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锦涛、近平、家宝、邦国、延东等诸学弟、学妹共鉴： 我国是一个伟大国家，但当前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尤其需要卓越的领袖人物和英明的决策，那种因循守旧、顾虑重重、无所作为，乃至吞吞吐吐、唯唯诺诺的人是不可能对国家有所助益的。十八大在即，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而深刻的改革关头，却听不到任何给人鼓舞的信息，看不到任何好转的迹象，不能不令人十分担忧。或许是由于我个人信息渠道不畅，看不出有什么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思想；是否同时也缺乏符合“智仁勇”标准的气度和本领的人物，甚至看不到一个使人心安的轮廓纲要。它们是否与你们过去所受的虚伪而僵化的教育有关？也许从两个方面去找原因才行：一是你们不曾有过超越常人的思维，是在封闭环境里被动地接受宣传部门给你们的虚假资讯和错误观念；二是本身缺乏革命的应有勇气，还可能忽视了马克思最重要的一条：批判精神；同时忽视了中西共有的实事求是果敢的哲学修养。如果没有这两条，而妄谈革命或工作，不过都是开玩笑罢了。如果无法达到高标准要求，起码要努力做个合格、称职的领导人。 问题自然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而是日积月累形成的；涉及若干根本性问题，未必能够通过涂脂抹粉、修修补补那么轻易解决。说深刻一些，是根不正，身自斜和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远远超过你们的想象。而想象力在爱因斯坦眼里，比知识更重要。如果敢于面对实际，深入思考，将会受到极大的震惊，不仅出一身冷汗而已。这里不可能面面俱到地陈述和分析所有问题，只能选择少部分问题，提供给你们思考。 一 中国共产党多年来自称‘光荣、伟大、正确’，果真如此，无疑是国家之幸、党自身之幸，是不该产生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的。说归说，可惜很难做到这一点。‘光荣、伟大’的前提无疑需要‘正确’，可惜也无法证明如此，至少是十分困难的。 1 说‘十月革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的，但问题正由此开始。 A 据说‘十月革命’是在‘二月革命’中的失意者列宁受德皇威廉二世巨金收买而进行的一次‘政变’，它虽是一种改变，但非革命，产生了一个粗暴的、影响深远的、后果不良的极权主义怪胎；背弃人性，任意胡来，它完全不符合人们所知的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首先发生于发达国家的判断和列宁本人导师普列哈诺夫的主张。它给俄国和全世界带来巨大灾难，其一首先使‘欧洲的粮仓’乌克兰饿死1/3的人口，并且其后多年因体制和政策不当，不能解决粮食等问题，到50年代因而出现中亚开荒造成的环境破坏；其次，苏俄政权的极权统治，在诸多方面（例如对政治犯的政策）大大酷于帝俄。它的领袖专政杀害大量同志和异见人士，以致40年代德军入侵时，居然无帅可用！其三，若干国家被部分占领或被武力挟制；其四是提供一个反面样本。不能不看到当初从孙中山在其苏俄顾问影响下的‘以俄为师’等开始的选择苏联道路本身是一种错误，延迟了各国的现代化进程，降低人民的自由幸福。 据云在新的《俄罗斯现代史》里，不再继续将其视为‘革命’，而确定其为一次政变。我国该如何看待这一很不光彩的榜样？我国的高放教授研究苏联的兴衰达60年，他们的一些意见可参考。我国宣传部门如今不再继续宣传‘苏联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了吧？ 不过以清华马列学院某教授在纪念列宁140周年的演讲中，竭力把20年代的大灾荒归咎于当时的小卒赫鲁晓夫足以说明这一学院的设置是否合适了。 B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是在他热衷于逛八大胡同而被北京大学清洗，失去月数百银元的收入，正是在这种困窘状态下被苏俄特务收买的，与当年的列宁被收买行为各有千秋，说来恐怕不够光彩。他在后来的表现虽然不错，开始清醒，因此受到后人的尊重，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不再代表他所创立的党。甚至不被镌刻为正面人物。 对‘南陈北李’的李大钊 的评价，不能不考虑他在苏俄驻京使馆被发现的材料，如果那些足以说明他是爱国的，还则罢了；否则难说。 （在一些有关党史的陈述中，他们似乎不是作为第一代领袖而存在，有些人把毛说成是‘第一代’，是反映陈、李没有资格，还是为了无原则吹捧毛呢？北京大学图书馆把曾在该馆工作的人员中，列毛泽东为首，其实毛在图书馆里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不合格的小角色，因受到张申府的斥责而怀恨在心） C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所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无疑偏重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可能那是马克思早年作为‘愤青’时期的主张，乃是糟粕，不代表他在成熟期的认识；他对资本主义的研究还仅限于对资本主义初期的一些了解，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因此，我们可能面临对马克思态度的选择：是选择他的极左思路？还是选择他关于人的极大发展方面的学说？是把他奉为神灵，在每所大学都设‘马列学院’？还是恢复其应有地位（人其人）？ 对列宁的态度可能简单些，人们早已发现他论述资本主义前途的判断错误，他的负面影响的诸多方面。虽然我们许多人在过去喜欢他的鼓动家性格。多年前就有人指出他的哲学著作粗暴武断爱打棍子，不足为训。至于死因则更不光彩。 因此‘理论基础’存在问题。 至于是否存在‘科学社会主义’？能否达到如科学家的预测被证实那样，恐怕早已被人们认为是神话，而非事实。 