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貝日薄：一代政治遊戲的終結？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時代分水，在1953年劃線。在那以前，是共產強人時代，其特徵是殘酷無情的政治鬥爭，以“路線鬥爭”為政治和道德的雙重旗號。政治強人，包括列寧，斯大林，季諾維耶夫，托洛茨基，他們追求的是暴力革命的主導權，要爭相為革命的航船掌握方向。當然，斯大林以兇殘和權術獲勝。如果說兇殘是暴力的同謂，權術則與領袖合體——構成那個時代的決定性個人素質。

同樣的歷史過程，或者溫故沿轍，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與“中國的赫魯曉夫”的“路線鬥爭”。可以算是政治強人型的全面內訌。當然，也是以兇殘和權術相結合的獲勝而告終。

強人時代的終結，預告“弱人時代”的開始？是的，就跟我在前博中說過的那樣，一場政治運動的遺傳，與一條血統的遺傳，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強人的超越性的“聲障”之後，是不可避免的（以弱人為主要構成的）低壓渦流區引出的權力虛空和組織紊亂。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共產國際歷史上的“弱人時代”，或者“貝利亞時代”——其特點是，弱弱結合，宮廷政變。赫魯曉夫翦除貝利亞，就連時機都與華國鋒抓獲四人幫恰恰吻合。

“路線鬥爭”？“既定方針”與“過去方針”的分歧？那都是騙人的鬼話。真正決定政變的，只有一句話——“他（們）的存在，威脅了我們的安全”，心懷鬼胎者，在這句接頭暗語提示下，一拍即合。而那些“威脅其他人安全”的“非弱人”——當然也說不上是強人——恰恰是原來“路線”的忠實追隨者。

“貝利亞時代”已經是共產國際運動的一道歷史風景線，包括眼前我們看到的這一次——我們已經本能地從內心產生了厭惡，即使歷史本身還津津有味地重複。

為什麼說是“貝利亞時代”的“日薄西山，氣息奄奄”？因為這一次，玩火稍微玩大了一些，政變超出了“宮廷”的狹小範圍，他們沒法子“關起門來打狗”，從而充分暴露出那類遊戲的醜惡本質。

王立軍，一個廷外人，一個偶然的時機，無端引發了這場政治變故，又偏不偏地把它捅到了“友邦”的“驚詫”處。一下子，打亂了宮廷里的站隊和陣營。要不然，一般的的老百姓還不得等到宮廷政變大功告成之後才按中央文件的要求，上街遊行歡慶，與中央表示強烈的一致。

法律在一個專制國家的尷尬地位，一不小心就叫王立軍給暴露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光天化日之下。人們在看好戲的同時，不得不問一聲：共產黨的宮廷政變為什麼能夠不厭其煩地上演並單調重複，不受法律約束，肆無忌憚地拿法律開洋葷？這種政治把戲的拙劣表演，還要持續到什麼時候？

說實在的，如果中國人仍舊不給法律正名正位，那麼“貝利亞時代”還會在中國延續一個漫長的歷史時代。中國人其實可憐就可憐在，薄熙來可能還有法罩着，可一般老百姓連法律的邊也夠不着。這不，眼看着那個看不見的陳光誠就只好從“法律”的如來佛掌中“被失蹤”——正是，“茫茫法海，何處是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