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大陸生活有一個明顯的好處，就是隨時可以分清理論和現實。有些權利，在理論上擁有，在現實生活中就沒了； 有些收入在理論上增加了，一進菜市場就發現買不起肉了；有些人在理論上站起來了，實際上還在那裡跪着。
當代中國是一個光怪陸離的所在，幾乎每天都會發生一些悲慘的事、荒唐的事和令人哭笑不得的事。那些數不清的礦難，那些結石嬰兒，那些校車事故、動車事 故，食品安全事故，那一樁樁強拆血拆，那一樁樁貪腐案件，那些因為躲貓貓、喝開水而慘死在監獄裡的囚犯，以及那些風起雲湧的群體性事件，我們可以確定，在 未來幾年之內，這些事情不僅不會絕跡，相反他們會以更激烈的面目出現在我們面前。而這些事件大多指向一個原因，那就是沒有邊界沒有規則，也不受約束的政府 權力。
這些年，我經常來香港，每次來我都會買一些時事政治雜誌，重點是看那些時事政治觀察家對大陸未來的預測和分析。在我看來，這些預測和分析都忽略了一點，就是中國大陸居民長期所受的教育形成的人格。
這些人格不僅影響了中國的今天，也必然會影響中國的未來。這些人格中的第一種我稱之為“麻木人格”。民眾被剝奪了大多數的權利和自由，僅剩的一點點也 常認為是政府恩賜的，因為是恩賜的，所以被剝奪被侵害都屬正常。在強大的暴力之下，民眾不能反抗，也不敢反抗，於是就心甘情願地接受底下的身份，貧窮的生 活，以及悲慘的命運。久而久之，很少人會去思考這種命運是否應該，是否公平，是否合理。
人要是被搶了，就餓了；被人打了，就忍着；自己的房屋被推倒，那就看着；老婆被捉去流產，那就哭着。人們低眉順眼地活着，不叫疼也不叫苦，閉着嘴躲貓貓，閉着嘴打醬油，閉着嘴做俯臥撐，連死都是閉着嘴死，這種種閉嘴都是因為一個前提：惹不起。
我們知道，如果你單獨面對的是一個流氓，你惹不起還能躲。但如果你面對的是一個流氓的制度，那麼你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唯一的選擇就是改變它。對 自己的麻木也往往是對他人的殘忍和刻薄，如果同情心可以量化，我們將悲哀地發現，大陸的同情心指數非常低。在著名的“小悅悅事件”中，兩歲的女孩慘死於道 路之中，十八位路人無一肯施予援手。其實這十八個人不僅只代表他們這十八個人，更代表一個龐大的群體，一個極度不善良的群體。他們可以怒斥身邊的乞丐，也 可以漠視遠方的受難者，甚至對於自己的親人的困難也極少給予同情。有人挨打他就在旁邊圍觀，有人哭訴不幸他就在旁邊冷冷地嘲諷，甚至在有人他要自殺的時 候，這種人首先想到的是，“哦，他在炒作，他要出名”。
我曾經為這種人畫過一幅畫像，沒人為他說話，他忍着，他看着，為他爭來權利了，他感謝命運，說“嘿，該是我的就是我的”，沒爭過來什麼，他就扮演先知，說“早知沒什麼用，你折騰什麼呀？”，為他說話的人被抓了，他就在一旁竊笑，說“活該，讓你折騰。”
我們知道，大作家喬治?奧威爾曾經寫過一本著名的反烏托邦小說叫《1984》。在《1984》中，男主角溫斯頓史密斯和女主角茱利亞曾經有過一段驚 心動魄的對話。他們從無所不在的監視網中脫身，幽會於草地上，等他們把該做的都做了之後，溫斯頓對茱利亞說，“你跟男人的上床次數越多，我就越愛你，你明 白嗎？”茱莉亞說，“完全明白”，溫斯頓接着說，“我痛恨善良痛恨純潔，痛恨他媽的一切美德，我希望每個人都腐敗透頂”，茱莉亞回答說：“我配得上你的 愛，因為我腐敗透頂。”我們可以把這個看做是中國大陸人格的晚期階段，到了這個階段，人們會對一切美好的事物表示懷疑，甚至痛恨。他們會對一切的善意言行 都不再相信，甚至表示極大地懷疑和仇恨。到了這個階段，他們就不再麻木，相反，變得極為憤怒， 而且還會極為暴戾，一點點小事都會引起他的萬丈怒火，然後不擇手段、不分對象地進行報復。而更為殘忍的是，他報復的對象往往是比他更弱小和不幸的群體。
