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礼来谈：中日文化的差异在哪里

 

 

 

由于近来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摩擦，中日之间能否发生战争是人们热衷的话题，日本又一次成为中国人瞩目的国家。那么，日本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呢？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有什么不同？这样的问题很多，比如还有，日本从历史上说，是大儒家文化圈里的国家吗？日本是西方国家吗？日本的民主制度有什么自己的特点呢？日本的军国主义是否会复活？等等，这些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仍然还是问题。而如何认识日本，是中国近百年来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笔者的观点，日本虽然离中国很近，古代的时候，还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但中国人对日本并不是太了解，而不了解日本人，给中国近百年的历史造成的伤害非常的大。历史上，中日之间爆发的四次战争，唐，明，清，民国，前两次日本被中国击败，后两次一次中国失败，一次险胜。近代中国人因为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到日本留学的非常多，但可惜的是，这些中国的留学生对日本也不是很了解，他们了解的也只是日本的某一个方面。文人方面，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政治家方面，如蒋介石，也包括前期的孙中山等，还有阎锡山等，；军事方面的就太多了，包括蒋介石，阎锡山，蔡锷，蒋百里他们都是，他们大部分人对日本的误读也很厉害，对日本文化的总结也不全面。这些人里面，对日本比较了解的，应该是蒋百里先生，蒋百里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后来又去德国深造。他在1933年从日本考察回来以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中日必有一战，而后，蒋百里为中国方面制定的对日战略，基本上就是后来蒋介石在抗战时运用的战略，因此说蒋百里是民国时代中国第一战略家并不为过。戴季陶的《日本论》，算是比较好的。但总的来说，直到如今，中国人对日本的研究可能还比不上西方的那本《菊与刀》。

 

笔者以前写过关于日本的文字，总的来说，其观点是，日本文化的核心并不是正宗儒家的，而是仅仅有部分儒家的外表，而核心部分，不是中国儒家系统的。日本文化有自己的特色。

 

笔者今天试图用中国的文化概念来解读日本文化的特点，并比较中日的异同，也包括中日西方文化的异同，但基本都用中国自己的概念来叙述，而不采用西方的概念。

 

之所以笔者不认为日本文化的核心是儒家的，原因很简单，日本文化核心没有孔子的仁这个概念，进而也无法由仁而推导出宋代的理学和心学系统，或明代的良知系统。这是中日文化最大的差异。而对于道的理解，中日也不同。因此，中日对礼与道的不同理解形成中日两个国家文化的不同。笔者在这篇先谈“礼”，然后在下篇，再谈“道”。

 

日本人，给人最大的一个外表的印象是彬彬有礼，比中国人还有礼貌或礼仪，但支撑日本礼的根基，与中国不同。我们还是先说说礼，然后再谈谈日本人的道。

 

日本的文化系统，可以简单地叙述为：神----礼----忠系统，也就是说，支撑日本这个我们都看得到的礼的，是对神的敬畏，当然这个神，是多神崇拜，也就是日本本土的神道教，万物有灵，现在的遍布日本的神社系统，就是这个日本神道教的崇拜的系统和场所；而另外一个支撑点是忠，日本的忠的传统，可以是忠君，忠于天皇，也可以是忠于宗族头领，幕府将军，或门阀大户，或现代的日本企业。而由于忠，带来了阶层和等级，这也构成日本社会的等级秩序，包括政治，公司的阶层与阶级，层层递进，讲究等级和排辈，这也是日本的礼的支撑点和另外一个来源。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礼的特点是被上面的神与下面的忠夹持着，而神的特点，是虚空但同时也是命令式的，是要绝对服从的；而忠，因为有具体的阶级阶层和具体的忠的对象，因此也是可以摸得到的，可以具体来实现的，因此也有很强固的根基，而且多少也有强制性的特点。所以，无论上还是下，无形还是有形，都是有力量的方式，也因此，日本礼的根基就非常的牢固，而且坚韧。这就是在日本礼仪多而能坚持的原因。

