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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說家莫言該獲獎，知識分子莫言應反思 |
| | 諾貝爾文學獎獎勵的是作為小說家的莫言，並非對現實生活中的莫言的所作所為投下贊成票。正如許紀霖教授所指出的：作為小說家的莫言與作為知識分子的莫言，讓人感覺仿佛今年誕生了兩個人格迥異的諾獎得主。如此分裂的雙重人格，究竟從何索解？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都是莫言，只是病態的程度不同而已！
老高按：此前推薦過許紀霖的文章。在人們對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議論紛紛之際，朋友發來一篇許紀霖的短文，要言不繁、切中肯綮地指出了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問題。
我祝賀莫言獲獎，我覺得他獲得這樣的榮譽當之無愧。但我也認為，活在作品中的莫言，與活在現實中的莫言，雖然不能割裂開來，卻也並不是一回事。諾貝爾文學獎獎勵的是活在作品中的莫言，並非對現實生活中的莫言的所作所為投下贊成票。
對這一點，莫言自己認識得很清醒，他說過：“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孫子、懦夫，是可憐蟲，但在寫小說時，我是賊膽包天、色膽包天、狗膽包天。”而許紀霖的文章，由兩個莫言的悖離，由反思莫言式的生存智慧，引申到對我們自身靈魂的拷問。——雖然這也是老調重彈，但是只要問題沒有解決，就只好繼續不斷地說下去。
莫言式的生存智慧
許紀霖，出處不詳
時光倒退二十年，沒有誰能夠想到，從膠東半島的高粱地里，會走出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是當今中國文壇的怪才、鬼才，他的中國式魔幻現實主義，像江南style一樣，讓洋人見識了東方文學的“他者”。他的得獎，在意料之外，亦在情理之中。諾獎宣布的那個不眠之夜，有多少國人歡呼，又有多少國人不服：為甚麼偏偏是莫言，而不是村上春樹？拿莫言與村上相比，如果僅僅以文學的理由，或許見仁見智，然而，爭論的焦點，不在文學，而是文學之外的處世。
村上春樹有一段膾炙人口的名言：“假如這裡有堅固的高牆和撞牆破碎的雞蛋，我總是站在雞蛋一邊。是的，無論高牆多么正確和雞蛋多麼錯誤，我也還是站在雞蛋一邊”。村上所說的高牆，指的是體制。莫言固然是體制內作家，且身居高位，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重要的不是身體在高牆之內抑或之外，而是心靈究竟屬於高牆還是雞蛋？有些人，在體制外討生活，卻無所不嚮往體制，以體制化方式思維；而有些人在體制內生存，卻盡其所能地翻越高牆，從內部顛覆這個體制。
嚴格說起來，無論在高牆內外，我們都在體制內生存，籠罩着體制的陰影，高牆無所不在，體制內化為日常生活本身。於是，真正的雞蛋，只是一種抵抗意識而已。這種抵抗，不一定在政治的關鍵時刻，更多地在於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莫言有抵抗嗎？當然有。他的小說，字裡行間隱藏着極大的顛覆性，以土地的原始力量和農民的生存欲望不斷挑戰人間的既存秩序。這是“自然”向“名教”的討伐，欲望對文明的反抗，從《紅高粱》一路走來，直至驚心動魄的《蛙》。小說家的莫言是文學的巨人，當世的異端，是一枚充滿着倔強泥土氣的重磅雞蛋。
然而，日常生活中的莫言，猶如他的筆名一般，卻是另一重形象。最讓人詬病的，是去年薄熙來最炙手可熱之際，在騰訊微博發表打油詩，歡呼“唱紅打黑聲勢隆，舉國翹首望重慶”。在今年，又與百位中國作家“共襄盛舉”，手錄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而且抄寫的又是最強調黨性、強調文學的政治立場那一段。
作為小說家的莫言與作為知識分子的莫言，讓人感覺仿佛今年誕生了兩個人格迥異的諾獎得主。如此分裂的雙重人格，究竟從何索解？莫言曾經以經典的莫氏風格作過一幅自畫像：“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孫子、懦夫，是可憐蟲，但在寫小說時，我是賊膽包天、色膽包天、狗膽包天。”