2 中国共产党最初是作为苏共的一个支部而出现，于是出现所谓‘父子党’的关系，跟着它的调子转，宣传什么‘工人无祖国’，却要把苏联视为祖国，在许多场合为保卫苏联而战，今天不能不重新审视这一历史全程能否被判定为‘光荣’。 3 中国共产党自己号称‘爱国、反帝’的主力，且以此为号召。但最令人不解的是它既不反对侵略我国最久最恶劣最严重的俄国和苏联，却千方百计地维护它、尊从它、陆续把大面积领土无代价奉送给它。岂不是自打嘴巴？？1923年它一度宣称‘无条件归还帝俄所占中国领土’ ，其后不但不还，却变本加厉地勒索，居然陆续获得历任中共领导人的认可。其次是口头反对日本侵略，30年代宣称‘北上抗日’的同时，派遣毛泽民、陈云等赴新疆，与盛世才合作，打算在中俄蒙边界建立根据地，尽可能地远离日本侵略军，不但不反日本的一贯侵略，反而一再批评所有力主抗日的将领（如彭德怀等），与日本配合挤垮国民政府，以趁机夺取政权；派潘汉年、杨帆去勾结日伪上层联合行动，故后来毛一再感谢日本的侵略。人们有充分理由怀疑如果没有红色的武装割据与反割据，而是和平统一快速发展的中国，日本虽有侵略之心，却未必能成为现实，我国很可能避免那么大灾难深重的损失。 在1972年以前一直宣称不占据我国领土，又助我培养学生的美国是‘头号帝国主义’，与基地组织和卡扎菲立场十分接近。50年代参加广岛‘原暴大会’时，基于亲苏反美的基调，企图拉拢日本而一再指责有助于结束二战的原子弹，同时又说其为‘纸老虎’，存在颠倒黑白之嫌。还多次宣称钓鱼岛属于日本，一直不提琉球群岛的合理归属问题，给今天东海开发利用带来巨大不便，使日本反动派气焰嚣张，给‘保岛’的群众活动构成障碍。人们不禁要问这种立场除去‘党同伐异’之外，有无爱国的客观标准？何时才不把‘爱国’仅仅作为一个排外时鼓动民心的口号而是上下一心的统一行动？ 4 仔细研究历年中央在人的处理批判方面（那许多‘反党联盟’等）是否有哪一次是正确的？ 5 历次政治运动哪一次是正确的？杜导正先生称他只认为土地改革可能是正确的；但他不了解它们（1）符合‘剥夺剥夺者’（几乎等同于我国古代的“悖入者，亦悖出”）原则，才是合理的；(2) 是否具有足够人道主义色彩？是否和平的？是否能够依据确切资料足以证明其被没收的财产来源非法？（3）是否促进社会进步和生产发展。（4)是否有损于历史文物的保护，是否有害于良风美俗的继续等。 6 在对外关系上，有些问题值得探讨： A 如今的内外交困局面，和周围国家的争端，如果在50年代依照历史旧图签订双边协议，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麻烦，为什么当时一心打击国内的民众而对事关国家基本利益（即今所谓‘核心利益’）的问题置之不问？ B 不必要地干涉他国内政，例如支持印尼党的夺权斗争，失败后全部被杀光，还株连了大量华人，给苏哈托集团提供方便。陈毅与奈温将军在昆明会谈之后，缅甸由自由民主国家于次日转变为军人独裁，使缅甸落后多年。要越南在土地改革中，按中国模式办，引发他们反感。等等。 C 所谓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否存在谁最先动手的问题？是否有人该承担发动战争的罪责？是否有充足证明美国打算入侵我国？是否存在北朝鲜的金日成家族迷信武力侵略、拒绝和平统一野心（南朝鲜多次由领袖人去北方访问，希望和平统一，北方谁去南方访问谈判？）、建立金家封建王朝的企图？这些是否该归为‘党同伐异’的‘意识形态’问题？ D 对中印边境问题，为什么既然认定麦克马洪线非法，边防部队却驻守在其北，给印方得陇望蜀的幻想；为什么对藏南地区不驻兵，不设政府？迷信无意义无穷尽无聊的谈判？幸好达赖集团反而是不承认印度对藏南的主权的。 E 大量无偿支援如朝鲜、阿尔巴尼亚等白眼狼专制国家，除去‘党同伐异’外，目的何在？？和外国打交道是针对人国家还是仅仅拉拢上层？是仅考虑意识形态，还是考虑更广泛无私？是基于国家利益，还是为了拉票？？同时对贫困的我国民众存在却视而不见，不以为意。 F 动员社会和学生抗议美军皮尔逊强奸大学生沈崇事件，如果是正确的，为什么不抗议苏军在东北更恶劣更广泛的行为？还不许人们议论，否则即予以处分。 7 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什么一直被人们讥讽为‘游而不击’、‘内战内行’？单就军官的牺牲而言，国军死亡将军206位，而八路军仅一将军，说明什么问题？是否遵循毛和张闻天在洛川会议讲话的精神的结果？逃避战争。如果都是抗日的友军，为什么对抗日军人两样待遇：一方享受‘离休’，一方被关押或死刑？ 8 为什么逆天下之公议，把不抵抗日本侵略、失地千里的张学良说成好友？把‘不抵抗’的罪名转赠他人？后来又把其弟张学诗将军弄死。 9 为什么出现把积极支持华北抗日的清华大学叶企孙教授（现被人们尊为‘大师的大师’）整垮，把其优秀弟子熊大缜等往死里打击？是否存在暗害行动？ 10为什么不严肃处理在历次运动中弄虚作假、陷害他人的坏人？例如在文革期间欺压黄梅戏著名演员严凤英的坏人至今逍遥法外，宋彬彬带头杀害老师却不追究！ 11为什么不敢公开《毛泽东选集》的所有著者并且分享稿费？为什么把毛的腐朽糜烂的私生活（据说他在赴苏联途中强奸美女孙维世，而周恩来不许她声张）当作党的‘核心机密’？‘为尊者讳’？ 12为什么在重大工程中，如三门峡、三峡等持不同意见者打成‘右派’，把那些无原则左右摇摆的墙头草树立为‘正面人物’、给予院士称号？其中以黄万里教授最为驰名，大概临死还仅4级。 获国家认可的抗衰老药的发明人医药学博士张韶，受陈毅市长邀请回国，仅因不崇拜苏联科学水平而遭遇不幸。 13为什么不能对诸如汶川地震的责任人予以追究？为什么把地震预报的‘不可知论者’被委任为局长？为什么每次灾难发生都被掩盖？都缩水？为什么动车事故发生后立即掩埋？ 14为什么不能对过去所有的错误处理予以合理善后，久拖不决?何以不能贯彻毛说的‘有错必纠’ 15为什么允许采用动用警力激化矛盾的做法来搞什么‘维稳’，迷信强力，治丝益棼。岂不是缘木求鱼，荒唐之极？为什么不言行一致地研求‘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之策？为什么不重视两极分化问题？为什么不能抑制权贵阶层的扩张？为什么年年发生随意对百姓关押、肉刑、劳教、‘被自杀’现象等，居然不怕促使个体与群体事件必然逐年递增？ 为什么宣称渴望出现‘和谐的创新型社会’，却遥遥无期，甚至成为超警察国家？每次举行什么活动，都‘怕字当头’要‘坚壁清野’般，是否都完全没有安全感？ 