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篇提到传统中国个个集团人数。 进士和高中级官员可以看成一个集团， 明清大体只占人口万分之一二， 举人，各种纳贡买官和下层官员可以看成一个集团， 人口占人口总数的千分之几。 再下面，是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集团。最后是占人口多数的百姓。让我们称这个站人口百分之几的集团为百分之几派好了。

传统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集团。如果说中国缺少“脊梁”骨， 一半问题出在这个集团。 如果这个集团或阶层朝气蓬勃， 中原王朝对外患内忧都有更好的对策。

但问题是，在王朝创建者心目中，基本没有这个百分之几的集团或阶层。 秦制基本设计，实际是个三层的机构。皇帝,官僚和百姓。 官僚如何和百姓接口，似乎从来没有提到议事上来。 明朝初年，按黄仁宇引证的材料， 官员轻易不得下乡。 官府行驶政权，靠得是征发的百姓。 被征发的百姓破产者众，最后能幸存下来的演变为胥吏，衙役这个集团。

欧洲骑士集团，日本武士集团本来也不存在， 也是社会演化的结果。这两个集团定型上升的过程，也是发展出独立精神和文化的过程。 欧洲有骑士文化骑士精神骑士准则，日本有武士道。  但有谁听过中国书吏衙役发展出独立行为准则？ 也许只有最上层的幕僚发展出一点点精神而已。

中国历来有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传统，因为这个百分之几的集团成为官僚和百姓之间的桥梁，作恶多端，千夫所指。

明清有人提议把书吏衙役开支等正式纳入国家财政， 但是朝议结果，事所难行。 一大原因， 皇帝或朝廷不愿提高税率， 宁可让这批人靠陋规生活。 这就意味， 这批人替朝廷承担了一大份税收的罪责。 老百姓苦于陋规，当然矛头直指靠陋规生活的胥吏。

不仅如此， 明清地方政府办公费来源也是陋规， 政府也不愿意把政府办公费列入国家预算。

有些官员指出，从百姓手里敛聚的陋规费只应用于公事，不能用于私人致富。但既然打开陋规这道门，放出了“魔鬼”，谁有能控制后果？ 在整个阶层靠陋规生活的大环境里， 谁又能防止个人发家致富？ 谁又能洁身自好呢？ 在清朝实践中， 最后陋规费高于官面税收， 陋规终于打垮了王朝。身处如此尴尬处境的政府下层“爪牙”， 又如何能发展出自己的精神，自尊和道德呢？

回到中国“脊梁骨”问题。 中国传统社会军队缺少能成为脊梁骨的下层军官和伍长。中国文官政府缺少政治可靠的文员和执行者。 科举本意只为国家提供上层管理人员，拔高了文人的期望，刺激了文人的野心， 但没有提供足够的职位。 科举更无法提供下层急需的人才。 从百姓征发基层爪牙，用陋规养之，在百姓和官府之间建造了一座烂桥。

也因此， 当中国需要改革的时候，多只是上层和文人一小伙人的呐喊， 和官僚又勾结又对立的百分之几集团从来没有改革的愿望。 王朝安危和他们又有半点关系？

顾炎武“郡县论八”开头提到明代蠹吏说“善乎葉正則之言曰：“今天下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 州縣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傳之子，兄以是傳之弟。而其尤桀 者，則進而爲院司之書吏，以掣州縣之權，上之人明知其爲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

明知其大害而不能去， 还能有什么指望？指望他们支持改革？

所以看起来庞大的帝国，其实并不能发挥出自己的力量，也经不住外来小小族群的一击， 更谈不上韧性。 缺少的是脊梁，缺少的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现在有人奢谈中国改革，但情况不多少有点类似？ 中国社会有多少靠陋规生活的人，他们真有什么理想，主义？ 欧洲骑士日本武士都可能演化出改革派， 但中国的百分之几派，可能吗？ 即使他们有愿望， 以他们和百姓的关系， 又能改革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