 

而对于这个忠，也有两个方面的支撑，即勇和耻。勇支撑正面，耻支撑负面。日本人比较尊重有勇力者，如相扑空手道武士道等，也很讲究有羞耻之心，日本人自杀的也比较多，这基本都来自于勇和耻。日本人比较讲究忠勇文化和耻文化，与中国战国或三国时代的特征很接近，也接近中国的法家系统。而日本人的耻，不是来自良知或仁义，而是来自是否能尽忠，或是否能成功尽忠，也就是不是运用内部道德良心来判断，而是来自外部的是否认可。这与中国孟子的羞耻之心的来源完全不同。

 

也因此，被勇和耻支撑的忠，也是非常有力量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忠本身不受仁爱的制约，而主要体现在具体的阶级阶层等级的格局中，忠本身并没有形而上的道德性，也没有绝对理念的超越性制约，如仁爱等的制约，而仅有形而下的道德性，也就是没有是非，而仅有成功与否的现实性功利关系。

 

这种忠，可以体现在日本战争时期的行为和非战争时期经济竞争时期的那种力量和非道德性，尤其是是非不分方面。原因就是，无论日本的礼和忠，都没有一个超然的绝对道德律令对其制约，或良知方面的制约。那个外在神，是比较虚空的，因为这个神不言，没有话语，与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神完全不同，仅仅是万物有灵，因此神可以支撑礼，但没有强制性。而这，也正是日本文化的力量性特征，也就是霸的方面，同时也是其迷失的方面。也因此，当日本在某方面比较成功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忠是成功的忠的时候，日本人就会非常的狂妄，如近代对中国的狂妄，如二战后科技经济成功后在80年代对美国的狂妄。但一旦这个忠不成功，如二战失败的时候，或美国的科技又领先日本的时候，日本就会非常的自卑，又开始点头哈腰起来。日本人的行为，受外在成功与否的影响非常之大，内心里面缺乏一种恒久的超越性的东西在。

 

中国的儒家文化，可以叙述为：天----礼----仁，其中，天对礼的支撑比仁对礼的支撑要稍弱一些。从孔子开始，将周代及以前的天----礼系统，改为礼----仁系统。以仁解礼，成为中国儒家的一个核心。在汉代，还保持了天----礼-----仁的平衡。这个系统，在宋代演变成礼----理，或礼----心，天，也成为天理，在明代变为礼----良知，天理即良知。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礼的外部运用，但其内部支撑是仁，是理----心，或良知，也就是自身的修养，所谓内圣外王之道。

 

而对于仁来说，其支撑点是忠孝，对外尽忠，对内尽孝，家庭关系，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的关系，是仁的来源与仁体现的范围。勇和耻，并不是太重要，虽然孔子说过，知耻近乎勇，勇近乎仁。而中国儒家对于耻的理解，如孟子，也是从仁或良知方面来理解或判断的，没有仁心，没有良知是应该羞耻的，而不是从是否忠或是否成功尽忠来说的。

 

因此，中日文化的核心差异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中国有仁的核心，而日本有忠的核心。中国因为有这个仁的核心在，也就是有一个超越性的东西控制，在国力强大的时候，也不会如何过分地扩张或过分地欺负别人，因此中华帝国一直是非常缓慢地扩张，但又非常的坚定；而在不顺利的时候，国力衰微的时候，也会坚韧不拔。中国不会是今日高歌猛进，明日立即倒台那种。如蒙古人，如近代日本人和德国人的迅速扩张与倒台。

 

