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有个日本关东军参谋石原完尔亲手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今天,又有个日本地方官石原慎太郎要染指钓鱼岛。

关东军参谋石原完尔

   我们仔细观察两个石原的所作所为,会发现他们都用了“下克上”的手法。

所谓“下克上”意思是仆从或下级不顾主人或上级的意图便擅自决策,甚至直接架空或剥夺主人或上级的权力。“下克上”之所以容易发生，主要原因是日本没有独特的能支配全民族意识的思想体系，所以很难确立和维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治权威。

中世纪的日本曾频繁发生的“下克上”行为。那是个拿着刀枪争地盘的时代,武士阶级成了主宰历史的势力,因此被称为“武家社会”。由于战乱不断,各种势力此消彼长, 武士阶级内部形成了主公与家臣集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牵制。家臣们如果对主公的政策不满,往往会抗命不遵,甚至另推新主公。

后来,“下克上”也就成了日本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特点。当地方或某个集团的势力膨胀到一定程度,就可能无视中央政府的意图自行其是。明治维新就是个“下克上”的事例。长洲藩和萨摩藩借助藩军在武器和训练上的优势造了德川幕府的反。他们自封“皇军”,倒把自己的上级――幕府将军打成了叛军。

明治维新后,天皇名义上成了总揽军政大权的国家元首。但作为一种组织文化的“下克上”依旧盛行。对中国的侵略过程实际上也是以“下克上”的方式逐渐推进的。

研究中日外交史的早稻田大学教授刘杰认为,综合各种历史资料来看,日本发动对华战争并不是一个事前有着完整计划的行为。也就是说,不是以天皇下令、由内阁统一指挥和部署的方式开的战，而是先由驻扎在中国的日军挑起冲突,然后日本政府再增兵支援,使事端扩大。

比如,九·一八事变就是关东军的一些军官在未征得内阁和关东军首脑批准的情况下擅自策动的。

日本田中内阁在1927年召集的东方会议上确定了把“满蒙”同中国本土分割开来,并逐步变成日本殖民地的战略方针,扩大侵华的态势日趋强化。但当时的日本内阁实施这个方针的设想是怂恿中国的军阀制造分裂,搞独立王国,并没有直接用兵占据东北的计划。

石原莞尔虽然仅仅是关东军的一个中佐作战参谋,但却拥有一套侵占东北的理论思想。他写的《回转国运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和《关东军满蒙领有计划》等文章在关东军部分军官中引起共鸣。他不仅是个“理论家”,更是个“实践家”。石原跟赞同他主张的板垣征四郎大佐等军官一起竟然无视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方针,甚至背着关东军最高指挥机构, 制造了柳条湖爆炸事件。事件发生后,考虑到与其他列强的关系,日本政府一度做出不扩大事变的决定。但关东军竟在一个参谋――石原完尔的鼓动下无视政府的决定全军出动,把战火扩大到全东北。

关东军的犯上行为非但没有受到谴责,反而在日本国内引发一片欢呼声。当时的日本正值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萧条时期,经济界盼望扩大军需,普通百姓也期待靠新的殖民地摆脱困境。在社会舆论的强力推动下, 日本政府终于决定追认关东军行动并全力增援。民众的情绪是 “下克上”成败的关键。

时隔八十年, 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效仿当年的石原完尔,用“下克上”的方式染指钓鱼岛。不少评论家把关注点放在“买岛”行为能否实现上,也有的评论家指出石原慎太郎的目的在于为他的新党造声势。其实, 石原“买岛”买得成买不成或有什么其他政治目的都不是问题所在。真正的问题在于他采用的“下克上”的方式和日本社会具有纵容、赞赏这种方式的文化背景。一个地方官高调介入与地方政府职责毫不相干的外交和领土纠纷,试图逼迫中央政权采取可能导致严重对抗的强硬措施。如此僭越行为本应受到舆论谴责，然而日本民众却普遍为之叫好。在扭曲的社会心理作用下, 石原的“下克上”可能导致钓鱼岛冲突的加剧,甚至造成中日或中美的军事对抗。

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八十年前那个软弱可欺的东亚病夫,总体经济仅次美国,政治和军事实力也远在日本之上。然而历史经验可鉴，我们切不可轻估了石原“购买钓鱼岛”举动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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