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紹偉：中國人缺德麼？

    近十幾年來，大陸中國人的生活水平進一步提高，出外旅遊的也明顯增加了不少。可時不時還會有報道，不管是到港台東南亞，還是到歐美大洋洲，不少大陸旅遊者的行為舉止依然令人不齒。在國內，假冒偽劣、坑蒙拐騙的事情也多了起來。這不，前幾天，衛星電視上有專題報道，特別介紹了一幫照相的如何以推薦模特為名騙錢，一幫獵頭如何假借培訓詐騙求職者，還有一幫奸商如何用低質酒冒充茅台、五糧液。

做假酒、賣假酒的報道十分真切，記者暗訪偷拍，作奸犯科者一言一行如同鄰家商鋪，敗德之舉視若等閒。真貨專賣店的驗酒機更是令人哭笑不得，驗酒者坦言，店外來驗者十有八九全是假酒。也難怪，假酒從生產、批發到零售，每個環節的利潤率都超過100%。資本原始積累時期就是黑暗啊，馬克思怎麼說來着，對了：“如果有100%的利潤，資本家們會鋌而走險；如果有200%的利潤，資本家們會藐視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潤，那麼資本家們便會踐踏世間的一切”。

    當然，現在不僅酒是假的，菜市場裡的貨，有沒有被下過藥以顯其光鮮亮麗的，恐怕連受害者都未必知道。這年頭，也就只有缺德是真的了。黑心泛濫，所以道德稀缺。但是，有些人卻依然義正詞嚴地告訴人們，“敗德行為不是主流”，“經濟發展，決不可能建立在道德總體滑坡的基礎之上”（大家見過秋石先生寫的文章麼？）。什麼高調鬼話？這又是那個“蘇式哲學”的老套。假酒的GDP不就是建立在奸商們“道德總體滑坡的基礎上”的嗎？即便他們偷稅漏稅了，這部分GDP也只是轉向地下經濟而已。我們的“書面道德”與“現實道德”的距離怎麼就那麼遠呢？

是啊，如果承認了衙門外的坑蒙拐騙是主流，那不就等於承認了衙門內的貪污腐敗是主流了嗎？算了，話也別說太滿，給人留點面子好不啦？中國的事情妙啊，能看不能說。要是說了，你猜會怎麼着？馬上就有人不服，他還會這樣反駁道：“別他媽的中國人中國人的，就好像你他媽不是中國人一樣”（原話如此，本文未作任何“去孔三媽”式的修改）。見鬼了，說的就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事，要是美國人的事誰還費那個勁啊？何況人家確實再爛也沒這麼爛。

提“主流支流”的區別，確實讓人覺得特別無聊。現實就這麼爛，你非說“絕大部分是好的”，有意思嗎？不懂輕重的人，還尤其喜歡說別人“以偏蓋全、一葉障目”。我這裡要特意提出一個說法，證明這種按照一般邏輯的辯解，完全是一種“滿足於常識的無知”。

       我這個說法叫作“道德五層次論”，即一般所說的道德，有崇高、善雅、本分、低劣、卑鄙五個層次之分，簡單點說，就是有美德、本分、敗德三大類。寬泛而言，本分行為也是道德行為的一類；但嚴格而言，道德行為特指美德和敗德行為。好了，如果存在一個“美德社會”和一個“敗德社會”，你說這兩個社會的道德五層次具體會怎樣？

       一般可能會說，美德社會就是美德行為超過敗德行為的社會，敗德社會則是情況相反的社會。這裡當然有個量化的問題，怎麼計算和統計，我們才能知道“美德行為超過敗德行為”呢？很明顯，統計很難，所以大家只能靠自己的感覺。問題來了，為什麼有人感覺中國社會是個十足的敗德社會，而另一些人卻感覺中國社會是個和諧的美德社會呢？

    我的觀察研究表明，這種不同感覺取決於兩大因素：一是個人的感覺範圍，二是個人對道德行為的定義。局限於偏遠地區和親友小範圍的人，他們的感覺顯然比其他人更偏向於認同美德社會。我說過，中國是個“小圈子道德”的社會，美德行為在親友小範圍確實比較充分。可是，在規模較大、交往頻繁的環境裡，親友小範圍就會變成一個個孤島，“小圈子道德”就會使中國人出現兩大難：親友之間遵守外在規則難，生人之間信任合作難。這個兩大難，其實就是中國人把私德轉化為公德的困難。這個問題的真實普遍性，大家可以自我檢驗，不用再多說。

       “小圈子道德”的分析，側重的是公德敗壞的文化原因。這裡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個人“公德沒敗壞”的感覺到底錯在哪？“道德五層次”的說法就是為了指出，“公德沒敗壞”的感覺錯誤來自於認識錯誤，這個認識錯誤，一是混淆美德行為和本分行為，二是不理解美德行為和敗德行為的規律。下面我分別進行解釋。