那么，仁和忠的区别在哪里呢？仁是从个人的内心讲的，当然也可以向外，如孔子认为仁人是内外的结合，是知行合一的，但到明代，也可以专指良知，有良知即可为圣人，虽然王阳明也讲知行合一；而忠始终表现在对其他人的关系上或能否成功尽忠上，一个不成功的人，也是谈不上忠的，失败的人，那不是勇，那是耻。因此，中国人可以用仁和良知来判断忠是否正确，而日本人则没有这个判断。中国有比忠更大的东西，如道，如正义，如仁义，如孟子所说：我们只听说诛杀一个无道的暴君桀纣，而没有听说诛杀一个君主。

 

中国人在礼仪方面之所以现在反而不如日本人，其原因在于，日本人的礼有神的命令或忠来支撑，而中国的礼几乎仅有仁来支撑，而神的命令或忠是非常有力量的，是会强制人们有礼仪的。而中国人则会认为，如果一个人没有真心，没有内在的仁爱之心，而在外部讲究礼仪的话，那是虚伪，是伪君子，中国人宁可为真小人，也不太愿意做伪君子，因为中国人比较讲诚，诚本身无所谓对错或是否仁义。而日本人的礼仪，有神的绝对命令或忠的阶层等级控制，因此可以是外部的表现，而不涉及内心是否良善。中国人可能会认为日本人的礼仪或点头哈腰是伪君子。

 

中国人在忠的方面也不如日本，原因上面已经说了。日本人很少有日奸或类似汉奸这种人，原因也是日本对忠非常注重，忠是其核心价值。而中国人也讲忠，但比日本稍弱一些，因此中国历史上的汉奸就要多一些。尤其是当仁控制失败的时候，汉奸就会更多一些。

 

中国人有的时候显得柔弱或善良，就是因为中国人心中有一个绝对的道德律在控制人心，也就是仁爱与良知，因此，有的时候，显得不是那么的忠勇和无所顾忌，或毫无是非观，原因是仁爱良知都是很超越的，也是很玄虚的，但这个良知的外发，本身的力量不强，仅是内心体验而已，还不如日本的神和忠的控制性强。

 

不过，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系统并不仅仅是儒家一家，中国还有法家和兵家纵横家系统，这些系统，也不是太讲仁的，因此这些系统的文化表现，就比较接近日本的文化，其区别可能是日本还有神的系统对于礼的控制和制约，而中国没有。但中国的大法家系统，也就是法兵纵横，或霸的方面，因为受到大儒家系统仁的制约，因此形成王霸兼容的特点，比较有弹性。

 

西方文化如果用同样的概念来叙述的话，大概是：神----礼----法。因为有神，所以有礼仪，而这个礼仪在近代转化成为世俗的法，法律系统。

 

日本现在虽然号称民主国家，但日本的门阀大族仍然存在，阶级等级秩序仍然非常明显。选举制度经常被门阀大族控制掌握，或门阀的利益集团控制，所以，日本的政治选举，议员选举，都有问题。由忠而礼，仍然是日本人的一个方向。勇和耻仍然是对忠的一个重要支撑。

 

而中国人之所以经常表现的软弱一些，或良善一些，就是因为儒家的仁在起作用，而忠勇和耻要差一些。中国人在毛时代，因为近百年战争的原因，自强自立成为首选，因此开始从儒家系统转向了法家兵家系统，因此仁义方面也要差一些，而勇武和战斗精神被发挥了出来，礼仪方面就更差了，这也是历史的选择，没有办法。现在的中国，正开始慢慢恢复礼----仁系统，也许要恢复中国汉代的天----礼---仁系统，这也是中国当代新儒家努力的方向。

 

而且，中国有大儒家（儒家道家佛家）和大法家（法家兵家纵横家) 的两套系统，比起日本人的一套系统，还是要丰富和复杂一些的。

 

最后总结一下，中日西方的主要系统的不同：中国是，天----礼---仁系统；日本是，神----礼---忠系统；西方是，神----礼----法系统。这些的系统，都是三角形的关系，也就是都是闭合和相互关系，而不是线性关系系统，只是笔者在这里无法画图，所以只是表示成线性关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