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辩论之处仍然存在，但是到了200年基督教已经成为纪律严明的信仰，具有关于救赎的（相当程度上）清晰的规则。类似于大乘佛教，基督教相当独特，足以吸引注意力，并提供了乱世时通向救赎的实际途径，且十分熟悉，足可理解。有学问的希腊人甚至提出，第二波基督教其实和第一波的轴心哲学无甚差别：柏拉图（有些人称其为雅典的摩西）通过思考获知了真理，基督徒则由神启示了真理，但是两者的真理是相同的。
当高端国家机构开始崩塌时，主教们则处于相当有利的位置，从而填补了缺口，动员追随者建造城墙 、修路、和日耳曼劫掠者谈判。在乡村，声名显赫的圣人和任何佛教徒一样狂热地放弃了这个世界，他们成了当地的领袖。一个苦行者居住在埃及沙漠的棺材里，斋戒、和撒旦搏斗，同时穿着刚毛衬衣，因而在帝国声名远播。其人最著名的倡导者强调，“他从不用水洗澡以使身体摆脱污秽，也从不洗脚。”在叙利亚，另外一个圣人在四十英尺高（约十二米）的圆柱上一坐就是四十年，而其他的弃世者身着兽皮衣服，只吃草，（据推测，短暂地）过着“耶稣迷”的日子。
这一切让讲究的罗马绅士们感到离奇，甚至基督徒也担心那些狂热的人，这些人鼓动狂热的追随者，且除了对上帝之外，他们不向任何人负责。320年埃及的一个圣人帕科谬斯（Pachomius）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将当地的隐士集中到了第一所基督教隐修院，隐士们在他的严格戒律下通过劳动和祈祷追求救赎。帕科谬斯和中国的道安显然对对方一无所知，然而他们的隐修院醒目地相似，且具有类似的社会效果。在五世纪，当更大的体系崩溃时，基督教隐修院和女修道院常常是地方经济的支柱，在古典学识衰落时成为学术中心，并提供僧侣民兵维护和平。
基督教比佛教传播地还要快速。当耶稣在大约公元32年去世时，他只有几百名追随者；到了391年，当皇帝狄奥多西宣布基督教为唯一合法宗教时，逾三千万罗马人已经皈依，尽管“皈依”必然是个松散的词汇。一些受过很高的教育的男子和女子经历了痛苦的怀疑过程，在接受新信仰之前以极大的逻辑推理和毅力艰难地思考了理论含义。尽管如此，在他们周围，一夜之间基督教或佛教的创造奇迹者可以赢得数千人之多的民众。因此，所有的统计都是粗糙的。图6.9表示了这几个世纪以来分摊到整个中国和罗马帝国后基督教和佛教必然具有的“平均”增速。平均而言，中国佛教徒年增长2.3％，意味着每三十年翻番；而基督徒增长3.4％，每二十年翻番。 图6.9 人数：基督徒和中国佛教徒数量的增长（假定恒速变化）。纵轴为对数坐标。
图6.9中的直线向上走，而图6.1中的社会发展稳步下降。很明显的问题是，这里有没有联系？早在1781年，爱德华·吉本就面对了该疑问。他说，“没有惊喜，也不辱宗教，我们也许得知，基督教的引入对罗马帝国的衰亡有某些影响。”然而，吉本赞成的影响却不是基督徒自己乐意相信的那种。相反，吉本认为，基督教消耗了帝国的活力： 牧师成功地宣扬了忍耐和怯懦的教条；社会积极的美德被阻碍；仅存的一点尚武精神被埋葬到了修道院：公共和私人财富的一大部分被奉献给了慈善和信仰的似是而非的需求；而且，军人的报酬被滥施给毫无价值的善男信女，这些人只能拿节欲和贞洁的美德作借口。
忍耐和怯懦既是佛教也是基督教的美德。因此，我们是否可以拓展吉本的论证，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些看法（神职人员的本领战胜政治，天启战胜思考）结束了古典世界、许多个世纪以来压低了社会发展、并且缩小了东西方的差距？
对于这个问题，并非可以轻率地不屑理睬。不过，原著作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和第一波轴心思想一样，第二波轴心宗教与其说是社会发展改变的起因，倒不如说是结果。犹太教、希腊哲学、儒学、道家、佛教和耆那教均形成于公元前600年到前300年之间，其时社会发展越过了西方核心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崩溃时的水平（大致为二十四分）。它们是对高端国家重组和对世界失去幻想的反应。第二波轴心宗教则是此现象的翻版：当旧世界交换动摇了高端国家之时，人们发现了第一波思想的不足，救世宗教则填补了缺口。
