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秘魯，海地，玻利維亞，亞洲的菲律賓，中東的埃及諸國，歐洲的冰島等，曾是全世界的新星。而當這些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1千至1.2萬美元，進入中等收入水平國家行列時，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貧富兩極嚴重分化，高失業率，惡性通貨膨脹率，經濟增長停滯，政局不穩，社會治安和環境惡化，落入了大家經常聽到的拉美陷阱。落入中等陷阱的國家很難趕上經濟發達國家。

中國過去三十年經濟增長速度驚人，據統計，現在人均收入已達到五千五百美元。那麼，中國是否也會步拉美國家的後塵，落入這個陷阱呢？

誰把拉美兄弟推落陷阱？

很多知識分子認為，拉美國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是西方先進國家經濟殖民的陰謀。西方推行的全球化，民主化，自由市場化政策，實質上是為大資本開路。西方國家提供低息貸款，支持或壟斷某一出口行業，致使這些國家債台高築，經濟結構單一脆弱，國際經濟危機一來，本土經濟崩潰。

而某些經濟學家則認為，這些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因為這些國家自然經濟資源豐富，經濟起飛之初，這些國家可以依靠進口西方技術，發展出口經濟。但是，這些國家缺乏創新能力，沒有新技術，新產品，只能停留在出賣資源型的經濟模式之中。沒有創新和新技術，永遠追趕不上西方發達國家。

當民主侵入資本主義禁地

格林斯潘主政美聯儲18年，常常涉入解決美國銀行的拉美債務問題。拉美債務危機導致過華爾街的金融危機，他因而深入探討過拉美陷阱的成因。把美國作為標準，他認為拉美搞的是民粹民主，拉美在民主的旗幟下打碎了資本主義永續經營的兩塊基石：財產私有制（Private Ownership）和法制(Rule of Law)。

拉美的民粹政府在上台之前，競選政策往往以反殖民剝削，尤其是反美愛國，爭取人權平等和正義，鼓勵民族工業等為主軸。競選上台之後，強調立竿見影地解決經濟問題，上台後的三把火往往是強制某些行業和大企業國有化，大幅提高對富人的稅收，大量印製紙幣以補充政府赤字預算等。這些政策實則是對1%富人私有財產的合法剝奪，是對私有制和法制的踐踏。當本國的企業精英和資本紛紛出走國外時，本地經濟不崩潰也難。

拉美民粹民主離中國文革模式有多遠？

中國走資本主義的路，必然遇到資本主義所產生的一切問題，包括貧富分化，個體生存環境因市場競爭而變得艱難等。而政府的強勢，社會精英藉助政府力量產生的腐敗和不公，更加加劇了部分民眾的不滿。過去三十年的高速經濟發展，掩蓋了諸多資本主義帶來的社會問題，一旦經濟減速，這些問題也許會成相應比例地凸顯出來。

從拉美的經驗看，資本主義帶來的經濟問題無法用經濟發展本身的辦法來解決，它必須求助於政治解決方案。讓朱門酒肉臭的人家為路有凍死骨的人家買單，是政治問題，不是經濟問題。拉美陷阱表面上是經濟陷阱，實則是政治陷阱。

縱觀歷史，解決資本主義問題的成功政治方案來自於精英民主政治，而不是一人一票的民粹選舉政治。從某種程度上講，一人一票的普選制度如果僅僅是個程序，通過該程序選舉出政治精英，實質仍然是精英代民議政，可以理解，但如果把普選作為國家政策的一種公投，其與古時遇大事時靠求巫占卜決定無異。

中國社會永續進步和經濟發展的禁地是什麼？是穩定。拉美的民粹民主政治和中國的文革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製造出社會經濟和政治秩序的混亂。

法制還是德治

法制憲政是個時髦的故事說法，因為它在歐美很成功。但是，道德是法制的基礎，法律從根本上是對某種社會道德體系的維護。中國人找到了現代化的道德體系了嗎？即使照搬西方道德體系，照搬哪家的比較好？英美的，法德的，日本的？還是其他國家的？百年來，中國人圍繞着道德體系問題一直在研究探討和實踐，直到某天中國人弄懂自己真正需要什麼和為什麼需要的時候，才可能是法制占主導地位的開始。在此之前，中國的德治應該重於法制。

中國人家裡出了大難事，有了危難，必找政府，有不公的事找青天老爺，而非花大價錢找律師，這有什麼錯嗎？有人說中國人這樣缺乏自由獨立意識，缺少公民意識，需要啟蒙，不是好笑嗎？

法制還是德治，也涉及一個社會精英選擇的問題。德治下，選擇精英的標準或是政績，或是對社會的貢獻，選的是有益於百姓和社會的人。而法制之下，人人平等，憑三寸不爛之舌即可當選某一職位，參與政府決策。

既然是德治，就沒有人人平等參政一說。有人可以基於道德理想反對此一說法，但必須承認現實的殘酷性。

中國如何遠離拉美陷阱？

經濟和社會矛盾需要政治解決方案，拉美陷阱是政治解決方案失敗的後果。誰來提供這個方案？通過什麼程序來達成這個方案？這兩個大問號決定着一國是否步拉美國家的後塵。筆者認為，從權威專制走向有限的精英民主政治和德治是目前防止中國落入拉美中等收入陷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