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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至1990年的苏东剧变后，新政党的组建有四种途径；一是民间的反对派力量，波兰的团结工会、捷克的公民民主党、保加利亚的民主力量联盟、乌克兰的鲁赫、立陶宛的祖国联盟、阿尔巴尼亚民主党、匈牙利的民主论坛等皆属此类；二由共产党内的派别演变而来；三是原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那些政党，波兰农民党、民主党、保加利亚农民联盟、东德的四大参政党；四则是历史曾经有的政党的重建。

　　通过以上四种途径产生的这些政党的政治色彩有传统保守派（宗教保守派、民族主义保守派）、自由主义中间派和传统左派以及新左派（新社会党）。但它们都基本上建立了一种党内和党外的双重多元化政治，也就是没有法律上规定的领导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允许多党竞争，党内允许存在不同派别，甚至有时还会产生议会党团，党内自身也比较松散，没有严格的纪律约束，即形成一种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的政治格局。

东欧剧变后的第一阶段是反共浪潮。1989年东欧剧变到1992年为第一阶段。该阶段政治钟摆大幅度向右摆，出现反共大联合的趋势，各国出现多米诺骨牌向右倒的政治变动，社会主义体制完全崩溃，各国弥漫着非理性的“清算共产党”情绪。与此同时，小党林立（截止到1992年，已注册登记的政党和组织在波兰有200多个，在匈牙利有52个，罗马尼亚有83个，俄国有100多个，捷克有153个，只有800万人口的保加利亚竟有180多个）。当然，所有政党中右派独大，各国大都出现了旧体制的各种各样的反对派大联合阵营，包括波兰团结工会，捷克公民论坛、罗马尼亚救国阵线、保加利亚民主力量联盟以及俄国反对1991年8.19政变的阵营，都是具有形形色色思想的人的反共大联合。意识形态对于这种反共统一战线内部各派反对旧体制的激进程度并没有直接影响，也就是说，在这个阵营内有一些社会民主派有时会比保守派更加反共。

　　在捷克，“重建”的社会民主党与奉行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右派人民党等联合要求取缔已宣布奉行民主社会主义并与过去决裂了的捷共，反而是向来与“左派”无缘的哈韦尔出面反对这种报复主义的主张。在前民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组织声明他们与民主社会主义党（社会党化了的“前共产党人”组织）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在罗马尼亚，实际上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前共产党人”领导的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在武力推翻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十二月起义”中先是得到了包括右派在内的欧洲各国主要政治力量的大力支持。而不久之后“重建”的罗马尼亚社民党又与持右派立场的其他几个“历史党”一起结盟向执政的救阵社民党发难。除了执政党的“前共产党人”“出身”外，罗马尼亚社民党（历史党）并没有为这次发难提出意识形态方面的理由。保加利亚的社民党（历史党）也是不依不饶地要求“清算”保共“罪行”而遭到当时的总统、民盟主席团团长热烈夫的反对。

　　整“前共产党人”的做法往往源于自前共产党内部，这些非民主传统的国家里，旧体制下的党内斗争本来就比多党制的党际纠纷更残酷，剧变后一些掌权的“前共产党人”旧习未改，迫害起“前同志”来自然比自由派更“内行”。还有反对派有长期活动基础的国家，太需要在剧变过程中用极端的作法来为自己树立形象，而在共产党一统天下反对派没有资源积累的地方，人人带着面具生活，无法真实地表现其信仰、思想和立场，而条件一具备就会出现哗众取宠的局面，大家都争先以极端行为来表现自己，就会在体制内涌现出大批体制的反对者。这里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罗马尼亚的十二月事件和罗共要员在左派执政下的遭遇。

这期间东欧各国都举行了剧变后的第一次议会大选。前执政的共产党全部败北。其实罗、保、阿三国的左派在1990年5月至1991年3月的选举中得票率较高，分别获得67.02%、52.75%、67.2`%的比例。但是好景不长，很快被迫下野。

　　在这初次的自由选举中，对立情绪严重，非理性的行为蔓延，街头景观犹如中国“文革”初期，动辄召开几十万人的群众誓师大会，两派群众的街头辩论、相互谩骂甚至冲突都时有发生。双方都不择手段地攻击对方的候选人，街头张贴的候选人照片或被乱涂乱画肆意丑化，或打叉挖掉眼睛鼻子，至于要求从候选名单中划掉某某人的宣传车声音更是不绝于耳。1990年在华沙最繁华的大街上就看到两幅针锋相对的大标语，一幅是“同左派联盟在一起最牢靠”，另一幅是“让我们永远同团结工会在一起”。

