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1日，共产党刚刚进入北京，还没有建都称帝，就在40年后被北大学生命名为“胡说八道”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署名陈垣的《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1950年2月，胡适在台北《自由中国》第2卷3期发表《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坚决否认这封公开信出自陈垣。陈垣的《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和胡适的《答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当年在海峡两岸以至全世界华人中引起巨大反响，并成为1951年和1954年毛泽东两次发动百万知识分子对胡适政治、哲学、文学、历史、教育思想开展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的重要导火索。其影响余波，则一直持续到21世纪。近年来，关于这段公案的研究、考证仍在不断进行着。

         陈垣是什么人？他和胡适什么关系？他给胡适写信的内容和背景是什么？胡适又为什么不承认这封信？

         陈垣（1880年11月12日－1971年6月21日），字援庵，广东新会人。早年科举不第，1905年在广州创办《时事画报》，议论时政；1913年当选中华民国国会众议员，1919年加入新教，1921年任中华民国教育部次长。后留居北京，从事历史研究与教育工作。陈垣无师承，靠自学闯出一条广深的治学途径。陈垣以《元也里可温考》一文成名，在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校勘学、考古学方面均有开创性造诣。《元西域人华化考》发表后，在中外学术界引起巨大轰动，蔡元培称为“石破天惊”之作。20世纪20年代，陈垣被胡适、伯希和、傅斯年等中外学者公认为世界级学者之一，与王国维齐名；30年代以后，又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主要著述有《元也里可温考》、《元西域人华化考》、《南宋河北新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回回教入中国考》、《释氏疑年录》、《开封一赐乐业教考》、《基督教入华史略》、《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通鉴胡注表微》等。1948年3月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陈垣曾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教授，学生有姚从吾 、黄现璠、方国瑜、蔡尚思、邓广铭、单士元、柴德赓、白寿彝、牟润孙、赵光贤、陈述、启功、史念海、周祖谟、刘乃和、史树青等。1927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年辅仁大学撤销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至去世。

        同为现代史学大家，胡适、陈寅恪和陈垣三人公交私谊很好，《陈垣来往书信集》中收有胡适信17通，陈寅恪信19通，可见交往的频繁。三人同为194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学科院士，而陈垣和胡适当时更是北京两大名校校长。胡适对陈垣非常推崇，早在1922年胡适就断言：“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更可见胡陈两人关系非同一般的是，1948年12月7日，当共产党大军已经压境北平，战火一触即发之际，陈垣还去信胡适，与他探讨他所钟爱的《水经注》公案，让胡适分享自己掌握的材料——注成《水经注》案关键人物之一的杨惺吾（即杨守敬）所撰的《水经注》两札时间“作于光绪廿三年丁酉（1897年）四月”。13日夜，胡适坐在灯下，认真地给陈垣写回信：“这几天，天天想写信给先生，总不得闲暇，故十二月七日的信到今天还没有奉答，千万请恕罪。先生依据梁节庵、叶浩吾两人在武昌的时代，修改我的结论，断定杨惺吾的两札作于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年）四月，当时还没有《水经注疏》的著作，……先生这个修正，我特别感兴趣，但今天翻查《邻苏老人年谱》，发现了一点反证，似还须再斟酌……。惺吾自记丙申年九月曾‘致书梁星海，恳求张文襄以小轮拖柩赴宜都，文襄允之’。不知此札亦在尊藏否？如此札尚存，不知其署名作何式？以上所陈，均乞先生切实指正。写此短信，中间被电话打断六次之多。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了。”

        阿基米德是古希腊著名数学家和化学家，75岁时罗马士兵奉令来杀他，他正在地上画几何图形，他头也不抬地说：“等我一下，让我把这条几何定理证完！”罗马士兵向共产党一样没有风度，还是即刻举起了刀。阿基米德临死前大喊一声：“我还没有做完”。

        胡适、陈垣二人在兵临城下、围困陆沉、朝政更迭之际的这种从容、淡定、忘我、无畏、神游物外、视生死和世事凡俗如无物的学术大宗师气派和伟大知识分子功夫，真可谓是阿基米德第二。

        胡适、陈寅恪和陈垣同为当时中国学术界大师和标志性人物，因此他们都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南京政府抢运计划名单上。写完复陈垣信后的14日，胡适寄出了给陈垣的信。同日，又屡次接到南京自蒋氏以下电话，力促他“即日登程，万勿迟疑”。胡适接电后，数通致电陈垣，要陈赶紧收拾行装准备南下，但为陈垣婉拒。15日，在傅作义帮助下，胡适和陈寅恪同机从南苑机场离开北平，直飞南京。

        然而仅仅4个多月后，1949年5月11日，署名陈垣的《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就在《人民日报》登出了。这封“公开信”全文如下：

适之先生：

        去年十二月十三夜得到你临行前的一封信，讨论杨惺吾邻苏老人年谱中的问题，信末说：“今夜写此短信，中间被电话打断六次之多，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了”。当我接到这封信时，围城已很紧张，看报上说你已经乘飞机南下了，真使我觉得无限惆怅。

