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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顾炎武周游全国， 反思明朝溃败崩溃的原因， 他发现北方社会散沙化现象。 处于散沙状态的北方对外族几乎没有任何抵抗能力，也许这是他写“郡县论”， 提出“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重要原因。 一 中国历史上， 秦制持续近两千年。 历朝建都之地为当时最繁华地带，现在都不那么繁荣。 北方社会结构散沙化远比南方严重。当然有人会归结于战乱。 不管如何， 世界各国京畿地区和邻近地区一般都越来越繁荣， 像中国古都地区这样的例子颇为少见， 值得我们仔细研究。 如果上述结论有些道理的话， 我们也许应该庆幸， 除朱元璋短暂定都南京， 没有一个大朝代在南方（特别是江南）扎根， 所以还在江南留下一片“乐土”。 秦制最成功的是把中国散沙化， 当个人被强力从各种“原生态”的社会组织剥夺出来， 成为国家直接管辖的“黔民”， 也就成为了“顺民”，行政权也因此能随心所欲，不必担心老百姓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起来反抗。 从某种意义上， 权力高度集中和社会被打成孤立碎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互为因果。老百姓越类似社会碎片， 国家集权程度就越高， 反过来， 国家集权程度越高， 就越要提防百姓建立横向联系， 建立社区， 建立大家族， 建立种种国家不易控制的团体。 中国是个有造反传统的国家。 但是和欧日封建社会比，一个最大不同点是， 中国造反者多为生存而战， 领袖多为野心而战。 欧日的造反多为维护自己权利不被剥夺而战。换句话， 中国老百姓早就丧失“捍权”的理念，大概也不太意识自己还有什么“权利”。 马克思意识到小农经济和帝制的关系。 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谈到为什么法国会选出拿破仑的侄子时写到 ”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 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 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 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 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 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 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 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 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 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送还他们。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人来冒充这个人，只是因为他-根据拿破仑法典规定-“不许寻究父方” 取名为拿破仑。 经过20年的流浪生活和许多荒唐冒险行径之后， 预言终于实现了， 这个人成了法国人的皇帝。 侄子的固定观念实现了， 因为这个观念是和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固定观念一致的“。 二 秦制最失败的也是把中国散沙化。 既然文职官僚能轻而易举管理数万乃至数十万蚁民， 起来造反的枭雄或入侵的外族也可以长驱直入，纵横千里。 所以顾炎武推崇封建，说“一旦有不虞之變，必不如劉淵，石勒，王仙芝，黃巢之輩橫行千里如入無人之境也。"。 所以一利必有一弊。 为秦制辩护的常认为统一的高度集权的国家增强了抵抗外部入侵的能力， 也防止国家的分裂。 实际，多次入侵中原并取得成功的多是出于封建社会阶段的游牧族或半游牧族。 这些社会贵族掌握大权， 虽然屡屡互相争权， 拼得你死我活， 但并没有防止他们团结起来进攻中原。 中原王朝散沙化培养出一批顺民， 但也因之失去了有血性的战士。 任何事情有利必有弊， 是否能培养出对外血性爱国对内顺从的人民呢？ 至少秦制没有成功。 三 讨论传统社会中的社会组织， 我们可以发现两种大为不同的组织。 