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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記》辛子陵

權貴集團利用黨國體制

改革開放以來，黨國體制沿著毛澤東式的慣性，多次干擾國家的政治生活。其主要表現是以鄧小平為首的 “八老干政”。（注17）“八老”在粉碎“四人幫”，克服“兩個凡是”的桎梏，推動中國走向改革開放是有功勞的；但由於他們的歷史局限性，又對改革開放有諸多干擾阻撓甚至破壞。

八老多數沒有擔任黨和國家主要領導職務，但他們是政治局常委之上的常委。鄧小平擁有決定權，陳雲擁有否決權。楊繼繩稱之為“雙峰政治”。他們的權力來源當然與他們的資歷、威望有關，但主要來源於軍權，鄧小平不當國家主席，不當黨的主席，就當軍委主席。他這一票就壓倒了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位總書記，是鄧小平等“八老”推舉上去的，又是他們廢黜的。胡趙要挑戰“左”的意識形態，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胡耀邦要帶頭廢除終身制，趙紫陽說“清查貪腐要由我的子女入手”。他們一帶頭別人怎麼辦？這成為廢黜胡趙的直接原因。“六四”鎮壓表明黨和政府沒有站在反貪腐、反特權的學生以及支持他們的廣大民眾一邊。在黨國體制庇護下，權貴集團孕育、誕生、成長和坐大，他們佔有了經濟發展的太大的份額，造成今天積重難返的局面，這是改革開放以來黨國體制的主要罪責。

鄧小平說：“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注18）中國基尼係數已超過0.5，（注19）兩極分化世界第一。我們應該有勇氣承認這個失敗，通過政治體制改革來挽救這個敗局。
對於鄧小平我是非常敬重的。他寧可第三次被打倒也不當毛澤東的家臣，拒絕給江青當蕭何，使中國避免了歷史大倒退；他以非凡的膽識和魄力改變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支持胡耀邦、趙紫陽和萬里開創了改革開放的新局面。他親自舉行五老火鍋宴（注20）把資本家請回來，把私有制請回來，把中國領出了空想社會主義誤區。

但對於鄧小平，我是深幸有一，不望有二。鄧小平的特殊強勢地位是黨國體制推舉他獨掌軍權造成的。這個推舉，在當時是尊敬他，後來卻害了他。在黨國體制內，鄧小平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關鍵時刻，權貴集團把他推到人民的對立面，他不得不扮演“狄克推多”的角色，“槍指揮黨”，廢黜拒絕向人民開槍的總書記，製造了“六四”慘案，毀了自己的一世英名。經過22年歷史之檢驗，那次鎮壓的長遠後果是為權貴資本主義，即官僚資產階級的形成保了駕，護了航，在歷史上沒有任何進步意義。

1989年5月13—2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在北美訪問。出國前，趙紫陽與萬里就如何對待學呷〉霉沧R。 5月24日，萬里在多倫多發表談話說：“中國學生的愛國熱情是可貴的。他們希望促進民主和懲治腐敗，要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礎上解決問題，要冷靜、克制……” 所以，全國人民和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對萬里抱著很大希望。5月21日，全國人大9位副委員長向他發電報，說有24名人大常委聯名建議立即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緊急會議”，“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讓萬里立即回來主持會議。這是中國人大在重大政治問題上第一次發出自己的聲音。萬里決定提前回國。在飛行途中接到中央電報，把他截留在上海。官方報道說“萬里委員長因身體不適，經醫生檢查，留滬治療”。直到他改變態度，於5月27日發表了與黨國體制保持一致的“書面談話”，5月31日，才允許他回到北京。黨國體制是不允許人大常委發出獨立聲音的。“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機會，避免流血的最後機會，就這樣眼睜睜地錯過了。今天回過頭來看，如果人大常委會有權力約束鄧小平，實在是對鄧小平最大的愛護，對執政黨最大的愛護。鄧小平欣賞黨國體制，討厭三權分立。他曾對江澤民說：“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你們什麼時候說了算，我就放心了。”（注21）掌握大權的政治家都是栽在 “我說了算”的問題上。
張萬舒1989年擔任新華社國內新聞部主任。“六四”20週年來臨前夕，年過七旬的張萬舒在香港出版《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以每日大事記的形式，記錄了1989年4月14日至6月10日的情況，包括中央軍委從五大軍區調集10個軍沿六條線路向天安門廣場開進、以及兩個軍化裝進城等。書中引人關注的是張萬舒援引當時中國紅十字會黨組書記譚雲鶴的話說，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數是727人，其中學生和群眾死亡713人，軍隊死亡14人。譚雲鶴是站在紅十字會立場講話的，這時還沒有與北京市委對口徑（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後來向中央報告，說有241人死亡，其中學生和群眾 218人，戒嚴部隊23人），所以是可信的。

