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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得知胡績偉去世，想起拍過幾張他的照片 |
| | 胡績偉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為撥亂返正、思想解放、推動民主自由法治，尤其是新聞自由，付出極大努力。“六四”前他以全國人大常委身份，冒着風險試圖推動在法治軌道上平息學潮，撤銷鄧、李等人的戒嚴、鎮壓決定。雖然他失敗了，終未能避免悲劇，他也被撤銷黨內外職務，這證明他的光榮！
昨天得知噩耗：前《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胡績偉，因心肌梗塞引發的心臟衰竭逝世。
胡老去世的消息，並不讓我感到突兀——畢竟，他已經是96歲高齡的老人，去世前一天，他剛剛度過自己的生日（1916年9月15日－2012年9月16日）。近年來，他的同伴，謝韜、朱厚澤、李普，已經一個又一個地駕鶴西去。更早一點的，則有2003年去世的李慎之，而在胡績偉擔任人民日報社長時的副總編輯王若水，已在更早的2002年去世。
對胡績偉，我談不上熟悉，但聽很多熟悉他的人講述過他，也早讀過明鏡出版社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草創時期所出版的胡績偉《從華國鋒下台到胡耀邦下台》一書。
有幸見過胡績偉一面，那是2006年秋天回北京時，有朋友邀我一起去胡宅拜訪，於是一同前往。除了胡績偉和夫人狄沙，在座的還有盛禹九先生，我執弟子禮，聽幾位長輩談起許多往事內情。其時正逢《胡績偉自述》和《胡績偉自選集》兩套書出版不久——兩套書都是由香港的卓越文化出版社出版，老人告訴我，他的書中國官方是不可能批准在大陸出的，只能自己籌集資金，在香港出。兩套書規模都不小，《胡績偉自述》有四大厚冊，近120萬字，《胡績偉自選集》更有六大冊，僅其中第一冊《我與胡喬木的十年論辯》就有32萬多字。這十本書，都有多幀照片。
為這兩套書的出版，1993年與胡績偉結婚的狄沙殫精竭慮。《胡績偉自述》她名列責任編輯，《胡績偉自選集》封面上更印上“狄沙 主編”。一來輯錄了不少史料，二來也是為了表示對艱難出書的兩位老人的支持，我與同去的朋友立即各買下一套，請胡老簽了名。我不惜力氣，拎到了美國，現在正立在我的書架上。
不知為何，今天查證資料，在胡老去世的消息、關於胡老的辭條（例如維基百科等）所列的附錄中，都沒有提到這兩套書，只提到《胡績偉新聞自選集》、《民主論》。
胡老當天暢談闊論，興致很高，並不因我是個生面孔而有所收斂。他也不會記得我，登門拜訪求教的小字輩，想必為數不少。夫人狄沙拿出當年胡績偉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合影，讓胡老細細辨認。我則拿出我隨身攜帶的“卡片機”，一口氣拍下多張。那時用的數碼相機象素不高，光線稍暗一點的場合就只能用閃光燈。後來不記得在寫什麼文章時配上了其中兩三張，在網上流傳開來。美國之音中文網在報導胡績偉去世時，配的就是我六年前所拍的照片，該網的說明說“照片轉載博訊新聞網（由高伐林攝於2007年）”——這個說明有誤，應為“2006年”。
對胡老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為撥亂反正、思想解放、冒着風險推動民主自由法治，尤其是新聞自由的奮鬥業績，無須我多說。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六四”前他以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的身份，極力試圖推動在法治軌道上解決“六四”問題，撤銷鄧小平、李鵬等人所作出的戒嚴、鎮壓決定。雖然他們的努力在坦克、機槍的暴力之下失敗了，終未能避免巨大的悲劇發生，他也被撤銷了一切黨內外職務，這證明他的光榮！
泰山其頹，哲人其萎。這裡我轉貼一份胡績偉談黨史的短文，以表緬懷！
 這張照片被美國之音刊出，但拍攝年份寫錯了。  當天拍攝的另一張胡績偉老人。  胡績偉的夫人狄沙拿出翻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與會人士的合影給我們看。
黨史從頭起就應該改寫
胡績偉，原載《歐遠方紀念集》
歐遠方同志晚年，開始分出很大精力，從事關於安徽文化歷史的研究，側重於對安徽省歷史名人的研究。引起我特別關注的是他對安慶人陳獨秀的研究。他寫的《陳獨秀之死》和《歷史無情也有情》的兩篇文章，有理有據，有情有義，讀了不僅令人心服口服，而且催人淚下，激人拍案而起。
在中國共產黨創建80年後的今天，陳獨秀的大冤案，終於有人敢於站出來伸張正義，實在難得。據遠方同志文章的介紹，站在最前線的是“軍內著名的儒將肖克將軍，他第一個站出來要求重新正面研究陳獨秀”，而且還“提綱挈領的提出研究的諸方面，都非常中肯。”在改革開放以後，對多年來強加在陳獨秀頭上的“漢奸、叛徒、反革命”等莫須有的罪名已經先後推倒，可是扣在他頭上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導致大革命失敗的罪名，一直得不到澄清。據遠方同志介紹，1999年12月在北京召開的“陳獨秀與共產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提出來的鐵證如山的材料，就已經為陳獨秀這個黨內第一大冤案在實際上翻了案。遠方同志這次到北京參加會議以後，也到我家來介紹了這次會議的情況。我們對陳獨秀的問題議論了很多，還從陳獨秀談到張聞天，我向他介紹了我不久前才了解到的遵義會議時期的一些情況。我們共同的認識是：我們的黨史從開頭起就應該改寫。
對於陳獨秀的詳細情況，我還是以後看到遠方同志寫的文章才了解到的。這篇文章表明：
