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对钓鱼岛/尖阁诸岛争执开始独立思考，源于我对日本共产党和天安门六四事件关系的研究[1]。日共很顽固地坚持：日本从1895年开始宣布尖阁诸岛为日本领土，中国1975年后才开始抗议，所以中国对尖阁诸岛的主权宣称是不正当的。日共虽然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严厉批判，但坚持“尖阁诸岛和侵略非同一问题，日本统治尖阁诸岛完全是正当的，也没有违背事实”，并为此指责历届日本政府立场不坚定，要求日本政府下令加强在尖阁诸岛海域的戒备。这是所有那些自身被“主权”观念蒙蔽或者利用“主权”观念欺骗民众的政党、组织或个人的未开化状态的典型例子。

另一方面，在“主权”观念的信奉者中，也有井上清这样的驳斥日本政府荒谬、主张中国拥有这些岛屿的“主权”的历史学者。我因为在日本组织中国民主、人权运动，接受了安那祺主义/无政府主义而被中日两国政权赶出大学以及它们控制的国界，很羡慕井上清还能当他的京都大学教授。我也很羡慕H-US-JAPAN的编辑同事Robert D. Eldridge，因为是美国人，从神户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后就当上大阪大学的副教授（我1992年第一个拿到大阪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后只能进入与中国无关的小公司）。Eldridge向我简要介绍了他的博士论文US-Japan-China involvement regarding Ryukyu/Okinawa，主要分析美国政府的政策决定过程（例如，罗斯福个人背着美国国务院不只一次提出要把琉球划给中国，国务院在文件中用中文发音Luchu或Liuchiu等），请参考他的原文，在此不费笔墨[2]。

等各方头脑清醒一些后，我留心检索了网上的各种关于这些岛屿的“主权”的论述，觉得维基百科的条目（http://zh.wikipedia.org/zh-cn/釣魚台列嶼主權問題）介绍得相当全面，值得推荐。当然，正如条目的标题所示，它讲的是“主权问题”，不可能想到还有“主权”以外的观念和方案。日本人当中，除了安那祺主义、托洛茨基派[3]等对抗日本政府的政治主张外，我又读到“老朋友”加々美光行（愛知大学教授）[4]的高论。他建议中日都不要盲目地固持“国家利益”，而应该象对南北极那样，把这些“固有领土”（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概念）的“主权”冻结起来（《北海道新聞》2010年9月25日），让这些被利用来煽动民族对立的分离岛屿变成连接中日两大民众的友好链条。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岛屿目前在日本的实际控制下、日本政府坚持“日中之间不存在领土纠纷”的立场，加々美的言论确实表现了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的良识。其实，这还可以推广到美军密集驻扎的琉球/冲绳问题。更进一步，连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除了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外，也要突破“主权”观念的制约。

自从出现人类以来，地球上的领地经历了无数次人类迁徙，而“主权”观念只有一、两百年的历史（谁也不知道该从那一年算起），至今也没有哪个“国际法”来确立“主权”。如果当年蒋介石脑筋转得快一点，不仅区区钓鱼岛/尖阁诸岛，连琉球/冲绳的“主权”也成为中国的了。但中日之间难道因为当年蒋介石脑筋转得慢了一点，就值得为“主权”大动干戈吗[5]？现在，连“主权”观念的发源地欧洲在经历因为“主权”引起的无数次战争后开始放弃“主权”、消除国界、建立联盟，让我们抛开“主权”、开放国界、废除国家（包括常备军、核武器等），创建中日（包括台湾，还有利益相关者美国）之间的持久和平吧！

谨以此文悼念东日本大地震的受难者。

[赵京，2011年3月14日，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此文发表以来，围绕钓鱼岛/尖阁诸岛又发生了一系列国际事件，导致中国政府取消建交40周年纪念活动、取消出席世界银行东京年会等。中（包括台湾）日之间的官司自然也打到美国来，石原控制下的东京都9月在Wall Street Journal刊登整版广告，请求用美日军事同盟保卫日本的“固有领土”尖阁诸岛。没想到这位二十几年前在日本经济泡沫高潮靠《敢对米国说不！的日本》成名的作家成为政客后，现在豹变为美国战略转移到东亚的马前卒。有趣的是，Wall Street Journal的对手The New York Times（有网上中文版http://cn.nytimes.com/）登出倾向中国的文章。不久，中国的广告也出现在更多的美国媒体上，突出世界大战中美同盟战胜日本法西斯的政治意义。10月10日，台湾（其行政首领在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论文就是Legal Problems of Seabed Boundary in the East China Sea）也在美国的媒体上刊登了有更详细史料的广告。美国则摆出事不关己的姿态，显示出各政府的失败、无能。

