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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长在北方的北方。曾经玩笑说，“南方嘛，很容易理解，山海关以内都是南方！”。如果真的按我这个定义，那台湾就是南方的南方了。

南方的南方很遥远，却不陌生。

小时候没有电视，自家也没有报纸，收音机是获取信息的唯一媒体。播音员常常在新闻的最后一本正经地宣布,来自台湾海峡的台风要在福建登陆，风向什么什么，风力多少多少，这样的消息一播就是几天，印象很深。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是因为有了台湾海峡才有台风，所以才叫‘台’风。我们北方的北方是从来不刮台风的，从纪录片里看过台风，实在是很可怕。

另一个常常看到跟台湾有关的事是一本小人书，里面画着国民党特务偷偷登陆福建，样子很丑，旁边画着可怕的潜水服。小小的年纪，知道台湾有两样不好的东西，一个是摧毁房屋生命的台风，一个是来大陆窃取情报的国民党特务。

那时候还有个习惯的说法，就是“台湾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每每写批判稿或者大字报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写，就是东抄西凑一些段子），都要在结尾表示一下决心，发誓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而这解放全人类的其中一项，就是要先解放台湾，把那些受国民党政府压迫的同胞解放出来，让他们也象我们一样当家做主，不再被资本家剥削，不再受官僚买办的压迫。我那时候还想，我们中国这么大地方，将来盖一些高楼，让住在台湾的受苦人民都般过来，我们住得很近，象一个大家庭，有饭吃，有衣穿，有歌唱，不必整天受台风袭击。

后来就有了这只歌,《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那时候的歌大都是雄赳赳气昂昂的，这一首算是很抒情。“我站在海岸上，把祖国的台湾省遥望。。”。首句一出来，带给人一幅有足够想像空间的画面，那图画绝不会让你想到革命啊批判啊什么什么的。

抒情是抒情，还是免不去时代的气息。那时的抒情歌曲的形式都有个套路，先来一段抒情，然后就是雄赳赳的副歌。《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也一样。先是站在海岸眺望日月潭的碧波倾听阿里山的林涛，悠缓，抒展，唱着它你会觉得自己是穿着长裙的女郎，用你的心在诉说：“台湾同胞我骨肉兄弟,我们日日夜夜把你们挂在心上。”。可是副歌一起，乐风一转变得铿锵有力，“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共同奋斗，朝着一个方向。。。”，仿佛每一个音符上都装上了强音或者保持音。而这一连串的口号过后，女郎变成了女兵，长裙变成了军装，“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让那太阳的光辉照耀在台湾岛上”。其实是善意，哪一片土地不需要阳光？

记得小学班主任老师说，要解放全人类，就要首先解放我们自己。等我们长大了，要首先解放台湾，那里是我们中国的土地，住着黑头发黑眼睛说中国话的同胞，我们的骨肉兄弟。我们要学好本领念好书，长大了把台湾同胞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把台湾变成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天堂。。。

歌听得次数多了，慢慢也就会唱了。有一次我唱这个歌的时候母亲说，“说不定你大姨去了台湾”。我听了很迷惑。大姨这个词并不生疏，在姥姥家住的时候，很多玩意都是大姨的。有一套我非常钟爱的陶瓷小茶具，茶壶还不及我巴掌大，茶碗就更小了，还有小碟子。妈说那是大姨的。老照片上看到大姨站在妈妈旁边，两个漂亮的姐妹，同有着来自她们父亲的大眼睛，留着四十年代特色的齐发。可是大姨怎么会去台湾呢？台湾很远啊，那里还有台风，国民党政府会不会欺负她？

听母亲说，大姨在解放军围城的时候随学校南迁离开了家，开始的时候还有信件来，从北京，从昆明，最后是澳门，再以后便杳无音讯了。

这些都是七十年代初的事情。懵懵噔噔的就到了七十年代末，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收音机里除了革命歌曲，也开始有比较抒情的歌了，邓丽君的歌开始在年轻人中间传唱，中国和外界也有了更多的接触。

有一天，应该是七八年吧，舅舅急匆匆地来了，进门就跟母亲说，“大姐有消息了”。说着拿出一封信，从外表看，是一封拆了又封封了又拆，周折辗转才送到的信。母亲看了信便哭了。

