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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得知胡绩伟去世，想起拍过几张他的照片 |
| | 胡绩伟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为拨乱返正、思想解放、推动民主自由法治，尤其是新闻自由，付出极大努力。“六四”前他以全国人大常委身份，冒着风险试图推动在法治轨道上平息学潮，撤销邓、李等人的戒严、镇压决定。虽然他失败了，终未能避免悲剧，他也被撤销党内外职务，这证明他的光荣！
昨天得知噩耗：前《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胡绩伟，因心肌梗塞引发的心脏衰竭逝世。
胡老去世的消息，並不让我感到突兀——毕竟，他已经是96岁高龄的老人，去世前一天，他刚刚度过自己的生日（1916年9月15日－2012年9月16日）。近年来，他的同伴，谢韬、朱厚泽、李普，已经一个又一个地驾鹤西去。更早一点的，则有2003年去世的李慎之，而在胡绩伟担任人民日报社长时的副总编辑王若水，已在更早的2002年去世。
对胡绩伟，我谈不上熟悉，但听很多熟悉他的人讲述过他，也早读过明鏡出版社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草创时期所出版的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一书。
有幸见过胡绩伟一面，那是2006年秋天回北京时，有朋友邀我一起去胡宅拜访，于是一同前往。除了胡绩伟和夫人狄沙，在座的还有盛禹九先生，我执弟子礼，听几位长辈谈起许多往事内情。其时正逢《胡绩伟自述》和《胡绩伟自选集》两套书出版不久——两套书都是由香港的卓越文化出版社出版，老人告诉我，他的书中国官方是不可能批准在大陆出的，只能自己筹集资金，在香港出。两套书规模都不小，《胡绩伟自述》有四大厚册，近120万字，《胡绩伟自选集》更有六大册，仅其中第一册《我与胡乔木的十年论辩》就有32万多字。这十本书，都有多帧照片。
为这两套书的出版，1993年与胡绩伟结婚的狄沙殚精竭虑。《胡绩伟自述》她名列责任编辑，《胡绩伟自选集》封面上更印上“狄沙 主编”。一来辑录了不少史料，二来也是为了表示对艰难出书的两位老人的支持，我与同去的朋友立即各买下一套，请胡老签了名。我不惜力气，拎到了美国，现在正立在我的书架上。
不知为何，今天查证资料，在胡老去世的消息、关于胡老的辞条（例如维基百科等）所列的附录中，都没有提到这两套书，只提到《胡绩伟新闻自选集》、《民主论》。
胡老当天畅谈阔论，兴致很高，并不因我是个生面孔而有所收敛。他也不会记得我，登门拜访求教的小字辈，想必为数不少。夫人狄沙拿出当年胡绩伟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合影，让胡老细细辨认。我则拿出我随身携带的“卡片机”，一口气拍下多张。那时用的数码相机象素不高，光线稍暗一点的场合就只能用闪光灯。后来不记得在写什么文章时配上了其中两三张，在网上流传开来。美国之音中文网在报导胡绩伟去世时，配的就是我六年前所拍的照片，该网的说明说“照片转载博讯新闻网（由高伐林攝于2007年）”——这个说明有误，应为“2006年”。
对胡老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为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冒着风险推动民主自由法治，尤其是新闻自由的奋斗业绩，无须我多说。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六四”前他以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极力试图推动在法治轨道上解決“六四”问题，撤销邓小平、李鹏等人所作出的戒严、镇压决定。虽然他们的努力在坦克、机枪的暴力之下失败了，终未能避免巨大的悲剧发生，他也被撤销了一切党内外职务，这证明他的光荣！
泰山其頹，哲人其萎。这里我转贴一份胡绩伟谈党史的短文，以表缅怀！
 这张照片被美国之音刊出，但拍摄年份写错了。  当天拍摄的另一张胡绩伟老人。  胡绩伟的夫人狄沙拿出翻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与会人士的合影给我们看。
党史从头起就应该改写
胡绩伟，原载《欧远方纪念集》
欧远方同志晚年，开始分出很大精力，从事关于安徽文化历史的研究，侧重于对安徽省历史名人的研究。引起我特别关注的是他对安庆人陈独秀的研究。他写的《陈独秀之死》和《历史无情也有情》的两篇文章，有理有据，有情有义，读了不仅令人心服口服，而且催人泪下，激人拍案而起。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80年后的今天，陈独秀的大冤案，终于有人敢于站出来伸张正义，实在难得。据远方同志文章的介绍，站在最前线的是“军内著名的儒将肖克将军，他第一个站出来要求重新正面研究陈独秀”，而且还“提纲挈领的提出研究的诸方面，都非常中肯。”在改革开放以后，对多年来强加在陈独秀头上的“汉奸、叛徒、反革命”等莫须有的罪名已经先后推倒，可是扣在他头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导致大革命失败的罪名，一直得不到澄清。据远方同志介绍，1999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来的铁证如山的材料，就已经为陈独秀这个党内第一大冤案在实际上翻了案。远方同志这次到北京参加会议以后，也到我家来介绍了这次会议的情况。我们对陈独秀的问题议论了很多，还从陈独秀谈到张闻天，我向他介绍了我不久前才了解到的遵义会议时期的一些情况。我们共同的认识是：我们的党史从开头起就应该改写。
对于陈独秀的详细情况，我还是以后看到远方同志写的文章才了解到的。这篇文章表明：
远方同志仍然鲜明地表现出他作为一个调查研究专业人员的本色。他说：“要处理七十多年的中国第一大冤案，还历史本来面目，没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作为事实根据，是不可能的。”
