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改難題之二：精英與平民

 

 

 

如何處理好精英與平民的關係，與政治改革何干？當然大有關係。簡單地說，無論精英還是平民，都試圖最大限度實現自己的利益，不過，一般來說，精英總是處於有利的地位，於是，精英要腐敗，精英要利益最大化，於是便會傷害平民的利益，於是最後逼迫平民造反，於是精英被推翻，歷史重來。這是精英與平民關繫緊張之後的一個悲劇性的結果，而且，這樣的結果，在中國的歷史上，曾經多次發生。而現在中國的政治改革，其目的，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在山人看來，也就是要避免這樣的悲劇再一次發生。

 

前幾天，山人寫了《中國政改難題之一：分與合》，意思是，中國社會在分上，非常的困難，也就是中國很難如西方那樣建立一個層級的社會，包括地方自治系統，政治上的分權系統，原因是中國有兩千年的集權---平民社會的歷史傳承。山人以前還專門寫過一篇文章談中國這種社會形態的歷史起源，即《專制與平民的崛起》。

 

很多人注意到中國歷史上朝代政治的集權特點，但是沒有注意到中國社會的平民傳統。在那篇文章中，談的是，中國的專制與中國平民的崛起有相輔相成的關係。一方面，中國從秦代以來，是中央集權的國家，另外一方面，中國又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最大的平民國家。中國從春秋戰國時代，過度到秦帝國的大一統政權和郡縣制，其一大特點，就是消滅了中國從西周以來的貴族政治傳統，而代之以皇家一家的血緣流傳和消滅其他貴族階級，以皇家僱傭不世襲的官僚來統治中國的政治傳統。

 

而西方社會，是一個有上千年中世紀歷史的封建貴族分層系統，一個等級森嚴血緣森嚴的系統，也同時是典型的封建社會系統。因此，西方的地方自治，西方近代的民主政治的分權系統的建立，與西方自己的歷史關係極大。山人還有一篇專門談到西方民主政治的由來，即《中世紀封建社會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發源》，意思是，西方現在這樣的社會形態，是從中世紀的封建社會中慢慢演變過來的，貴族變成了資本家，血緣傳承演變成了金錢傳承，西方社會也從血緣的不平等，變成金錢的不平等，其等級思想，等級秩序，都遠遠高於中國。

 

西方的平民意識，和選票的平民化，是有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的，就選舉權而言，先是有財產的男子，然後是一般的男子，然後才是婦女，最後才是黑人。美國現在的全民性的選舉制度，是在上世紀70年代才真正建立起來的，是非常晚的；歐洲婦女有選舉權還是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事情，也很晚；美國黑人的選舉權，也是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才被真正建立起來。因此，西方是有一個從貴族到平民的逐漸放權的漫長的過程。

 

而中國具有非常悠久的平民社會的傳統，中國第一個平民皇帝是劉邦，那是在兩千年前，中國就已經有了平民出身的皇帝了，而西方的平民皇帝，要到兩千年以後的拿破崙時代，拿破崙可以說是西方第一個平民皇帝，在這以前，貴族掌握着最大的權利，王權，都是靠的血緣世襲，平民沒有份。

 

因此，就中西方在精英和平民方面的差異來看，西方是有貴族和精英的傳統，而中國是有非貴族的平民傳統。中國歷史上的三個平民皇帝：劉邦，朱元璋，毛澤東，就是其代表，並前後貫穿了兩千年。而平民力量的強大，恰恰造成了中國在政治上專制和集權的特點，而不是層層分權。皇帝與皇帝僱傭的官僚直接面對的就是中國的平民，老百姓。中國鄉村的地主鄉紳，雖然比一般平民要高一些，但高不了太多，很多也是小地主，尤其是宋代以後。他們在皇帝的眼中，還是平民，所謂的布衣宰相，也不是指的農民，一般就是小地主出身了。

 

魏晉時代和唐代，也有貴族門閥，但他們後來都被取代，隋唐以後，還有科舉制度，平民力量進入官僚階層。而民間的諸子均分的財產的繼承制度，也保障了皇帝以下的貴族的破滅，和平民的產生。而西方和日本，在各個階層一直保持着嫡長子繼承制度，這也就保持了貴族勢力的延續，而且他們也沒有科舉制度。

 