我拿魯迅筆下的阿Q打過一個作比方，我說阿Q被村長打了，不敢還手於是就只能去打王胡，又打不過王胡，就只有去打小弟，小弟也打不過，就只能去打吳 媽，連吳媽也打不過，就只能去打幼兒園的孩子。其實這並非笑話和虛言，這些年中國大陸層出不窮的幼兒園的屠童案就是一個明證。
我講的第二種人格，可以稱之為“事實接受障礙”，因為長期的蒙蔽，必然會降低整個社會的學習能力和認知水平，人們不願意接受也接受不了那些明顯的事實，甚至不惜為謊言辯駁。在這個意義上，誠實不僅僅是一個道德問題，也是一個能力問題。
時至今日還有人在懷念文革，認為那是一個沒有腐敗，平等的年代。所以我們看到，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毛澤東紀念館，有各地的遊客排着隊絡繹不絕地排着隊去瞻 仰膜拜他的遺體。我們看到在中國大陸的公共汽車、出租車、私家車中，有不少司機會把毛澤東的照片像神像一樣掛在車前，祈求他的保佑與庇護。
在兩個月之前，在中國大陸的互聯網上，有過一場關於“大饑荒”的辯論。辯論的發起者是人民日報甘肅分社的社長林治波，他認為在中國1959年到 1962年的那場大饑荒壓根就沒發生過。而就是這個惡意的編造，這場辯論持續了大概半個多月，最保守的估計，有幾萬人參與了這場辯論。在這場辯論中，你可 以很驚訝於其中的觀點和分歧，有那麼多人就認為大饑荒從來就沒有發生過，只是一小撮壞人別有用心地編造；還有些人會認為饑荒確實發生過，但是是在極短的時 間和極小的範圍之內，絕不可能有那麼多人餓死。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他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質疑，有人會問，既然餓死了那麼多人，萬人坑在哪裡？有人會問， 這麼大的災難，為什麼從來沒見報紙和電視報道過，有人會問，既然中國曾餓死了那麼多人，那麼中國為什麼還要實行計劃生育，另外有一些人會問，既然餓死了那 麼多人，請問你家裡餓死了幾個，有人會實際證明，我的家鄉雖然也很貧窮，從來沒聽說過有人還被餓死的。這些質問的固然是很荒謬，但是最荒謬的還是最後一個 問題，有人問，既然他們沒飯吃，為什麼還不吃肉。
第三種人格可以稱之為“奴僕人格”。正如魯迅所言，在中國歷史上其實沒有那麼多時代，只有兩個時代，就是暫時坐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欲做奴隸而不得的時 代。古代的奴隸終於皇帝，忠於朝廷，而現在的奴隸大多認為自己不是奴隸，而是國家的主人。他們從小就被教育要忠於集體，忠於國家忠於黨，但是很少提到忠於 自己。這種人會把政府視作是至高無上的存在，任何批評政府的人為被他們視為天敵。他們往往會自認為是愛國者，一切事情都必須是跟愛國這兩個字發生關係才有 意義：他們學習是為了國家，他們工作是為了國家，他們鍛煉身體是為了國家，他們保護視力也是為了國家，甚至連衣食住行跟性愛也都是為了國家。為了所謂的國 家利益，其實他們所說的國家利益常常都是政府利益，黨派利益和少數人的利益，為了這所謂的國家利益，有許多人都隨時準備捐軀。