据他介绍，在这次会上特别提到，在1999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六大本，“给中国的党史研究特别是对陈独秀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历史档案资料，使研究工作进入新的阶段”。在这个会上，根据这些档案提出了最关键的统计数字：在1923到1927年的大革命期间，“联共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12次，作出了738个决定，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全部来自莫斯科，并且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亲自执行，只有一小部分在他们的代表严密监督下，由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执行。”尤其重要的是，对于莫斯科的指令和特派代表的指示，敢于进行反对和抵制的，最坚决的人就是陈独秀。陈独秀是从根本上反对共产国际提出“党内合作”的妥协投降方针的，他一直主张“党外合作”，保持中共独立自主的地位。令人奇怪的是，在大革命时期，中共无论在理论上、路线上还是在组织上，都受到莫斯科的严密控制，这怎么能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把失败的责任竟然完全推在陈独秀身上，给他加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大帽子呢？
据远方同志介绍，北京召开的这次会议，为陈独秀冤案的彻底平反已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十分可靠的历史资料。正如安庆同乡、原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八十多岁的叶尚志在结论发言中所说：“公平地说，陈独秀从根本上是反对共产国际关于‘党内合作’等重大政策的，但他直截了当，申明持反对立场在先，又限于共产国际一再坚持和组织纪律的约束，不得不执行，但在保留不赞同意见之后，这都符合他一生难得做到的屈意违心，不得已而为之的一次性行为。”
至于这次会上的其他发言，以及《华夏纵横》上的其他文章，也都证据确凿，有理有据，难道还不应该尽快为中国人民公认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号创始人和五届中央的总书记彻底平反昭雪吗！
然而，事实上竟然拖了70多年，中央至今还未作出正确的决定。这里面很值得一切正直的共产党员深思的，我认为就是远方同志在《陈独秀之死》一文中所说的掷地铿锵有声的断语：“党的历史上，在处理一些‘犯有错误’的领导人物，常用‘非常’手段，对陈独秀处理开了恶劣的先例。”远方同志为什么对“犯有错误”四个字加上引号呢？就是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错误，所谓犯了错误，是莫须有的，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是妄加的罪名。为什么对非常两字也加上引号呢？就是无法无天！所谓“八七紧急会议”，到会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违背了召开中央全会的起码规定，会议只开了一天，草草了事，没有进行充分的讨论，连参加会议的周恩来、毛泽东都有不同意见。而且又不让本人参加，剥夺了本人的申辩权，所以通过的决议案是不合法的，是违背党章的。
什么是“非常”，就是超乎常规，悖乎常理，违乎常情！远方同志最为意味深长的话是最后一句：“对陈独秀的处理开了恶劣的先例！”回想我们党80年的历史中的无数事实，不正是这样吗？这个恶劣的先例，还在我党历史上，为了大树特树一个至高无上的领袖，不惜一手打击压制，一手抬高吹捧，那些制造冤案的人是这样，那些吹捧逢迎的刀笔手也是这样！至于被吹捧的领袖人物自己，是不是也在有意放纵这种压人抬已的勾当，那就更值得刮目相看了！
附录：胡绩伟生平
1935年就读于成都华西大学数学系，1936年转入四川大学经济系，同年参加组织领导成都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主管宣传工作，先后任成都《大声周刊》、《大生周刊》、《图奋周刊》、《星芒周刊》编辑、主编等。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星芒报》、《蜀话报》、《通俗文艺》主编。1939年11月赴延安。1940年3月起任陕甘宁边区《边区群众报》主编及《群众日报》总编辑、副社长。曾兼任延安《解放日报》采访通讯部主任、新华社西北总分社、西北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1952年调入《人民日报》社工作。先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等职。
1983年9月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被迫辞去人民日报社社长，转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期间曾积极推动起草和制定《新闻法》但未果；1989年因在六四期间赞同赵紫阳主张的在法治、理性轨道上对话，反对军事镇压，被撤消一切职务，留党查看两年。1990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等职务也都被撤销。
此后他依然坚持改革理想。2009年，他与中共退休高干联合在香港出书，呼吁为胡耀邦、赵紫阳彻底平反。在新闻专业领域，他也因大力倡导新闻自由而被业内人士所铭记。
2011年起因为心力衰竭、脑供血不足两次住院，翌年3次进出医院，于2012年9月16日早上7：05因心肌梗塞引发的心脏衰竭在北京医院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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