中國這樣一個有着傳統平民主義色彩的社會，對於中國現在的政改有什麼影響呢？當然有影響。中國這三十年來的改革，改的就是毛時代的超級平民主義的社會，也是超級平均主義的社會，要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就是新貴族或新資本家的誕生，或精英的誕生，包括民營資本家和權貴資本家的誕生，貧富差距加大。中國也進入一個全民經商的大運動中。平民社會的一大特點是愛搞大的運動，如抗戰時期的全民抗戰，後來的全民紅色革命，再後來的全民參加文革運動，再後來的全民經商。這種全民運動力量龐大，氣勢宏偉，可以在幾十年中徹底改變中國的社會，但也很可怕，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中國這三十年的改革，產生了一部分的精英，有政治精英，資本精英和知識精英，然後面對的是大部分的平民。問題的關鍵是，中國的精英，總是有與平民對立的方面。因此其後果也有兩面，一個是精英能控制住平民，那就是用集權手段，而不是分層手段；另外一方面，就是精英被平民推翻，也就是用革命或大民主的方式。在歷史上，國民黨的精英被平民的紅色革命推翻，而新的共和國官僚精英，也曾經被文革的大民主推翻。而新的有黑社會性質的官僚資本買辦資本和民營資本，也曾經在重慶被薄熙來的唱紅打黑推翻。

 

所以，山人這裡強調的是，由於中國有悠久的平民主義的傳統，而這平民傳統是對抗精英的，所以，中國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發展，是否能過度到西方那樣的層級社會，分權社會，地方自治，還有三權分立，法制社會，山人有些擔心。也就是說，西化是否是中國的必然之路，這個很難說。中國人對富人和不平等的容忍度，要遠遠低於西方人。中國人的超級平等觀念，是與生俱來的，所謂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彼可取而代之等等。

 

因此，中國的未來政治形態，可能還是一個兩級系統，而不是如西方那樣的多層系統，也就是開明的中央集權下的平民社會。中央集權是開明的，各級官員向平民開放，也接受平民的監督。在中央集權和平民之間，有一個資本階層，但這個資本階層，無論是民營資本或權貴資本階層，如同中國古代的中小地主一樣，是一個不是非常強勢的集團，也就是如西方那樣強勢的資本集團，而是弱一些的資本集團，至少在政治上比較弱。這個資本集團，不能完全操縱中央的威權，而還是要受中央威權的控制。也就是說，中國的總體社會結構，還是一個大的兩級系統，中央與平民，中間夾以弱一些的資本集團系統。而平民和資本系統中的人，也有資格進入到中央集權的官僚系統中去。一句話，中國現在的總體社會形態和政治形態，與中國古代的政治形態，沒有大的本質區別。

 

而一旦，中央威權系統與中間的資本集團系統合流，其結果就到了平民要造反的時候了。中國現在有這種合流的趨勢，也就是權貴資本與威權系統的合流，非常危險。中國的這個特點與西方不同，西方是官僚與資本結合得非常好的，官僚就是資本系統的代理人。但在中國不行。中國的中央集權系統一定要是天下黨，也就是既能代表資本集團的利益，也能代表平民的利益，而不能僅僅代表資本集團的利益，這是中國與西方最大的區別。

 

現在中國的精英們，包括那個柳傳志，都在拼命說中國不應該一人一票，因為這些人非常害怕，如果中國人有了一人一票，那麼，他們這些精英，就完了。因為中國的平民很可能要一人一票分他們的財產，尤其是有很多人的財產是黑來的，是帶血的。現在這些資本階層的人士，又認為平民是沒有知識教養和理性的人了，素質差了，又開始說中國不適合搞全民民主了。其實，中國的平民素質也沒有那麼的差，現在的民營企業養活了中國70%的勞工，如果沒有了民營企業，那這些人到哪裡吃飯去呢？中國的平民懂這一點，也不是如柳先生說的，一人一票，就是要分他們的財產。而在中國這個平民社會和平民意識非常強的社會，你若搞一部分人有選舉權，而其他人沒有，想學英美那樣的選舉權從上到下慢慢過渡的方式，這在現在的中國根本不可能，中國人的非貴族的平民思想，平等思想，會將一切的不平等踏得粉碎。

 

現在中國的精英與平民的對立非常嚴重，中國的總體氛圍很不安定，隨時能爆發大的事件。其原因，一個是政治精英的全面腐敗，另外就是政治精英與資本精英和知識精英的合流，也就是所謂官商學的鐵三角關係。而這個合流的精英階層，也將中國的平民社會和平民思想，說成是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文革主義，甚至是法西斯主義而加以撻伐，但這種貼標籤的方式，不是辦法。因此，如何解決中國的精英與平民的關係，是中國政改的一大難題。或許，加強分蛋糕，加強二次分配，給國民以改革的利益，是一個急切的好的選擇。而更急切的司法公正與陽光法案，則是面對政治精英的腐敗而言的最有效的利器。

 

總之，保持精英的利益與平民利益的平衡，是中國政改所要優先關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