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Betty 在一起的日子

　　我到美国的第一份工作是personal Assistance，即个人生活助理，我经过一个多月的专业训练就“上岗”了。我的第一个工作对象是一个美国白人，年龄刚过50岁的女士，她9岁时得过小儿麻痹，落下了后遗症，从此成了残疾人。她看上去整个驱干和正常人没太大区别，但四肢短缩，她不能行走，24小时生活都离不开轮椅，即便是睡觉，也是半歪半斜的，两腿放在床边上。

　　我开始见她，英语仅仅能应付简单的会话。她的前几个生活助理都相继被她辞去，我心里有点“怵”，我的语言不行，能让她满意吗?

　　我的工作主要是协助她的生活，诸如做饭，个人卫生以及外出活动。做饭并不难，老美喜欢罐头食品和半成品的食物，稍稍加工就可以吃了。为了让她满意，刚开始的时候，我让她在我旁边指点，以后就逐渐明白了她的饮食特点，有时我还做点中国饭让她品尝。她几乎每天都要洗澡，这是一件比较难的工作，我得把她从轮椅上搬到洗澡间的专用洗澡长椅上，打开水龙头，我每次都站在她旁边，帮她完成洗澡“任务”，然后帮她擦干。前几次帮她洗完澡后，我也像是洗了个淋浴，后来我找来了个大塑料袋，上面剪个洞，两边各掏个窟窿，像是一件雨衣套在我身上，帮她洗完澡后，我的衣服也不会湿了。有一次她略带感激地对我说，我用过好几个助理，每次我洗澡，她们要么在客房看电视，要么到外面抽烟，直到我喊他们才进来，你是第一个陪着我洗澡的。

　　Betty 是靠政府的福利生活的，每月初，政府给寄来450美元和95美元的食品券。她的公寓是政府部门为那些年纪大的或者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人准备的，房费不高，每月仅100多美元，房间设备也比较特殊，可以随时报警。但电费得自己付，她的室温常年保持在25度左右，所以电费算是她的最大一笔开支。她习惯了“今日有酒今日醉的”的生活，一拿到福利金，她就想马上去餐馆搓一顿，所以每月过半，她就捉襟见肘了，连买面包，牛奶的钱都拿不出来。每遇这种情况，我就买些面包和牛奶给她，她父亲也常常带点吃的来看她。

　　Betty结过四次婚，最短的婚姻3个月，最长的婚姻四年，最后的丈夫因公殉职了。她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儿子三岁时因心脏病夭折，女儿早已成家，并有两个孩子，住在加州，她对女儿不务正业经常喝酒感到心痛，但也深感无奈。

　　Betty 是个非常聪明又有才华的人，正像人们所说的：上帝对人是公平的，他是不会让所有的大门都对你敞开，不会将天下所有的好事都降临到你的身上，也不会让所有的灾难都让你来承担。Betty的手不能象正常人的手那样运动自如，但她会弹钢琴，她将手背反转来，用她的手指尖在琴键上“表演”，其水平不亚于专业钢琴家。她同时又爱唱歌，我每次带她去教堂参加活动，她都会弹上几曲或唱上几首。那神态的投入，还真像一个专业歌手。她同时也会“表演”，当她生活紧张钱不够用的时候，她会打电话向他父亲“求救”。记得有一次，她想买雅马哈电子琴，手里没有余款，就拨通了父亲的电话，以极伤心带有哭腔的声调说：”Dad,我的测血糖的仪器坏了，怎么办哪?“他父亲开了个个体修车铺，70多岁了，仍在工作，听她这么一说，立即回答：“我很快给你送钱去”。放下电话之后，她马上恢复了笑容，我打趣地跟她说：“你可以当演员了”我们同时大笑起来。Betty的双亲对她的照顾与其他子女略有不同，以她的话说，她们对她的残疾深感内疚，母亲不在了，父亲虽已年迈，但对她总是有求必应。Betty还承担了为他父亲报税的义务，这样他就用不着花钱请人做了。还有一次，我带她去诊所看医生，她的车没有办残疾车牌，为了方便，却想帕在残疾人车的位置上，她顺手写了个条子，放在车前的玻璃上，意思是，我是个残疾人，忘带残疾车牌了。谁知我们从诊所出来，就发现了一个罚单留在车窗上，她马上让我带她去见安保人员，一进门，她两眼含泪，哭哭啼啼的说:”我的车牌找不到了，我是急诊来看医生的”。人家一看她就是个残疾人，罚单免了，还把我们客气的送到门外。

　　Betty 有时也很单纯。在她的公寓有一个美籍墨西哥中年男人，是他们那里的修理工。有一段时间对他格外关心，Betty以为他爱上她了，我不在的时候，就时不时地请那位老墨来到家里，还借钱给他，电视机也被他换了。过不多久，人不见了，也没音信了，最后才知道那人是骗子，不仅骗了Betty的钱财，还骗过其他人。

　　Betty 是个热心人，她教我学英语，教我学钩毛衣。我的英语在我刚她认识她的时候只会简单的会话，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能听懂了不少美式哩语(土话)还能和她讨论问题，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有一次她说：“我真不明白你们中国人怎么守着一个男人过一辈子”我反唇相讥：“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你们美国人经常换男人。”她坦率，直爽，我们之间真诚相待。她需要帮助的时候，不管什么时间打电话给我，我都会及时赶到。有一次她对我说，你挣得是政府给的8小时的工资，还为我做8小时以外的工作，我告诉她，八小时以外是为朋友帮忙。

　　两年以后，我们家要搬到波特兰了，临行前她很难过，说如果她能和我一起走就好了，我们从工作关系变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到波特兰不久，我和她通过几次电话，后来就没有她的消息了。

　　几年以后，我们全家返回凤凰城看望朋友，专门去了她的住所，遗憾的是，她已经离开人世了，她的身体状况不至于那么快就走吧!为什么?我打听不到，那里的人已经换了不少……。多少年过去了，我时常怀念那段我和Betty在一起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