        记得去年我们曾谈过几回，关于北平的将来，中国的将来，你曾对我说：“共产党来了，决无自由。”并且举克兰钦可的《我选择自由》一书为证。我不懂哲学，不懂英文，凡是关于这两方面的东西，我都请教你。我以为你比我看得远，比我看得多，你这样对我说，必定有事实的根据，所以这个错误的思想，曾在我脑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也曾亲眼看见大批的青年都已走到解放区，又有多少青年，正在走向这条道路的时候，我想难道这许多青年——酷爱自由的青年们都不知到那里是“决无自由”的吗？况且又有好些旧朋友也在那里，于是你的话在我脑里开始起了疑问，我当时只觉得这问题有应该研究的必要。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的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是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着光明，他们在迎接着新的社会，我知道新生力量已经成长，正在摧毁着旧的社会制度。我没有理由离开北平，我要留下来和青年们一起看看这新的社会究竟是怎样的。

        当南京和北平的报纸上刊载着我南飞抵京的消息，这就看出南京政府是要用我们来替他们捧场的，那对于我们有甚么好处呢？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完全明白了，我留在北平完全是正确的。

        今年一月底，北平解放了。解放后的北平，来了新的军队，那是人民的军队，树立了新的政权，那是人民的政权，来了新的一切，一切都是属于人民的。我活了七十岁的年纪，现在才看到了真正人民的社会，在历史上，从不曾有过的新的社会。经过了现实的教育，让我也接受了新的思想，我以前一直不曾知道过。你说“决无自由”吗？我现在亲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学生们自由的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的研究着。要肯定的说，只有在这解放区才有真正的自由。以往我一直受蒙蔽着，适之先生，是不是你也在蒙蔽着我呢？

        在这样新的社会里生活，怎么能不读新书，不研究新的思想方法。我最近就看了很多很多新书，这些书都是我从前一直没法看到的，可惜都是新五号字，看来太费力，不过我也得到一些新的知识。我读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认清了现在中国革命的性质，认清了现在的时代。读了《论联合政府》，我才晓得共产党八年抗日战争的功劳，这些功劳都是国民党政府所一笔抹杀的。读了《毛泽东选集》内其他的文章，我更深切的了解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从而了解到许多重要的东西，像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和我们知识份子的旧的错误的道路。读了史诺的《西行漫记》，我才看到了老解放区十几年前就有了良好的政治，我们那时是一些也不知道的。我深深的受了感动，我深恨反动政府文化封锁得这样严紧，使我们不能早看见这类的书。如果能早看见，我绝不会这样的度过我最近十几年的生活。我爱这本书，爱不释手，不但内容真实、丰富，而且笔调动人，以文章价值来说，比《水浒传》高得多，我想你一定不会不注意的。况且史诺作这书的时候是一九三六年，那时你正在美国，难道你真没有看见过吗？读了萧军批评，我认清了我们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容易犯的毛病，而且在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改正。我也初步研究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确定了今后治学的方法。

        说到治学方法，我们的治学方法，本来很相近，研究的材料也很多有关系，所以我们时常一起研讨，你并且肯定了我们的旧治学方向和方法。但因为不与外面新社会接触，就很容易脱不开那反人民的立场。如今我不能再让这样一个违反时代的思想所限制。这些旧的“科学的”治学的方法，在立场上是有着他基本错误的，所以我们的方法，只是“实证主义的”。研究历史和其他社会科学相同，应该有“认识社会，改造社会”两重任务。我们的研究，只是完成了任务的一部分，既有觉悟后，应即扭转方向，努力为人民大众服务，不为反人民的统治阶级帮闲。

        说到实证，我又该向你说一个我的想法。最近有一天，我去过你住的东厂胡同房子里，现在有别的朋友住着。我和朋友谈天的时候，记忆清楚地告诉我，这屋子从前是怎样的陈设，旧主人是怎样的研究《水经注》。你搜罗《水经注》的版本到九类四十种之多，真是尽善尽美了。可是我很奇怪，你对政治的报告，何以只看蒋介石那一本，不注意毛泽东那一本呢？你是和我的从前一样，真不知道吗？我现在明白了毛泽东的政治主张和实际情况，我愿贡献你这种版本，校正你孤证偏见的危险。

        我一直不同意你在政治上的活动，但是我先前并不知道你在服务于反动统治政权，我只是以为学术与政治是可以分开来看的。这种错误的看法，直到最近才被清除。我才知道了“一切文化服从于政治，而又指导了政治”。

         你在政治上的努力，直到今日，并为减少。昨天北平《人民日报》载你二十二日在旧金山发表一段说话，说：“中国政府如证明其力能抵抗共产主义，则不待求而美援必自至”，又说“政府仍有良好之海军与强大之空军，如使用得宜，将为阻止共产党进入华南之有力依持。”你还在做着美国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政权的桥梁，你还有如此奇特的谈论，这使我不禁惊异，难道你真不知道借来的美援和那少数反人民的统治集团的力量可以抵得过人民的武装吗？难道你真看不出中国应走的道路吗？现在和平的谈判，被蒋介石他们拒绝了。战争的责任从来就该他们担负，他们还应该负下去。南京已经解放了，全国解放，为期不远。如果分析一下，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已经团结起来的今日，任何反人民的武力也要消灭的。

