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对国家演化有极大影响。

现在在华人精英看到西方“福利社会”造成的问题， 有很多议论有很多感慨。 殊不知，历史上的希腊罗马都对自己的公民提供大量的福利。 罗马在对外扩张过程中征服了大量地区，获得大量奴隶。在罗马核心地区使用奴隶的结果就是“毁灭”了罗马自己的自由民农业。虽然形式和现在“全球化”大不一样，但后果有很多类似之处，即自己的自由公民在生产效率无法和奴隶竞争，从而失去工作，越来越依赖国家供养。而供养“无产阶级”的财政支出又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影响到国家的军事，影响到社会道德，最后对国家演化路径有极大影响。

反过来，西方人看中国秦制社会， 也会有很多议论很多感概， 秦制国家基本是一个要百姓供养但基本只提供极少服务的系统。 现在中国财政收入在GDP比例相当高，但为中国公民提供的公共服务，应该说和西方社会不在一个水平之上。

如果西方民主社会因为“福利”而瓦解，中国社会因为“暴政”而崩溃，那就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 历史在何等程度影响现在和将来？ 又通过怎么一种方式影响现在和将来？

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不是吗？

下面是“秦晖 帝制时代的政府权力与责任：关于“大小政府”的中西传统比较问题”一文中的一些资料， 我懒得再找再手打再贴了。

“但另一方面，“契约国家”的传统在欧洲毕竟比较久远。在这方面，过去人们常常讲述西方的自由与个人主义传统如何如何，而很少讲述“福利国家”也是一种悠久的西方传统。其实仅就城市景观而论，西方古典城市那种到处是大型公共设施（圆剧场、竞技馆、大会堂、公共浴场等）的外观就与中国城市中大面积的皇城宫城 高度封闭而坊里间少见公共场所形成鲜明对比。在历史上，古希腊和罗马都建立过以公民授权为基础的民主政体或共和政体，在这类体制下国家权力未必大于波斯帝国式的君主国家，但公共服务职能却发达较早。
　　雅典民主城邦依靠劳里昂银矿等公民共同体控制的国家财源大搞公共设施，并且在财政上实行过一系列“古代福利国家”政策，从公款赎俘、债务豁免、贫困救济等生活保障，到观剧津贴、公职津贴这类资助公民参与公共生活与公共决策的措施。亚里士多德记载说：当时雅典专门有称为poleos argurion(“城市的钱”)的福利预算，雅典议会定期进行福利资格审查，无工作能力者与其他符合资格的雅典公民可以得到每天两个奥波尔持续补贴、或者不超过300德拉克马（即1800奥波尔）的一次性补贴。早在雅典民主初建的梭伦时代，城邦已有向老兵发放养老金的记载，而到庇西特拉图时，雅典已经立法确立了军人养老金制度。由于城邦实行的是公民兵而非职业兵制，这实际上也等于有了公民养老制度，稍后在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又正式立法把养老金制度推广到 全体公民。