二 号称要‘相信群众’、‘实事求是’，能否面对现实、面对民众，实事求是地恢复历史全貌，正确评价党的路线和领导人物、分清是非、利害、功过？、给他们恰当公允的评价？不隐不讳。从而总结出历史经验教训，以利创造新局面？可能因而改变由后代写史的传统。为了简洁，这里首先建议分析评价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是对所有人负责，也对他们本人负责，尽可能做到‘盖棺定论’。 1 毛泽东诚然对中共很重要，可以说：成也毛，败也毛。人们需要摆脱过去为了推行个人迷信所作的虚假宣传，从目迷五色的云山雾罩中，选择一些关键问题来作出新的判断，将其还原。这是对所有人负责的态度，恢复历史真貌，功过是非一一清楚，‘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实事求是。它是对国人负责的唯一正确选择，是有充足信心的表现。 A 毛的问题核心本质何在？全世界似乎都没有恰当的结论，有人把他称为‘农民革命家’，有人则将其他列为人类历史三大恶人之首，超越斯大林、希特勒；另外有人把他视为教主、护法。薄熙来‘唱红打黑’，大树毛泽东塑像。毛自己说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都是在二者贬义上的。他一贯靠权术（如拉这个，打那个的各个击破）、阴谋（同阳谋）、强权、专制、暴力(可能稍次于邓)。一心做皇帝的他，自己要人们呼喊他‘万岁’（1950始）。焉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点味道？ B 据他在青年时所说的话，虽然原话记不清了，大意与奸雄曹操的‘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相同。他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的一生中说了许多前后不一、心口不一的话，但其基本出发点从来未变，是要搞家天下的，比储安平的‘党天下’更突出；临终前还是要安排江青、和侄子毛远新为其可靠主要接班人。虽然他在口头‘倡导’‘要搞五湖四海。’ C 他从反AB团开始，到死前，一贯爱整人（包括他许多‘亲密的’战友在内，你们年轻不曾赶上），其行为是否属于苏俄早期所谓的暗害分子性质？ 他讲的是斗争哲学，反对和谐，所以今天斗这个，明天斗那个，而不是从爱出发，更多出自实用主义。甚至对家人也存在问题：在杨开慧需要他时，他不理不睬，与贺子珍火热；有了江青和其他美女，又甩掉贺。他突出的是性，没有真爱，更没有大爱。 D 他以权术和计谋起家，不是治国安邦思维，形势稍好转，立即开始人们所不乐见的折腾，所以两度使国家陷于几乎崩溃的地步。 E 他们先服务于苏联的策略和利益，后与日本侵略者合谋来夺取政权，有所谓的‘三国论’，不惜国家人民牺牲那么大。洛川会议是其中集中的表现。反映他对国家和民族也缺乏爱。 F 他‘破字当头’，把我国的良风美俗及价值万万亿的文物，往往借助于暴徒暴民(陈独秀称之为痞子，恩格斯称之为流氓无产阶级)、红卫兵之手予以破坏，造成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挽回的严重损失，似乎前无古人，从自己开始的‘始皇’。 G 如果杀一人尚且要判死刑，则害死数以千万计的人，岂不要判他万亿年？ H 他器量狭窄，一触即跳，不能容人，（梁漱溟先生祈望他有雅量，却失望了）讳疾忌医，拒绝批评，既存在自大，又十分自卑，有人提到‘小知识分子’，他立即联想到自己没受过高等教育而忌恨他们，打击他们。 I 他利用政治运动（包括延安的抢救运动、知识分子改造、反胡风、反右等）从打击人们的自尊心始，让他们成为无知无耻的奴隶而不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以致人们相互出卖，充其量不过让人们做他的螺丝钉、驯服工具，完全不许可人们具有独立人格和思想。 J 他利用无耻文人耍的所谓‘笔杆子’，造谣生事，歪曲事实。如陈伯达的《四大家族》说，根本不成立，起码蒋、陈二家几乎是清贫。利用姚文元颠倒黑白，打击‘紧跟照办’的吴晗、邓拓，迫使吴一家死去，说什么清官比贪官更危险等 K 他生活糜烂，玩弄的妇女不可计数，可能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只是没人提出申请）；还强奸女性，如周的干女儿孙维世等，彻底反映其一贯流氓品性。因此挨彭德怀的骂而与彭誓不两立，利用地位及运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此问题上继承了苏俄早期的传统，又开创了‘新时代’，带动后来人前仆后继、畅行无阻。此类问题可能被视为‘党的核心机密’般看待，不敢外传，却几乎人人皆知。 L 他的理想社会，是红色高棉波尔布特的那种做法，为没有达到而自惭。 M 他的重要决定，如‘一边倒’、入朝、炮击金门、关于核武器谈话、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三线建设、文革、批孔等都需要一一研究其正反意义。 以‘一边倒’为例，是100%的‘党同伐异’，是不分是非、优劣、敌我的。极端亲共的张治中将军与之商榷，毛却说要和他争论100年。正是由于不能中道而行，成为苏联的附庸国家，被发达国家视为‘异类’而受敌视、歧视，加上自我封闭而落后很多年，今天的遭围困、领土领海纠纷大都直接与此有关。美国本来不打算把琉球群岛划给日本的，后来也仅是‘托管’，现在却成为其‘固有领土’一般，于是才有东海油气田和钓鱼岛的争执。也大大影响了我国出海的方便，形成敌对的弧形包围圈。当然，外交部的不研究历史、不搜集资讯 、不主动负责任，也不能辞其咎。 N 他在全国人民十分困难时，大修别墅、防空洞，缺乏儒家的“节用爱民”修养和主张。 O 如果当初不是以民为敌，大搞内斗内耗，而是建立和谐社会；如果不是“人无远虑”，与诸邻国及早签订关于边界的双边协议，还会有今天的领土领海纠纷么？如果驻兵于中印传统边界线，而不是我国从来不曾承认的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还会有那么多争执吗？藏南地区会丢吗？ P 如果不是他一心想当第三世界领袖，想当皇上的皇，是不大可能鼓励艾地的夺权斗争的，是不会无原则过分支持的阿尔巴尼亚的霍查、谢胡集团的，以致驻阿大使耿飚也不能理解我国的无偿援助之荒唐、浪费。 