        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的导师，你在这是非分明、胜败昭然的时候，竟脱离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团，你为甚么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呢？

        我以为你不应当再坚持以前的错误成见，应当有敢于否定过去观点错误的勇气。你应该转向人民，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无论你是崇拜美帝也好，效忠国民党也好，是为个人的知恩感遇也好，但总应该明白这是违反人民大众的意思，去支持少数祸国殃民的罪魁。

        我现在很挚诚的告诉你，你应该正视现实，你应该转向人民，幡然觉悟，真心真意的向青年们学习，重新用真正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批判你过去所有的学识，拿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再见吧！希望我们将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

        看了所谓陈垣《给胡适之一封信》，别说根深蒂固受英美自由主义精神濡染，并在民国那个宽容民主的学术和政治环境里走完半生的当时的胡适，就是受过共产党几十年奴化和欺骗教育，但经过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的我们，也会觉得反感、厌恶、惊讶，继而不怒反笑。这种充满了谎言、下作、卑劣的文字，别说读圣贤书、钻故纸堆的七十老翁陈垣写不出来，就连经过共产党几十年恐吓和奴隶统治，但还有一丝气节、一点良知、一线智慧的我们，都绝对写不出来、也绝对不好意思写。看了这封信，别说对陈垣相知甚深、与陈垣相从甚密的当年的胡适，就是对陈垣一无所知的如今的我们，基于对人类尊严和道德准则的理解，也不会相信是陈垣写出的。

胡适第一次见到《公开信》文本，是1949年6月18日在由友人送来的英文杂志《The Eastern Bulletin》（远东通讯，香港1949年6月版）上。阅读后，一向谦谦君子的胡适，做出了剧烈的反应：“此决非伪作的。全函下流的幼稚话，读了使我不快。此公老了，此信大概真是他写的？”但是，胡适是最高贵的绅士，他反感片刻，立即平心静气，找来《公开信》的中文本。仔细阅读后，认为“陈垣先生大概不至于‘学习’的那么快，如信中及‘萧军批评’，此是最近几个月前发生的事件，作伪的人未免做的太过分了！”胡适还找来对陈垣熟悉的另一史家蒋廷黻，俩人商讨后的结论是“均疑陈援庵的公开信是他先写了一信，共产党用作底子，留下了一小部分作‘幌子’（如第一节），另由一个党内作者伪造其余部分”。 次年1月9日，胡适经过半年的困惑和疑虑后，证之对中共新政权形势发展的个人观察，下笔写就了《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全文如下：

    在民国卅八年五月里，香港的共产党报纸上，登出了一封所谓“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在六月里，这封信的英文译本也在香港传到各地。

        这几个月以来，这封“公开信”时常被共产党人或他们的同路人引用。引用最多的是其中的这一段：“你说‘决无自由’吗？我现在亲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们自由的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的研究着。要肯定的说，只有在这解放区里才有真正的自由。”

我在海外看见报纸转载的这封“公开信”，我忍不住叹口气说：“可怜我的老朋友陈垣先生，现在已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

        有许多朋友来问我：这封“公开信”真是陈垣先生写的吗？我的答覆是：这信的文字是很漂亮的白话文；陈垣从来不写白话文，也决写不出这样漂亮的白话文：所以在文字方面，这封信完全不是陈垣先生自己写的；百分之一百是别人用他的姓名假造的。

         试看我引在前面的那一段里，有这些句子：“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们自由的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的研究着”，这封信，还有同类的句子：“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着光明，他们在迎接着新的社会。”又有：“新生力量已经成长，正在摧毁着旧的社会制度。”

         陈垣先生决不会用这种“在生活着”、“在等待着”、“在迎接着”、“在摧毁着”的新语法，他更不会说“学生们都用行动告诉了我”一类外国化的语法。

         陈垣先生的著作，我完全读过。我身边还有他前年去年写给我的几封信。我认识他的文字，所以我敢断定他决不会说“用行动告诉了我”、“记忆清楚的告诉我”一类的新语法。他也决不会说这样的句子：“你并且肯定了我们旧治学方法。”“要肯定的说，只有在这解放区里才有真正的自由。”

        陈垣先生若能这样运用“肯定”一类的新字典新结构，那么我就真不能不佩服他老人家“学习“的神速了！

        所以我说，从文字的方面来看，这封信的白话文是我的老友陈垣先生从来不会写的，完全是别人冒用他的姓名写的。

        但是，从内容的方面看来，我不能不承认这封信里的材料有百分之十左右很像是根据陈垣先生的一封信。最明白的是这信的第一段：“去年十二月十三夜得到你临行前的一封信，讨论杨惺吾邻苏老人年谱中的问题，信末说：‘夜写此短信，中间被电话打断六次之多，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了’接到这封信时，围城已很紧张，看报上说你已经乘飞机南下了。真使我觉得无限惆怅。”