遠方同志仍然鮮明地表現出他作為一個調查研究專業人員的本色。他說：“要處理七十多年的中國第一大冤案，還歷史本來面目，沒有大量的第一手資料作為事實根據，是不可能的。”
據他介紹，在這次會上特別提到，在1999年，中央黨史研究室出版了《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六大本，“給中國的黨史研究特別是對陳獨秀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歷史檔案資料，使研究工作進入新的階段”。在這個會上，根據這些檔案提出了最關鍵的統計數字：在1923到1927年的大革命期間，“聯共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中國革命問題112次，作出了738個決定，指導中國大革命的路線和方針政策，全部來自莫斯科，並且由莫斯科派駐中國的代表、顧問親自執行，只有一小部分在他們的代表嚴密監督下，由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執行。”尤其重要的是，對於莫斯科的指令和特派代表的指示，敢於進行反對和抵制的，最堅決的人就是陳獨秀。陳獨秀是從根本上反對共產國際提出“黨內合作”的妥協投降方針的，他一直主張“黨外合作”，保持中共獨立自主的地位。令人奇怪的是，在大革命時期，中共無論在理論上、路線上還是在組織上，都受到莫斯科的嚴密控制，這怎麼能在大革命失敗以後，把失敗的責任竟然完全推在陳獨秀身上，給他加上“右傾投降主義”的大帽子呢？
據遠方同志介紹，北京召開的這次會議，為陳獨秀冤案的徹底平反已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十分可靠的歷史資料。正如安慶同鄉、原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八十多歲的葉尚志在結論發言中所說：“公平地說，陳獨秀從根本上是反對共產國際關於‘黨內合作’等重大政策的，但他直截了當，申明持反對立場在先，又限於共產國際一再堅持和組織紀律的約束，不得不執行，但在保留不贊同意見之後，這都符合他一生難得做到的屈意違心，不得已而為之的一次性行為。”
至於這次會上的其他發言，以及《華夏縱橫》上的其他文章，也都證據確鑿，有理有據，難道還不應該儘快為中國人民公認的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中國共產黨的第一號創始人和五屆中央的總書記徹底平反昭雪嗎！
然而，事實上竟然拖了70多年，中央至今還未作出正確的決定。這裡面很值得一切正直的共產黨員深思的，我認為就是遠方同志在《陳獨秀之死》一文中所說的擲地鏗鏘有聲的斷語：“黨的歷史上，在處理一些‘犯有錯誤’的領導人物，常用‘非常’手段，對陳獨秀處理開了惡劣的先例。”遠方同志為什麼對“犯有錯誤”四個字加上引號呢？就是實際上根本沒有什麼錯誤，所謂犯了錯誤，是莫須有的，是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是妄加的罪名。為什麼對非常兩字也加上引號呢？就是無法無天！所謂“八七緊急會議”，到會的中央委員不到半數，違背了召開中央全會的起碼規定，會議只開了一天，草草了事，沒有進行充分的討論，連參加會議的周恩來、毛澤東都有不同意見。而且又不讓本人參加，剝奪了本人的申辯權，所以通過的決議案是不合法的，是違背黨章的。
什麼是“非常”，就是超乎常規，悖乎常理，違乎常情！遠方同志最為意味深長的話是最後一句：“對陳獨秀的處理開了惡劣的先例！”回想我們黨80年的歷史中的無數事實，不正是這樣嗎？這個惡劣的先例，還在我黨歷史上，為了大樹特樹一個至高無上的領袖，不惜一手打擊壓制，一手抬高吹捧，那些製造冤案的人是這樣，那些吹捧逢迎的刀筆手也是這樣！至於被吹捧的領袖人物自己，是不是也在有意放縱這種壓人抬已的勾當，那就更值得刮目相看了！
附錄：胡績偉生平
1935年就讀於成都華西大學數學系，1936年轉入四川大學經濟系，同年參加組織領導成都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主管宣傳工作，先後任成都《大聲周刊》、《大生周刊》、《圖奮周刊》、《星芒周刊》編輯、主編等。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任《星芒報》、《蜀話報》、《通俗文藝》主編。1939年11月赴延安。1940年3月起任陝甘寧邊區《邊區群眾報》主編及《群眾日報》總編輯、副社長。曾兼任延安《解放日報》採訪通訊部主任、新華社西北總分社、西北人民廣播電台總編輯。1952年調入《人民日報》社工作。先後任副總編輯、總編輯、社長等職。
1983年9月在“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被迫辭去人民日報社社長，轉任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期間曾積極推動起草和制定《新聞法》但未果；1989年因在六四期間贊同趙紫陽主張的在法治、理性軌道上對話，反對軍事鎮壓，被撤消一切職務，留黨查看兩年。1990年3月，全國人大常委等職務也都被撤銷。
此後他依然堅持改革理想。2009年，他與中共退休高幹聯合在香港出書，呼籲為胡耀邦、趙紫陽徹底平反。在新聞專業領域，他也因大力倡導新聞自由而被業內人士所銘記。
2011年起因為心力衰竭、腦供血不足兩次住院，翌年3次進出醫院，於2012年9月16日早上7：05因心肌梗塞引發的心臟衰竭在北京醫院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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