他为了争夺世界霸权，与赫鲁晓夫谈判‘诱敌（美国）深入’，在中国土地上开展一次核大战，准备牺牲数亿人口，企图打垮美国。结果把以冒失著名的赫吓跑了，于是撤退专家回国。他的远大志向，可能无人能比，他的盲动主义也无人能比。在‘人民共和国’里的人民命运可见一斑。同时也暴露他对科学的无知，如此规模的核大战污染能够那么容易消除么、人体和作物不会畸变么？ 一般人们所诟病的是他对年长的马寅初先生人口政策的主张极力反对，扣马尔萨斯主义大帽子，但马先生属于传统教育出来的‘威武不能屈’的人物，没有失去知识分子、士的气节。趋炎附势的人则把计划生育的创见归于毛周。 Q 以同时代的蒋介石为对照理解毛，不妨从他们的妻子、秘书等入手，把宋美龄与江青比较，把陈布雷与陈伯达、胡乔木的人品和关系作比较。 S 从打他旗号的那些人的品质和企图去理解他，从他的反对者意见去理解他，可能是一个有效的途径。例如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为他树高大的塑像，‘拉大旗作虎皮’，而薄本人的投机行为（踩断薄一波肋骨，却受其欣赏，认定他有‘出息’；且不提他们从事人体标本生意的传说）路人皆知；张奚若先生批毛的16字评语 等。 T 他的突出功绩似乎表现于他在位时，极少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症等患者，不需要大量药物治疗。 ….. 对他也不是一概否定，有关他的分析、研究、纪录如汗牛充栋，不难借以充分了解；虽然工作量大，但不能不做。他也说过好话、真话，有时很坦率(如对日本人说感谢他们在帮助取得政权的侵略活动，不过可能也为此付出若干该追究落实的问题被搁置的代价)。因此必须区分他所讲的本意、原创性（如关于游击战的内容等）、转述性有所区别。本文就大量引用他的许多话。古人说的“不以人废言”精神很好。 陈云说他‘是人，不是神’，还只说了一半；人是可以分为好的与坏的、半好半坏的。也许还有人认为他具有利用价值而闭目塞听，掩耳盗铃；有人出于顾虑而‘怕’字当头。都是不顾大局、没有出息、背弃实事求是精神的表现。不能不考虑那些曾经与他共事而有所了解的老干部万里等的意见，他们了解更多而具体。国外出版的《延安日记》或许可以早日在大陆出版，让人们了解所谓的‘延安时代’真相究竟如何。 2 邓小平 邓的两面性很强，因此人们的评价差异极大。 A 他不算毛说的‘土包子’，是留洋派。但他去法国，是否从他们那里学到有关自由、平等、博爱等可贵的品格？是涉及他为人特质的问题，并非偶然；他一生中所有的左倾错误是否与在苏学习有关？是否斯大林主义的坚定信徒？1963年的《九评》等或许可以作为判断他们理论水平和政治倾向的依据。 B 有人在文中，把他在西南主政时的表现与习仲勋同志在西北的表现做了对比，二人完全不同，邓偏爱杀人。这些从历史纪录可以查到，因此发生于1 989年的事，也非偶然。这不能不是他个人的一贯性本质决定的。 C 他在任八大总书记后，参与主持反右运动，他（和彭真）所起的作用不能低估。把毛的‘反右’计划斗争打击面扩大5000倍至317万以上。他理应知道无论基于《宪法》的言论自由权（何况是被动员发言的），还是《党章》都不允许这样做；他们不惜把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力量大大削弱，其目的何在？值得深思。因此他在1979年依然拒绝全面平反，当然不肯给人们合理的待遇及补偿，从此可看出他为什么采用与文革期间惩罚不同的做法，表明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D 他作为参谋总长支持极左的红色高棉而和越南开战，损失惨重，影响两国邦交；需要了解其动机，有人认为是他出于取代华国锋尔树立个人威信的需要。有人说是应美国人武装检验越南实力的要求，而不惜损兵折将那岂不是‘以万物为刍狗’？ E 他在退出现职之后（其保留军委主席的做法开一个坏头），大搞如西太后那样的垂帘听政，不按《党章》办事，两次随意罢免现职的总书记明知会引起骚动而妄为，是不负责任；如果不知可能的后果则证明他缺乏科学素养及政治预感，都不可取。纯粹是他的自我保护的个人私心作祟。不能遵守党的规则、章程，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党员，属于知法犯法的人。 F 他在面临‘亡国’与‘亡党’问题的选择中所持的态度，说明他不把国家看重。 G 他有些表现被宣传为‘机智’，但真实情况并非那样。例如针对美国人对我国计划生育的反对意见，说可以‘给美国几千万人口’（无独有偶，毛说可以给美国大量妇女由洋人蹂躏，通过高生育率把美国拖垮）。对方的回答则是‘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把国家的主人拿来送人的’。由此可见其政治素养之一斑。 H 国内外一些人，如陈香梅女士等，都直言，我国当前的腐败是他的推动、默许、抵御下所加剧的，如今已经难于收拾，极大地腐蚀党和政府存在的基础与信誉和威望。他没有资格作为完全正面的人物，把他等写入《党章》和《宪法》无疑荒唐，暗示这个党的总体水平太差，很不合适，需要慎重考虑。 I 把他的思想称为‘理论’可能是有人故意在开他的玩笑，很不严肃。无论是‘猫论’，还是‘摸石头过河’，都统统是没有理论素养的最明白的证明。而故意美化的结果，只能起反作用，成为笑谈。 Ｊ 他言行不一，口头说要‘政治改革’，但实际拒绝。所以至今还不知何时起步，甚至连方向都不明。 Ｋ 他和其他人一样，都在推卸责任。请看两例 １）他把天安门屠杀事件（不限于北京）归因于陈希同和李锡铭（在六四之前，清华大学的学生就号召开除李的学籍）的不真实汇报，难道他近在咫尺，没有可能亲自或派自己亲信去看去了解么？不能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沟通么？有报道说，李鹏在其出版的《日记》里，也试图说明邓等不能推卸责任。他们都统一缺乏担当精神。当时杀气腾腾地宣称‘杀20万，换取20年稳定。’难道他没学过孟子说的“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么？难道他不知马克思主张的解放全人类目标而不是赶尽杀绝么？不能以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么？