　　但这种现象只维持了很短一个时期，剧变一旦成为现实，右翼浪漫主义很快就消退，这种反共的右翼统一战线就解体，一时间各小党林立，进入群雄争霸的局面。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党在政治生活中能取得优势，于是就出现多党联盟，但联盟内党派很多，利益难以协调，一些小党摇摆不定，一会儿合并，一会儿独立，使这一阶段的政治特别不稳定。这时东欧各国重建的“共产主义后”政党，迫于当时形势向右摆的幅度也很大，这里面带有为保全力量不得已而为之的妥协性、权宜性和过渡性。

　　1993年－1995年为左派政治政党的复兴第二阶段。由立陶宛共产党改名的劳动民主党在大选中赢得141个席位中的80个，成为第一大党上台执政。1993年9月波兰社民党与全波工协结成的左派联盟，在两院选举中各得37%的席位。`团结工会”在众议院未得一席，在叁议院仅获九席。同年12月俄共在杜马选举中在450席位中得65席，成为仅次于俄罗斯选择和自民党的第三大党。1994年3月，乌克兰左派三党共得450个席位中的118席，成为最大的议会党团，乌社会党主席莫罗兹任议长。5月匈牙利大选，社会党获得54.24%的选票，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党，由原来国会中排名第四位的反对党一跃成为第一大党。6`月德国民社党在德国东部的议会选举和地方选举中得势，得票率超过两德统一後的任何一次选举。12月保加利亚社会党在大选中获得44%的选票，组成了以社会党主席维德诺夫为首的中左政府。而罗马尼亚、新南斯拉夫与斯洛伐克的梅恰尔政府本来就属于左翼。因此东欧大多数国家又处在“前共产党人”统治下，一时有“向左倒的多米诺骨牌”之说。

　　进入1995年后东欧左派又取得新进展。3月6日波兰左派政府易人，社会民主党的奥莱克西接替农民党的帕夫拉克出任总理，使该党由“後台老板”正式走上前台。11月19日，波兰总统选举，社民党的克瓦希涅夫斯基又以微弱多数击败东欧剧变的明星人物瓦文萨，从而在波兰形成了议会、政府、总统都由“前共产党人”控制的“红三角”。在东欧其他国家，左派也取得了程度不同的成功，甚至在中、右派势力最大、左派历史包袱最重的捷克和阿尔巴尼亚两国、左派在野力量也在壮大。

　　其实东欧的“左派复兴”主要是新社会党的复兴，正统派共产党及其他类型左派并无明显复兴趋势，而在这种复兴中受打击的又主要是右翼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而不是中派自由主义。因此“复兴”的综合结果就十分清楚；它趋向于形成一种多元化政治中以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二元为主的格局。而这样一种格局无疑正是西方议会民主制中最典型的两党制格局。通过这种复兴，剧变后出现极右专制的危险得以大减，而剧变前的旧体制复归的可能性也并未增加多少。显然，这样的局面并不意味着剧变后东欧的转轨方向有所改变，甚至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转轨，而它给东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尤其是新社会党人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左派复兴”的主要原因是东欧转轨不顺利所造成的痛苦，然而这又形成了十分矛盾的局面，在转轨缓慢、痛苦延长的情况下左派较容易上台，但上台后要承担转轨的责任，日子往往不好过（如匈牙利）。而在转轨坚决、痛苦已经过去的那些国家，左派可能难以上台（如捷克），但是一旦上了台，日子就会比较好过（如波兰）。在台上的左派又会同样经历反对派的强大挑战，形成“上台容易执政难”的局面，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甚么左派上台后的威望都比上台前有所下降。这是因为左派复兴与其说是左派的成功，毋宁说是右派的失败。虽然左派政党的确不断得到恢复壮大，并获得选民信任，但这并不表明左派力量的成熟。因为从东欧上台的左派看，大多是在右翼力量的政策和实践威信扫地的情况下，抓住民众的求变心理以强有力的批评赢得选票，而不是提出了更令人信服的抉择，在个别国家左派甚至还没有作好接替政权的准备，更少从事思想和理论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就为下一轮右派上台提供了基础。

