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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毛邓时代干部使用攻略，或现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基本逻辑 |
| | 1．由于个性和时代，毛倾向于使用顶级人才。顶级人才的特征，就是具有推翻顶层霸主、自立为王的能力和野心，比如说清初诸贝勒，或者国初周刘彭林高，甚至毛晚年之邓叶，均属此类。此类干部的政经军事长才，自不待言，使用得当，政局张力十足，一片生机，可有决荡天下之势。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上，端的是一片七长八短汉，四山五岳人。但此类人的负面价值是，不但头角峥嵘，而且心狠手辣。顶层霸主与之相处，一定要万分小心，一有破绽，地位完全有可能为之取代。甚至身首异处，也在计算之中。所以此类人一旦获罪，霸主出手特重。文革初，在天真的文科生如章士钊看来，毛之排刘，简直性命相搏，而非处理上下级关系。其所看不明白的原理，正是在该格局中，用人即如搏虎，最杰出的助手往往也就是最致命的对手。所以说毛主政时代政局诡谲难测，顶级参政者非死即伤，也有毛本人自身无法控制的结构原因。而毛对各大贝勒的驾驭和剪除虽然算得成功，但的确也是非尽心竭力不能自保。当然，一旦功臣除尽，政局也必然变得大厦难支，难免有个明成祖出现，把老皇帝搞得身后凄凉，水晶棺外一无所有。
2．从形式上说，邓成祖所开创的，则是巨头共治政治，以取代毛的霸主独大政治。相对于毛时代最高当局的动荡不安，邓时代相对平和，即便胡赵获罪，都罪不至死。但巨头政治是腐败的起源。由于政局相对安稳，政治人物的相互替代关系，逐渐变成共生关系。正是由于邓陈李薄等巨头分利共治，私下分享国家主权，邓方能打桥牌看武侠，而无需分分钟恐惧被人替代。其结果，一方面，中国社会重返为毛所推翻的阶级体制，由毛时代的单一阶级国家，演变成由政治巨族，社会精英和普罗大众三等级（也就是毛所谓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苦B工农阶级）构成的毛后社会。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巨族演变的缓慢性，人才的培养和使用的重点，也由毛时代的根本性政治—或者说敌我--意识的确立，转向官僚机构的参与和管控能力的考核。换言之，政治培养的重点，不再是毛体制培养的虚拟备用霸主（也就是毛体制所谓主人翁意识），而是社会精英层面，缺乏霸主意识的实用功能性人才。如果毛体制之用人如养虎豹，邓体制之用人则如使犬马。在邓式官僚体制中，对于根本性的敌我意识，或者对于体制本身目的的思考，即便是出身政治巨族的薄熙来，往往也成为对于体制流程的干扰，而必然受到体制的排斥。问题是，虎豹之臣，虽有噬主之心之力，但对于国家的认同绝对强烈；而犬马之臣，因为与国家主体的关系基于雇佣关系，对国家的认同反而淡薄如客卿。价钱说拢，即乐为用。吾国社会现在人心之涣散，正是邓体制内政治家族去人才化，以及社会精英去政治化的必然的结果。而薄在重庆搞搞阵，也因此被体制内的嗅觉灵敏的既得利益者（或者说巨族与精英之联盟）视为老帝重生，土改文革再临。工农主人翁或将口衔红歌、遍地蜂起，官僚资产阶级或将无从食利，民族资产阶级或将无从炫技。一时间洪水猛兽，电闪雷鸣，共产共妻，Q哥爬上了秀才娘子的宁式床，豪宅价钱跌平廉租房，令人十分摇头怕怕。
3．而要走出毛邓体制怪圈，正义的山猪正有免费无料、简明直接的药方。即是进一步打通政治巨族与社会精英的关系。一方面提倡社会荣誉，使得巨族子弟人才化，从而参与社会生产，既防止其本身的八旗式食利性腐朽，又防止工农基层因其处于政权的中心地位而产生对国家的仇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要使得官产学社会精英充分政治化（或者说政治犬马主人翁化，功能炫技派内在诗意化，朗朗永久闭关阿什肯纳齐化），而实质性地（而非三个代表式地）参与政权掌握，从而强化对国家的认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关键手段，其唯推行民主、 扩大现行普选范围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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