        这一段里面有这些真实材料：（一）卅八年十二月十三夜，我有一封论学的长信，提到杨惺吾（守敬）自撰的《邻苏老人年谱》。（二）此信末的三十三个字，我没有留稿，但文字大致不错。

        因此我猜想陈垣先生大概曾受命令，写一封信给我，其中有这一段。这封信是用古文写的，因为陈先生不会写白话文。这封信到了北平共产党手里，共产党的文人就把这封信完全改成了白话，又把这信放大了许多可做宣传的材料，就成这封“公开信”了。

        就拿这开篇第一段来看，这里面就露出改写的痕迹，就露出伪造的证据。我写信给陈垣先生是在十二月十三夜，写完已在半夜后了。信是十四日寄出的；我是十五日下午四点以后才飞离北平的。十六日的报纸才登出我南飞的消息。然而这封“公开信”开篇就说：“去年十二月十三夜得到你临行前的一封信”，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我写信总在信尾标明年月日；这封信也标明“卅八，十二，十三半夜。”陈垣先生当然知道十二月十三夜他决不会“得到”我十三夜的信，但改写这信的共产党文人当然不主意这些小问题，所以他随笔改写白话时，先说“十三夜得到你临行前的一封信”，下文又说，“当我接到这信时，看报说你已经乘飞机南下了。”作伪的人不知道，从十三夜看到报纸说我南行，中间已隔了三夜两天半。所以我说，这封信开篇第一句就露出作伪的痕迹。

        改写这封信的人当然是以为聪明的文人，熟悉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可惜他太聪明了，太熟悉中共思想路线了，所以他把这封信改写得太过火了，就不像陈垣校长了！这信上说：“我最近就看了很多很多新书，这些书都是我从前一直没法看到的，可惜都是新五号字，看来太费力，不过我也得到一些新的知识。”

        这一段有两句话，很可能是这一位七十岁老人的口气。但改造这信的文人借这机会宣传那“很多新书”，越说越过火了。例如他说史诺的《西行漫记》，有这些妙语：“我爱这本书，爱不释手，不但内容真实、丰富，而且笔调动人，以文章价值来说，比《水浒传》高得多。”

        我想援庵老人不会替史诺的书对我作这样过火的宣传罢？更有趣的是他特别提到《萧军批评》：“读了萧军批评，我认清了我们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容易犯的毛病，而且在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改正。”

        萧军是东北人，他回到东北，眼看见苏联军队的横行，眼看见东三省人民遭受的痛苦，他忍不住写了一些婉转的公道话。因此，他触怒了中共，于是党中的文人群起攻击他，中共中央逼他公开的承认自己的错误。《萧军批评》是共产党实行杀鸡警告猴子的一本书。陈垣先生何必要对胡适宣传这本小册子？他何必要对胡适诉说他的忏悔，他的“不断的改正”？

        叫七十多岁的有名学者陈垣公开的说，“读了萧军批评，我认清了我们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容易犯的毛病，而且在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改正。”这正是共产党自己供认在他们统治之下，决没有自由，决没有言论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所以我说，假造陈垣公开信的那位党作家太聪明了，不免说得太过火了，无意之中把这位辅仁大学校长写作一个跪在思想审判庭长面前忏悔乞怜的思想罪犯——这未免太可怕了！

        再看下去，这信上说：“我也初步研究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确定了今后治学的方法。”又说：“说到治学方法，我们的治学方法，本来很相近，研究的材料也很多有关系，所以我们时常一起研讨，你并且肯定了我们的旧治学方向和方法。但因为不与外面新社会接触，就很容易脱不开那反人民的立场。如今我不能再让这样一个违反时代的思想所限制。这些旧的“科学的”治学的方法，在立场上是有着他基本错误的，所以我们的方法，只是“实证主义的”。

        这更可怕了！在共产党的军队进入北平之后三个月，七十岁的史学者陈垣就得向天下人公告，他的旧治学方法虽然是“科学的”，究竟“是有着基本错误的”！他得向天下人公告，他已“初步研究了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确定了今后的治学方法！”

所以我说，这封“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最可证明共产党之下决没有学术思想的自由。

胡适从没有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过，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早已超出了胡适所能理解、所能想象的范畴。我相信，即使在看了这封让他目瞪口呆、难以置信的“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之后，胡适对共产党本质和行径的了解与体会，也远远不如我们深刻和切身。胡适那时，共产党还没有总结出夺取政权的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更还没有李敖点石成金地道破这三大法宝原来是“党的谎言、武装暴力、阴谋战线”，即共产党是靠谎言、暴力和阴谋取得政权的。正因此，今天的我们，只要看到《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东西，就会不假思索地斥之为“胡说八道”，而当年的胡适却要开始将信将疑，继而认真、费力地去考证“公开信”的真伪。