让母亲流泪的信寄自美国，是一封试探性的短信，意在找到失去亲人。信是大姨在美国读书的儿子寄来的。

母亲流着眼泪回了信，我相信她的心情是相当复杂的，因为她们的母亲几年前不幸病去了，至终不晓得自己的大女儿的下落。

没多少时候就又收到了来自美国信，信中说，大姨后来去了台湾，在那里结婚安家，大姨夫是当时一同南下的校友。

母亲说，来信的人我应该叫大表哥，多么陌生的字眼！大表哥用表格的形式详细介绍了他们兄弟姊妹的情况，姓名，性别，年龄，出生年月，就学情况，天哪，我还从来没有什么同学家里有这么多孩子，简介还要划表格。一下子跑出来这么多骨肉兄弟，我有一种招架不住的感觉，心底暗想，怎么一下子多了这么多人？还好还好，他们都在那么远的地方。

学校里早已不再提解放台湾解放人类的事情了，《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也不再常常听到，可是却真的出来了好几个骨肉兄弟。母亲以血浓于水几个字形容。

母亲找到姐姐当然是令人兴奋的事情，但是令我，一个十几岁的丫头兴奋的，是那几个表哥表姐表弟。从小，无论在父亲家还是在母亲家，我们这一代的大排行的时候，我一向都是最年长的，所有的人都要喊我姐姐，而我在所有的事情上又都没有强势，平白占了这么个老大的位置，我这把交椅坐得从来是心不甘情不愿。现在突然有好几个比我年长的大哥哥大姐姐，我怎么能不兴奋呢？以后有事我就问他们好了。只可惜，他们那么远，住在南方的南方。

我的母亲开始常常谈起要见姐姐，我们都觉得，来日方长，中国已经慢慢在开放，机会总是有的。三十年等得，不用急吧。

无奈世间总是有那么多自己不能左右的事情，母亲患了癌症，我记得清楚，她跟医生说，“大夫，如果你帮我延长一些时间，说不上我可以去看我大姐，我们三十多年没见面了”。好心的医生安慰母亲，“这肯定没问题，做完这个疗程你就有时间了”。可是哪里有时间呢？一直到临终母亲都没能见到姐姐。

老歌老调总难忘，哼唱老歌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不用思考，也不用提示，所有的词句总是似流水而出。每每唱到这首《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我心里不再是害人的台风，也不再有国民党特务的形象，而是实实在在照片上我那几个表兄表姐。

后来我来了美国，大姨也来了美国，我们有幸住在一个城市，常常可以见面。记得我生了儿子以后第一次带给大姨看，她抱过那个胖小子就哭了。不用说，我知道她想起了我母亲。

去年二表哥来我们这个城市，给儿子带来些玩具，却歉意地说，没有来得及给女儿买什么，我忙说“不用不用，她什么都不缺”。二表哥说“我知道她什么都不缺，可是我有这个心哪”。说得我就要哭了。“血浓于水”是母亲用过的字，当年大表哥给我的第一张卡片也同用过“血浓于水”。现在二表哥的心里，也是流着血浓于水的深情。

虽然大姨离开了台湾，但是台湾的土地养育她四十几年，表兄姊们在那片土地上长大。对他们来说，那里是他们的故乡。看不惯陈水扁李登辉的时候我也叫嚣过“轰你几颗导弹看你还猖狂！”。可是我知道，如果真的导弹轰过去，轰的不知是谁家血浓于水的骨肉兄弟。

都说人在海外觉得孤独，特别是节假日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亲戚可以走动，没有团圆饭可以吃。我的情形好多了。虽然由于个性的关系我没有常常和他们联系，但是我知道，他们是我永远的家人。

初夏在CD里听刘欢唱这歌的时候开始写这篇笔记，断断续续的没有完成。刘欢给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唱了一碟歌，却只把这歌唱了一半，副歌完全没唱。我理解现在再唱原来的副歌听起来很奇怪，但是那是印在我们脑子里的歌词，整支歌伴着我们走过朦胧的青少年时代，他没有唱并不等于没有存在过，而存在过的东西，是不会轻易被忘记的

在网上搜索歌词的时候，也看到改编得面目全非的新词，歌词改得了，历史改不了。我不想接受改过的歌，要改不如重写。

写到这里，我不知道怎么结尾了。在大陆的时候，每年八月十五各种机构都会举办联谊会，邀请台湾同胞共同赏月听歌吟诗。今天匆匆结束这篇写了很久的文章，给高山的【良宵：天涯共此时】节目添上一笔，希望所有两岸亲人都能团聚，用同一种语言讲中秋的故事，唱同一首歌述说心底的亲情。

文章在万维贴出去后，红琴帮忙唱了这首歌，一位读者读了文章后也特别请自己的妹妹北方鸽唱了这首歌，不胜感谢。

演唱：红琴

演唱：北方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