除非图6.9中的平均增速极不准确，否则旧世界交换之前基督教和中国佛教仅处于边缘地位。然而，到了250年，约有一百万基督徒（四十个罗马人中大致有一个），很明显这是某种临界点。此时基督教开始实实在在地让皇帝们伤脑筋。基督教不仅在帝国一个最低潮期间和国家争夺收入，其要求绝对忠实的神排除了死后即为神这一折中方案的可能性，而长久以来此方案帮助统治者证明了其权力的正当性。250年德西乌斯皇帝开始了大规模的迫害，刚好在哥特人将其杀死之前。257年瓦莱里安皇帝发动了另一次大屠杀，其人却只是死于波斯人之手。
这些是令人沮丧的先例，而且很明显，使用暴力恐吓那些人们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些人的最高目标就是象耶稣一样可怕地死去。尽管如此，皇帝们断断续续地又尝试了五十年，试图彻底摧毁基督教。但是，会众以每年3.4％的平均速度在增加，到了310年代复利的奇迹将教会成员的数量增至大约一千万，帝国整个人口的四分之一。很明显，那是第二个临界点：312年，在一场内战进行到一半时，君士坦丁大帝发现了上帝的存在。君士坦丁没有试图遏制基督教。相反，如同五百年前其前辈和同样颠覆性的第一波轴心思想作了妥协一样，君士坦丁也作出了一个新妥协。他将大量财富转移到了教会，使其免税，并承认了它的僧侣统治。作为回报，教会承认君士坦丁。
在随后的八十年间，其余的人口皈依了基督教，贵族派人打入了教会的领导层，他们之间的教会和国家掠夺了异教徒的庙宇——当时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财富再分配。基督教是一种时机已经到来的理念。亚美尼亚国王在310年代皈依基督教，340年代埃塞俄比亚的统治者亦然。波斯的国王则没有，不过那很可能是因为伊朗的锁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亦称袄教，拜火教，波斯教）至少也在和基督教一样进行了相似的演变。
中国的佛教看起来也经历了十分相似的临界点。在图6.9中，公元400年左右信徒达到了一百万。然而，因为中国南北方境况迥然不同，信众增加的效果亦因地区而异。在混乱的北方，佛教徒趋向于居住在各国都，这使得他们极容易受到国王压力的影响。到了400年，最强大的北魏已设置了管理佛教徒的政府部门，在446年开始迫害佛教徒。与此相反，中国南方的佛教徒并未聚集在国都建康，而是散布于长江流域。在这里他们可以得到强大的贵族的保护而免于宫廷的侵害，并迫使皇帝让步。在402年一个皇帝甚至同意在他面前僧侣不必鞠躬。
图6.9表明，到了500年中国大约有一千万佛教徒，而当这个新信仰到了第二个临界点时，无论南方还是北方的统治者均和君士坦丁一样作出了相同的决定，慷慨地给与财富、免税，并给教会团体的领导人授予荣誉。在南方，虔诚的武帝资助宏大的佛教节，禁止献祭动物，并派遣使节到印度收集正经。作为回报，僧侣统治集团承认武帝为菩萨，即其臣民的救世主和救星。北魏的皇帝们则作了更好的交易，获得了选择佛教界领袖的权力，然后由僧侣宣告皇帝们是佛陀转世。君士坦丁会羡慕的。
是社会发展悖论，而非忍耐和怯懦导致了东西方的衰退与崩溃。某种程度上，这些衰退与崩溃承继了约公元前1200年西方的版本，其时扩张的核心引发了无人可以控制的一连串事件。然而，到了160年，社会发展的规模彻底重写了这一剧本，通过将东西方联系在一起而改变了地理，并产生了细菌和人口迁徙的旧世界交换。
到了160年，古典世界的各帝国比公元前1200年西方核心的面积要大很多，也强大得多。然而，它们原始类型的全球化引发的扰乱也同样如此。古典帝国不能够成功地应付它们释放的力量。一个又一个世纪以来，社会发展下滑。书写、城市、税收和官僚丧失了价值；当原有的必然之事行不通时，通过给古代智慧赋予新解，一亿人寻求脱离一团糟的世界的救赎。和第一波轴心思想一样，第二波观念是危险的，挑战了丈夫对妻子、富人对穷人、国王对臣民的权威。然而，权势之人再次同颠覆分子讲和，在此过程中重新分配了权力和财富。到了公元500年，国家更弱，教权则更强，而生活依旧。
如果此书写于公元500年左右，原著作者很可能会是长期注定论者。可以观察到，大致每一千年，社会发展削弱了自身，每前进两到三步，就会后退一步。扰乱变得更大，那时不仅影响了东方，也同样影响了西方，然而模式是清晰的。向前行的时候，西方拉开了和东方的距离；后退之时，差距则缩小。而且，这将一波又一波地持续下去，一浪高于一浪，西方的领先时有变化，然而却是注定的。
但是，如果再过一个世纪写这本书，情况则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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