他们给继任者制造麻烦，后患无穷，成为烫手的山药（其实是烤土豆）除非他们勇于担当，有足够的智慧把麻烦转化为结束过去的契机而大无畏地树立历史功勋。但有一定难度，它需要大智大仁大勇，不是随便什么人能够做到的。 [至于在六四时从用的子弹，不是橡皮子弹，有人指明是‘国际禁用’的‘开花弹’，所以无法治疗救活（需要调查救治的效果如何）；问题于十分严重，是谁允许制造、保存、使用的？明显违反国际法，属于反人类罪。它使全世界都无法相信中国的政治体系和军队。如何挽回不良影响？？无疑需要追究责任。] 如果他是真心实意的爱国者，言行一致地采取过去党中央提倡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办法，亲自深入学生群众中去了解问题所在和改革建议，肯定会得到那些曾经拉《小平你好》的条幅游行的大学生们极度欢迎，而不至于酿成大灾；即使邀请学生代表来家座谈，然后作为一个老党员向中央提出建议，亦无不可，完全符合原则。但他的选择相反。 2）面对国际争端，他继续周恩来总理的‘挂起来’路线，同样把该立即解决的‘难点’推给下一代、下二代….以致无穷。虽然人人皆知，愈早愈好愈容易、愈有利。仍以南海及钓鱼岛的争执而言，在50~60年代签订双边边界协议，没有石油资源因素干扰，可能不费吹灰之力，完全无需借助于军事力量的威吓。而且不能不看到：在强敌面前甘拜下风(如面对俄国对华商的欺凌，炮击我国小船等)，只敢对弱国施加威力，会给人‘欺软怕硬’的感觉，总有些不妥；如果万一失败，岂不就更加难堪？ L 他非常谦逊地自称是‘人们的儿子’，很不一般。但这样的儿子，人们（特别是那些‘天安门母亲’）能受得了吗？比‘放在头顶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小皇帝还难办。他随便可以把人民甩给美国（那倒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国务院前发言人袁木以反美的论调著名，他的女儿申请赴美签证，美使馆接待人员大声问她，故意让大家听到，是一个典型适例），‘安土重迁’的普通人们没有危机感？似乎有文专门谈论这一问题，不必多说了。 ３ 江泽民 江的历史和政治表现，有人在报送中央的《二奸二假》中，把经过大量自费调查的结果做了具体阐述，如无私心恶意，谁也没有任何理由掩盖真相，唯一的选择是组织公开审查是否属实，是否还有遗漏。然后据以作出公正无私的结论和处理。估计工作量和难度都不大，可以用孟夫子的“不为”与“不能”来形容。毛说过‘共产党最讲认真’，你们能否‘认真’一次？这是对江本人的负责，也是对党和国家的负责。例如在如何对待法轮功信徒的问题是否恰当，是否能够避免发展为国际性问题，是否存在给薄熙来家族提供摘人体零件、把尸体制作标本高价出售等方便的问题。 为什么批评在此问题上对持比较和缓解决问题的态度、不把小事化大的朱镕基总理等不同意见者？ 是否存在随意把国土划出去的问题？ 是否存在任由下级利用军事力量发动袭击锦涛总书记的嫌疑问题？是否存在以高薪拉拢腐蚀部队高层的问题？是否进行拉帮结伙、私相授受的活动？ 至于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被嘘时的话的错误，把利用扩音器的大声调压住学生的抗议，无疑是把喇叭的物理量错误地当成代替政治的真理量了，贻人笑柄。 对那位负责地向中央提供比较全面资料的同志，是给与肯定，还是否定，乃至关押，无疑是一个原则问题，必须秉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的严肃态度对待，没有模棱两可的余地，更不可压制民主，或言行相违。我国的不幸，首先在于缺乏有力的监督机制，‘怕’字当头，甚至相互包庇，不能保护敢于揭露真相的人。 对现任在职领导的政策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死去或离职的领导人则是做‘盖棺定论’的工作，不再如过去的王朝要等灭亡之后，由下一个王朝来修史。而历史必须是能够经受考验的信史才有价值。“不为亲者讳，不为尊者讳”，可以“以人为鉴”“以史为鉴”的。爱国须从此开始。毛1957年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言下之意，在说明那些畏首畏尾的胆小怕事者，不足与谈什么哲理。 三 有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五四时代有问题与主义之争，主义往往带有主观成分，难以做到前后一致、言行一致，更不可能臻于彼此一致；而问题无论大小，是具体的，是不能回避而必须面对的。多年来的问题堆积如山，无法细谈，姑且以‘三座大山’为例。 1 颠倒 毛在延安时，正确地主张，把被颠倒的东西，再颠倒过来就是，其精神值得我们尊重。具体实例可能多不胜举，随便选择一些。如 A 主仆关系 孟子在他那个时代，尚且能够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近代西方则有‘人民是主人，官吏是公仆’的思想；其标志之一是实际物质待遇差距小，这些都是人人尽知的。不妨用以检察我国的各方面实际情况，能否达到2400年前的认识水平。 B 党国关系 党是在国家（民族）之上？还是在国家之内、之下？谁服从谁（的利益）？无疑居于问题的首位。 它还要引申到‘党性’与‘人性’的关系，为什么多年批判‘人性论’以致人性被扭曲，于是道德滑坡、严重犯罪和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它们不是简单的靠外在的高压手段所能解决的。 C 是非、好坏、真假、得失的关系 可以借助于郭沫若的‘人妖颠倒是非淆’来形容。问题在于是由上而下造成的，解铃还须系铃人。 1957年党内外被打击的，是否响应党中央参加整风号召的那些人？葛佩琦是否党的敌对分子？顾准是好人还是坏人？到底有无‘章罗联盟 ’？1958年《人民日报》宣布的水稻亩产13万斤等大量报道是否属实？可否相信？全民大战钢铁是否对？人民公社是否群众自发？是否‘人间天堂’？功勋卓著的民生公司经理卢永孚难道是坏人？人们会发现所有错误的宣传报道都非偶然，而具有系统性。 D 敌我（友）关系 姑以‘反帝’来说，我们是否面临应否首先反那个侵略我国最久最严重的国家？坦率地说，从来不曾这样做。口号与实践相脱离。 在如何对待抗日军人的问题上，是否把坚决抗日、乃至牺牲巨大者给与了优惠待遇？ D 目的与手段关系 可能不仅如1957年的民主问题而已。 