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玄野-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三位科学家对中国基础物理的学科发展都有不同的帮助。丁先生对中国物理学界倾注了大量精力，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具体指导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运行以及对相关科技工作者的提携。九十年代，他为筹备阿拉法磁谱仪到世界各国化缘。九六年夏天到我们所来谋求合作并向政府要钱。首先他做了一个非正式的小型讲演，其中列出了世界上几个最大的基础物理工程（记得是七个），并且总结了这些实验室修建的目的和最终的发现。这些设施最一致的共同点是都没有发现物理学家们预先所要的东西，却歪打正着地揭示了其他物理现象。提及他现在的计划，他说到，就象以前的那些实验设施一样，我们准备用这个装置捕获外太空的某些基础粒子。但是，结果可能象以前的工程一样，计划落空，却意外得到其他发现。我们可能发现的是什么呢？他在黑板上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嘿嘿一笑就没有了下文。一般说来，找人出钱你总要说点别人爱听的，画个大饼什么的，这丁先生非但不说好话，反而在说坏话了。这分明是在对中国政府说：掏点钱吧，我帮你们去打水漂。显然，丁先生秉承了鲁国祖先孔子的求知准则：知之为知之，不知为不知，是知也。虽然本人离开科学研究许多年，丁先生在执着求知方面的深邃见解与力行一直给我深刻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个人信仰追求。据说，2004年丁先生在南航的演讲中对学生的提问同样是回答了三个干脆的＂不知道＂。“您觉得人类在太空中能找到暗物质和反物质吗？” “不知道。”　“您觉得您从事的科学实验有什么经济价值吗？”　“不知道。”　“您能不能谈谈物理学未来20年的发展方向？”　“不知道。” 看来先生的理念实在是执着。

作为理论物理学家的杨振宁先生就是另外一个风格，而且最近还在演讲中批评中国大学教育限制了学生的思维，首先就是反对孔子的那句话。当然，中国的教育比美国那边更注重权威的正确，缺乏讨论的气氛，也的确固化了学生的思维。但是这一点跟孔子所确定的知识准则并不一定有关系。人对真理的执着和在知识面前彻底的忠实正是人们求得真知的最基本原则。人的创造力和开放型思维摆脱束缚是针对权威的人和固定的理论而言的，而不是针对事实和逻辑的真实而言的。一个开放的头脑真正需要坚守的，正是对事实，对历史，对上帝的忠诚，而不是利用各种不同的思维途径来用逻辑知识构造一些自己在感情上利益上预先设定好的目标。

关于丁先生的那次造访还有两个故事可讲。当时的演讲组织者安排我们所的最年轻亮丽风风火火的四川小姑娘在演讲前给先生献花。从那女孩儿走入丁先生视线到献花完毕走出视线，先生一直一声不响用诧异与不解的眼神盯着她看，搞得我们这位女同事一直没敢抬头。透露的意思好像是在责怪一个闲杂人员不必要的动作干扰了演讲的主题。这山东人的倔脾气可是遗传得很到位，脑子里根本就没有给官员面子的那根弦儿。

下午他去参观我们的实验室，后面跟着的是在形象上与丁先生形成鲜明对比的何祚庥院士。和我聊了两句之后，他做了一个十分惊人的动作，毫无预示的急速走到实验台的仪表前边抓住仪表摇晃了两下。这着实把我吓个不轻，一生来鲜有的手足无措。那块仪表其实是整个测试设备中最让我们不放心的地方，常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显示不正常的数据，联试过程中我们都尽量躲着不碰。有人碰它，我们都会制止，但丁先生的身份却又让我们不能这样做。丁先生走后，在场的一位和我合作的老师说，他是突袭性的看一看咱们工作的细致程度，先生眼光锐利，选点很准。

丁肇中先生是国际交流会议中比较执着的中文使用者。中国大陆的大部分高级精英学者更倾向于使用英文，即使参会者绝大部分讲汉语，也会以国际场合的原因而用英语发言。丁先生在类似的情境中有过多次这样的处理方式，最著名的就是在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历史上第一位用中文发表感言。

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时代，是中国在教育与社会发展上重理工轻文史的肇始。那个过程中，三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无疑对中国人的数理狂热起了推动作用。在中国自由开放的时刻，利用自己的能力与影响，让祖国重新回到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正轨上来，的确应该算做很高的功德。至于日后过分注重科技的物质建设能力，从而导致国家民族与社会在人性与道德建设上的崩溃，应该也是几位科学家力所难及的事情。当然，这种失误的责任派不到他们的头上。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这种坎坷是狂热共产主义和片面物质至上以及狭隘民族主义之后的必然。在八十年代，对古今中外的所有成功的价值理念依然是排斥状态，孔孟之道老庄之学是封建腐朽糟粕，佛教是麻痹人民的催眠药，耶稣的爱人如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自由民主博爱是资本主义愚弄人民榨取无产阶级血汗的工具，唯有辩证唯物主义是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在那样的人文环境下，除了可以用作工具的科学之外，人类精神道德方面的所有其他成果都被排斥，没人敢于问津。

本来解放思想应该从人性道德和价值观念入手，但是在那种时代，因为必须照顾人的思维惯性，顾左右而言他地从科学数理打开局面，可能是聪明的选择，也可能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在其后的发展中没有延续这种聪明，而是过度沉迷于物质生产，中止了八十年代中期发韧的思想解放与价值理念归正洪流，导致社会发展延宕了二十余年。到底这是上苍的安排，还是某些人逆天而动，需要中国人仔细思考一下。科学还是科学，杨先生丁先生在数理方面的超高素养与妙绝理解对中国相关领域的教育与科研依然是价值巨大。但是，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如今中国迫切需要的是什么，在国家决策层与民众的内心里已经不再如三十年前那么懵懂了。如果局限在物理学术领域，当然杨丁二位先生有着一言九鼎的作用；而在社会整体方面，就是另一个情况。如果简单以自己的学术地位与个人威望来评判中国的社会与教育状态，也许只能起到为官员站台，替政府表功的作用。

丁先生很少有新闻，除了学术界为人熟知外，市井往往鲜闻其名。因为行业间的隔阂与对中国社会了解的有限，将自己的言论局限在个人专业领域可能是比较合适的策略。个人的哲学理念和社会观点也自然从自己的身体力行中流露出来。这和杨先生有所不同。杨先生除了因为家庭生活方面的创举多被人提及外，在社会方面的创新性见解也提高了自身的人气。因为他的见解与民众所见到的差异很大，却符合官员的期待，所以人们往往质疑杨先生的智慧到底属于哪个领域。我从来不怀疑杨先生的智力水平，在其专业范围内如此，在社会层面上也不输各类精英。我们普通人能够看到的问题，他肯定思考得更加深入。问题是，他表达个人理念想要达成什么目的。以先生的成就威望与所享有的待遇，真不知道有何必要如此配合某些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