    混淆美德行為和本分行為，就是把寬泛道德含義的本分行為，不恰當地當成了嚴格道德含義的美德行為。舉個例子就清楚了：公買公賣是本分行為，強買強賣是敗德行為。但是，如果你把公買公賣誤解為美德行為，你就會感覺，這個社會的美德行為超過敗德行為。可在實際上，公買公賣只是本分，根本不是嚴格意義的道德行為。在任何正常社會裡，本分行為肯定超過敗德行為，否則社會早就崩潰。所以，因為本分行為超過敗德行為，就以為這個社會是美德社會，就是我所說的“滿足於常識的無知”。“絕大部分是好的”是胡話，我們根本不能把本分行為歸入那個“絕大部分”。如果一定要說本分就是美德，那奴隸的順從和犧牲應該就是絕對的崇高行為了吧？

    美德行為和敗德行為有不同的規律。美德行為的自然規律是：美德的出現一般依賴於意外事件的發生（這裡不討論諸如“謙虛是美德”這種接近於本分行為的情況）。敗德行為的自然規律則相反：敗德的出現一般根源於個人的貪心或惡意。

    也就是說，美德是被動的，敗德則是主動的。美德以犧牲物質利益去換取精神利益，其重點是“損己利人”；敗德以損害精神利益去換取物質利益，其重點是“損人利己”。損己利人之所以成為美德，那僅僅是它普遍稀缺，因為人性規律偏向於“不願損己”；損人利己之所以成為敗德，那僅僅是它容易泛濫，因為人性規律偏向於“情願利己”。

    自然規律和人性規律的不同傾向，使敗德行為天然地多於美德行為--美德要等“出事”了才挺身出現，敗德則不“出事”都會自動出事。所以，一個美德社會，一定是制度、文化和信仰都嚴格排斥和控制敗德行為的社會，而中國社會恰恰就不是這樣一種社會。當然，當我們說中國社會更像是一個敗德社會時，我們指的根本不是“全民敗德”，而是指“敗德超過了美德”，喜歡辯解的人，不能以“還有美德”來否定“美德更少”。

敗德社會指的是，儘管本分行為仍然超過敗德行為，但越來越多的人已經不守本分，敗德行為已經超過美德行為。一看中國的交通狀況，就知道中國是個地地道道的敗德社會。不是因為本分行為多就不是敗德社會，而是因為敗德行為超過美德行為才成其敗德社會。一個敗德少的社會即便美德少，它至少也還是一個本分社會，可中國社會一點都不本分。如果把社會比成酒，100%是真酒就構成一個本分社會，有1%的假酒就敗德社會。可現在的中國如此不堪，以至於出現50%的假酒，都還有人在說，中國是個美德社會，“敗德不是主流”。對了，他們稱之為“禮儀之邦”。怎麼樣，夠虛偽吧？

    上文提到，“小圈子道德”的中國文化，不利於把私德轉化為公德，這是文化上的先天不足。在制度方面，當今的中國有嚴重的後天失調之弊。美德行為有兩種，一種是對抗敗德行為的美德行為（如勇斗歹徒的“對抗型美德”），一種是補救本分行為的美德行為（如救人落水的“補救型美德”）。我們的制度和文化特別有利於滋生敗德行為，卻特別不利於產生“補救型美德”，更特別不利於產生“對抗型美德”。

    為什麼？因為特權，因為“小圈子道德”，特權和“小圈子道德”製造了敗德。在另一方面，特權和“小圈子道德”導致“政府失職不管，公眾失責不敢”，結果，“對抗型美德”和“補救型美德”雙雙失禁。本來敗德就已經有負面的人性傾向，現在中國的制度和文化加劇了這個傾向，同時，中國的制度和文化又削弱了抵消敗德行為的“對抗型美德”。對於有特權的人來說，腐敗比道德重要，腐敗尚且來不及，還搞什麼道德啊？結果當然是：敗德行為的個人成本越來越低、社會成本越來越高，美德行為的個人成本和社會成本都越來越高。即便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麼“美德社會”，中國的敗德範圍和程度恐怕也是較高的，要點全看守不守本分的狀況。雷鋒之所以活不下去，因為雷鋒是給別人和下面的人樹立的榜樣，他與“我”無關。所以，中國社會是敗德超過美德的“敗德社會”，這又有什麼可以奇怪的呢？

    應該奇怪的，反倒是對“敗德是主流”的死死抵賴。承認是改變的第一步，中國人的敗德社會沒有改變，因為中國人根本就不承認有敗德社會。死要面子活受罪，說的就是我們“死不認錯”的中國人。這當然是一個不方便承認、也不情願承認的事實：中國人真的很缺德。

可是，不是我們中國人道德水平低，而是我們中國人“囚徒困境”的制度文化慣性，根本就不可能使道德水平高起來。每每說到這裡，就有人問：敗德和腐敗如何治？我發現：這個“治病”的類比有一個缺陷，社會有機體不同於個人有機體，個人有機體的病“不治即死”，社會有機體的病，卻可以是“不治也活”。這其中的奧妙有兩層：第一層是，社會有機體的病，要害不在“能不能治”，要害在於“可不可控”。第二層是，主導社會有機體的權力主體，他們追求的不是好的制度文化，而是好的分配優勢，除非好的制度文化，碰巧有利於他們確立好的分配優勢。不幸的是，社會有機體中的非權力主體，遵從的也是這個相同的邏輯。

所以，對個人來說，永遠不要在社會宏觀面上尋找樂觀主義的事態。人生的積極態度，永遠來自於個人微觀面上的小事，“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說的就是這個意思。面對“囚徒困境”，自助者天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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