在美國，總統和三軍總司令是不允許分開的。如果奧巴馬當選總統後，小布什留任兩年三軍總司令，奧巴馬當副司令，一定會全國嘩然，世界嘩然。憲法至高無上，絕不允許變通。這種貽笑大方的事情在中國竟然發生了。“八老干政”使離退的黨國元老干政潛規則化。
毛鄧之後中國進入常人政治時代。胡鍧丶覍毝际瞧矫癯錾淼恼渭摇�2010年以來，財政收入的分配政策較大幅度地向民生傾斜，是胡溫新政不絕如縷仍然存在的標誌，但他們的處境非常困難。權貴集團是利用黨國體制綁架黨、綁架政府，實現他們的利益的。現在事實上是“5000人的核心體系”控制了黨和政府，改革派不能有大的作為，連呼籲政治體制改革的講話都被中宣部封殺，並受到主流媒體的圍攻。十八大領導人必須和人民站在一起，高舉民主憲政的大旗，才能從黨國體制中突圍出來。

不許獨掌軍權的獨裁者監國

黨國體制是產生獨裁者的肥田沃土。要避免出現新的獨裁者，慎重選人當然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制度，是體制。打破黨國體制，關鍵是要把毛澤東“盜”走的軍權還給國家，實行軍隊國家化。民主憲政要從這裏起步，政治體制改革要從這裏開始。不允許有一個獨掌軍權的“狄克推多”監國。要恢復1949～1954建國初期的軍事領導體制，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人大委員長共掌軍權，國防部長為軍委秘書長主持常務。國家主席為法定軍委主席，總理、委員長為法定軍委副主席，設委員若干人。舉凡對外宣戰，對內用兵，頂層軍事將領（大軍區正職以上）的任命，軍委作出決定後，人大常委會票決，三分之二贊成方能生效，命令下達須主席副主席三人聯署，使軍隊真正掌握在國家手中。這個體制設計的著眼點有三：（一）不設黨的軍委，以避免在“黨指揮槍”的名義下產生毛澤東式的個人野心家。（二）三人共掌軍權，不使軍權落入一人手中，以避免1989年“六四”那個痛心事件重演。（三）對頂層軍事將領的任用，由軍委主席提名，人大常委會三分之二多數票決制，將保證軍隊國家化。不打碎黨國體制，以上三種情況出現任何一種，國家都會出現混亂，統一的局面被破壞，30年改革開放的成就，將要玉石俱焚。維護黨國體制的當政者們也將自掘墳墓，步劉少奇、趙紫陽等人的後塵，被這個體制吞沒。

左起：前新華社副社長李普，前中組部副部長李銳，前人民大學副校長謝韜和辛子陵。攝於2007年。

改革蘇維埃體制，不僅是救國，而且是救黨。首先受益的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他們的生命有了保障，他們的進退有了法律程序的保護，他們的工作擺脫了“婆婆”的干擾，他們的政績和缺點錯誤，能夠得到公正的對待和評判，他們退休以後能夠體面地度過晚年。
這不是奇談怪論，不是“西化”的陰郑茄影矔r代毛澤東、周恩來的政治主張。1944年毛澤東把“我黨的奮鬥目標”，定位為“建立美國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國人民能享受民主帶來的幸福。”（注22）1945年9月毛澤東答路透社記者，將建立美國式的民主制度作了展開地說明：

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他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以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注23）

改革開放中我們把毛澤東政治遺產中的民主性精華丟掉了，而繼承了一些封建性糟粕。日本明治維新靠“脫亞入歐”崛起。在國體政體問題上，鄧小平主張“脫蘇”，毛澤東主張“入美”，合起來是“脫蘇入美”，來一個根本性的撥亂返正，拋棄蘇維埃體制，拋棄列寧主義，實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以及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即表達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希望十八大領導人不要錯失建功立業的機會，接過馬英九的橄欖枝，以大陸實現民主政治轉型的實際行動，回應台灣方面的善意，開啟第三次國共合作的談判。談判成功是雙贏，我們接受了馬英九的條件，但這又是毛澤東、周恩來1946年和平建國藍圖的實現。這將是我黨中興的起點。

現在國際社會是以普世價值為基礎的新文明時代。中國在經濟上加入WTO融入全球共同市場，但在政治上繼續堅持敵視民主制度的蘇維埃制度，堅持反對普世價值的列寧主義意識形態，在世界民主國家面前，以社會主義陣營殘餘力量的保護者、支持者和代表者的姿態出現，自然引起人家的警惕。儘管你說沒有擴張的野心，但始終面臨世界的敵意。政改興邦，脫蘇入美，開創民主憲政新局面，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上融入世界民主潮流，才能實現和平崛起。（注解略。《新史記》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