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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说家莫言该获奖，知识分子莫言应反思 |
| | 诺贝尔文学奖奖励的是作为小说家的莫言，并非对现实生活中的莫言的所作所为投下赞成票。正如许纪霖教授所指出的：作为小说家的莫言与作为知识分子的莫言，让人感觉仿佛今年诞生了两个人格迥异的诺奖得主。如此分裂的双重人格，究竟从何索解？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莫言，只是病态的程度不同而已！
老高按：此前推荐过许纪霖的文章。在人们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议论纷纷之际，朋友发来一篇许纪霖的短文，要言不繁、切中肯綮地指出了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我祝贺莫言获奖，我觉得他获得这样的荣誉当之无愧。但我也认为，活在作品中的莫言，与活在现实中的莫言，虽然不能割裂开来，却也并不是一回事。诺贝尔文学奖奖励的是活在作品中的莫言，並非对现实生活中的莫言的所作所为投下赞成票。
对这一点，莫言自己认识得很清醒，他说过：“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而许纪霖的文章，由两个莫言的悖离，由反思莫言式的生存智慧，引申到对我们自身灵魂的拷问。——虽然这也是老调重弹，但是只要问题没有解決，就只好继续不断地说下去。
莫言式的生存智慧
许纪霖，出处不详
时光倒退二十年，没有谁能够想到，从胶东半岛的高粱地里，会走出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是当今中国文坛的怪才、鬼才，他的中国式魔幻现实主义，像江南style一样，让洋人见识了东方文学的“他者”。他的得奖，在意料之外，亦在情理之中。诺奖宣布的那个不眠之夜，有多少国人欢呼，又有多少国人不服：为甚么偏偏是莫言，而不是村上春树？拿莫言与村上相比，如果仅仅以文学的理由，或许见仁见智，然而，争论的焦点，不在文学，而是文学之外的处世。
村上春树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村上所说的高墙，指的是体制。莫言固然是体制内作家，且身居高位，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重要的不是身体在高墙之内抑或之外，而是心灵究竟属于高墙还是鸡蛋？有些人，在体制外讨生活，却无所不向往体制，以体制化方式思维；而有些人在体制内生存，却尽其所能地翻越高墙，从内部颠覆这个体制。
严格说起来，无论在高墙内外，我们都在体制内生存，笼罩着体制的阴影，高墙无所不在，体制内化为日常生活本身。于是，真正的鸡蛋，只是一种抵抗意识而已。这种抵抗，不一定在政治的关键时刻，更多地在于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莫言有抵抗吗？当然有。他的小说，字里行间隐藏着极大的颠覆性，以土地的原始力量和农民的生存欲望不断挑战人间的既存秩序。这是“自然”向“名教”的讨伐，欲望对文明的反抗，从《红高粱》一路走来，直至惊心动魄的《蛙》。小说家的莫言是文学的巨人，当世的异端，是一枚充满着倔强泥土气的重磅鸡蛋。
然而，日常生活中的莫言，犹如他的笔名一般，却是另一重形象。最让人诟病的，是去年薄熙来最炙手可热之际，在腾讯微博发表打油诗，欢呼“唱红打黑声势隆，举国翘首望重庆”。在今年，又与百位中国作家“共襄盛举”，手录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且抄写的又是最强调党性、强调文学的政治立场那一段。
作为小说家的莫言与作为知识分子的莫言，让人感觉仿佛今年诞生了两个人格迥异的诺奖得主。如此分裂的双重人格，究竟从何索解？莫言曾经以经典的莫氏风格作过一幅自画像：“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这是莫言式的生存智慧吗，在这一威权主宰下假话遍地的土地？假如莫言只是个案，人们大可原谅其人性中的怯弱，而不必对他穷追猛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莫言，只是病态的程度不同而已，谁都没有资格向他丢石头。即便是孙子、懦夫、可怜虫，首先有错的不是莫言，而是让他人格分裂的体制本身。然而，莫言式的生存智慧，不幸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犬儒哲学的氾滥成灾，且自以为是，才需要我们认真对待与反思，不仅为了莫言，也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
世人皆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但合理的东西未必在价值上都是正当的、值得追求的。因为这个理，乃世俗之理、生存之理、高墙之理，而非向善之理、鸡蛋之理、自我超越之理。如今大学里的研究生，经常关起门来，彼此切磋生存竞争的技艺，他们在价值上痛恨这个体制，比谁都痛恨，恨到咬牙切齿，但在处世上比谁都更体制，按照体制的规则生存，成为钱理群所痛斥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样的分裂人格，不仅弥漫于中国的官僚阶层和文化精英，而且也成为日常生活中芸芸众生的常态。
在这个有各种压力的社会里面，很多人都活得很无奈，难免有违心之举。然而，国家毕竟在进步，体制也比过去松动许多。虽然我们无法在许多公共正义的问题上挺身而出，“有所作为”，但低调的“有所不为”不仅是可欲的，也是可能的。每个人内心都有一条价值底线，守住了这条底线，不与邪恶与无聊为伍，其实不要求你付出多大的代价，但守住的却是自己的人格尊严。假如有更多的人自觉地守护一己之价值底线，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有些微希望，邪恶就不会如此猖獗，文革的复辟也就失去了社会基础。
无论是歌颂重庆还是手录《讲话》，对于文学家莫言来说，都属于起码的“有所不为”，做了颇为无聊，不做也未必招来麻烦。同为中国作协副主席的王安忆就低调地抵制了无聊，她所做到了的，其实绝大部份知识分子都能做到，只是没有像王安忆那样认真，“自觉地与主流价值保持距离，在相对的孤独中完善自我”而已。然而，莫言为世俗所驱，识时务、随大流，虽然不算甚么作恶，却是一种“平庸的乡愿”。而“平庸的乡愿”，在日常生活当中，往往是“平庸的恶”之帮闲。
在2009年法兰克福论坛的主题演讲中，莫言说了一段故事：“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对面来了国王的仪仗。贝多芬在国王的仪仗队面前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在仪仗队面前恭敬肃立……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恭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是否对国王的仪仗行礼，那是个人意愿之选择，但行礼的理由倘若仅仅因为“尊重世俗”，那个被体制严重污染的世俗，倒是令人担忧的。
就在同一年，村上春树在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的时候，说了另一段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以拿在手中的活的灵魂，体制则没有。不能让体制利用我们，不能让体制自行其是。不是体制创造了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反思莫言式的生存智慧，也是对我们自身灵魂的拷问。一个国家的崛起，最重要的标志是国民的人格独立和尊严的崛起，而不是某种渴望被西方承认的扭曲心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仅取决于体制的改变，也有待于每一个人力所能及的“坚守底线”和“点滴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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