虽然不论从胡适的分析、论证还是从对共产党戈培尔氏宣传手段的了解，都可以毫无疑问地肯定所谓“陈垣给胡适之一封信”是打着陈垣之名搞得一次文宣战役，用的是“拉大旗作虎皮”之计。这只不过是共产党此类策略实施中水平很差、质量粗糙的一次，虽然水平、质量虽极烂，虽然贬低了陈垣的层次、小觑了胡适的智商、污辱了学者的人格，但从道义上来说，也并非十恶不赦。但是，让人不能原谅的是，几十年来共产党的写手们却始终不肯实事求是，始终不敢自承其伪，始终继续欺世盗名，哪怕事实俱在、光天化日，仍然矢口否认、信口雌黄。发表在《胡适研究》第三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上，由陆发春撰写的“陈垣《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历史之谜的澄清”一文，就是其中典型。

陆发春的文章里说：

1990年6月，陈垣弟子刘乃和的弟弟，也是陈垣辅仁大学的学生刘乃崇，撰文《不辜负陈援庵老师的教诲》，评细地介绍了当年陈垣先生写《公开信》的经过：
        有一天，陈老又让乃和姐来叫我，我到他家后，他说他已经看到了新的社会，新的国家，读到了新书，这都是过去没法子知道的，因此愿意把所见所闻告诉那些看不到听不到的人，比如他的老朋友胡适之，就随国民党政府走了，就不可能知道北平解放后的情况。我告诉陈老，我在石家庄看见《新华日报》上刊登蓝公武与胡适的一封信，他立刻说胡适走前也给我写过一封信，说罢就取出给了乃和姐，当时陈老就与此柴师（指柴德赓，引者注）乃和姐和我们共同研究，决定也用公开信的形式把自己所见所闻的新气象写出来。经过陈老反复讲述自己的意见，并征求我们的意见，由乃和姐执笔写出，再经陈老亲笔改定。由陈老与乃和姐同去范文斓范老住处，请他修改。
        当事人刘乃和先生，1994年，发表《陈垣的一生》长文，也追忆了《公开信》撰写的经过：
        我们共同研究也想用公开信的形式，把他所见所闻的新中国的新气象告诉还不知道的人。陈老让我执笔写了文章，4月29日定稿后，送给刚来北平不久的范文斓同志修改，5月11日，《人民日报》以《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为题刊出。

        从文章引用的上述当事人刘乃和、刘乃崇的陈述可以看出有很大不同，虽然二人都强调信是由陈垣主动提出写的，但刘乃崇说：“陈老就与此柴师、乃和姐和我们共同研究，决定也用公开信的形式把自己所见所闻的新气象写出来。经过陈老反复讲述自己的意见，并征求我们的意见，由乃和姐执笔写出，再经陈老亲笔改定。由陈老与乃和姐同去范文斓范老住处，请他修改”；而刘乃和的回忆却是：“我们共同研究也想用公开信的形式，把他所见所闻的新中国的新气象告诉还不知道的人。陈老让我执笔写了文章，4月29日定稿后，送给刚来北平不久的范文斓同志修改，5月11日，《人民日报》以《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为题刊出”，并没有提到“陈老反复讲述自己的意见”、“再经陈老亲笔改定”云云。考虑到刘乃和是真正的执笔人，因此她的记忆更为可信。但即使是按刘乃崇的说法，信是“经过陈老反复讲述自己的意见，并征求我们的意见”，“再经陈老亲笔改定”的，一句“并征求我们的意见”把全部真相露了馅。当时，刘乃和、刘乃崇是为陈垣提供“传、帮、带”的党的代表，而陈垣是需要不断的、没完没了的忏悔、请罪、自污、糟蹋自己的“长期为帝国主义服务，思想模糊，敌我不分”，“愧对人民”的“井蛙夏虫”，这样云泥之别，只要二刘发表了“意见”，陈垣还会、还敢不全盘接受、照单全收二刘的“意见”吗？既然陈垣大撒手的让大刘执了笔，他还会自找麻烦的再“亲笔改定”吗？

