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酒論今古。和“把酒話桑麻”一個意思。陶淵明當年住在南山腳下﹐此刻的論者看不到南山﹐抬頭所見﹐一片湛藍的天空。時而飛機駛過﹐時而鳥兒啁啾。貝賽﹐紐約的郊外。

 

其實並不會飲杯﹐不過是想借酒而論。

其實也不算是論﹐這個“論”字總讓人想到學術。

 

人說一喝酒就得論英雄。好在這個論者的酒杯是空的﹐所以不定非得拿英雄來下酒。

 

一個亮晶晶的空酒杯﹐舉起來﹐照見了人們常說的歷史。這歷史好象確實沒有年代﹐但歪歪斜斜地寫着的﹐就是“吃人”倆個字？

 

看看手裡的空酒杯。

 

沒有文字。歷史不是由文字來書寫的。文字裡的歷史沒有人們想象的那麼可靠。

酒杯是空的﹐歷史也是空的。

 

推開窗子﹐看一眼空空蕩蕩的貝賽街道。不知道為什麼又開始了中文寫作。不是說好了不再使用現代白話文的﹖已經與朋友達成共識﹕暴力語言是用刀槍說話的行為方式﹐語言暴力是把語言變成刀和槍。現代白話文早已刀光劍影﹐血雨腥風。

於是對自己承諾﹐放棄現代白話文寫作。

 

讓語言回到沒有暴力的年代﹐那年代沒有歷史。歷史從來就是個可疑的傢伙。

 

走在貝賽的街道上。車輛沙沙而過﹐互不相擾。一個美國男子也在漫步﹐但他走在馬路對面。同樣的不緊不慢。

 

突然想起十幾年前寫過的一句話﹕在河的兩岸同時行走。一面論今古﹐一面上計算機。河的這一邊是象形文字﹐河的那一邊是拼音文字。

 

很想朝對面走着的拼音文字招招手兒﹐可又怕打攪他人的寧靜。還是對自己說一聲哈囉吧。哈囉﹐活得怎麼樣﹖哈囉﹐一團亂線好象理出了頭緒。彼岸的那個就這麼回答此岸這個。

 

幾乎同時走到街道盡頭﹐拼音文字折入一家西餐館﹐象形文字轉進一個中餐館。此刻﹐歷史僅在於這麼一點點區別上。

 

要是拼音文字轉進一個中餐館﹐象形文字折入一家西餐館呢﹖這﹐是完全可能的。

 

人本來是活在可能性里的﹐因為人性的弱點﹐才被推入歷史。也有自己掉進去的。不知道此時此刻的寫作﹐是不是又重新掉進了歷史。

 

經過一塊清馨的芳草地時﹐曾站下做過一次深呼吸。這當然不定管用。

 

還是做個旁觀者。旁觀自己﹐也旁觀歷史。觀者的方式是觀照的方式。觀照是全息的﹐觀照消解文字﹐觀照讓歷史從文字背後走出來。

 

觀照直抵心靈。

 

酒杯是空的﹐歷史也是空的。

 

心靈的觀照是什麼時候被遺忘的﹖

 

走到一條岔路口。這裡有很多條路交叉﹐宛如無數種可能性﹐各自通向不同的遠方。其中一條叫做烏托邦。

 

突然想起不知多少年前﹐在一個不今不古的城市裡﹐撞見一個胡同﹐標號﹐干棉花。

 

烏托邦讓人想起思想家﹐干棉花提醒人們溫飽。人們早已習慣了用頭腦編造歷史﹐或者憑感官胡塗亂抹欲望﹐然後聲稱這就是歷史。哲學家總結說﹕惡是歷史的槓桿。暴動家補充說﹕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思想家在火車頭上如此標畫歷史﹕石器﹐鐵器﹐蒸汽機。算不算計算器﹖計算器時代的人們﹐還會相信這樣的歷史麼﹖據說這樣的歷史以吃飯穿衣為基礎。

 

吃個漢堡包吧。拉赫馬尼諾夫的第二交響樂進入了最後的樂章。一路聽着拉赫馬尼諾夫﹐一面在中文寫作和英文試題之間徘徊不已。要麼左右為難﹐要麼左右逢源﹐兩者必居其一。

 