2 混乱 A 思想路线 在诸如清算斯大林主义、个人崇拜方面等方面，在毛的水平是否顶峰等方面，在社会主要矛盾方面的认识方面，在是否应实行宪政、建立以人为本的公民社会方面等的认识差距有霄壤之别。在路线的选择上，是走左倾右倾、还是‘循中道而行’方面可能具有根本性分歧，人们居然不了解在左和右的问题上，居然与各国语源的高度一致性，因此在所有重大举措方面的分歧就可想而知矣。如今还有人（据说发表于《环球时报》）公然为贪腐有理作辩护，企图混淆是非。 在司法是否独立、由人民供养的军队是否该国家化、党政应否分开、政党经费应否由百姓负担等问题上陷入完全对立，无疑需要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和标准体系。 在80年代初的社会转型问题上，能否摆脱习惯的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划分观念的束缚、能否率先选择两全其美、可避其短而又与科技进展协调的信息经济体制问题上，主流学界居然无人探讨；所争论的停留于十分幼稚的姓社姓资的先验妄说上兜圈子。 至于何者是‘社会主义’、哪些国家在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更是一片混乱。与公开宣传相反，据说王震将军赴英回来之后认为它们才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人们对苏东波的被动转型是看好还是哀叹自然无法一致。由于这些混乱，于是在本国还存在极度贫困人口的情况下，为了拉票而到处数以十亿计的撒钱（其直接作用是腐蚀那些国家的上层人物）就难免被讥为不可理喻的荒唐之举，其实不能自然提供国家的声誉。 如有无科学可靠的正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还是首先遵循普遍规律？特色乃一般现象各国所在都有，不值得提出；而负面的特色更该重视。 在经济方面出现的低价出口遭惩罚、负利率、股市波动、房价猛涨、高价进口铁矿砂等都与此有关。在效益与社会公平间孰优先之争方面更反映强烈。 B 秩序 在提出‘汽车进入家庭’的口号之后，所产生的极度拥挤混乱，是每个人所能看到的；人们感觉：路窄了，车慢了，活动空间小了，人肥了，三高的人多了，城市热岛效应加强了，空气质量下降了，等等，至于体制方面，甚至政府组织系统方面也莫衷一是，不得不反复改动调整；还有‘政令不出中南海’之说在流行；放任地方政府举债和靠卖地为生，超标建设和花费，有些无法归还，银行黑账坏账普遍。 C 队伍 被组织部门认可、推荐的干部出问题的相对数量之高，犯罪人群在知法犯法的司法系统最高，胡乱搭配干部和不懂装懂的外行领导人比例之高，军队干部的腐化之突出等都可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需否从追查个人责任入手还是从体制检查入手有待研究。 在造成汶川地震的责任方面，居然是所委任的局长反对预报所致，虽然有人多次提出，却置之不理。至于大量房屋倒塌的责任人，居然不允谁调查，甚至扣押调查人员。岂不是怪事？ 3 真相 虽然一向自我宣传‘实事求是’和唯物主义，但人们对事物的真相如何，心中没底。被官方斥为‘谣言’的，结果更接近真实，更流行。例如 A 陈独秀的历史地位、是否托派、不回到党内的根本原因何在？其主张是否全错？ B 为什么有人歌颂‘万里长征’是‘宣言书’等，有人(如何长工)说是逃跑？ C ‘万里长征’是否为了‘北上抗日’？为什么计划远远躲离日本的进攻，而派遣毛泽民、陈云等为‘先遣队’打算去新蒙苏边界地区？ D 红四方面军是否该对失败负责？其罪名是否落实？是谁故意玩弄圈套、使之陷入困境？ E 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是否北方局插手促使日本尽早动武？ 刘志丹被人以手枪自后面打死的原因何在？是谁下令？为什么写他作为主人公的小说成为‘反党小说？为什么牵连多人（如习仲勋等，幸范围小于反胡风）？ F 在抗日战争中，是谁力主早打？是谁还在作准备中？是谁带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谁是主力？谁牺牲最大？谁在‘躲猫猫’？谁得利最大？谁秘密下令潘汉年杨帆勾结日伪？ G 战后谁摘桃子？苏联为什么把同盟军的我国视作战败国对待，拆走东北工业设备，大肆抢劫妇女、要求特权？ H 抗美援朝是否单纯出于‘党同伐异’?是谁发动战争？是否有人迷信武力、违反国际准则？是否存在美军的入侵计划威胁？被俘志愿军归国后的日子如何？牺牲代价如何？朝鲜是否纠纷的集中点，给美国以口实？其父子相继的制度、不顾人民生活却极力发展武装的‘先军思想’是否该予支持？ 四 解决的途径和方式 关键在于能否更新观念、能否贯彻实事求是、能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否相信群众等，如果做不到，其余都是‘说了也白说’。 现在诸位面临上中下策抉择： 1）大刀阔斧、与时俱进、与民共始，标本兼治，还政于民，是非明确，遵循世界共同发展道路与规则，开创新时代柔性自我革命的路子。 2) 退而求其次，百般辩护，止步不前，维持现状，自吹自擂。 3）凑凑合合，摆平派系纷争，靠压和捂糊弄，过一天，算一天，混日子。 1 上策 学中医的“不治已病治未病”思维，以为指导，懂得‘常痛不如短痛’及早彻底解决面临的以及长远的问题，虽然不无困难。着眼于 A 主动放弃垄断性质、失去监督、不能遏制腐朽堕落、过分依赖强力、‘治丝益棼’、矛盾日益激化的一党专政（可以也必然有主次差别，是‘竞赛’而非你死我活、你下我上的‘竞争’关系） 可能需认识到老子所说的“唯其不争，故莫能与之争”的辩证思维之高明。最佳的方案也许是走历代理想的坦荡荡的“君子无党”之路，其次是平等竞赛，都不要特权且勇于接受相互监督，厉行宪政，党政分开。在国家一级和省级成立由最公正无私、最具威望和学识的优秀人物组成‘贤哲会’来研究大政方针，他们不享高待遇和特权不被腐蚀；不可能搞个人专断。（这一目标也许很高，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并接受的，但须聊备一格）。 适当淡化党的观念与地位，不能以‘党性’取代‘人性’，一个缺乏人性的国家，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好起来的，必然百病丛生。 