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核心内部急剧上升的社会发展也在改造边界外部的世界。帝国强大之时，可以将意志强加到帝国边缘的人群，例如公元前第六世纪波斯的大流士和前第三世纪的秦始皇均将中亚大片草原置于其统治之下。然而，当帝国衰弱之时，游牧部落则往回推。在西方，公元前300年之后亚历山大大帝的将军们在波斯的废墟上创建的各个继承国从未拥有前朝辉煌的实力，而锡西厄劫掠者不久就要掠夺大夏和印度北部。另外一个中亚部落安息人（Parthian，音译帕提亚人）开始渗入伊朗，而公元前200年之后马其顿的各个王国在罗马的攻击下崩溃时，安息人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

　　安息人和先前进入西方核心的游牧民不同。锡西厄人那样的游牧部落通过抢劫农业帝国或榨取保护金而致富。总的来说，他们是强盗，对征服高端国家并管理后者令人困惑的官僚体制不感兴趣。相比之下，安息国的骑士却只是半游牧的。他们来自于中亚大草原的边缘，而非其贫瘠的心脏地带，且已经和农民一起生活了很多世代。他们的统治者清楚如何向受压迫的农民收税，同时又保持他们的军事实力所依赖的马背上的传统；到了公元前140年，他们已经将原波斯帝国的大部变成了他们自己的松散的帝国。

　　安息国的君主喜欢称自己是赛勒斯和大流士的后裔，努力将自己同化进西方的高端文化。然而，实际上他们的帝国始终是低端的。这个帝国从未能够威胁罗马帝国的生存，尽管它的确给予了那些忘记了游牧骑兵威力的罗马人一个短暂而急促的打击。安息国骑士因为“回马箭”而著名：骑兵佯作退却，然后在马鞍上返身向追击者射箭。公元前53年安息人利用这样的战术打败了罗马将军克拉苏（Crassus，与恺撒和庞培结成“前三头同盟”——译注），克拉苏赔上了他的军队和自己的性命。

　　然而，和中国在大草原东端与匈奴的麻烦比较起来，罗马帝国在西端和安息的问题就要相形见绌了。公元前215年秦始皇的先发制人战争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没能恐吓游牧部落，反而触发了草原上的政治革命，将各个积怨已久的匈奴部落整合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游牧帝国。匈奴王冒顿和安息人不同，他并不向农民征税再付钱给那些骑在马上的贵族。冒顿为他的极低端帝国筹款的方式是完全依靠劫掠中国，以及利用抢劫到手的丝绸和酒收买流动性较小的头领的忠诚。

　　冒顿有着大好的时机。他在前209年接管了匈奴，刚好在秦始皇去世之后。九年间冒顿利用中国的内战而恣意抢劫。在前200年，汉高祖认为要适可而止，率领了一支大军进入了大草原，却了解到同游牧部落的战争和争夺王位的作战截然不同。匈奴退却，使得中国人在荒野中挨饿。等到冒顿返回并设下埋伏之时，高祖三分之一的军士已经冻掉了手指。中国的这位皇帝几乎没能活着突围，而就象战争中一般总会发生的那样，他的大多数军士们的遭遇则更糟。

　　高祖意识到摩擦、不作为和先发制人通通无效后，想出了第四个战略：他可以和冒顿结亲。高祖将大女儿遣出了长安，打发她做了冒顿的妻子，这位公主就留在了大草原上毛毡做的帐篷里一天天地数着日子。千年之后中国的诗人仍然吟唱着在残忍的骑士中间伤心欲绝的这位汉朝姑娘。

　　这个皇家婚礼开启了中国的学者们委婉地称作和亲的政策。以防万一爱情还不够，汉高祖每年给予黄金和丝绸做礼物收买冒顿。遗憾的是，这些礼物实际上也不起作用。匈奴继续提高要价，然后继续抢劫，他们自认只要破坏的代价低于发起惩罚他们的战争的代价，汉朝的皇帝们就不会有所作为。

　　和亲政策持续了六十个越来越昂贵的年头，到了公元前130年代汉室出现了激烈的意见分歧。一些人仍然记得公元前200年的灾难而敦促忍耐，而其他人强烈要求严惩。前135年汉武帝谨慎的母亲去世后，年轻的皇帝加入到了杀气腾腾的人群之中。在前129到前119年，汉武帝每年都派遣数十万之众的军队进入大草原，而每年只有勉强一半的军士活着回来。生命和财富的损失是惊人的，武帝的批评者——写下了史书的受过教育的精英们——认为武帝的先发制人战争是场悲剧。

　　但是，就象四百年前波斯的大流士发动的针对锡西厄人的战役一样（史者亦认为是场悲剧），汉武帝的战役使得匈奴问题得到了改观。匈奴的统治者被剥夺了礼品和劫掠，因而无法和下属分享，其牧场也不断受到威胁，他们丧失了对盟友的控制而开始相互征战。在公元前51年他们承认了汉朝的统治，大约一个世纪之后分裂成了两个部落。一个部落向北方撤退，另一个在汉帝国内部定居了下来。

　　到了公元一世纪，罗马和汉朝都获得了针对游牧部落的主动权。汉朝开始其称之为“以夷制夷”的政策，给予了南匈奴一个居住的地方（以及不断的“礼物”）以换取后者打击其他游牧民的兵役。因为有东欧的森林、群山和农田保卫着，罗马帝国没有受到大草原通道上大多数活动的侵扰，而只是在安息直接面对（半）游牧部落。即使在这里，罗马帝国也不是在游牧民享有许多巨大优势的大草原上和后者对峙，而是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和运河。只要皇帝们较真，罗马军团即可轻而易举地对付安息的抵抗。

　　即便如此，无论是罗马帝国的东部，还是中国的北部边境，从未完全平息下来。公元114年罗马帝国将安息人逐出了美索不达米亚，控制了整个西方核心，结果只是在117年抛弃了两河流域。在二世纪，罗马又有四次统治了美索不达米亚，也同样放弃了四次。尽管富庶，美索不达米亚过于遥远，也太难控制。相比之下，中国发现将匈奴引入国内逐渐将边界从地图上的一条线变成了一个不稳定的边区、一个动荡的北部。那里人们恣意进出，政令很少实施，而锋利的剑比繁文缛节更为紧要。

　　游牧部落和农业帝国增多的纠葛在改变欧亚大陆的地理，稍稍缩小了世界。最明显的结果是从乌克兰连绵至蒙古的共享了物质文化的一片巨大的区域，商人和武士经由这个地区手把手地传递思想、艺术和武器。然而，在东方和西方之间移动的最重要的货品，却无人能够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