歷史跟我有什麼關係﹖

 

酒杯是空的。剛剛讀過的小說﹐卻讓人感覺象是喝了杯烈酒。開始還以為是杯清茶。作者以心命名﹐可見不是個為感官和頭腦所苦之人。在一塊不可能長出花草的土地上﹐一支鮮花竟然從牆縫裡悄悄地綻放了出來。如泣如訴。有人說象肖邦的鋼琴﹐宛如晶瑩的晨露。

 

現代白話文曙光初現﹐在一個鮮為人知的作家筆下。

 

清晨的陽光﹐讓人充滿希望。空氣也格外新鮮。但是﹐被文字覆蓋的歷史﹐卻如何重見天日﹖

 

孔子編歷史還知道應該小心翼翼﹐司馬遷卻因為身體受到了傷害﹐一氣之下﹐把歷史扔進了文學的想象。編歷史開始了說故事的傳統。後來又從這傳統里生出了演義。自從有了演義﹐司馬遷靠邊了﹐孔子因為微言大義而成了微言大義。

 

春秋是什麼意思﹖

 

誰都不知道。大家不約而同地溜進《三國演義》﹐這裡當然要輕鬆多了﹐就象躺在妓院裡一樣。妓院和《三國演義》都是出自男人的需要﹐解決男人的問題。中國男人在網絡上交流嫖妓﹐跟《三國演義》說書人的口氣一模一樣。

 

美人﹐江山﹐想變得偉大的男人畢生追逐。江山如此多嬌﹐看紅妝素裹﹐分外妖嬈。於是揭竿而起﹐於是安定團結﹐顛來倒去無非就是為了這個。與其說是歷史規律﹐不如說是權謀心計。

 

從演義里來﹐到演義里去。

 

酒杯是空的。歷史是空的。

 

歷史可以變成空間。閔可夫斯基的坐標輕輕一轉﹐轉出了愛因斯坦的四維時空。

歷史沒有長度﹐歷史只有變化。空間的距離﹐有時僅僅是因為視力的問題。當然還有光線問題﹐比如硝煙瀰漫﹐比如雲霧繚繞。

 

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又是山。這﹐當然不是光線問題。

 

到了美國的漢唐人﹐再愛漢唐的也不得不承認﹐天空是人家的藍﹐月亮也是人家的圓。這﹐絕對是光線問題。

 

 

歷史沒有長度﹐從《山海經》到《紅樓夢》﹐僅僅一步之遙。就象二顆美麗的星辰。

 

歷史真的沒有長度。翻過去是前朝﹐翻過來是今朝。從秦始皇到毛澤東﹐一頁而已。就那點權謀﹐竟然被誇張成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二十六史﹐ 還會有二十七史麼？應該不會有了。

 

歷史的確沒有長度。從孔子到曾國藩﹐不過是兩次走進同一條河流﹐在同一個地點。

 

君子有所不為﹐君子有所必為。老莊是前者﹐孔子是後者。到了曾國藩﹐變成不得不為。就象蘇格拉底﹐那杯毒藥是不能不喝的。想要治國平天下﹐首先得具備喝毒藥的勇氣。地藏菩薩說得更徹底﹕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

 

一九八九年﹐領袖和精英只要有一個站出來喝毒藥﹐歷史就會不一樣。在馬克思收到的死亡報告上﹐陳列着的全都是年輕無辜的生命。一個領袖都沒死，一個也沒有。這是怎麼回事？！

 

中國由此成了在下永遠的痛，一如美國從來就是在下永遠的愛。

 

一群孩子在陽光下歡天喜地地奔跑﹐藍天白雲﹐無憂無慮。

 

憂心忡忡往往是孩子在成長的標記。

 

第二次走進河流時﹐孔子已經長大了﹐改名曾國藩。歷史有時就是如此奇妙﹐時空坐標微微一轉﹐人物場景便別有洞天。誰能想到﹐當年周武王的失之毫釐﹐到了秦始皇竟然差之千里。這也是伯夷叔齊之所以不食周粟的原因。

 

