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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决策者能否争取主动权，摆脱晚清命运？ |
| | 作者祖宗三代都是“没退党的中共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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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决策者能否争取主动权，摆脱晚清命运？
《明镜月刊》崔武年
2012年8月18日星期六
新中国建立六十二年了。六十二年的历史大略可分两段。
第一段是前三十年的阶级斗争。党的威信很高，人民热情很高，但是，我们的领导集团——特别是主要领袖人物——基本上沈湎于“天然”的或曰“天命”的“代表人民利益”的臆境而不能自拔，我们的国家制度从人民民主专政退到无产阶级专政，从共同纲领退到党的领导，直到登峰造极的文化大革命！
接着是第二段，就是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领导集团终于在国家崩溃的边缘上清醒，终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终于开始改革开放了——但是，说句透彻的话，我们是在专制的原点上开始改革开放的！是的，“四人帮”被粉碎了，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了，可是产生“四人帮”、制造文化大革命的政体、政制没有改变！当然，经济建设很有成绩！改革开放很有成绩！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可是，中国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呢？中国的危机消除了没有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而且，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政治消费愿望的提高，中国的内部问题更复杂了，中国的内部危机更严重了！我们的领导核心已经进入“第四代”、马上就该“第五代”了——难道还是没有意识到中国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吗？难道就真的以为，这些问题仅仅靠着发展经济、延续时间就能够解决的吗？
晚清七十年！共和国六十二年！这是两段截然不同的历史！可是，在我这里却拿来做类比！有人会说“你居心险恶、会说”你恶毒诅咒”之类。没办法，一个“家天下”，一个“党天下”，我就是觉得太像。同样的历史大势和同样的制度挑战！同样的历史大势和同样的制度挑战之下的同样的“改革开放”！ 同样的“改革开放”中的同样的各项举措！同样的各项举措之后的同样的问题累积！后面是不是会有同样的政治进步和同样的政治命运呢？我不知道。我希望“进步”要有，“命运”别有。是的，我以为，政治进步的方向应该还是一样的，就是：摈弃专制——包括各种形式的专制，披着各种主义外衣的专制——走向民主，走向现代制度！具体的步骤、内容，应该更主动、更成熟、更前瞻——中国的精英和精英机构很多，这上面就不用我来饶舌赘述了。
我看得很清楚：直到现在，摆脱晚清命运的主动权，还牢牢地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再拖十年，比如说再指望有第三个乃至第四个“太平十年”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了。
一定要推进政治进步！这是一个积一百七十年的、整个有近代史以来的、数代中国人的、经过百转千回又始终锲而不舍的努力而尚未完成的历史任务！现在，这个任务已经落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身上了！我们正在振兴中华——这当然包括政治体制上的振兴！在这里，我篡改一句尽人皆知的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就是一句话：推进民主建设”！
四、抛弃“一党专政”是既定宿命
中国的改革里面究竟有什么宿命呢？我看，大致可以梳理出四个：
其一，经常讲“落后就要挨打”，很对；但是，还要再进一步说透：即使你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了，你的政治制度落后，也一定要挨打！你看，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晚清不是这样吗？上个世纪末的“苏东波”不是这样吗？这个世纪初的中东阿拉伯诸国不是这样吗？开始时，我说到了历史大势，我希望我们的当政者千万不要等闲视之；对这个“地球村”的环境和“村委会”的态度，我希望亲爱的同胞们不要仅仅当成是用“爱国主义”声讨的对象。的确，专制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辉煌已经是“昨日黄花”——这难道不是已经展现的再清晰不过的历史潮流了吗？抵制这个潮流，不管是谁，是什么风靡一时的主义，是曾经多么受人民“拥护”的政党、曾经多么受人民“爱戴”的领袖，都是要失败的！都是要被人民抛弃的！都是要成为历史的垃圾堆的！这大概是一种必然的宿命。
其二，一百几十年前的晚清统治集团对历史规律是没有认识、也不可能有认识的；但是，凭着一种爱国心，凭着一种求生的本能，他们也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非常奇特的是，我们共产党人在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之后，所做的许多探索，许多开创性的工作，究其性质来说，好似老祖宗们的翻版——取得的物质成绩当然千倍、万倍地胜于我们的前人，可是，精神成果呢？精神成果难道就真的比我们的前人高明？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老祖宗们是不可能对历史规律有认识的，但是，一旦感觉到了规律的严酷性，就接受了它——尽管不自觉，尽管为时已晚；一百几十年过去，人类社会已经是地球村了，已经是信息社会了，这个规律已经平白似水、透明如镜了，我们的领导人还在这个问题上犹豫踯躅，“王顾左右而言他”。我说，如果真有一个“周期律”的话，这是要耽误事的！这里面也有一个宿命，很危险！充满着万千的偶然性！