B 走普世道路，学习一切先进而又适合的东西，无分东西你我，鼓励全民勇于创造，不甘心因当‘异类体制’而受歧视和排斥的现象，减少不必要损失 。 C 还政于民 ，确保公民自由，让公民第一次真的成为国家的真实主人，‘人大’不再是‘橡皮图章’；把公仆观念贯彻到所有方面；让多年来许愿实行‘党政分开’的目标落实，明白摆脱‘入党做官论’，避免新生的自我腐蚀。在高智能计算机和网络的辅助下，逐步推行高效的小政府，减轻人民负担。让中国成为全球最民主的国家，不再因人权问题等继续受谁的指责，相反，还有资格指出别国存在的问题，但非反讽，不可心虚而嘴硬来打嘴仗。 倾听群众呼声，尊重舆论监督，实时反馈，消弭问题于初起时。不可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击民众，以广东发生的‘乌坎事件’而言，问题导因于对基层的无法无天的纵容，怎么可以让‘人民子弟兵’去镇压人民自身呢? 幸而汪书记稳重，没有酿成大错。四川等地却没有此等雅量，而成为京戏中的一出《错中错》。 D 组成‘宪法法院’，研判各类问题，制衡强力机构，避免错误发生，取消问题多、被坏人操纵的政法委，保障司法独立，不走过场。 E 加入各种有关的国际组织，按高标准、严要求，制定共同遵守的原则，接受品评监督。相信其中有些观念错误待修正。 F 郑重宣布全面贯彻实事求和为政透明的诚信原则，严厉打击欺上瞒下的行为人和组织，追究所有诸如‘反人类罪’、‘反文明罪’及一切造成不可挽回重大损失的罪行责任人，任何时候都不得以任何名义恕免宽贷，形成是非功过明晰的社会风气，人人向善，全社会自然改观。 G 实行总统与总理的双首长制（把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称为‘主席’，可能是荒谬的，‘主席’是对某个会议而言，如果把国家视为一个会议，岂不应了过去流传的‘共产党的会’一致了么?总统兼全国最高武装力量统帅、国防委员会主席，所有由国家供养的军警公职人员都不再与任何党派发生关系，确保国防和国家与民众利益不受侵犯、社会公正。 H 实行‘以人为本’、‘因材施教’的全面发展教育，但不把学历教育太当一回事而误入歧途。我们不缺高学历，缺的是高素质。借助于前沿性新科技以改善人们的素质，提高其潜力；区分基础与专业的不同特点、务期创造力充分显现，让更多学生学用一致；尊重公民人格；抵制各类迷信，提倡科学理性思维，走终生教育之路。 I 尽可能利用新科技促成全息聪明经济体系的形成；最大限度地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提高质量，讲求平衡，注意供求关系，避免盲目重复和大而无当的工程，杜绝金融业各类虚浮弊病，确保币值平稳（可考虑无货币方案，一人一卡，一切通过计算机网络，将不再出现伪币，且减少现金贿赂）实现稳定的可持续发展，拒绝GDP主义的数字绩效和政绩工程的出现。泛大学化的粗制滥造会误导全社会，同时不利于青年的恰当就业。 J 经济方面 考虑把股份制作为集资手段的‘有股无市’法，实行股东大会监管制，而不是作为投机炒作手段，避免任其风起云涌、股民跳楼现象。 国营经济体实行内外三结合的监管体系和责任制度，不允其领导层任意挥霍，追求豪华，任用私人，以权谋私，转移财产所有权。不能随意转移所有权和经营权。不迷信所有制改革的魅力，而把社会公平与人民奋进的条件改善，视作动力。 对外经济采用对等制，避免盲目引资上项目，不以多余高额外币储备麻痹自己而变相受制于人。不允低价倾销而受到抵制及高额进口税，否则予以撤销，把低价倾销视同卖国行为（它们把有限自然资源（或制成品）拿去出口，换回来象征性资产的迟早必然贬值的外国纸笔。最终使国家资源枯竭乏力、环境污染、民众被毒害，少数人发财，增加贫富悬殊、社会不安等，不是卖国害国是什么？取消出口退税） 民营经济适度发展，不硬性规定比例，有选择地给与业务指导及贷款方便（浙江吴英案，地方有关单位稍加关心，何致如此。避免污染、破坏生态环境的及重复项目、盲目而不成功的经营），而不是化国营国有为私营私有，被少数当权派操纵。 K 在承认‘一个中国’的语境中，不再限制港澳台等出版物进口。不强加违反世界公意的思想意识影响。 L 先后平反过去历年（或许从江西苏区开始至现在？）所有错案冤案，给予多方面足够补偿；伸张正气，疏解民憾，化消极为积极。 M 军队现代化与国家化是对的，不武装走私营私、不被和平时期的高薪收买供野心家驱使、提高素质和战斗力起码是必要的；不‘胡作为’尤其重要，其基本任务须明文规定不得违反。不再继续宣传‘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和‘服从要到盲从的程度’，而突出理性、爱国爱民。前38军军长在接到‘进北京’命令之后，认为不符合原来规定而拒绝是否合理有据，对他的处分是否符合固有规定？应否贯彻依法治国治军原则还是寡头个人说了算？如果他没错，无疑应予晋级，且可担任要职，即使超龄，也要妥善安排，以树立良好风气。也不能再出现如锦涛作为总书记和主席被袭击（传闻）、和家宝作为总理在汶川地震时‘无兵可用’而哀叹的悲惨局面。如果在1989年，大半军官是理性的，何至于酿成惨剧，不良影响波及全球、使决策人的令誉严重受损、前进步伐波折？不能不接受深刻教训，不能掩饰错误。 N 尊重各民族传统风习与信仰，保护文化环境，推动民族间、地区间的联合、合作，共同营造国家的统一安定自由平等幸福。慎重推动改革，力求避免走丧失各自特色的方式，保持多姿多彩、兴旺发达、永续发展。 2 中策 大致内容同上，但更多考虑推行难度而有所减缓、折中，但在民主化、制度化等方面仍需步步为营不断前进。力争与时俱进，勿总落于他国之后，却不知其非。 A 制定《党派法》，规范其功能权限，解决党派活动和日常维持的经费问题；任何党派不允进入司法系统，各党派必须各自有独立政纲，理论健全，不允互相抄袭；规定联署若干志同道合的人才可以成立，防止过度分散，不允跨党现象继续存在。 B 改进全国人大及政协成员资质水平及尽可能提高代表性与专业性等，在常委中需要更多专业人员，限制官员比例（他们在必要时可以列席）。加强其日常工作能力及监督功能水平。 C 努力做到“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无党无偏”、“恪尽其职”。拒绝拉帮结伙、结党营私、营私舞弊的任何做法或倾向 D 及时公开档案，最少保密制度。同时与国外交流，互相补充。 E 让‘维稳’工作回归正常化，大幅削减经费，不把大量经费用于养活一支‘成事不足，坏事有余’、与人们对立的激化矛盾的职业‘维稳队伍’，而是用于解决实际困难。