在最近發生的釣魚島事件或黃岩島事件的領土爭端中，你會發現有那麼多人會說“如果要去死的話，我願意去死”。其實事情還沒那麼嚴重，在正常的國家，民 主自由和人權鬥士不錯的詞，但在他們眼中，這些都是帝國主義的陰謀。這樣的奴僕人格，如果加上長期的仇恨教育，就會變得極為得乖張暴戾，成為所謂的“暴徒 人格”。
在這些暴徒看來，世界上大多數的媒體都是反華媒體，一切人權組織都是反華勢力，任何異議人士都是西奴、漢奸、賣國賊。一個中國女人如果嫁給了外國人， 那就是恥辱，相反，如果一個中國男人找了一個外國女人而如果是外國妓女那就是最好，他們就認為這是為國家報了仇。我不只一次聽這些愛國憤青們描述他們的理 想，說“發財之後必去日本，去了日本一定要找日本妓女。然後把國讎家恨、百年恥辱、滿腔怒火全部發泄到她們身上，直至精盡人亡”。
這些人會公開鼓吹戰爭，會經常叫囔中日之間必有一戰，中美之間必有一戰。其潛台詞不言而喻，就“是即使你不來打我，我也會要打你”。甚至有人會公開談 論用民航客機運送原子彈，然後運到日本引爆。你可以在谷歌上或者是內地用的搜索引擎百度上，輸入幾個字“原子彈炸東京”，看看會出來多少結果，同上述的話 語和表現中，你們很容易就聽到殘忍的意味。
在本質意義上，現在的這群愛國憤青跟半個世紀前的紅衛兵是一個團體，沒有本質的區別：他們同樣的盲目，也同樣的憤怒，有着殘忍的面孔和志向，而且極不 穩定。在任何一個正常的社會，這種傾向都應該被視為危險的事物，但是在中國大陸，政府長期縱容和玩弄他們的憤怒，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年，有幾個合法的反外游 行大都以這群人為主體，這其實就是在玩火，如果條件時機成熟，這團火焰足以摧毀一切。
第四種我稱之為“委屈人格”。對許多人而言，中國大陸的生活都是一種缺乏安全感的生活。在這裡，法律常常形同虛設，權力隨時都有可能越軌。在守法和違 法之間，幾乎沒有什麼界限。幾乎每家公司都在偷稅，幾乎每個人都有不檢點的言行。不查，個個都是孔繁森，一查，個個都是王寶森。這話其實不僅僅適用於官 員，也適用於平民。
以一家小店的慘澹經營當中，有許多部門和機構都會對它發生直接的作用，工商、稅務、消防、治安、衛生防疫，任何一種權利都有可能讓它關門，任何一次代 辦都有可能面臨滅頂之災。在這種不安全的驅使之下，人們大多沒有長期計劃，只着眼於眼前利益。在官場在商場在私人利益當中，出現了大量的唯利是圖、背信棄 義的行為。官員拼命地撈錢，商人不擇手段地牟利，一旦賺足了錢，他們就迫不及待地轉移財產，甚至是拼命地揮霍，感覺像是我老家的一句諺語，“被大火燒掉的 明天”。
這種不安全感還是本來躁動的人群更加躁動，我們在這中國內地坐飛機，常常會有這樣一種感覺。在飛機上，常常會看到這樣一個景象，飛機還沒有停穩，立即 就有人站起來打開行李箱，把自己的行李抓在手中。開車走在路上，只要前方有一個車身的空隙，就會有其他車輛不顧死活地擠到前面去。只要在排隊，就總是有人 走捷徑，鑽孔當，破壞規則。
這種不安全同時也加劇了人際關係的緊張，人們之間很少會有彼此信任、徹底敞開心懷的情況，按常常的情況是，互相戒備互相猜疑甚至是互相仇恨。“一人有難八方支援”，在很多時候都是個神話，更多的情況是，一人有難，眾人圍觀，甚至是一人有難，誰都不管。