泰米斯托克利执政时，为解决公民失业问题政府推出工赈制度，安排穷人到公益场所与舰队供职。到“雅典式民主”发展至最高程度的伯利克里时代，国家负责补贴的公民达到两万人——对于这个一城之邦而言比例已相当大，同时还对孤儿、残障人、为国牺牲者家属等弱势者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公元前358年，雅典公民大会决议把观剧津贴制度化，在城邦预算中设立泰奥里克专项基金，穷人观剧只要不中途退场，每次可以得到两个奥波尔。此外，城邦必须保证穷人能从市场 上得到廉价粮食。雅典之外的一些希腊城邦实行过粮食分配，而雅典则是靠国库与epidoseis(“自愿公益捐赠”)建立储备来平抑粮价。城邦还有责任资助公民到海外开辟殖民地，并在其能够自立前维持其在本邦公民身份下的福利待遇。
　　罗马共和国的福利更是发达，色普洛尼亚法（Lex Sempronia）是罗马建立“有效的公共福利制度的开始”。马克思当年曾经有句名言：“现代的无产者养活社会，而古代的无产者被社会养活”，后者说的就是罗马共和国对公民中的贫困者（ploretariate，即现代西语“无产阶级”ploretarian的拉丁语源）承担福利责任。
　　公元前后之交，罗马的共和制度衰败并开始向帝国转变，经过元首（princip）制到皇帝（imperator）制，君权逐渐坐大而致不可制约。但是，从共和国的土壤上形成的罗马帝制的成立过程与东方多数国家不一样的是：在共和晚期的危机中“共和派”实际上是贵族寡头派，而依靠平民与军队的支持挑战 贵族共和国的“民主派”领袖则在颠覆共和之后权力渐大，从“第一公民”（princip一词的本义）变成的皇帝。这一背景使得罗马君权的扩大是以“收买” “讨好”民众为主要手段的。终西罗马帝国之世不管君主实际上已经多么专制，没有一个罗马皇帝敢于宣称国家是他个人或他家庭的私产，形式上罗马帝位也一直不是世袭。因此罗马帝国的专制制度颇有“社会主义”色彩，君权需要显示自己的“人民领袖”身份，这就使得国家的福利责任随君权的强化而扩大。罗马公民在整个 帝制进程中政治上虽然日益消极，享受的福利保障却比共和国有增无减，实际上是被皇帝收买而寄生化了。早在共和晚期“面包与马戏”（Panem et circenses）就成为新兴权力对民众的刚性承诺，即国家不仅要对公民的物质生活（“面包”），而且对公民的精神享受（“马戏”）都要负责保障。
　　在“帝国黄金时代”，罗马政府掏钱搞的公共娱乐设施（决非像我们的颐和园戏台那样仅供皇家私享）越造越大，娱乐活动越来越频繁。为承担福利责任，国家靠战争、索贡等方式来自外部的收入已经远远不够，帝国初年已经实行了向富人征税补贴穷人的“高税收高福利”制度。皇帝尼尔瓦建立的alimenta(儿 童津贴)制度当时影响尤其大。这种津贴用于支付罗马与意大利境内自由贫民子女的食品与教育。在很长一个时期，alimenta资助的覆盖率相当高，至今意大利境内还有当年留下的上百处alimenta分配记录铭文，成为今天学者治历史人口统计学的重要史料。除了保障性质的津贴外，帝国时期国家还为贫民的需要发放低息无息贷款，在“罗马黄金时代”,这笔钱实际上往往无须偿还——图拉真等皇帝都曾废除过贫民积欠国家的债务并销毁债契。

