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選戰中，一個熱門話題是奧巴馬的言論：“如果你有一個公司，那不是你建的。”這句話幾乎成了共和黨全國大會的主題。而民主黨則指責對手歪曲了奧巴馬的原意。

這句話是奧巴馬最近在佛吉尼亞的集會上說的。原話是：

“If you were successful, somebody along the line gave you some help.  There was a great teacher somewhere in your life.  Somebody helped to create this unbelievable American system that we have that allowed you to thrive.  Somebody invested in roads and bridges.  If you’ve got a business. you didn’t build that.  Somebody else made that happen.  The Internet didn’t get invented on its own.  Government research created the Internet so that all the companies could make money off the Internet.”

“如果你成功的話，一定是有人在有些時候幫了你。你可能有一個出色的老師。有人建設了美國的絕佳系統，允許你脫穎而出。有人為在道路和橋梁投資。如果你有個公司，那不是你建的。其他人成就了它。英特網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政府研究創造了英特網而讓所有公司賺錢。”

這段話的歧義在於，那個“那不是你建的（you didn’t build that）”的“那”（英文的“that”），是指同一句話里的“公司”（共和黨的聲稱），還是前一句話里的“道路和橋梁”（民主黨的聲稱）。這個問題可以請語法專家去回答。我這裡只是想由此引申出兩黨的一個重要理念區別：政府在美國社會中的作用究竟是什麼？

共和黨認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是個人的努力。而政府只是為這種努力提供條件。所以除非必要，政府應該儘量減少參與，而給個人提供更多空間。而民主黨則認為，政府提供了個人活動的舞台和框架。用奧巴馬的話來說，政府管理的政治經濟系統“允許”了個人的成功。所以政府在經濟活動中應該是一個大的參與者，甚至起到主導作用。在這一點上，我比較偏向於（但不是完全同意）共和黨的立場，雖然我的根據也許不同於他們。

在這次民主黨全國大會上，克林頓和奧巴馬都反覆提到“集體努力”。他們說，我們不是孤立的個人，而是一個整體的一部分。我們互相幫助，榮損與共。所以我們需要一個有力的政府，來支持我們的社會經濟。在這裡，他們偷換了概念：“榮損與共”的是社區，而不是政府。政府是社會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我們需要社會上的合作，但不一定需要一個大政府。在地球上很多地方，我們今天看作政府職責的許多事，如幫助窮人，為小企業融資，維持公義等，是由社區完成的。社區的人際聯繫網絡是一個社會的基本纖維。用一個“無所不在”的政府去取代社區，使得“相互依靠”變成“依靠政府”，反而會削弱這個網絡而降低社會的穩定性。

民主黨提倡“大政府”理念時，常常提到“投資”：政府對科研，教育，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的確，在這些問題上政府有着私人機構不可代替的功能。它集中一定的社會資源，投入到對社會整體有益的事情中去。但是民主黨的說法是一種誤導，因為這些“投資”只是當今政府的一小部分。下圖中顯示了過去五十年來美國聯邦政府在科研，教育和交通建設和營運中的花費在總花費中的比例。我們可以看到，每項花費額都很小，其中總和也只在百分之十左右。當然我不是說其它的政府花費都不應該或不必要。我只是說民主黨用這些“投資”來為當今政府的存在辯護，邏輯上是不對的。我們從圖中還能看到，在共和黨和民主黨執政的時期中（分別在圖底以紅色和藍色標出），這個“投資”在政府花費中的比例沒有系統性的差別。所以給主張“小政府”共和黨戴上“反對公共利益，反對為美國投資”的帽子也是沒有根據的。

數據來源：白宮管理與預算辦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近幾十年以來，中國以“集權加市場經濟”的模式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在西方世界中，政府相對強勢的德國也在經濟上一枝獨秀。這就引起了關於“國家資本主義”的討論。有人認為，國家資本主義集中社會資源進行長遠投資，可以讓經濟更有效率，決策更明智。奧巴馬也曾主張“基本建設大躍進”，由政府出資大建高速鐵路等基本設施。當然這個主張至今進展有限，其中原因就不在本文範圍內了。其實這種討論並不新鮮。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經濟成長迅速成為世界第二，在很多國際市場甚至美國國內市場把美國打得招架不住。當時“向日本學習”也是一個常常聽到的口號。日本的長處除了重視教育，勤勞肯干外，也包括資源高度集中（不是在政府手裡而是在幾個大公司手裡），政府管制強勢。但三十年過去了，美國並未像日本的方向演變，日本也終究沒有超過美國。這裡面其實有很多深刻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政府主導的決策和資源配置更適合於目標已經明確，而需要優化實施過程的情況。排除了各方面的利害衝突和溝通障礙而由政府統一主導，的確允許了更大程度上的優化（這裡不談價值觀問題）。但是在目標不明確的情況下，集中資源於事無補，反而削弱了探索，嘗試的動力和能力。在這個意義上，作為“追趕的國家”來說，國家資本主義也許是一個好的選擇。但在美國如今的地位，沒有人能知道未來的走向，也就沒有人有資格扮演“主導者”。奧巴馬在宣傳他的政府理念時，每每把美國說成“落後於中國”。這說明他也知道上面的道理。但美國真的落後於中國，可以追隨中國的道路嗎？至少在總體上，答案是否定的。奧巴馬治下發展高鐵和綠色能源的經歷，也說明了“追趕中國”是行不通的。分散的，自下而上的“谷歌模式”，應該是更適合美國發展的模式。