那么陈垣为什么好端端的要主动提议写什么信，以至于既失去了朋友，又糟蹋了自己清誉呢？是他犯贱和喜欢受虐吗？陆发春在同一篇文章里的另一段，无意中道破了天机：

把陈垣动议撰写给胡适的“公开信”与北平解放初期的历史情境相联系，似乎更加合理。国共决战时期，双方都着力争取国内著名的“高等知识分子”。国民党方面通过傅斯年、陈雪屏等布置“抢救学人计划”，胡适不仅亲自打电话劝陈垣南下，还几次让北大秘书余逊（辅仁大学国文系余嘉锡教授之子，也是陈的学生）催促陈垣成行。陈垣三次拒绝国民党南下邀请，主要是自己的选择，也与周围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或进步人士做的工作有关。北平解放了，陈垣依旧做辅仁大学的校长，甚至“未尝一日废书，书案堆书如山”。但象他这种著名学者、有帝国主义背景的教会大学校长、国民党方面公开瞩目的人物，对新政权的表态是必不可少的。据说当时由解放区进城的态度积极的进步知识分子对陈垣是有一些议论的。正如北平解放初期与陈垣每周在一起开会，讨论工作的辅大教师张恒寿所言“北平解放了，以陈老的大学校长和著名老史学家的地位，必应有所表态。” 张贡献给老校长两本书：斯诺的《西行漫记》、冯玉祥的《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从解放区归来的刘乃崇，则把解放区的所见所闻尽述给陈垣；陈垣还找来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手拿放大镜，一字一句地认真阅读。学习新理论，听了新报告，再结合北平城内的新见闻，陈垣思想为之一变，“朝闻道，夕死可矣。”以此为思想背景，借助“公开信”的方式，致信与国民党站在同一阵线的老友胡适，规劝胡适脱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回归到人民阵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就此论之，表态的意味是较浓的。

原来如此！现在所有事实都水落石出，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

陈垣虽然在关键时刻把自己留给了共产党，没有跟国民党走，但小肚鸡肠、秋后算账的共产党是不可能就这么放过他的。“阶级清算”是共产党的信条和拿手好戏，其根源在于它的报复心理和迫害狂心态。我们草根树皮、雪山草地的九死一生，你他妈一直做帝国主义校长，受国民党优礼，今天我们终于坐江山了，你依旧舒舒服服当校长、做学问，有这么便宜的事吗？不折腾一下你，不糟踏一下你，不寒碜一下你，不敲打一下你，不利用一下你，你是别想混过去的。在上层这种态度下，于是有走卒们开始对“陈垣是有一些议论”，于是有党棍们开始抱怨“北平解放了，以陈老的大学校长和著名老史学家的地位，必应有所表态”，于是有小人们撺掇陈垣“对新政权的表态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在诗书礼仪、信义和睦环境下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旧式学者，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哪里受过这种压力？在领导、走卒、党棍、小人、打手的明令暗示下，胆小但不傻的陈垣就主动提出用给胡适写一封信的形式，以脱身求生。陈垣对党棍们谈了这一想法，党棍们一听大喜过望。陈垣告诉党棍们：信的意思就是歌颂党、歌颂新社会，批评胡适；具体内容怎么写，你们全权拿主意、措辞、成文，最后我署名。小党棍们写完后，按组织原则又上报大党棍范文斓，让他审阅签批。大党棍审定后，加上一个充满战斗性的标题《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送交《人民日报》发表。

        了解了全部事实，我们可以看到，胡适《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里，真是一个字都没有说错，一个细节都没有猜错。陈垣真是好可怜呀，不但和陈垣是多年好友的胡适同情陈垣，连我们这些素不相识者想起来都心痛他。

        就是这么铁证如山，共产党的写手仍然执迷不悟，懵懂无知。上述陆发春文章的最后的结论居然是：

        由上述两人的回忆不难看出：一、给胡适写信是陈垣自己的倡议，在报纸上用《公开信》的方式，则受刘乃崇所说的“蓝公武与胡适一封信”的启发。     三、此信写作的方式，是陈垣反复讲述自己的意思后，会同刘乃和、刘乃崇、柴德赓商讨，由刘乃和执笔初稿，最后由陈垣先生阅读定稿的，所表达的无疑是陈垣自己的心声。当年年轻的刘乃和先生能写一手让白话文提倡者胡适都认为是“很漂亮的白话文”，而陈垣以前是从来不会写白话文的，正是这一原因，让胡适首先觉得“在文字方面，这封信完全不是陈垣先生自己写的；百分之一百是别人用他的姓名假造的。”仅就书面文章的考证而言，胡适的考证堪称优秀。但揆诸于北平解放前后陈垣先生工作和学习的实际情形，对一个年届七十的学者来说，让弟子或助手帮助处理一些事务性函件，理属正常。远隔大洋的胡适，缺乏情况的了解，拿出考证大家的真工夫，作认真的书面考证，显得书生气十足，而“伪作”的结论，确实与事实相距太远。

        胡适写《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时，共产党的原形还未毕露，共产党的罪行还未昭彰；胡适死于1962年，共产党的“文化大革命”他永远不会亲眼目睹。但是，以胡适伟大历史学家的目光如炬和深刻洞察，在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还被愚弄和欺骗的时候，他就铁口至断：“这封《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最可证明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学术思想自由。”

我们可以想见，在陈垣离开人世的那一刻，他肯定会记起、也肯定会比没有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下的胡适更切肤地体会到这个断言意味着什么。