完全避免使用强力，一旦发生意外，不能不追究激化矛盾的强力施暴者刑责，还需建立损失赔偿制度，提倡网络信访，及时可靠地解决回答，逐月逐级检查情况和落实程度。严厉打击那些利用黑社会手段、雇用打手、欺压良善和弱者行为，连同操纵者按故意制造混乱、危害秩序、侵犯人权、损害财物、、祸国殃民等罪名处以重刑乃至死刑。刑法可能需要修改，确保再也无人敢于违反，以保社会和谐无虞。 3 下策 以维持现状、平衡派别利益为特征，不问他们素质、业绩如何，有无血债。但求短期效果，‘平安’度过任期。 古人云“志乎上者，得乎中；志乎中者，得乎下”，难免顾此失彼，顾头不顾尾，陷于被动，甚至矛盾激化，贫富差距扩大，民众不满，难以收拾。 五 一些问题待探讨 1 各党派是否需要改换名称以副其实？反映时代步伐以及探讨终极可能。成员问题如何体现‘少而精’与活力旺盛原则？ 2 各党派的组织活动经费来源，在自负其责之后，是否按成员收入一定%收取，又如何防止财大气粗者的操纵成为其牟利的工具？ 3 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活动中，如何让最有才华、最有成绩、威武、信誉的人脱颖而出？如何给与平等的竞赛机会？ 4 宣传等部门，如果在其指挥下的报道不真实、理论说法不正确，反而一个劲地限制及时而真实的报道或限制发表可能正确而具有重大价值的意见，是否应予公开改组乃至撤销？报刊是否需要服从非正式的‘命令’？过去采用‘开天窗’的办法未必还要继续。所有下令者，必须个人署名、有人副署，并以正式公文下达，以示郑重，方才有效；不能让报刊社等背黑锅。不允用电话或网络‘吹风’的办法代替以逃避责任 。 5 组织部门，如果其推举的干部不称职或胡作非为、贪污腐化、不作为者，占一定比例之后，是否予以撤销或正式改组？ 6 重大事件决策及欠妥的工程项目的上马、下马、中止、投资及收回方面的问题，如何、并且由谁来负责追查？ 7 可否公开宣布永久放弃武力统一台湾的政策（它们其实还在重复历史的内战思维的继续，给美国人口实，愚不可及）以及不适当的干预其选举且往往失败而遭受人们讥笑的幼稚做法，改为以民主自由道德等优势推动和平自发的统一？在南海东海等地开展并加强军政的合作、演习的互动、武器与生活物资的交流供应，可能是克服各自为政不相协调的固有缺点的一个途径，对保卫我国领土、领海可能有助。（过去曾建议海洋局在广大南海建设若干大型人工浮岛，长期驻守、全面发展自给经济等，他们表示欢迎，但事后不了了之）。钓鱼岛依旧归属台湾宜兰县。 可否以平和的态度，让已经宣布不求独立的达赖喇嘛在其人生晚年回归祖国，作为具有全世界影响力的人道主义的象征，并通过他的影响，使信奉喇嘛教被分割出去的地区主动和藏南先后回归？让他的诺贝尔和平奖不是作为一种头痛的负担，而是一种积极有力的国际影响力。那些自吹自擂的若干人可能无法具有其魅力，无法与之相比。此乃‘化腐朽为神奇’的策略，“不足为外人道也”。万一取得成功，胜似千军万马。 8 ‘贤哲会’对我国是一个全新问题，其人选、制度、权限等都值得探讨。它可能区别于（苏联在内）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甚远，或许可以摆脱其现行政党政治的诸多弊端。目前看来似乎没有比它更好的可行办法，没有一个有利无弊的途径可以代替它，任凭谁花言巧语说破天，更不必与那些顽固不化的教条主义比较。 9 关于‘枪杆子’和‘笔杆子’的思考：1989年邓小平杨尚昆等以军委主席副主席下令大批部队入京镇压爱国学生运动(及此前的对越战争)，极大的改变了军队的性质，它们被异化而走向反面，他等完全不理会党的总书记的意见，是否又一次不足为训的利用武装威吓的‘枪指挥党’的具体实例？ 10 在我国 六四之后发生的苏东波国家的政权巨变，其间有无某种内在联系？（上次是‘援朝’出兵毁了美国共产党）这些国家的人民在其后生活的变化是改善还是变坏？如果反而有所改善，是否应归功于邓小平等的决心？可能是‘不期之誉’。 11 能否以电视录像历史剧《木府风云》中的人物、思想、事件作为反思时的对照参考，以获得启发？ 12 在《党章》中，如何申明党的性质？有无阶级属性？如何看待新时代‘无产阶级’？如何看待毛所述的‘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不同阶级组成的质和数的变化如何反映？与马克思原初时代设想的差距？允许和提倡什么人入党？党员的权利义务？可否自由出入？ 究竟高数量、高比例与高质量的关系如何？如何消除地下党的痕迹？在公开与保密问题上的选择？能否做到“事无不可对人言”的地步？公开或秘密打入其它党派的理由是否充分？它是否‘孙猴子战术’的继续？其必要性如何？如果允许富人入党，且多交党费，能否不被他们操纵（与企业内的股份制应有所不同）？在党政分开之后的工作方法、如何避免包揽一切而一切都存在严重问题？‘民主集中制里面的’‘集中’与‘领袖专政’的区分？如何发挥党员的英雄模范带头作用？青年组织与不同党派的关系是专属，还是自由选择？ 13 如何避免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权贵’问题、裸官问题等的影响？ 本文历经数月的考虑、反复、书写，边写边丢，挂一漏万，还不能完善，其实它是集中了诸多爱国志士仁人和普通百姓的共同心声。但希望它能够提供诸位在探讨改革的研究时以思考的方便，破除可悲的陈见陋识。尽管你们居庙堂之上、走遍天下，知多见广，但也难免存在不自主的被某些固定观念束缚的危险，因此依然愿意不揣冒昧地贡献刍见于诸位之前，促使深思反省以利新思想的形成并体系化，结合更多关心者的意见建议，摸索出一个可行的方案与步骤，洗心革面，一改前非，再造重生，走向光明。虽然历史表明我国几位‘万言书’的执笔人都没有好日子过，社会流行的是失去信心的‘说了也白说’的观念，极少吸取建议、相互讨论的可能性。往往是一棒子打回去，甚至没完没了地折腾上书者，给他们安以某种类似岳飞“莫须有”的罪名，甚或过之，回到‘闭关锁国’‘莫谈国是’的忌讳谈论时代。幸而历史最终证明他们的正确性，他们付出的惨痛牺牲有其不可代替的价值。 祝’ 大会成功 跃升到新水平 改弦更张 与时俱进 创造新局面 清华大学地质系1952 年毕业生 杜明达 2012 年9月1日22时45分， 电话：62784266 登高节 9 月9日19时 于清华大学中7楼202室，邮编：10008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