對于堅信民主理念的人來說，讓公選出來的政府及其官員來決定國家大事似乎沒什麼不對。他們應該是代表了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和理念。除開管理現代國家的複雜性和選民的有限能力不談，在目前的美國，以民主政治體系作為決策機制至少有兩個基本問題。第一，目前美國有近半數的人不需要繳付聯邦所得稅【注二】。當然他們也通過工資稅，使用費等其它方式對國家做出貢獻。但是那些負擔基本是不隨政治決策而變的。所以在考慮政府服務的價格性能比時，他們不是利益相關者。這種現象的存在就給民主決策的明智性打了折扣。

其次，民主制度的另一個基本問題是如何保護少數人的利益不被多數人的決定所侵犯。為此，美國憲法對政府的權限作了明確的規定。與憲法同時通過的十個修正案組成“人權法案“（bill of rights），規定了政府不得通過立法和執法侵犯公民的某些權利。然而，除了立法執法外，政府還有一個強有力的工具，就是它的財務花費。通過撥款中的附加條款，政府可以推行某些社會價值和理念，而這些本來不在其權力範圍之內。例如這次克林頓演講中就提到，在救助汽車公司的法案中帶有降低能耗的條件。前幾年政府也曾利用華爾街銀行“股東”的地位要求他們降低高官的獎金水平。共和黨也做過類似的事情，例如禁止接受聯邦資助的診所介紹人工流產的選項，拒絕資助人體幹細胞研究等。在理論上說，這種理念的推行是“自願”的：你可以拒絕政府的資助，就不用接受那些條件。這與立法和執法的確不同。然而當政府成為社會中最強勢的經濟實體時，“不接受”往往不是一個現實的選項。當然，如果你同意他們推行的這些理念，你可能會覺得這沒什麼大不了，甚至是政府應該做的。而且這些行為也受到民主機制的監督和制約，而不是政府中少數人的為所欲為。但我的看法是：這不是具體理念的問題，而是一個權力的問題。是否應該允許政府運用財政手段來繞過憲法的限制？如果我們相信對政府權力的限制是必要的，那麼這種限制也需要落實到它的荷包上。

近年來美國政府的表現給了我們另一個理由限制它的規模。從小布什年代以來，美國政治日益兩極化，國會中兩黨對立扯皮成為常態。奧巴馬上台以來未能實現“變革”，反而沿着兩黨對立的路越走越遠。從“健保法案”的強行過關到降低赤字問題達不成協議造成國債評級下降，我們看不到民主機制的成功。最近一向主張削減國防開支的民主黨，大肆宣揚執行兩黨談判結果的“自動減支”協議可能對國防損害，給我的印象是他們以國防經費為“人質”逼迫對方就範。當然，國會陷於兩黨爭鬥不是民主黨單方面的責任。共和黨很早就宣布以挫敗奧巴馬連任為首要目標。他們在國會處處設障也是造成如今政府僵局之重要的，如果不是更重要的原因。在這裡我無法仔細分析其中因緣，而只想指出這樣的事實：如此能力的政府，如何能讓我們信任它主導經濟？即使“大政府”的理念是正確的，這個政府也必須先從“小”做起取得信用，才能變“大”。

那麼如果我們主張小政府的話，是否選出共和黨就萬事大吉了呢？並非如此。下圖顯示了過去五十年來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並在底部用紅色和藍色標出了共和黨和民主黨主掌白宮的時間【注一】。我們可以看到，從政府規模來說，兩黨的記錄並無明顯區別。事實上，政府規模的最大削減開始於老布什任期而持續在克林頓任期（其中有很多年是共和黨在國會占多數）。而小布什任期內，因為反恐需要而增大了政府規模。而在前幾年金融危機時，政府規模更是急劇增加。所以儘管兩黨理念不同，但在政府規模方面的實際行動卻不相上下。儘管共和黨主張在經濟活動中減少政府的管制與參與而讓自由市場來調控，他們卻每每支持通過政府權力推行某些價值觀的做法。

數據來源：白宮管理與預算辦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不管理念如何，政府總有自我膨脹的內在動力，政客們也在政府膨脹中獲得更多權力。所以要制衡政府的膨脹，還是要靠我們自己。當然，政府規模並不是唯一的問題。政府該做什麼和不該做什麼是更重要的問題。但作為普通公民，我們沒有精力和能力去了解和影響政府運作的一切。作為第一步，我們只能着眼於控制政府的總體規模。在投票或其他形式參與政治時，也許可以着重一下幾件事。