這是莫言式的生存智慧嗎，在這一威權主宰下假話遍地的土地？假如莫言只是個案，人們大可原諒其人性中的怯弱，而不必對他窮追猛打。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都是莫言，只是病態的程度不同而已，誰都沒有資格向他丟石頭。即便是孫子、懦夫、可憐蟲，首先有錯的不是莫言，而是讓他人格分裂的體制本身。然而，莫言式的生存智慧，不幸代表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犬儒哲學的氾濫成災，且自以為是，才需要我們認真對待與反思，不僅為了莫言，也為了拯救自己的靈魂。
世人皆說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但合理的東西未必在價值上都是正當的、值得追求的。因為這個理，乃世俗之理、生存之理、高牆之理，而非向善之理、雞蛋之理、自我超越之理。如今大學裡的研究生，經常關起門來，彼此切磋生存競爭的技藝，他們在價值上痛恨這個體制，比誰都痛恨，恨到咬牙切齒，但在處世上比誰都更體制，按照體制的規則生存，成為錢理群所痛斥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這樣的分裂人格，不僅瀰漫於中國的官僚階層和文化精英，而且也成為日常生活中芸芸眾生的常態。
在這個有各種壓力的社會裡面，很多人都活得很無奈，難免有違心之舉。然而，國家畢竟在進步，體制也比過去鬆動許多。雖然我們無法在許多公共正義的問題上挺身而出，“有所作為”，但低調的“有所不為”不僅是可欲的，也是可能的。每個人內心都有一條價值底線，守住了這條底線，不與邪惡與無聊為伍，其實不要求你付出多大的代價，但守住的卻是自己的人格尊嚴。假如有更多的人自覺地守護一己之價值底線，那麼我們這個國家就有些微希望，邪惡就不會如此猖獗，文革的復辟也就失去了社會基礎。
無論是歌頌重慶還是手錄《講話》，對於文學家莫言來說，都屬於起碼的“有所不為”，做了頗為無聊，不做也未必招來麻煩。同為中國作協副主席的王安憶就低調地抵制了無聊，她所做到了的，其實絕大部份知識分子都能做到，只是沒有像王安憶那樣認真，“自覺地與主流價值保持距離，在相對的孤獨中完善自我”而已。然而，莫言為世俗所驅，識時務、隨大流，雖然不算甚麼作惡，卻是一種“平庸的鄉愿”。而“平庸的鄉愿”，在日常生活當中，往往是“平庸的惡”之幫閒。
在2009年法蘭克福論壇的主題演講中，莫言說了一段故事：“歌德和貝多芬在路上並肩行走，對面來了國王的儀仗。貝多芬在國王的儀仗隊面前挺身而過。歌德退到路邊，摘下帽子在儀仗隊面前恭敬肅立……像貝多芬那樣做也許並不困難。但像歌德那樣退到路邊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對着國王的儀仗恭敬地行禮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氣。”是否對國王的儀仗行禮，那是個人意願之選擇，但行禮的理由倘若僅僅因為“尊重世俗”，那個被體制嚴重污染的世俗，倒是令人擔憂的。
就在同一年，村上春樹在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的時候，說了另一段話：“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可以拿在手中的活的靈魂，體制則沒有。不能讓體制利用我們，不能讓體制自行其是。不是體制創造了我們，而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反思莫言式的生存智慧，也是對我們自身靈魂的拷問。一個國家的崛起，最重要的標誌是國民的人格獨立和尊嚴的崛起，而不是某種渴望被西方承認的扭曲心態。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不僅取決於體制的改變，也有待於每一個人力所能及的“堅守底線”和“點滴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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