅能成為茶餘飯後的談資罷了。就好比舊社會，人們一擁而簇地擠在茶館談什麼“自由主義”，談什麼“共產主義”，幾個新鮮的名詞一擺，引得無數羨艷地目光聚焦到你的周圍。偶爾也有所謂標新立異之輩爭得面紅耳赤，更有甚者也會大打出手，到最後卻又都趨於平靜——張三，李四，王二麻子，一鬨而散般地回家，該打麻將的去打麻將，該生娃的上床生娃去了。幾十年後，生出來的那些娃們也都跑出來，混到茶館裡去了。

所以，一個人為人處事多少要講究點治學精神：一是要存疑，二是要寬忍。這兩點胡適先生早在八、九十年前就提過，只不過他講的是“自由主義”，到了我這個書呆子身上就變成治學精神了。所謂“存疑”，模仿錢穆公的口吻來說，就是：“對於一切過往的事物認知，包括歷史、文化、人物事跡、學說等，都可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遺漏，甚至是錯誤。要本着‘再認識’，‘再考據’的心態與魄力去研究過往之事物。”而對於“寬忍”，有些文不對題地拿“我不贊成你的話，但我拼死命擁護你說你的話的自由”一句來說明，恐怕已經足夠。這也是梁實秋先生晚年對於罵過他的魯迅先生所具有的態度。這裡就有一個存疑加考據的例子：在《關於魯迅》一文中，梁實秋先生引用上面的話，他說這是伏爾泰說的，現在看來有些疏漏，因為這句話也有可能是寫伏爾泰的傳記作家伊夫林·霍爾總結伏爾泰語時所寫的話（詳見The Friends of Voltaire P199）。所以很多時候，歷史留給我們“是是而非”的真相，並無法用我們“非黑即白”的習慣思維去理解。

最後再談談治學精神在陳寅恪先生那裡的表述。陳先生治學之嚴謹，考據之認真已無須多言，但陳先生所秉承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確與胡適先生所提倡的自由主義不謀而合。這也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所最最或缺的東西。如今的青年則更應該將這些治學的精神力行於身，在紛亂錯雜的社會裡生存，也不至於迷失了方向。文章收尾就此，有些倉促，偶得之情不再，就此作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