以上種種人格其中有個人素質的原因，更多的還是制度的催化和教唆。在長期的奴性教育，黨性教育以及仇恨教育之下，人們失掉了本心，忘掉了本能，甚至忘 記了自己最最重要的屬性，人。我首先是個人，其次才是別的什麼；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我的社會擔當，這是最簡單的道理。但可悲的是，在中國大陸，有很 多人一直活到死都不明白。
有些人會把吃苦，不管因為什麼而吃苦，當成是一件催人高尚的事情。 在幾十年前，有一群城市青年被流放到農村，這中間有無數的災難，也有無數的痛苦，糟蹋了無數人的青春，甚至是毀了無數人的一生。但直到今天，還有無數人在 為他們所受的苦難辯護，在給那些吃苦的人辯護，認為自己吃苦吃得好，吃得應該。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過一本小說叫《被侮辱被損害的人》。在我們的生活 中，常常會見到這樣的景象，那些被侮辱被損害的人，為自己所受到的侮辱與損害做辯護，找理由，甚至他們會為自己所受到的損害而歡呼和鼓掌。在大陸前幾年流 行的一首歌，叫《忽而黑油》，講得就是知青生活，這首歌曾經傳唱一時，很多人都會唱。
在中國大陸，“犧牲”也常常被作為是一個非常高尚的詞。很少有人明白犧牲的本意其實並不那麼高尚，它的本意只是指在“祭祀中用的牲畜“。有許多歌曲、 許多文章、許多英雄事跡都是在號召人們犧牲。公廁木桶的漏水了，怎麼辦？把自己它撈起來；大隊的牛羊在風雪裡失散了，怎麼辦？犧牲自己，去把它們找回來。 時至今日還有人在鼓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不怕苦還可以勉強理解，但不怕死就十足荒謬。
我沒有找最近的圖片，這是一張過去的圖片，現在是和平年代呀，你號召別人不怕死是想幹什麼？他死了你有什麼好處？這些並非陳年往事，翻翻報紙就會明 白，荒謬的年代從未停止，它的遺毒也從未真正地肅清，那些反人性的口號和召喚也從來沒有離開我們的耳邊，它就在我們身邊。在這裡，我替大家像北京大學的孔 慶東教授學習。他在去年創造了一個”三媽“文體，所以，諸位不如效仿，如果有人號召你去吃苦，你就說”去你媽的“，如果有人號召你去犧牲，你就說“滾你媽 的”，如果有人你去大義滅親，你就把孔教授最後一句話說出來。
除了犧牲還有奉獻，幾十年代中國大陸政府幾乎沒有停止要求人們去奉獻。幾乎每一位貪官在落馬、東窗事發之前，都曾經大講特講奉獻，貪得越厲害，講得也 就越厲害。其實這本身就能說明問題。事實上，奉獻和掠奪往往是並生的，它們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你的奉獻，往往就是他的掠奪。一家公司，如果號召他的員工無 私奉獻，其潛台詞就是，你多吃點苦，多干點活，我少給你一點錢；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政府號，召它的人民去無私奉獻，其實無異於赤裸裸地公開掠奪。
有人會問，難道一個社會不需要奉獻精神嗎？我要說的是，一個社會固然需要那種甘於付出，見義勇為的行為， 但同時更需要的是自由平等的契約關係。這兩者有先後關係，即限定契約後談奉獻，無契約怎麼奉獻，無自由也不奉獻。
在報紙上、電視上，我們也常常會看到這樣的新聞，有人住上了早就該住上的救濟房，或者是領到了早就該領到的救濟金、撫恤金，於是就眼含熱淚說“感謝政 府”。我們沒有理由去批評說這些話的人，我們只應該去譴責那些坦然無愧去接受這些感謝的話的人。你的納稅人活得這樣艱難，你的納稅人活得連飯都吃不上，你 還有什麼臉接受他們的感謝？