1949年底，在胡适赴美、陈寅恪留穗的同时，陈垣“顺应潮流”留在了北京。这3个史学大师从此诀别，各自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陈垣继续做辅仁大学的校长，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52年院系调整，天主教辅仁大学逃不过解散的命运，大部并入北京师范大学。陈垣续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同时还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59年陈垣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个时期，陈垣还有身体和行动的自由，但已经完全被剥夺了学术、研究、思想的自由。这位被胡适断言“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的陈垣，这位被伯希和称为“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当今中国历史学界最高权威”的陈垣，这位被陈寅恪赞誉其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之”的陈垣，这位被傅斯年评价“幸中国遗训不绝，经典犹在，静庵先生驰誉海东于前，先生鹰扬河朔于后”的陈垣，这位被毛泽东介绍成“我们国家的国宝”的陈垣，在“从贼”后的二十二年里，再没有什么像样的学术成果和著作，有的只是《斥奥斯汀侮辱中国人民》、《加强政治课程和时事学习》、《我在三反运动中的思想体会和检讨》、《遵循着斯大林同志的遗志继续前进》等等骇人听闻的表态文章；有的只是不断的、一次次的、重复的、没完没了的忏悔、请罪、自污：忏悔自己以前“所讲所学皆井蛙夏虫之见”，请罪自己“愧对人民”，自污自己“长期为帝国主义服务，思想模糊，敌我不分……”，把自己终身服务的辅仁大学大学说得一无是处。在长达18年的晚年生涯里，作为一个木偶和傀儡，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这位曾经的士林领袖和天下名士都被共产党按照需要尽情戏耍、屈辱和蹂躏，把他丑化成一个被自己成功改造和转变的旧学者的典型。

        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陈垣终于连人身和行动的自由也失去了。他被软禁，并在1971年6月赍恨以殁。

    在被“人民的政权”、“新的社会”、“解放区”所污辱、所玩弄的同时，真正惦念他、真正理解他的，还是他那些投奔“反人民集团”的朋友们。1972年他的老友汪宗衍将所藏自1933年始历时40余年的陈垣手书，精选出30余通论学函札，影印成册，题名《陈援庵先生论学手简》，由香港于今书屋刊行。这是目前刊印的惟一一部陈垣的手迹集，字体飘逸潇洒，俊秀精美，一气呵成，疏朗有致。

而胡适，则始终没有忘记他的老朋友陈垣。他非常担心陈垣在大陆的处境，几次托人打听他的真实情况。晚年胡适还向台湾的道教人士推荐翻印陈垣所著《南宋初年河北新道教考》一书。对于一个学者，又有什么比这种知遇、这种尊重更让自己感动的呢？

与陈垣的不幸相映照，出走大陆后的胡适在美国，在台湾，在世界各地，继续秉承他伟大的自由主义者的一贯精神，竭尽全力，使中国向民主的方向顽强迈进，在这种进程中，他知道，国民党是唯一可以依靠、唯一可以寄予希望的力量，因此，他声称“我要以我的道义力量，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他利用各种机会做民国政府的“诤友”，他直言上书请蒋介石不要竞选连任，他和雷震、殷海光办《自由中国》，甚至，他在一切场合旁敲侧击蒋总统：

1958年4月10日，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正、副总统蒋介石、陈诚悉数到场。蒋介石在致辞中赞扬胡适：“个人之高尚品德”，并号召发扬“明礼义，知廉耻之道德力量”。蒋介石致辞后，胡适讲话说：“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总统年岁大了，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谅他。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应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胡适侃侃而谈时，听众惊得目瞪口呆。事后，有朋友规劝胡适，认为他当时的态度和语言有些过分，但胡适不接受。

我们相信，在整个现代中国，只有胡适敢于如此“侮公卿、慢王侯”；我们同样确信，在整个现代中国，只有蒋介石能如此王者、宽宏、大度、优容地待胡适。直到胡适即死，蒋介石还亲笔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让胡适身后享尽哀荣。胡适不是蒋介石的股肱，不是蒋介石的元勋，不是蒋介石的王佐，甚至不是蒋介石的同道。但是蒋介石对胡适知遇之隆，优礼之盛，惺惜之切，心仪之深，即使刘备对诸葛亮也不过如此，堪称二十世纪一大佳话。当然胡适也没有辜负蒋介石，在风雨如晦、危机四伏、命悬一线、履薄临渊、稍错即毁、赤俄虎眈的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在所有中国知识阶层中，只有胡适巨眼先知、目光如炬，看出只有蒋介石，才有可能阻止中国陷入一场空前绝后灾难、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因此终其一生，对蒋介石不离不弃，死而后已。

所谓陈垣“致胡适之一封公开信”，是共产党夺权之后的第一次文宣攻势。这封信不光是对胡适的，也是对沦陷在和投奔到共产党统治区的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示威、下马威和杀鸡儆猴，目的是要告诉这些知识分子们：作为学界翘首、士林领袖的陈垣都驯服了、都俯首了，你们还有别的选择吗？同时，它也是为共产党计划中的、不久之后就要进行的对所有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整肃做好铺垫。

有人说陈垣“致胡适之一封公开信”，有着共产党希望争取胡适投共的目的，这完全是书生一厢情愿的想法。共产党的爱好和特长是“树敌”，而不是“爱才”。1949年4月22日胡适在旧金山发表谈话说：“中国政府如证明其力能抵抗共产主义，则不待求而美援必自至”、“政府仍有良好之海军与强大之空军，如使用得宜，将为阻止共产党进入华南之有力依持”已经使共产党对胡适恨之入骨，耿耿于怀地特地在“公开信”中罗列、记录在案，共产党又怎么能想到把胡适争取到自己一边呢？除非是把胡适争取回来然后加以迫害、侮辱。

