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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梁京：中國模式的價值危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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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倫敦奧運開幕到結束，不過十幾天時間，但其間發生的戲劇性新聞事件之多，信息量之大，對中國人思想衝擊之強烈，卻抵得上很多年。最強烈的感受，就是中國模式正在遭遇空前的價值危機。
在我看來，價值危機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維護政治穩定的官方價值失靈，另一種，就是維護社會基本秩序的主流價值迷失，也就是說，在現實生活中實際主導個人行為的價值觀，給別人，也給自己帶來越來越大的災難。在過去兩周多的時間裡，我們看到，這兩種危機在中國都已經發展到非常嚴重的地步。
四年前的北京奧運開幕式暗含著對西方價值的挑戰，而此次倫敦奧運的開幕式則暗含著對中國挑戰的回應。英國人的回應是成功的，因為它傳遞的信息此時得到許多普通中國人的共鳴。北京奧運的開幕式展示，國家權力對老百姓無限的支配力可以創造舉世驚嘆的輝煌，而倫敦奧運的開幕式則告訴中國人，那種虛幻的輝煌與普通人的福祉毫不相干。只有在每個人的自由和尊嚴都受到尊重，人民能夠自主合作和互助的國家和社會，才可能建設現代的文明生活。倫敦奧運開幕次日，啟東事件爆發，這當然不是因為英國人的“挑唆”，但這個事件證明中國年輕人的心境已經和四年前大不相同。我還記得四年前一位中國青年站在倫敦特拉法爾加廣場的噴水池中，狂熱揮舞五星紅旗向西方人怒吼的鏡頭。啟東事件 說明，現在中國年輕人的怒氣，已經轉向了用“愛國主義”來愚弄他們的當局。
薄熙來事件的爆發，令中國的當權者再也無法掩飾，他們自己其實並不信愛國主義。他們以國家的名義，不顧後果地劫掠國土和國民。為了不受懲罰，暴富的權貴們紛紛做好棄船而逃的準備。在最近的審判中，谷開來殺人案的一些細節不得不披露給中國民眾。這些細節不僅印證了民眾對權貴腐敗的種種傳聞，而且超出了他們最壞的想像。這對於中共繼續玩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來愚弄國民的能力，產生了不可補救的殺傷力。
不過，中國模式最深刻的價值危機，還不是第一種價值危機，即人們已經不再相信愛國主義等官方價值，而是第二種價值危機，即非理性的價值觀主導整個社會。這個危機比第一個危機後果更嚴重，影響更深遠。
薄熙來、谷開來案讓我們看到了中國權貴精英精神世界的真相，看到了他們真實的生活和思想。此案充分說明，中國權貴精英的貪婪，已經達到了瘋狂和自我毀滅的程度。谷開來的案情雖然比較極端，但對於中國權貴階層並非沒有代表性。過去二十年，中國權貴迅速積聚巨額財富，其中許多財富來之不義，而且來的太容易。這不僅害了國家和社會，也害了他們自己。
正如有學者指出的，中國模式的起點是大家都窮，但與此同時，毛澤東時代舉國艱苦奮鬥，也打下了一個現代工業的基礎。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把這個基礎與西方技術和市場相整合，創造了一個極大的財富增長空間。由於大量資產的權利邊界不清，許多人有了大發橫財和不義之財的機會。薄熙來夫婦就代表了這場財富爭奪的博弈中占據有利位勢的實權派。但是“福兮禍所伏”，最有利的地位也可以是最危險的地位。
對於心智不成熟和沒有大志向的人來說，發橫財往往是禍而不是福。國家亦如是。中國模式的價值危機，既有制度根源，也有文化根源。制度根源比較容易理解，一黨專制的中國既沒有法治也沒有民主，當財富大量湧現的時候，誰權力大，瓜分的機會就多。這個制度邏輯自然會助長迷信權力和迷信金錢的價值觀在中國迅速膨脹。
對於中國價值危機的歷史和文化根源，已有中國學者作較深入思考。最近看到許紀霖的好文章“中國遭遇達爾文——福耶、禍耶？”。文章指出，中國文化和政治精英的精神衰落和腐敗，是晚清和民初的大趨勢。看來中共革命沒能扭轉這個大趨勢，過去二十年的經濟繁榮，更是加劇了這個大趨勢。這個論斷如果不錯，中國模式將有一段更加黯淡的歲月。（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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