文献与“图拉真圆柱”之类的古迹都记载着这种场景。必须强调的是：这里免除的是国家出于义务，应贫民要求贷给的钱，而不是国家凭借权力向臣民征收而臣民无力交纳形成的积欠。它与我国历史上朝廷偶尔开恩免除百姓“积欠逋赋”是不同的。也与我国唐宋时期那种朝廷强制“抑配”发放“公廨钱”、“青苗钱”用以创收 的“官高利贷”不同。
　　公民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国家要求“面包与马戏”，这一传统影响久远已经符号化，今天在欧美时常可以看到以“bread and circus”为招牌的超市、食品连锁店、旅馆与剧院等等消费场所，取其便宜、实惠之意，与古代的国家福利完全不是一回事。不过以这个招牌之寓意实惠、大众化，仍然可见历史的影响。古罗马国家的这种“高福利”也许并不是什么好东西：今人可以指它只惠及自由民不惠及奴隶，指它造成公民的消极化寄生化和共和政治的消亡，指它最终造成帝国晚期的财政危机与崩溃，当今的不少古典自由主义学者还喜欢把希腊罗马国家与文明的没落解释为“古代福利国家的破产”并借以隐喻当今西方福利国家的困境、宣传其自由放任的理念。不过价值上的褒贬姑且不论，古罗马国家以“面包与马戏”相讨好换取公民的“安静”（图拉真语），和中国古代朝廷以严刑峻法使草民畏服还是很不一样的。
　 　中世纪典型时期，罗马式的古代国家解体，欧陆成为教俗领地、村社、自治城市的世界。那时王权通常不振，自然也不会再有罗马式的福利责任。但是那时的教俗 领地和自治城市犹如一个个小国，其内部的统治权力与责任还是相对地比较对称的。中世纪的封主与封臣之间的依附关系，包括领主与农奴（最下级封臣）的关系， 都是束缚与“保护”的结合。封主的对封臣的束缚权力是以对后者有“保护”责任相联系的。所以有人说，中世纪最穷和最富的都是自由人，而农奴居于中间。 马克思也说过：中世纪的农奴是有保障的，而近代（他所处的时代）无产者是没有保障的。因此当年拿破仑在莱茵区解放农奴时曾经遭到被“解放“者的反抗：“没有主人，谁来保护我们呢？” 中世纪的采邑－村社体制下农民保有份地、使用公地均有保障，所以进入“近代”时自由租佃制打破这一传统（即以往所谓的“圈地运 动”）会引起剧烈反应。这是没有这种保障的中国背景下难以理解的。
　　而教会则是中世纪公共服务责任的最重要的承担者。在王权不振、“王责”因而也不显的当时，各派基督教会在社会上建立了大量的教会医院、免费药房、育婴 堂、孤儿院、养老院、救济所。尤其是教育，从12世纪以三大教会学校（圣保罗学校、圣马丁学校与圣玛丽学校）为代表的普通教育之后又兴起了教会办大学之风。今天西方的公共卫生、公共教育与其他公益体系都与教会传统有关。在政教分离之前的中世纪，教会兼有社团与政府性质，教会公益因此也被视为近代民间自治公益与国家公益（福利国家）的共祖。
　　中世纪晚期欧洲重新出现强大王权，并在中央集权背景下产生民族国家。这种王权在侵夺领主与教会的传统权力同时，也继承了后二者负担的公益责任，出现了 上继罗马“古代福利国家”下接现代福利国家的前近代国家公益。以英国为例，宗教改革前教会基金曾占全国公共财富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都铎王朝强化王权， 于1532、1545年两度借宗教改革之机大举没收教产，同时也接管了庞大的教会公益体系。1601年英国国会通过《济贫法》，规定国家有救济穷人的责 任。同年伊丽莎白女王颁布《慈善款使用条例》，规定慈善信托是“私人与国家共同参与的职能”，而且国家应当是全国“慈善基金的总建立者”，从而对信托者承 担最终责任。法学界一般认为这两项立法是公益福利制度的“大宪章”，是关于福利社会的“盎格鲁萨克逊法律之核心”，因而也是近代“福利国家”的源头。
　　当然，都铎式专制制度使国家对福利责任的承诺缺少监督，因而口惠多于实至。在民主化使福利国家的责任约束刚性化之前，都铎英国并未完全落实这些法律， 以至有人认为直到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才实现了这份“福利大宪章”的原则。但是前都铎时代的社会公益特别是教会公益在都铎时代至少是部分“国有化”的结 果，也使得相当一批过去教会的卫生、教育、福利机构人员转化为国家雇员。如今有人算出都铎王朝按人口比例的国家雇员数量比中国的清王朝多，便说清王朝 更近于自由主义小政府。其实都铎时代英国官僚群体因君主集权专制体制的发展而膨胀固然是事实，但近代民族国家公共服务职能扩展的因素也很重要。相对于拥有更强的专制权力却不承担多少公共责任的中国传统王朝而言，后者主要仅为钱粮刑名之类压迫职能而豢养的官僚群规模即便小些，与所谓宽容开明云云恐怕也绝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