現在我們知道，政府不是什麼偉大的光榮的永不犯錯的組織，他的權力應該是我們分給他的，他應該是我們選出來的。在某種意義上，他就相當於我們的保安員 或者清潔工，拿我們的錢，掃我們的地。如果一個清潔工把地掃得很乾淨，我們有必要像余秋雨老師那樣含着熱淚感謝他們嗎？那不是他們應該做的嗎？我不是要歧 視清潔工，但還是想說，如果有一個清潔工不好好幹活，去要求你感謝他，甚至要求你無條件地去愛他，你就應該這麼說，“我可以罵髒話嗎？”如果不行，那你就 應該這麼說，“什麼愛不愛的，先把地掃乾淨再說”。
關於政府，最好的論述來自托馬斯·潘恩，他說，在最好的情況下， 政府也不過是一種必要的餓，而在不好的情況下，它就是一種難以忍受的餓。我們知道政府所花的每一分錢，都是從我們的荷包里掏出來的，所以要時刻查他們的 賬。如果清潔工買一把掃把要花幾萬塊，那就應該說他是貪污，如果清潔工，給自己買了價值幾十萬的手錶，用你的錢，那就應該說他是腐敗，如果有清潔工， 為了掃地的事，天天大宴賓客，喝幾萬塊一瓶的茅台，抽幾百元的香煙，那其實我們每個納稅人都應該這樣去想，換做是你會不會更好？
明智的政府會承認自己有無能之處，所以很多工作都必須要依靠民間力量，而只有萬能的政府往往也就是無能的政府，它什麼都管，可什麼也管不好。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中國大陸在經濟上確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讓許多人都擺脫了貧困，如果非要說這是政府的功勞，那事實上，是政府什麼都不再管的功勞， 或者說是他放棄管制的功勞。三十年代的歷史證明，凡是放鬆管制的領域，都表現出勃勃的生機。比如說家電行業，放棄了對家電的管制之後，在幾年之內，中國的 家電行業就能跟世界其他品牌相抗衡，而且幾乎還取得了優勢。與此同時，凡是政府嚴管的領域，大多都一派死氣沉沉。
我們可以想一想，為什麼中國的電影這麼差勁？因為電影管制；為什麼中國的電視劇這麼難看？因為電視劇管制；為什麼當代中國少有文學上的傑作？因為文化管制，文化審查。我們還可以問，為什麼當代中國的足球，尤其是男足這麼臭？原因很簡單，因為有一個足協。
世界上的政府，如果我們用最簡單、粗暴的方法，大致可以分為兩種：要臉的和不要臉的。要臉的政府往往會聽取批評意見， 即使不情願，也會強迫自己做出謙虛的樣子；而不要臉的政府，往往會只喜歡歌功頌德，甚至有時候馬屁拍得不是地方，也不引起他的勃然大怒。在後一種政府的統 治之下，負面新聞往往都會被屏蔽、遮掩。
事實上，我覺得負面新聞本身就有問題，把那些壞事說出來，這本身就並不是壞事，把那些不良的習俗、行為，糟糕的結果報道出來，只會讓人們更加警惕更加小心，而不是爭相效仿。
經驗證明，人們從負面新聞中學得更多。看三十年新聞聯播也未必能學到什麼有用知識，而“小悅悅事件”，就可以明白父母的責任，和路人之所因為的。在這 里，我要說，真正的愛國者，不僅要愛國家的光榮，也要愛國家的困難，不僅要愛國家的繁盛與紅火，也要愛國家的創傷和疤痕，要愛那些苦難的日子、悲慘的日 子，以及苦難和悲慘的日子。
剛才提到的喬治?奧威爾，還曾經參加過1938年的西班牙戰爭。他在戰場上擔任狙擊手，有一天早上，他端着槍，在自己的陣營里，從敵方戰壕里走出一個 士兵，光着上身，兩手提着褲子小便，奧威爾本來可以一槍將他射殺，但他猶豫了很久還是放棄了。事後他說，“一個兩手提着褲子的人，怎麼可能是個法西斯分 子？你見到一個兩手提着褲子的人，你怎麼忍心摳着扳機？”這就是奧威爾很有名的反問，這也是我認為人類區別於動物的根本之處，高貴的同情心。