    这篇粗制滥造的宣传品，不但在观点上荒诞不经，在叙述上到处欺骗，而且在基本事实上也充满无知和谎言。信中说：“读了史诺的《西行漫记》，我才看到了老解放区十几年前就有了良好的政治，我们那时是一些也不知道的。我深深的受了感动，我深恨反动政府文化封锁得这样严紧，使我们不能早看见这类的书。如果能早看见，我绝不会这样的度过我最近十几年的生活。况且史诺作这书的时候是1936年，那时你正在美国，难道你真没有看见过吗？”

       事实是：不是1936年的美国，而是1937年10月的英国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了斯诺的英文初版《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1938年2月10日，由胡愈之策划，林淡秋、梅益等十二人集体承译，以复社名义出版的《Red Star Over China》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孤岛上海问世。考虑到发行的缘故，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此书在短短的十个月内就印行了4版，在香港及海外华人集中地还出现无数的重印本和翻印本。陈垣要想看，绝对是看得到的，只是他当时根本没有兴趣。党棍们更没有想到的是，让更多中国青年“不能早看见”《西行漫记》的，不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化封锁”，而是共产党反动政府的思想专制。1949年后斯诺的书继续照耀世界各地，而在中国反倒被打入黑牢。《西行漫记》只是在1960年2月由三联书店根据复社版印了一小部分作为内部读物，限于内部发行，这还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斯诺第一次访华而特批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西行漫记》更难逃劫，被加盖严控之类印记，密封于图书馆和资料室书库中，禁止借阅。

这次文宣攻势短期里似乎成功了。但是，从长期看，从历史看，更深远的意义上看，这次攻势彻底失败了。这种失败是必然的，其原因正在于共产党对人类基本的价值、伦理、道义、良知、德行、准则、尊严和廉耻的无知、无视与践踏。

胡适以大学者的自信说：“陈垣先生的著作，我完全读过”。我相信，陈垣先生的著作，党棍们完全没有读过。不但如此，党棍们也肯定没有读过圣贤书。因此，他们无法了解陈垣的精神世界，他们无法理解知识分子的灵魂和尊严，他们无法想象出人类的友情和道德准则；因此，他们才会、才敢以陈垣的名义写出那些最无耻、最肉麻、最下作、最让人作呕的文字，以至失去了半点真实感；因此他们才会用这种最卑鄙的手段毁灭了二十世纪两位学术巨人几十年的公交私谊。

       这封欲盖弥彰、弄巧成拙的所谓陈垣“致胡适之一封公开信”，就是站在共产党自己的角度看，也起到了极其恶劣的影响、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这封信让全世界的华人知识分子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刚刚执政之始，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对知识分子的践踏、侮辱、蹂躏，就急不可耐地开始了剥夺自由的运作，而且剥夺的是学术旗帜、士林领袖的思想和精神自由。这封信更让胡适感到震撼，并得出最后、最坚决的结论：“这封《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最可证明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学术思想自由。”

虽然胡适基于坚定自由主义的立场，始终对共产党有着比当年其他知识分子更清醒的认识，比如，当共产党兵围北京西郊时曾对胡适有留下来可以做“北平图书馆馆长或北大校长”的利诱广播喊话，胡适不加理睬；比如，在北平陷落，人在美国时，胡适旗帜鲜明地声明：“我要以我的道义力量，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但是，也正是基于自由主义的温和立场，胡适对共产党还长期存在着宽容和幻想。据罗尔纲回忆说，胡适曾异想天开地写过一篇文章，主张把东北让给中国共产党，由他们去试验搞共产主义，试验好后，再行推广，“这篇论文他写了一个通宵，曾拿给我看过，但不敢用，感到很为难”。胡适的这一思想和主张，在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一书的59页上，也有反映。三十年代初期，史沫特莱到北平，曾会见过胡适等人。她在书里回忆说：在一次谈话中，“有一位（指胡适）对我说，应该拔给共产主义者一个省去实验他们的主张。如果证明切实可行，其他各省可以仿效”。

广州暴动满城被滥杀的无辜百姓尺骨刚寒，各地苏区肃反杀AB十万人的血海未干，富田事变的屠刀方落，王实味的冤魂不远，俄罗斯文明倒退几百年的惨剧上演正酣，胡适居然主张“把东北让给中国共产党，由他们去试验搞共产主义，试验好后，再行推广”，可见胡适并不是永远清明，可见胡适曾经多么糊涂、多么“乱命”！然而，就是这篇共产党下层打手们急功近利、承风希旨、求赏心切、乱干一气的《陈垣给胡适之公开信》伪作，却直接导致了胡适对共产党政权的深刻认识、完全清醒、彻底绝望和公开对抗。不久后，胡适又一篇反共文章《斯大林征服世界策略下的中国》成稿发表，就是这封公开信的直接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