20年前，我参加在东京举行的中日建交20周年纪念会，遇到盗窃我们关西民主运动“6.4”捐款、靠出卖我们在日中国留学生当上神户大学法学部副教授的学贼，在追问失窃捐款的过程中，被毒打流血（医院为我开出两周休假证明）。我去报案后，东京警视厅（地方警察）和日本国家安全委员会（秘密警察）也派人来调查了4、5个小时，口口声声要严正处理。后来，管辖神户的兵库县警察告诉我不要追问了，因为日本法务省出入国管理局很可能给我安上“打架斗殴”的罪名驱逐出境。我觉得自己还没有那样的殊荣，又到警察署去查询，结果被告知警视厅根本没有任何记录！2009年9月，日本的民主党上台后，我致函鸠山首相，呼吁他公开日本自民党政府1989年期间出卖我们中国留学生的资料[6]，没有回复。

又一个20年过去了，我发表于东京《民主中国》1992年10月号“为中日关系的转折奠基”的文章依然历历在目，印证着我的担忧：

“今天，当我们透过纷乱的喧哗表象，认清各种政治势力的企图和手段之后，不得不深深地忧虑隐藏在中、日两大民族之间的危机。因为至今为止，中日关系尚没有奠定真正平等、永久和平的基石；也更痛感历史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期待。”

“中日关系的危机首先在于政治方面的限制，即北京政府（以及二十年以前的台北政府）、东京政府都竭力阻碍中国人个人（不论其是否持有"中国人民共和国护照"，或"中华民国护照"，或根本被这两个政府剥脱了护照资格的中国人）与日本之间的政治关系。例如八九中国之春之后，笔者经历的大量活动表明日本政府除了"保护"极个别者以作日本政府官方的鹰犬之外，对在日中国人进行了各种劝诱、胁迫，甚至连中国人的政治避难的最基本人权也不予承认。”

“外交关系只是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关系的属于政府之间交易的侧面，只是一种反映和结果。外交活动的展开离不开自身的行为限制，如"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就需要我们这些外交知识、技能与利益的门外汉，基于中日两大民族之间的平等原则，奠定中日关系永远和平、友好的基础。虽然，今天，中日关系的主流基本上由北京、东京政府操纵，被栓绑在二十年前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周恩来与田中角荣的政治交易之中，但不论从历史、文化、地理等各种因素来看，中日关系都应该比中美关系、中俄关系更符合人权尊严和民族平等的原则。”

“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其首要前提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这也是自《圣经》以来"天（上帝）赋人权"的近代翻版。…人类历史、地球社会上活动的主题都是个人，而教会、政党、国家等等都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附属产物，就可以得出国家（政府）不得剥夺属于个人的基本人权的结论。…我们谈及今天的中日关系，首先是基于中国的每一个个人与大和民族的每一个个人的交往。”

“从韩国的反日情绪的高涨来看，可以完全准确的预测到民主化、经济自由化发达起来的中国民众同样会对日本作出反应。笔者为了日本的将来，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都呼吁日本政府尽快把眼光放在中国民众身上，因为中国的十多亿民众才是中日关系的实质主体，日本政府必须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中国民众！应该说，八九中国之春为日本的对中外交政策的转机提供了绝无仅有的考验机会，但日本政府的表现，以及它实际上帮助中共政权迫害、威胁数万在留中国人的行径，使它彻底丧失了中国民众对其现代性、民主性国家体制的一丝期待，告诉了我们在国际化、人权意识高涨的世界里，日本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排外国民性的严酷现实，更激励了我们在日中国人彻底建设民主、人权、统一中国...的意志。”

“只有把中日关系的转折奠定在人权尊重的基石上，才可能获得包括正常政府外交关系在内的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之间真正平等和永久的和平。为这样的使命服务、献身，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荣誉。”

[2012年10月12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