一种是历史极其悠久（有时和氏族有关）的组织，一种是由强势个人子孙演化出来的“缺少历史”豪强大户。 清朝大小金川之役， 用兵十数年， 耗资数千万， 对手不过是个当地的部落首领， 管辖数千户藏民。 虽有当地地形地利的因素， 但抗力极强，也说明这种部族的凝聚力显然相当高。 现 代例子中， 车臣，伊拉克和阿富汗是很好的例子。 在伊拉克，美国人战胜但不能征服，最后还是得到逊尼族部落长老的配合， 才能稳定局势撤军。 在阿富汗， 部落长老也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俄国在车臣， 基本也得靠车臣人制约车臣。 抛开宗教因素， 当地社会牢固的社会结构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反过来，也许因为当地的社会结构才有宗教感情。 阿拉伯世界的部落有上千年的历史， 其结构极其牢固， 深入人心深处。 蒙古人没有能毁灭这种组织， 土耳其人没有能毁灭这种组织， 西方人也没有能毁灭这种组织。 再举一个例子。 英国历史上贵族曾反抗王权， 迫使国王签订了大宪章。 但这是老贵族而不是都铎王朝后的新贵族。 英国玫瑰战争基本消灭了英国的老贵族。 英国的新贵族对王权就没有老贵族的那种豪情， 奴才气重得很。 为什么， 新贵的财富权力来自王权， 缺少历史。 如 果用家庭关系来比喻， 历史极其深远的部落和王权之间类似一种兄弟关系或伴侣关系。 贵族承认国王为贵族中地位最高的，像个年长的大哥哥，仅此而已。 另外一种关系像爷孙关系。爷爷有绝对控制权。 在传统社会， 兄弟们向长兄挑战是一回事情， 兄弟们比较容易结成同盟， 抗衡强势长兄种种不合理要求。孙子向爷爷挑战是另外一回事情。 如果不明白两种组织的区别， 就不可能理解历史中的很多事情。 当然也可以用合法权来解释。 新贵的权力来自王权， 吃人嘴短， 拿人手短， 本身就缺少反抗的道义。 老贵族不一样， 并不觉得自己欠了王权什么。 四 说得多一点。 人类社会很多很宝贵的精神产生于氏族社会晚期国家产生之前那段。先有平等，后来才有人的卑贱之分， 前一段时间越长， 好的遗产就越多。 瑞士等国家最宝贵的是人的精神， 瑞士一些地区的先民从来没有当过奴隶， 没有当过农奴，从来是自由人，13世纪用选举产生了共和国， 700多年一直遵守当年的契约。 这种传统化为一种精神财富。没有失去过自由的人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自由。 祖先世代为奴的人要抬起头来做自由人是很困难的事情。 非洲裔美国人可能是一个例子， 他们祖先的历史至今压在他们的心灵上， 又敏感，又骄傲， 又自卑， 有时候很团结， 但非洲裔美国人犯罪的对象又多是非洲裔美国人自己。 最近一期“national Geographic"发表文章“In Spirit of Crazy Horse"，副标题是“Rebirth of a Sioux Nation", 谈Orglala Sioux印第安人。 和非洲裔美国人比， 印第安人收益于自己的部落组织。 没有这种组织， 印第安人也许早就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苏格兰人曾长期抵抗英国人的侵略， 英国著名小说家司各特好几本小说以苏格兰为背景。 著名电影“勇敢的心“也以苏格兰为背景。 司各特小说一个人物是阿盖尔公爵， 英王在苏格兰的代表。阿盖尔公爵同时是苏格兰历史上拥有重要地位的坎贝尔部落(clan Campbell）的首领，领导着全球300多万坎贝尔人，并负责管理着家族财产。 坎贝尔部落在抗击英国侵略和与英国合并上起过重大作用， 没有苏格兰这些强大家族， 没有苏格兰人的自由精神， 苏格兰也许早就被英格兰“融合”掉了吧。 五 也许有人认为中国明清时期独立小农为传统社会农民的普遍形态。 其实不然。 明清中国农民独立经营， 互相竞争。 任何有超过一个儿子的农户， 如果不想在分家后沉沦， 就必须从别人那里买到足够多的土地。 但很多传统农业社会没有这种问题。 当农民被束缚在某种组织里面（中国的井田， 俄国的村社， 西欧的庄园），农民之间的竞争并不那么强烈。农民缺少个体农民创业的积极性， 但也少了竞争失败后的悲剧。 上面马克思关于农民的那段话，只适用于特定的小农民社会结构。 这个问题太多， 留待将来好了。 六 结 论， 秦制下社会结构趋于散沙化是个事实。 我们现在还不太明白中国秦制下社会散沙化的原因。 原因不止一个， 可能有潮流的因素， 也可能统治者个人选择起了决定作用。 大一统的国家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形态， 并不一定走把社会散沙化的道路。 为什么如此， 有待进一步的讨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