伯夷叔齊早就看到了。

 

閔可夫斯基的四維時空坐標﹐是個美麗的坐標。它的美麗在於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想象。人們最多只能想見三維坐標在空間裡的轉動。這已經相當優美。《伊里亞特》中的海倫就是一個三維坐標﹐她美在人們的想象里。

 

許多歷史學家的不幸﹐在於他們自以為是地生活在平面上。

 

整個人類的不幸﹐在於不得不使用語言。語言是平面的。再優美的語言也是平面的。

維特根斯坦說﹕在無法言說的事物面前﹐我們只能保持沉默。

 

六祖慧能說﹕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

 

老子出關時被逼着才寫下《道德經》。

 

從三維遞進到四維。人類的全部努力﹐只是想提升一個維度。

 

這才是歷史。這才是幾千年的文明史。

 

互相殘殺不是歷史。一幫人推翻另一幫人﹐更不是歷史。

 

酒杯是空的。在三維世界裡裝滿的酒杯﹐到了四維世界裡就空掉了。

 

歷史是空的。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九。。。的人類滯留在平面上﹐或者輾轉在二維和三維之間。愛舍爾繪畫裡那條從二維向三維掙扎的龍﹐寫照了人類的全部歷史。

什麼叫做一半是野獸﹐一半是天使﹖

 

什以叫做“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我們到哪裡去﹖”

 

輕輕地﹐輕輕地轉一轉那個時空坐標﹐就會找到答案。

 

今天天氣真好。但就是來得太突然。昨天還是冰天雪地﹐此刻怎麼就赤日炎炎了﹖就在這裡坐下吧﹐一片清馨的芳草地。

 

孩子們在奔跑。

 

仰面躺下﹐湛藍的天空。翻過身來﹐一縷清香。草尖上還留着晶瑩的露珠。肖邦的鋼琴曲。音樂是四維的﹐甚至更高﹐更深邃。嵇康在臨刑前選擇音樂不僅僅是一種風度﹐這更象是一種出走方式﹐如同老子出關一樣。西藏的一個喇嘛﹐在被紅衛兵捉去批鬥時﹐也是通過音樂出走的。喇嘛比嵇康還樸實﹐不是彈奏《廣陵散》﹐而是坐在馬背上唱歌﹐入定﹐走人。

 

肖邦的鋼琴﹐也能讓人出走？

 

躺在草地上感覺到的不是肖邦﹐而是莫扎特。莫扎特的Ａ大調單簧管﹐曾有導演把她組合在《走出非洲》的畫面里。夢幻極了﹐讓人忍不住地輕輕嘟囔﹕生活是美好的。

 

生活當然是美好的﹐能夠胡裡胡塗地活着更美好。有人感嘆難得胡塗﹐胡塗當然是不容易的。古往今來﹐有幾個人能夠抵達胡塗﹖除了老莊他們。

 

胡塗是混沌。老莊不讓混沌開竅。慧能是個奇妙的例外﹐走出混沌﹐依然混沌。慧能始終站在語言的平面之外。

 

論者卻是個俗人。剛剛胡塗了一下﹐又跌倒在語言的平面上。語言是個多麼纏人的傢伙﹐纔下眉頭﹐又上心頭。

 

在河的兩岸行走的確不容易﹐就像哪支歌里唱的﹐你走得多辛苦。

但歷史到底跟我有什麼關係﹖非說不可麼﹖不說又如何﹖說了是白說。白說也得說﹖不說白不說。真有點死乞白賴。

 

一陣風過﹐好象在張羅聽眾。莊子見列子有了許多聽眾轉身就走。那個列子就是御風而行的列子。列子開講﹐聽眾如風。列子與風孰為先﹖先有言說還是先有聽眾﹐是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又一陣風過﹐孩子們在奔跑。風與孩子孰為先﹖

 

酒杯﹐空的﹖

 

假如孔子第三次走進那條河流﹐情景會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因為我已然掉在了這條河流里。最後一眼看見的天空，居然是草綠色的，象一種服裝，更象蒙德里安的一片色塊。　　　　　　　　　　　　　　　

 

二００一年四月﹐紐約﹐貝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