　　另外，从表面上看，似乎前东欧与前苏联地区都存在着“左派复兴”现象，应该能拉近它们的距离，然而实际上东欧“回归欧洲”的进程仍在继续，而它们与俄罗斯和独联体其他国家的距离却拉开了。所有东欧国家加紧努力向欧盟、北约靠拢，并对俄国阻挠北约东扩表示不满。这无疑也会拉大东欧左派与俄国左派的距离。

第三阶段是东欧向西方国家靠拢，右翼势力再次成为国家的主导。另外从更广的范围说，是指东欧“欧洲化”，与西欧的距离缩短，变得更像西欧类型的国家。有人用“右派复兴”来概括这一时期东欧政治进程的方向。的确，从选举结果看，原来左派占优势的地方，右派正卷土重来。

　　其实，在东欧风云突变的政治组合中，意识形态色彩已大大削减。在这些国家里，他们自己已经不再使用“左”“右”的概念，在他们看来，一个政党执政几年，积累些不满情绪，换上另一个政党对两者都有好处，前者可以反省思过，调整策略以求东山再起，后者也尝尝“当家方知柴米贵”的滋味。这种轮换只不过是东欧政治钟摆的正常摆动，没有任何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完全应该以平常心视之。何况就是在东欧前几年的“左派复兴”中，“兴”的也不是昔日的“社会主义”。左派掌权既不说明怀念过去的革命和建设，也不是要偏离市场经济和抛弃民主化进程，更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回潮”和“复辟”。

　　大致而言，选民投右派的票，并不一定是相信右派的思想，而是不满足左派政府的政绩，选民投左派的票也同样如此。这些年的实践表明，靠意识形态因素当选的候选人在职业素质上不如其他候选人。早在1993年波兰社民党在议会大选获胜后当时的社民党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就向记者表示；如果我们党内有人认为，我们的胜利将意味着恢复“现实社会主义”，那么应当将他们立即开除出党，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是共产党人，而是因为他们如果不是白痴就是疯子。从我们党的文件中可以看出，无论在组织上，还是思想方法上，社民党与原来的统一工人党（共产党）都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必须改变以往那种只看政治态度不计个人才能的做法。左派上台后也不对团结工会搞“报复”，而是应注意保持政策的延续性和一贯性。评论界也认为，看待现在的选择结果“只用红白两种颜色是不对的”。选民们今天比任何政治家都英明，他们在选举自己的领导人时首先想的是，这个人在领导岗位上能做些什么。人们对政党之间的冷战已经厌恶，对国家的经济状况和问题已看清楚了，谁发展经济就支持谁上台，老百姓更多关心的是过日子，而不是哪个政党执政。

在转制过程中，要变高度集权的计划经体制为地方、部门、个人分权的市场经济，就必须重新进行资源配置和社会财富再分配。在这个过程中，能否治理腐败并与前体制营私舞弊的权贵私有化划清界限，直接影响着左派执政党的形象。许多左派政府虽然对此高度重视，不但出台了“阳光法”，还把“社会公正”问题列为头等大事，但在掌握资源配置的权力机关和一些执法部门，依然不断滋生腐败现象，一些权力圈中或和他们有关系的人大获其利，他们运用手中的权力在私有化浪潮中再次成为“特殊的受益者”。立陶宛的副总理阿·什莱扎维丘斯利用掌握的信息，赶在银行宣布破产前提走了自己的存款；伊利埃斯库的许多朋友是“贪赃枉法者”，保加利亚社会党的官员利用经济危机中饱私囊，被民众称为“没有改过自新的共产党人”；匈牙利社会党陷入“托奇克丑闻”难以自拔。所有这些严重地刺激了民众，使他们产生了不公正感，因此在1996年的选举中，“把恶棍赶出去”的思想十分流行。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政府的腐败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府的诞生”，这句话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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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东欧各国和前苏联各国情况不同。不同就不同在前苏联各国传统上更专制。日后我将在网上查找前苏联各国专制崩溃后政党演变的资料。也许很多人认为很枯燥，但至少我对之是很有兴趣了解的。

有一点必须反复重申，就是苏东政治制度的巨变对经济冲击极大。现在这些国家中，有的仍未达到制度剧变前的水平；好在那里原来的人均占有财富还是不错的，至少比中国大陆要好得多，所以民众生活还能对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