首先，在美國，傳統上對“大政府”就有天然的警惕，所以政府擴張並不那麼容易。但是在遇到緊急情況時，人們就比較容易接受增加政府權力和功能。布什任期的政府擴張是在遭到恐怖襲擊之後。奧巴馬任期的引子是金融危機。這並不錯。在面臨危機時，通常的考慮要暫時放一放。但關鍵是“暫時”兩個字。危機會過去，但政府擴張了要恢復就很難。所以我們作為選民要有歷史眼光，至少記得危機前的狀態，而不是一概把“當前”當作討論的基準。

其次，我們做過家庭理財的都知道，任何時候總有很多“應該”的支出：買一輛新車，去某地旅行，房子裝修一下，等等。這些支出每一項都會帶來好處，但加在一起如果超出了負擔能力，那就必須取捨了。國家也是一樣。如果花錢沒限制的話，“利國利民”的好事誰都會做。而真正的領導能力就是在財政約束下作出困難的決定，而不是敞開花錢。從二十世紀初，美國就有了“國債封頂”法律，每次國債數量超過封頂都要國會批准。但以往這只是例行公事。上次增加國債限額的提案差點造成重大危機，是兩黨在國會僵局的表現。不過這也有好處，就是引起了大眾對國債水平的重視。當然增加國債通不過的話會帶來重大災難。但這不等於政府就有了不斷增加國債的執照。如果能把每次國債增加的提案都變成關於政府規模的討論，迫使政府作出一些削減，那就等於給政府膨脹加了一條“箍”，造成了一個花錢的硬約束。

另一個花錢的硬約束是收稅。民主黨常常把“交稅”與“貢獻”等同起來。反對加稅就是“不願作貢獻”。這又是一種忽悠。對國家的貢獻有很多方式，不等於就要把錢交給政府去花。國家稅收有兩個功能，一個是徵集資源，一個是進行收入再分配。前者涉及到總稅收水平，後者涉及到貧富人之間的稅賦分布。很多人把兩者混淆起來：為了公平，富人就要多交稅，然後政府就能多拿錢，也就是“劫富不濟貧”。其實解決的辦法也很簡單。要為了公平給富人加稅，那就把多收的錢直接分給窮人或用來還國債，不准進入政府預算；政府錢不夠了要加稅，那就所有人按同樣比例加。或者更直接些：不是說布什減稅就是便宜了富人嗎？那就全部取消布什減稅（而不是像奧巴馬提出的只取消富人的部分），然後再作調整。共和黨的主張是堅決反對任何加稅，還要給所有人（包括富人）減稅。這在目前的經濟和政治狀況下是很不妥當的，我反對這個立場。但是他們以的另一個主張，就是以憲法修正案的形式規定加稅必須由“超多數”通過，我是很贊成的。控制了稅賦來源，才能有效控制政府規模。

另一個控制稅賦規模的途徑就是擴大交稅的人口，而且規定加稅必須按比例加。這樣選民在投票接受加稅時，自己的利益多少都會受到影響。奧巴馬通過只向富人加稅來資助他的健保改革，是玩弄政治權術的做法。只要自己不需多交稅，大多數人都願意政府多花錢，自己多少受點益。問題是今天是富人，明天就可能是你我，因為還有近一半的選民反正是不用交稅的，他們樂得投票加你我的稅。長此以往，民主就會變質。美國以前為反對“交稅而沒有投票權”不惜發起獨立戰爭。今天，我們也應該把“絕大多數選民都要交稅”作為一項國策。（如前所說，這裡說的是受政策影響的所得稅。其他稅賦是固定的，不影響投票決定，不在討論範圍內。）對於窮人，可以由政府提供現金補助（如上段所說），但這現金也要交稅。這樣，才在某種意義上實現民主黨高喊的“同舟共濟”。

美國的建國理念是基於洛克（John Locke）的理論：所有權利都天然屬於個人。人們為了在一個社會共存和更好地實現自己的利益，通過某種“合同”的形式放棄部分權利而讓政府管理他們。按照這個理論，政府是人民“不得已”的選擇而應該被保持在最小範圍。然而，政府並不總是一個馴服工具。一旦它存在而且擁有一定的權力和資源，它就會“自我餵養”而變得越來越龐大，甚至取得主導地位。那時就不是政府依靠人民的授權而存在，而是人民依賴政府的運作而生存了。所以，“小政府”的理念不能靠政府來維持，不管是哪個黨的政府。這個理念只能靠我們大家，靠我們對政府擴張的不斷警惕和反抗，靠我們看緊自己的錢包。

【注一】 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來衡量政府規模是個簡單的辦法，但要注意的是，如果政府支出不變但經濟成長加速或減慢，這個度量也會變化。所以有時這個變化是超出總統的控制能力的。

【注二】 羅姆尼最近也提到近一半人不交稅這個事情。但我這裡說的與他的立場是兩回事。我不評論這些人是否“懶惰”或這樣的系統是否公平。我只是說這種狀況會影響民主的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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