在這裡，我要對那些拆遷隊、截訪隊和城管隊員們說，我知道你們負有職責， 但是還是能偶爾想起奧威爾這個反問，我也知道你的上司對你也會有所要求，但是還是請你珍惜，珍惜那個良心偶然跳動的時刻。也許你的心中充滿了正義感，覺得 自己正在匡扶正義，保衛國家，但在此之上，還有更大的正義，那就是我們作為人類的良心。你要知道，跪在你面前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和你一樣，有良心、有知 覺、有父母妻兒，也有兄弟姐妹。你罵他，他就會怕你；你打他，他就會疼；你羞辱他，他就會嫉恨於你。你所做的不過就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沒必要要為自己 結下不共戴天的私仇。你可以履行職責，但不能把所有的仇恨抱在自己的懷中。
在江蘇揚州監獄曾經有過一處真實的慘劇。有一個獄卒無辜地毆打某一個犯人，犯人們覺得這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但這位犯人卻有着不一樣的性格，他偷偷對這個獄卒說，你平時管理我，教育我，我都可以當你是在工作，我都可以當你是為了國家，但現在你無緣無故地打我，這 就不是什麼工作，而是你和我之間的私事，我現在不敢還手，但是你記住，總有一天你會為此付出代價。大約兩三年之後，這個犯人出獄了， 又過了幾天，那個獄警的孩子，被吊死在這個監獄的門口。我也同樣痛恨這樣的暴戾，但是這樣來說，每位體制中人，為體制工作的人，都應該在其中吸取教訓。
如果仇恨是一把刀，請不要把它磨得太過鋒利，否則總有一天會倒轉過來刺傷自己。在權力不受約束的世界，在一個猛獸橫行的世界， 即使你權傾一時，也不會擁有絕對的長久的安全。今天你讓他躲貓貓，明天躲貓貓的就是你自己；今天你攔截上訪，明天被攔截的就是自己。現在我們知道，在那些 被攔截的上訪者中， 不僅有貧民，也有官員，也有警察， 也有法官還有很高級的官員，有的甚至是信訪局長本人。
有人問高僧，“如何是善之始？”答曰：“慈悲清涼。”又問“如何是慈悲清涼？”。答曰：如秋水長天。
在我想來，所謂的“善之始“，就是指的有尺有格的現代公民；而慈悲和清涼，指的就是我們的慈悲和良知。常常有人會問，良心多少錢一斤？良知有什麼用？ 我要說這些東西，真的沒什麼用，但它卻是我們人之為人的根本意義，也是我們區別於動物的根本之處。對他人的苦難抱有同情，在很多時候都會顯得不夠精明。
但越是狂熱的年代，就越顯出這些笨人的可貴。正是他們，人類社會才保住了起碼的尊嚴和體面。我們活在一個騰圖遮天的時代，政治很髒，經濟很髒，連文化都帶着腐爛的臭味。我們的心本應該如秋水長天，但長期放在灰塵之中，也會變得又黑又髒，而且還是極為脆弱。
在中國大陸，我們去郵寄易碎物品的時候，服務人員會在外面印一個紅色的紅杯子印記。而在這樣的時代，我希望每個人的心口，都有這樣一隻“紅杯子“，它 可以時時提醒我們：這是慈悲之心，也是清涼之心，他如此珍貴，卻有如此脆弱，應該時時拂拭，勿留塵埃，如秋水般清，如秋水般淨。
（本文根據慕容雪村在第23屆香港書展上的講座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