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潘景寅当副驾驶时拉过几次江青
我是河南巩义人，1959年8月，我读高中三年级，很顺利地通过了飞行员考试，那一年我20岁，接到通知书的时候，我还在地里干活儿。当时全市的高中应届生被挑中了3个，由于身体、技术等原因，最后只有我一个人飞了出来。正式入伍后，我被分到涿州的空军第六飞行学院，当时叫第六航空学校，从初级教练机苏制雅克-18飞机开始，学习驾驶歼击机。
1964年，4年的航校学习生涯结束，学员基本上被淘汰了一半，两个班合成了一个班，被分到了空军第34师，也就是唯一担任国家专机任务的专机师。毛泽东建国后第一次坐飞机是1956年从北京飞广州，当时就是专机师的苏制里-2飞机担任的。
当年能被挑进专机师的，当然都是“根红苗正”，我在学员班任班长，很快就被选拔出来学习飞相对先进的苏制“伊尔-14”。经过一段集中训练后，除了给老飞行员做副驾驶执行任务之外，我也可以自己担任机长单独执行任务。在我刚刚完成夜间的飞行训练科目不久，我又被调到专机师的第100团。100团是专机师主力团，重要任务都是由100团来执行的，比如毛泽东1956年从北京飞广州，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坐飞机，就是我们用苏制的“里-2”专机送的。100团的主力机型是苏制伊尔-18，这是当时最好、最大的专机。当时周总理出访一般都用这个机型。因为执行中央领导一级的任务，在部队里多少有些优越感，感觉像“御林军”一样。
1970年初，中国从巴基斯坦引进4架三叉戟飞机。当时负责去巴基斯坦交涉买飞机之事的，是34师副师长潘景寅。回来后，也由他牵头组建了三叉戟中队，他的副手是陈联炳。那时我已是伊尔-18的中队长，就成了我们班唯一被挑出来训练飞三叉戟的人选。我们组成一个三叉戟空勤中队，我任中队长。我们一起到广州白云机场接受巴基斯坦方面的培训。
三叉戟的飞行性能比伊尔-18要好，它的飞行速度也不亚于现在的波音和空客，但缺点是耗油量过大，进入上世纪90年代就逐渐被淘汰。但在当时，因为三叉戟采用涡轮喷气式发动机，而且位于飞机尾部，不但飞得快，噪音又小，江青很快就看上了三叉戟，成为第一批乘客。
我给潘景寅当副驾驶拉过几次江青。江青坐飞机有一个特殊要求：飞行起飞前不准在地面滑行，飞机只能停在跑道上待命。此刻，其他飞机一律不能起飞、落地。我记得有一次回北京落地后，同样要停在跑道上。当时正赶上北京刮大风，我们从飞机的窗口往外看，王洪文、姚文元、张春桥等人穿着军大衣在跑道旁边接机，冻得直跺脚。但江青还是不慌不忙在飞机上洗漱，大概过了20多分钟才下了飞机。
江青每次出行，要带炊事员、医生、卫士、护士等一大堆人，我们专机也有自己的服务员。有一次飞行结束后，我们的服务员告诉我们，在飞行上她看见江青的服务员沏好咖啡后，把手伸到咖啡杯里试温度，她很惊讶地问为什么，江青的服务员说：“咖啡热了不行，冷了也不行，我又不能自己喝一下来尝温度，所以只能这样。”还有一次江青想从广州去上海，但上海下大雪，天气条件不利于飞行，但江青坚持一定要去，最终惊动了周总理，总理不同意飞。江青说自己的衣服没带够，又派专机从北京给她送了一趟衣服。
最后一架，也就是第4架256三叉戟是在1971年夏天交付给我国的。是我带领机组和机务人员去广州负责交接。
