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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诩的专制者!一党专制的绝杀者! |
| @绝密档案馆:【蒋经国】: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最后一位。我会以专制來結束专制。 今后,只有国家、民族和三民主义的万岁,沒有个人的万岁。 政府在哪裡?法統就在哪裡。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只有永远的人民。侵犯一個人的言论自由,就是侵犯所有人的言论自由。使用权力容易,难在什么時候不用它! 25年前的今天,中国的一部分翻开了全新的篇章 党禁报禁在台湾解除 台湾开放党禁报禁历程 伟人不是毫无私欲、毫无缺点的完人,不是影响巨大、粉丝众多的强人,不是一人雄起、万众雌伏的独夫。真正的伟人,必有定国、安民之业,有泽被后世之功。今年是蒋经国逝世20周年,在蒋经国离世一二十几年之后,他却成了海峡两岸为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历史伟人”。马英九在蒋经国逝世十五周年的时候写过一篇追思文章,文中说:“15年来,在‘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调中,蒋经国始终高居第一。”蒋经国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敢想敢做,有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更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能力。蒋经国则是台湾党权世袭的终结者,是台湾民主政治的奠基人。 台湾党权世袭、一党专制建立 1938年1月,国民党复兴社头目康泽、刘健群二人公然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三一主义”,1938年2月,《扫荡报》发表了“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三一社论”,为党权世袭鸣锣开道、摇旗呐喊。这就是以后台湾地区实施“党国一体”、“一党独政”的党权世袭政治体制的理论基础。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回归中国,1949年5月颁布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颁布戒严令标志着台湾地区“党国一体”、“一党专制”的党权世袭政治体制的开始。随后,当局颁布“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国家总动员法”等涉及党禁、报禁的一系列法规、条令,实行军事戒严和高度集权相结合的专制独裁统治。首先,封闭全省,限制出入境,实行非常时期的军事管制;其次,严禁党外人士组党,如有发现立即取缔;第三,严禁各类政治活动。戒严期间禁止非法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罢市、罢业等有组织的活动,并对广播、新闻、出版等实行严格的管制和检查制度。“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下的戒严状态将宪法中的民主内容冻结起来,实行了彻底的一党独政的党权世袭政治体制,一直持续到1987年。台湾《自由时报》将“戒严”与“动员戡乱”比作党权世袭的“两尊门神”,在大半个世纪的冷战时代里,一左一右地,紧紧看管着任何颠覆国民党统治的可能。 蒋经国:埋葬台湾一党专制、党权世袭的伟人 1984年,74岁高龄的蒋经国再度当选连任“总统”。蒋经国在古稀之年,竟勇敢地走上了众人都没想到的一条新路,在他身上有许多优良品质,但最重要的是他有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9月,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戒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此言一出,令岛内民运人士迫不及待地于9月28日集会,民主进步党(即民进党)成立。反对党公然成立这还了得?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未批,他淡淡地说道:“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0月7日,蒋经国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Graham女士时,告知台湾“将解除戒严、开放组党”。 10月10日,蒋经国在“双十节”发表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侨负责的讲话后,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 马英九在听到蒋经国亲口说要开放党禁、报禁时,当即被一股“我们正在创造历史”的电流击中,但国民党要人则纷纷质疑,“国策顾问”沈昌焕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却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声音不大,语气轻微,但这一句话,分明如同万钧雷霆,振聋发聩。 (来源:《蒋经国晚年》,安徽人民出版社) 。 这些只是为台湾结束党权世袭、一党专制提供了法律、理论基础,蒋经国实施的军队非党化、取消学生三民主义的政治考试、剥离政府部门的专职党职人员等措施则是结束党权世袭、一党专制的实际行动。1986年9月28日, “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成立,结束了国民党长期“一党专制”的局面。 1988年1月13日,因心脏病逝世。而他所开创的历史性变革以巨大的惯性继续向前。 1991年4月,台湾“国民大会临时会”召开,制订“宪法增修条文”,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1992年5月,“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被废止。 1994年,台湾“省长”直选,让台湾人民每人一票选举“省长”。 1996年,台湾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总统”民选。 2008年6月,台湾扫除党禁最后一道障碍,台湾废除共产党党禁,台湾的民众,即日起,可以公开筹组以支持共产主义为目的的政党(但中共始终没有在台湾建立组织)。 马英九在《怀念蒋经国先生》一文中对蒋经国的评价也许最为平正:“我们可以说经国先生是一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一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一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肆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 (来源于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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