其三，刚刚说到了“周期律”，不知道这个因为没有民主而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怱焉”的周期有多长？不言而喻，在中国社会一定会是很长的——可是，那是在封闭的前提之下，是在闭关锁国的前提之下。现在，大概就说不好了。当然，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有短的，比如秦，比如隋，比如元，那就太残暴、太专制了，所以，即使是在中国，最多也都只维持了一百年左右的光景；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六十二年了，虽然有过一些不好或不那么好的时候，但是，现在还可以，老百姓虽然经常骂娘、骂贪官污吏，但是，日子还是好过了，还是越过越好了——所以，现在是推进政治进步的好时候！干这个事，我们比晚清要有条件多了！如果一定有一个“宿命”的话，我宁愿相信，这个宿命是能够摆脱的。
其四，还要说到晚清——晚清统治集团接受“立宪”，据说主要是因为慈禧太后听进去了一句话，就是：如果“立宪”了，“皇上可以世袭罔替”！这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事了。我想问的是：在一百多年以后，也一定要找个让共产党的领导“世袭罔替”的办法，才能推进政治进步，才能真正甩脱那个“周期律”吗？若如此，那可就真的是死路一条了！明确的说，时下，我反对革命——革命是体制外的力量冲击并且推翻体制，是“在野的”通过暴力或者阴谋把“在朝的”赶下台，革命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只追求今天不负责明天！所以，什么民主革命、民族革命、工人革命、农民革命、颜色革命，我统统反对。我不希望革命再在中国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发生。我希望一切变化的发生方式都是和平的——但是，一切应该发生的变化都应该而且必须要发生。不过，如果所有的变化都要以“世袭罔替”为前提的话，那可就真的进入了一百年前的那个“宿命”了！那真是很可怕的！这个“宿命”，我看还是坚决不要的好。
最后，再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话“指导”一下我的题内之意。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家、列宁的启蒙导师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于1999年11月30日面世，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出版的2000年第二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刊载了这个遗嘱。遗嘱中说：“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实施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列宁很清楚这一点。既然如此，布尔什维克除了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就别无道路可走。但是，通过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能否迅速发展生产力和建成公正的社会呢？当然不能！这只有在民主的条件下，在自由的自觉的和结合个人利益的劳动的基础上才能做到。”普氏的话，对我们现在牢牢掌握着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十分不中听的；但是，对“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引自十七大《党章》）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批判、抛弃“一党专政”，真正地带领中国走进民主、走进现代国家制度——走进真正的长治久安，不正应该是自己即定的宿命吗？
正文到此为止。
五、“特权利益集团就在党内”
还有几句话，要专门说及：
第一，我先声明：我不是“原中组部老干部”，更不是“原中组部老领导”，我只是曾经在中组部工作过，最大的官做到处长——是在前胡总书记和前赵总书记的时候。在前江总书记的时候被调出中组部——叫做“调出要害部门关键岗位”——那是1990年10月的事，算下来已经有二十一年啦！所以，我现在的所有行为与现中组部无关。
第二，我不是“搞理论”的。工作几十年，我基本上是一个实际工作者。退休以后，倒是想挖掘点余热，做一些研究了。有时写点东西，那是纯属玩票。
第三，我和网络的关系，原来衹是下下棋，摆摆黑白子，后来，发展到设了信箱，在朋友之间收发邮件等等。没有博客、微博。一般来说，网站我也是不上的。两个月前，发了那个“十三点”，被朋友告知说：有很多批你骂你的文章，集中在“乌有之乡”，云云。于是，有幸光顾“乌有之乡”。找到一些，感觉有的不错，观点不同，还在说理；有的就不敢恭维了，“膀爷”而已。但是，我一概不做应答——“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比如他们，比如我们，百家争鸣嘛。
第四，我说过，我家到我是三代共产党。对已经远去了的有理想追求、有人格魅力的老一代共产党人，我永志不忘！他们有着光明磊落的信仰！他们坚守着自己矢志不渝的信念！他们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忘死、前仆后继的奋斗精神，我顶礼膜拜！我认为，他们的一切都已经熔铸进我们中华民族宏大的文化和文明之中了！但是，对共产党现在的状况，我实在是没有几句好话可说。前毛泽东主席搞四清、搞文革的时候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在党内”——这话肯定不对：那么现在改几个字，叫做“特权利益集团就在党内”，我看要是“公投”的话，肯定大多赞成。
第五，所谓“文责自负”，我说的话，我发表的观点，我当然负责。
（2011年12月16日于北京，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明镜月刊》第26期）
作者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前处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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